齐格蒙·鲍曼是本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角色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本书旨在揭示现代型世界观及现代性知识分子策略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揭示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这种世界观及其策略遭到挑战，并且部分地为另一种被称作为后现代型世界观及其策略所取代。

深入挖掘日本走向战争深渊的缘由终始，揭秘美国“耻辱之战”的前因后果
非虚构写作典范，自海量资料和深度细节中披沙拣金，震撼再现战争场景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美国不是创立于1776年7月4日，而是1941年12月7日。那一天，由航空母舰、驱逐舰和小型潜艇支援的354架日本战机突然猛烈袭击美国珍珠港，造成2 403人死亡，重创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188架战机。珍珠港事件是太平洋战争的开场，迫使美国结束长期以来的孤立主义政策，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彻底改变了二战的走向和国际政治的格局。
克莱格•尼尔森为写作本书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近5年的研究工作。本书展示出战争中美日双方恐怖、混乱、暴力、悲剧和英雄主义攻击的异常丰富的细节。我们会看到水手、飞行员、军官、外交官、将军、天皇、总统，不同立场与角色的人，在世界历史上这个令人震惊的戏剧性时刻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也会看到当日军飞行员飞临夏威夷时，被旖旎风光打动而拍照留念；当日军轰炸机群呼啸而过时，“内华达号”的军乐队仍浑然不觉地吹奏着国歌；当“俄克拉荷马号”被鱼雷击中时，巨大的震动触发一台留声机播放起流行的爵士乐；当轰炸机俯冲投下致命炸弹时，日军飞行员却对地面的美国士兵露出微笑；当被毁的“亚利桑那号”开始下沉时，年轻的水兵必须立即选择是与军舰一起沉没还是跳入燃烧着柴油的水域……
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作者追踪1941年之前数十年的草蛇灰线，从美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分析导致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必然和偶然因素。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打开日本国门，到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到五国海军会议，再到二二六兵变，以及二战爆发后美国和日本的微妙关系。最后，本书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即悲剧的不可预见性以及该事件延续至今的影响。
编辑推荐：
1. 1941年，深陷中国战场的日军资源难以为继，转而向东南亚的英美利益范围开战，珍珠港事件爆发。而美国的加入改变了二战的走向，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二战的一部分，太平洋战争的结果也奠定了时至今日的亚太政治格局。
2. 本书基于大量原始史料，作者的研究小组汇集整理了近100万页的文档，同时从日美双方的视角进行考察，使本书具有超强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可靠性。
3. 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脉络，回溯至20世纪初，通过日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探讨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战争，美国的孤立政策如何走向结束，日美之间以及与苏、英、法、中等国的利益关系，日美之间的文化误解等问题，深入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
4. 通过梳理大量史料，还原战争细节，不仅翔实描写各部队和战舰的作战情况，更展现出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处境，促使人们反思战争、政治与人性。作者是多次获得重要奖项的非
虚构作家，使本书具备了更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Ｔｅｌｏｓ）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１９７６），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１９８２）。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１９８２），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ｕｔ ｔｈｅｒｅ）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ａｕｄｉｅｎｃｅ，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ａｕｄｉｅｎｃｅ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ｔｒａｎ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１９８５，２）。