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茂树的《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一部分，即“财政结构的集中与分散”，是以清代的财政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正额财政的集权构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正额财政之外又广泛存在着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以此认识为基础，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并分析了18～19世纪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首先概述了清代财政的基本情况，论述岁入和岁出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倾向；其次，从宏观角度考察了17世纪中叶开始的经济变动，分析了财政收支情况与经济变动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在18世纪的100年间，尽管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但正额财政的实际规模却不断缩小。同时，由于州县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存留银”不断削减，而各种性质的“劝捐”﹑“摊捐”又层出不穷，导致地方官府财政日益窘迫。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地方政府扩大了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项目的范围和数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认为：在财政体系中实行“原额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课征的增大，并会造成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同时，作为当时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馈送”、“规礼”等官僚之间的私人赠送广泛存在。财政负担的不均衡和吏治的颓败使利害冲突更加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倾覆。
第二章及第三章剖析了京饷、协饷和酌拨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过程。清朝中前期，一直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正额财政制度。但在太平天国时期，随着酌拨制度的崩溃，开始摊派京饷与协饷，清朝财政呈现出分权化倾向。到19世纪后半叶，实际上确立了以各省总督、巡抚控制的省级财政为中心的地方财政体系。
在这种地方财政体系中，外销的经费占有核心地位。第四章重点讨论了外销不断扩大的过程，并说明了随着外销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围绕着外销经费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不断扩大。光绪九年（1883），朝廷以支付京官津贴为名，要求各省将部分外销款项送交户部饭银处。中央政府与各省为此发生纠纷，山西巡抚张之洞力主保护各省权利。通过张之洞的议论，可以发现外销款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名分”。而且，在省级财政的外销款项之外，基层政府机构的经费仍然依靠各种附加税和非法捐税，官员中饱私囊的状况也一直存在。
《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的第二部分“徭役与财政之间”，具体地考察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在不同时代财政体系中的形态与演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来透视各个时代财政的历史特点，并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新的探索。
第五章以15世纪中叶赋役改革中创建的均徭法作为具体考察的对象。在实行均徭法之前，杂役是在有负担能力的人户之中进行点佥，而均徭法则规定杂役由轮年应役的里甲各户承担。以往的研究认为均徭法推行的目的是完善里甲组织的税、役征收体制。但是，笔者认为，均徭法的具体应役方式并非以“赋役黄册”为依据，而是另造“均徭文册”或“龙头鼠尾册”等簿册进行派役。由此可知，均徭法是利用里甲组织来实现十甲各户轮流当役，而不是将每个甲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派役。明代的里甲组织虽然承担税粮征收责任，但是，在征收正常财政开支以外的地方性事务经费和徭役的过程中，里甲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应付各种负担。
第六章探讨了里甲组织及里长的徭役负担问题。见（现）年里长承担很多职责，其核心是“催办钱粮”和“勾摄公事”。到现在为止，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者把“勾摄公事”解释为承担里内及官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然而，从元代到清代，“勾摄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官吏用语，专指诉讼过程中拘唤被告﹑原告和人证等事务。这里的“公事”并非指里长承担的各种事务和费用。里长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要遵行官府的命令，承担“钱粮”和“刑名”之役。按照明初确立的财政制度，明代的上供物料和地方政府的“公费”等额外负担本来不由见年里长或十户甲首承担。然而，永乐年间以后，随着财政支出的膨胀，上供物料和“公费”等成为中央和地方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这些额外的费用大大加重了里长的负担，超越了其支付能力。为了规避重役，有些人户采用诡寄和花分等手段，逃避里长之役，从而造成了“役困”问题。由此可知，明代所谓的徭役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于正额之外的各种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也要由里长和没有优免特权的庶民承担而造成的。
第七章讨论一条鞭法在财政史上的意义。“一条鞭法”不仅统一了维持地方官府运作的各种徭役（四差），又在《赋役全书》等财政簿册中把这些费用作为定额列入地方存留。同时，原先的许多额外负担也被归入正额之内。一条鞭法推行的结果，削减并固定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经费，目的是杜绝地方政府利用徭役征收所具有的弹性来获取额外收入。17世纪中后期，随着军事开支的增大，财政日渐窘迫，并且一条鞭法以外的各种徭役名目则再一次扩大。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造成了地方官府财政经费不足，导致了正额之外的附加性或追加性征收项目与数量日益膨胀，而不断增加的额外负担又不均衡地加之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这样的结构贯穿于明代的财政。清代财政和明代的财政虽然在岁入与岁出方式上有所不同，明代实行的是现物财政，而清代实行的则是银钱财政，同时，在有无法定差役制度这一点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如果着眼于财政结构和原则，就会发现明清两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即僵化的正额部分与具有很强伸缩性的额外部分形成互补关系。
本书的附篇则概括地说明了近代中国财政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内战与外侮频仍，其财政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出现过“没有地方的中央财政”，也出现过以附加税作为原资的县财政，在附税征收过程中还出现过包税制。而厘金制度废除后，各种“苛捐杂税”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清代以来财政体系的延续。

本书通过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深入浅出地对世界的部分典型国家进行观察和描述，从中选取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这9个国家作为分析的模型，以生动简洁的语言从历史、制度、政治文化、现状、争论等5个方面讲述公民需要了解的“国家常识”。
作者将国家的历史、地理与当代的发展现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用大量篇幅追溯各国的历史，穿插地图直接展现各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并且着重阐述了历史源流与地理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变迁、制度的变更与当代议题的发展的影响。在叙述过程中，作者还强调了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特性、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制度。

本书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两位俄国青年，列夫和斯维塔。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他俩拆散了14年，他们人散心不散，坚守着爱情。列夫在斯大林的劳改营中挣扎求生，他和女友秘密通信有1200多封。奥兰多·费吉思以这些密信为素材，写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两个坚强的人，生逢乱世，在腥风血雨中呵护着爱情，坚贞不渝。

1922年夏，苏俄政府开始对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系统的驱逐行动，此即震惊世界的“哲学船”事件。八十年后，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事件始末终于