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１９８８，５［２－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Ｓ．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Ｔｅｅｓｓｉｄｅ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１．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１９８８年５［２－３］）。
２．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２４）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３．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Ｈ．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Ｂｅｒｌｉ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４．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Ｄ．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Ｍａｉｓｏｎｎｅｕｖｅ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Ｌ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Ｓ．那希及Ｊ．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６．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Ｔｉｌｂｕｒｙ，１９８７）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１９８７，４）。
７．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Ｌ．Ｊ．Ｍｅｉｒｅｓｏｎｎｅ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ｃ，１９８９）。
８．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Ｗ．Ｒ．Ｇａｒｒｅｔｔ与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ｒａｇｏｎ Ｈｏｕｓｅ）。
９．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后现代条件下的知识问题”，涉及了19世纪末以来.受到科学、文学、艺术行为原则影响的文化状态，对现代的评论的正确性和真实性提出质疑，指出后现代的科技发展向人们提供了权力的增长，使知识变成了商品，成了决策的因素与手段。技术标准并不能判断真实与正义，在分歧中产生了相对临时的、制约性的真理标准。

《后现代转向》一书是对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理论概括与解析。“后现代主义”从被人唾弃到如今炙手可热，经历了什么？后现代主义批评第一人伊哈布·哈桑教授在本书中对整个后现代主义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原始概念到理性阐发，从前瞻性观点到回顾性判断无所不包，集合了哈桑教授三十年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化的研究成果。
此书内容丰富、理论前卫、资料翔实、角度多元，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进行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开掘，而且书中多变的版式、字体也与其研究对象相呼应。全书有10节，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的序幕”包括了第一章“沉默的文学”，主要描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发端及发端之前的种种文化铺垫。第二部分“后现代主义概念”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通过对纷繁万象的后现代主义概念的辨析，确定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内在不确定性”。第三部分“后现代文学和批评”则包括了第五章至第八章，主要例举、评析了最重要的代表作（既有文学的，也包括批评）与代表性人物。最后一部分“后现代主义的尾声”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则主要对整个后现代主义当今的发展状况作了评述，并对其整个发展过程作了总结与展望。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第二部分：1914—1923年列宁论革命的辩证法、1954年至今：列斐伏尔、科莱蒂、阿尔都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参考文献、索引等。

当下谈论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阿里夫•德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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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院“讲学社丛书”第二辑，美国汉学权威、左翼前沿理论家德里克开启“梁启超纪念讲座”
面对全球现代性中过剩的历史与 匮乏的未来，对中国知识界百年变革作批判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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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中国化”困境，如何启发社会科学在对中国文化之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调和中，从西方的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
——改革开放至今的儒学复兴、国学热潮，是否已经足够警惕欧洲中心主义，却忽视了与资本主义的合谋？这一“历史的复兴”怎样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倘若拒绝质疑发展，中国能否输出真正可复制的“中国模式”？会不会成为美国衰落后的世界新霸权？

本书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夫·德里克研究无政府主义的专著，讨论无政府主义自晚清传入中国直到1940年代最终消亡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中国早期革命家，如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等受无证府主义影响的情况，填补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空白。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心是孤独的猎手》是作者麦卡勒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一举成名的作品和最具震撼力的代表作。
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美国南方小镇，漫长沉闷的八月。一个总是温和微笑的哑巴，午夜的咖啡馆里喝着冰啤酒的人们，黑人对于自由的隐忍与矛盾的苦痛，期望改革的人疯狂绝望却又依然坚定前行的决心……这是一个孤独到极致的故事，最深切的爱也无法改变人类最终极的孤独。

一九四〇年春夏相交之际，在气候宜人的六个星期时间里，仅仅由于一场战役的全面失利，一个世界强国崩溃了。它是世界第二强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民主国家，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每一个人的第二故乡”。全世界惊愕而迷茫地注视着希特勒的军队击败了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的法国军队。这是怎么回事？对于我们其他人这又意味着什么？
六月十七日，纳粹德国取得胜利三天之后，威廉·L.夏伊勒以一名中立国记者的身份到达沦陷的巴黎。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他一直在法国的国内国外工作着；他对纳粹德国进行报道已达六年之久。此时，他开始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对其作为一名见证人在这些不幸而恐怖的岁月里的所见所闻进行长期的考证和深入的阐述。一九六〇年，经过十余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该书因其对纳粹德国在这一历史转弯处所扮演之角色的最完整最权威的记述，受到学者及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赞许。接着，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大量档案材料进行了几乎又一个十年的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一部同样权威的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物质与精神衰亡史的专著。
本书借助对历史背景的展示，叙述了一九四〇年法国面对希特勒军队的溃败，而历史背景本身即有助于阐明溃败的原因。在夏伊勒描绘着最后一役的激动人心的章节里，充满了新鲜并令人震惊的史实；法国军队与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加起来在数量上超过了德国军队；他们的武器装备也优于纳粹军队；当法兰西战役结束时，法国空军所拥有的作战飞机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多。而在战争的背后，他耐心地研究了滋长着困惑、无奈和玩世不恭情绪的人民、他们无能的领导人和将领，以及已经消耗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实力与强盛的古老而不可思议的腐化堕落。他与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如保罗·雷诺和爱德华·达拉第交谈过，还与许多将军、外交官、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进行了交谈。他查阅了由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搜集到的堆积如山的二战以来的证据和机密文件，查阅了战后审判法奸——特别是贝当和赖伐尔——的大量资料，查阅了一九四〇年曾被纳粹军队缴获过的法军总司令部和法国外交部的机密文件以及法国外交部当时开始公布的同类文件，同时查阅了足有数百位男士（和一些女士）的回忆录和日记，这些人在那场毁灭第三共和国的灾难中，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本书补充并完善了《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戏剧性叙述，已经与之一起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巨著。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是西方重要的政治思想典範，
淵源於古典時期希臘與羅馬的政治思辨，
並且在文藝復興之後，與現代民主政治及憲政主義結合，
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歷史的軌跡。
在清末民初，也曾經對中國的政治意識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追溯西方共和主義的思想史，分析的對象包括亞里斯多德、西塞羅、馬基維利、盧梭、孟德斯鳩、《聯邦論》、西耶思、康德、黑格爾，以及當代的政治理論家鄂蘭、施密特與史學家史金納。
作者蕭高彥以「史論」的體例，詳細地分析每一位思想家的時代背景、問題意識、概念架構，以及論述精義。本書呈現了古典共和主義以權力平衡為核心的政治藝術，以及現代政治變遷的過程中，共和理念與憲政主義以及人民主權分別結合之後所產生的「憲政共和主義」與「民主共和主義」的對立與辯證發展。全書最後以共和主義來分析台灣的憲法政治，提出超越於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外的觀點。

本书以较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了美国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是一本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一戰過後，帶給歐洲的不是和平，
而是一連串悲慘的戰亂，
並宣告「歐洲內戰延長」的時代到來！
★ 20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百年必讀佳作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年度好書
★ 獲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協會（WW1HA）頒發湯姆林森獎（Tomlinson Book Prize）
★ 市面上唯一一本探討歐洲所有戰敗國之作
★ 民主為何沒有帶來和平？本書解釋為何帝國滅亡後反而內戰四起
★ 特邀臺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伍碧雯作序推薦、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惠民背景導讀
一戰可說是歐洲秩序混亂的開端：
極端主義出現、大型帝國瓦解、民族革命四起，
讓歐洲人民落入比一戰更悲慘的暴力循環中，永無寧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大部分的歐洲人以為一戰僅是將原本巴爾幹地區與奧斯曼帝國的混亂情勢導正，迎向更穩定的局面，可讓人民回歸和平無爭的生活，沒想到戰事不僅讓全歐洲淪陷戰場，還持續了四年之久，而一九一七年以降，戰爭本質轉變，以消滅異己為目標，視暴力為唯一手段，也為往後的歐洲革命戰亂埋下伏筆。
因此，一戰的終結並未帶來和平，對戰敗國的人民而言，反倒陷入更殘暴、更恐怖的戰亂之中。從戰敗國所處的東歐、中歐到東南歐連接形成「弧形暴力地帶」，在這些國家及地區，因大帝國的瓦解而分裂成小型民族國家，當中極端主義崛起、內戰頻傳、民族革命四起，甚至發生跨國武裝衝突，導致歐洲內戰延長。進而醞釀未來二戰發生的種子。
這是一部還原戰敗國人民再度身陷戰火的悲慘故事。作者葛沃斯將焦點放在戰敗帝國，他蒐集這段時期各種資料、文獻，重現史實，試圖完整探討當時歐洲各戰敗國的狀況：各國是如何結束一戰，又是如何開啟戰後的內戰與革命。若能釐清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間的戰亂真相，就能了解歐洲二十世紀的暴力循環的運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原由的背後祕辛。
專文推薦
伍碧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背景導讀
周惠民│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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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周雪舫│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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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前後歐洲各個社會積累的暴戾能量，其摧殘力道，實不低於二戰原子彈的威力，也使得本書句句血跡，頁頁暴行。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百年，葛沃斯教授的論著逼著我們直視這些真實發生的醜惡殺戮事件。在上一世紀，民主政治曾經很偽善，民族主義確實很危險，共產革命製造了大災難，眾多的B咖政治人物放縱社會的仇恨膨脹，他們讓這段血色歲月更加腥紅、深紅！」──伍碧雯（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就中歐、中東歐、東歐及東南歐而言，一戰似乎並不結束於一九一八年年底，即令歐陸西半部煙硝漸息，然而歐陸東半部，包括中歐的德國、中東歐地區由原德意志第二帝國、奧匈哈布斯堡帝國及俄羅斯帝國解體後所誕生的新興諸國，以及東歐的蘇聯內部，卻仍因內部政黨對立、少數民族及政治疆界等問題而持續爭戰不已，這些種種負面因素，甚至成為引爆日後二戰的潛在根源。
作者羅伯．葛沃斯鉅細靡遺地爬梳解析了這段從一戰末期至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歐陸東半部各國內部及國際間糾結錯綜的各項複雜因子形成之所由，從中得以清楚觀察出，爆發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間的二戰悲劇，其深層之因，實係源自一戰後期至終戰後歐陸東半部國際新秩序的安排失當使然。」──杜子信（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書，葛沃斯告訴我們一段未被關注卻是重要的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隨著德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協約國締結停戰協定，人們以為脫離戰爭了！實際上其後數年多處充滿著血腥衝突，有內戰，有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諸如驅逐不同民族與宗教信仰者、領土的爭奪、屠殺無辜人民的手段等皆勝於往昔，為二戰的恐怖鋪設道路。作者使用多國檔案，是一本治學嚴謹的學術作品，其文筆流暢，細膩地再現一個個暴行，令人膽顫心寒但也發人深省。」──周雪舫（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葛沃斯的著述不僅重要，而且及時，讓我們不得不反思史家們經常忽略的一段時期和一塊戰場。研究紮實。」──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羅伯．葛沃斯在《不曾結束的一戰》一書中精準披露，對於許多大戰戰敗國與人民來說，衝突與流血的歷程直到一九二三年末才結束。本書以包羅萬象的原始史料和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填補了一大片的畫面。」──布蘭登．希姆斯（Brendan Simm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這一本對全歐規模的亂局所作的報導，讓人更容易了解『秩序』何以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歐洲，成為時人心目中最嚮往的標的，甚至超越了自由……本書幫助我們了解為何鮮少有戰爭會走向這麼嚴重的結果：一旦某個社群暫時把本能上、社會與司法規範上對殺戮的反感擱置下來，要恢復正常就變得相當困難。」──馬克思．黑斯廷斯（Max Hastings），《週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葛沃斯用發人省思的引文與故事充實了《不曾結束的一戰》一書，拼湊出一段關於二〇年代晚期時戰時和的複雜故事，讓光線穿透陰暗角落。這本書令人戰慄，提醒人們某些地緣政治斷層線有多麼桀敖不馴。」──辛克萊爾．馬凱（Sinclair McKay），《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
「融合了節奏明快的敘事與流暢的分析，處理這場發生在四個破碎帝國的土地上、發生在希臘與義大利，以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戰時西線兩側的動盪。葛沃斯對細節的掌握令人印象深刻，他揭露了中歐、東歐與東南歐的情況跟不列顛或法國大相逕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屠殺場面絕對沒有在一九一八年末畫下句點。」──托尼．巴柏（Tony Barber），《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本書不僅重要，說服力十足，而且敘事精采懾人。葛沃斯披露遭人遺忘的戰後暴力，是如何構成歐洲墮入黑暗的關鍵一步。」──亞歷山大．華生（Alexander Watson），《BBC歷史雜誌》（BBC History Magazine）
「清楚、深入說明一九一七年至二三年間哈布斯堡、霍亨佐倫、奧斯曼與羅曼諾夫帝國突如其來的崩潰，以及其繼承國家艱難的誕生過程。」──《戰爭史評論》（History of War Reviews）
「對世界大戰後動搖歐洲所有戰敗國的動亂所做的一流研究。葛沃斯在這份調查範圍廣泛、筆調明快的報告中，探討了整個中歐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動盪。充分解釋民族主義者與法西斯團體之所以興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搭好舞台的原由。」──《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不漏洞拉是越南話「從今以後」的音譯
是難民潮的標記，也象徵越南船民渡海的絕望、希望與聚散飄零……
「從今以後，香港已對越南船民實施新政策。從此，凡因經濟問題以船民身分設法進入香港者，將被視為非法入境。非法入境者不可能移居第三國，他們將被監禁並等待遣返回越南。」——一九八八年，香港政府向越南船民解釋新的難民政策的廣播文
上個世紀七〇年代，基於對共產黨統治的恐懼，以及政治與經濟上受到的種種壓迫，大批越南人逃出家鄉，跨越海洋，試圖尋求新生活。這樣的一群人，被稱為越南船民（the Vietnamese Boat People）。七○年代至今，世界仍不斷發生一波波令人震撼心痛的難民潮，成為國際必須共同合作面對的人道問題，而從援救、難民營到收容國的機制，就是從越南船民開始的。
在海上沉浮的船民們，據聯合國統計，大約有二十萬到四十萬船民死在海上，獲得救援者，往往也在各難民營與收容國間輾轉，希望獲得西方國家的移民資格，不幸的遭遇讓馬來西亞比東島被稱為父老悲痛島。當時，被指定為第一收容港的香港湧入大量船民，讓原本人口密度就已吃緊的香港更顯逼仄；船民與香港人之間，固然有摩擦與扞格，但收容越南船民的義舉，卻也成為香港史上最大的人道救援行動。
本書作者黃雋慧是香港出生的七〇後，在一九九七年政權移交前移民加拿大，認識了幾位同樣移民當地的越南船民。同為離散的移民者，卻曾是收容者與被收容者的不同命運，喜歡歷史的她因此展開對船民記憶的考察之旅，以七個越南家庭第一手的訪談資料，保存一段在世代交替間記憶逐漸滑脫的歷史。
本書特色
＠越南船民的第一手口述歷史
有關於越南在國際出版上的呈現，多半以越戰為主，難民潮至今只是印象式的記憶，以及當時國際會議的處理，本書作者深入採訪越南難民網絡，呈現當時船民搭船的逃難細節，以及各國難民營情況。本書呈現真正的第一手資料，甚至超越目前國際版權市場所能提供的出版品。
＠不間斷的難民潮及衍生的思考
二〇一三年開始，大量的難民從敘利亞逃出湧向歐陸與土耳其等國，三歲男孩趴在沙灘上的屍體，以及美麗月光下漂浮的難民船震撼了全世界。其實，自聯合國難民公約擬定六十六年來，難民浪潮從未停止，一場戰爭或是局勢改變，就會讓原本安居的人們在一夕間失去根底，而在無須流亡的國度中，接納難民以及給予身分，也是不斷在擴大中的問題。越南船民的那一段過往，除了是必須被記載的歷史外，移民的安置與融入，對於面臨難民問題的各個國家來說，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官方的詮釋以及生命史的對照
越南船民的故事，曾經在上個世紀六七〇年代，因為符合臺灣當時的政治需求，在島內以「南海血書」喧騰一時，但後來「血書」被疑為偽作，人們的記憶則在世代間隱去。由中我們也可看見歷史的荒謬性：因為合於政治環境所以被大肆宣揚，因為不再合用就棄置不顧，但是難民們個人的生命史並沒有因此就不值得被閱讀，人性的醜惡與無私，往往在極端狀態下更被彰顯。史觀轉換的荒謬本質以及人抵抗橫逆奮鬥的過程，構成了本書不一樣的閱讀魅力。
＠東南亞二十世紀延續至今的問題
經過二十世紀的分裂與殖民動盪，東南亞各國在歷經發展與倒退之後，在二十一世紀重新回到全球化的舞臺，成為經濟大國眼中的發展應許之地，臺灣政府在面對中國與國際市場的困境時，也把前進東南亞市場做為重點項目。然而我們並不曾建立對東南亞脈絡的立體認知，甚至因為移工引進，造成偏頗的刻板印象，因此，如何從出版的角度，逐步建立對東南亞的深刻理解，以及與臺灣的關係，這本書會是其中一個入口。
名人推薦
廖雲章（曾創辦四方報，現為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劉致昕（商周、報導者特約記者）
劉吉雄（紀錄片導演）
黃宗鼎（天下雜誌獨立評論、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本書以美蘇對抗為背景分析蘇聯政治體制及崩潰，研究和歸納蘇聯政治體制的特徵，對美蘇兩國的對抗歷史及其影響展開分析，從兩國之間的互動來揭示蘇聯政治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
共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對蘇聯僵化的政治體制的六個特徵及演變原因進行分析。運用當代著名社會學家杜爾克姆的社會團結理論和科塞及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對赫魯雪夫時期的改革與失敗、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停滯以及戈巴契夫時期的改革與失敗作了探析。
下篇主要闡述了美蘇對抗蘇聯政治體制的負面影響——使蘇聯的政治體制得不到修復的時機，最終走向演變。首先分析美蘇從對抗到冷戰的過程，並對美蘇對抗的歷史和根源進行簡要地疏理。

西貢僑報報人親筆撰述，赤裸呈現大時代下的越南報業史，同時也是二十世紀共產黨的侵略史！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台港報業年鑒》統計資料顯示：「越南堤岸（即西貢堤岸區）出版之華文報刊（僑報），數量之多，水準之高，為臺灣、香港外的第三位（大陸未在統計之內）。」
僑報，絕不是暴利行業，甚至不是發財行業；卻是極具風險的事業。
1945年8月，越南共產黨奪下北越，建立政權；自此，西貢僑報也從此被捲進了歷史，萬劫不復。這是南越「反動」政權幾番更迭都沒有達到的目的，「革命」政權一舉便達到了；而且是一次最徹底的滅絕。
相信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報人，會像西貢僑報報人承受那麼大的壓力和痛苦，承擔那麼大的風險和「罪責」！
【序　哭僑報】
一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中午時分，以西貢為首都的越南共和國覆滅！
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中午時分，在西貢出版的十一家中文僑報被集體封殺！
越南共和國從此走進歷史。
西貢僑報也從此走進歷史。
我何其不幸，見證了這歷史。尤其悲痛的，是見證了十一家僑報中的一家（確切的說是兩家：一日報一晚報）被封殺的全過程。就恍如看到了自己的親人怎樣被人一刀一刀的虐殺，然後「親視含殮」！
那一刻，我的心在哭泣！我的心在滴血！
二
西貢僑報伴著我成長。
西貢僑報更是將我從一個懵懂少年，栽培、錘煉成為一個正直的新聞從業員。
西貢僑報有我知遇的恩人，有我的良師益友。
沒有西貢僑報，便沒有今天的我。
早在我孩提時代，先父便是僑報的忠誠讀者，每天都要閱讀僑報。偏偏我們住在近郊，不容易買到報紙，先父便每天給我一個「任務」：在上學途中，給他買一份僑報；不管什麼報，但一定要買到。哪天買不到，哪天他便悶悶不樂，若有所失。這是我最不願看到的。但近郊沒有固定報攤，要買報紙只能靠沿途叫賣或派報的報販。叫賣的報販行蹤飄忽，不容易遇上；派報的又大都騎自行車，一閃而過，容易「失之交臂」，又經常沒有多餘的報份可買。這樣一來，買僑報便成為我每天的「艱巨」任務。
但我「樂此不疲」，除了喜歡它的挑戰性外，還可藉此「炫耀」。那時讀報之風還不盛，同學、老師天天見我手執報紙，都對我「另眼相看」，滿足了小孩子的虛榮心；另一方面，我也有「先睹為快」之感，每天把報紙瀏覽一遍，雖然並不認識多少個字，只能讀讀大小標題，似懂非懂，但久而久之，也養成了讀報的習慣。
就這樣，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僑報每天都陪伴著我，直至後來我成為一個新聞從業員，僑報和我的關係就更為密不可分了。
三
我熱愛文學藝術，熱愛新聞工作。僑報在這兩方面都給了我很大的滿足和很多機會。
我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提高，在提高中接受新的挑戰；循環不息，希望不斷，憧憬不絕；生活充實、豐富、精彩！
僑報報社不但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更是我躲風避雨的庇護所。
當拉兵 的魔掌上窮碧落下黃泉般虜掠時，僑報掩護了我。
當戰火將我的家業付諸一炬後，僑報庇護了我和妻兒。
我不僅以報紙為業，更以報社為家。
我將個人與報社融為一體；我們同呼吸共命運！
但晴天霹靂，南越變色，西貢變天。當歷史大逆轉、時代大倒退的序幕剛剛揭開，集體封殺僑報竟成為丑表功者 的重頭戲。我親眼目睹僑報在明火執仗下被劫收！在長槍短銃下斃命！
我彷彿看著親人被集體屠戮！雖然不見淋漓的鮮血，卻死得很淒涼，死得很屈辱！
我見證了這令我椎心泣血的歷史性的一刻！
四
三十多年過去了，這歷史性的一刻，常在我腦際浮現。
三十多年過去了，似乎還沒有人為這歷史性的一刻留下任何記憶；但另方面，卻有人藉著權勢賜予的話語權，肆無忌憚地歪曲這段歷史，竟將十一家僑報的集體被封殺，強說成「全部自行停刊」。這不啻將「集體他殺」誣捏為「集體自殺」！
與此同時，當前還有一種很時髦的論調：主張集體失憶，拒絕回首過去；要一切向前（錢）看，大步向前（錢）走。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利益需要，來決定對歷史的態度。也許我對僑報的感情太深，也許我太執著「飲水思源」的訓誨，我無法遺忘，也無法緘默。為了填補這歷史性記憶的空白，更為了還原歷史的真實，我義無反顧地站出來作證，並莊嚴起誓：我的每句「證詞」，都是百分之百的真話；我的每段回憶，不管現在還是將來，對自己還是對別人，都不會感到內疚！
五
在這本書裡，我還以較多筆墨論述僑報五十七年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歷程，有早期、中期及近期，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艱難困苦。五十七年來，雖說也有發展也在壯大；但始終離不開「掙扎求存」的挑戰。可見僑報的存在充滿變數，危機四伏，極為嚴酷！
然而，幾許風雨泥濘，怎樣坎坷曲折，都熬過去了；最後，卻逃不過政治魔掌的野蠻追殺和徹底滅绝！
能不令人悲憤填膺！
能不令人唏噓痛惜！
──二○一一年孟冬　於美國奧羅蘭市

中美關係破冰起點詳解，世界大國談判你來我往的一手見證！
一趟比人類登月更不可思議的訪問；
一場撼動冷戰格局的世紀大地震；
一齣耗時三年製作、卡司超強的劃時代外交大戲。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成功踏上中國領土，為一九七九年的中美建交鋪下坦途。出發前，他曾引述美國太空人在月球留下的碑文：「我們是為全體人類的和平而來。」然而，這趟看似不可思議的外交震撼彈，其實是中美雙方耗費三年精心布局、意在打破冷戰格局的世紀會面。
一邊是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是長期協助蔣氏政權、堅決反共的美利堅合眾國，是什麼讓意識形態壁壘分明的兩國決定攜手改變世界？在為期七天的訪問中，兩國領導階層又做了哪些事情？美國方面何以為了尼克森下機時該不該穿大衣、該不該主動握手、第一句話該說什麼傷透腦筋？中國方面又是怎麼決定接機團的規模、怎麼規定人民對外賓車隊經過時的反應、怎麼將美國總統首次訪中的新聞淡化處理？改變世界的七天，歷史究竟如何成形？
作者以戲劇般的步調剪輯這場世紀外交，以特寫鏡頭深入關鍵角色的性格，以慢鏡頭重播促成當年國際情勢的歷史事件。在時空交錯、鏡頭轉換之間，讀者方可領會中、美兩國在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流與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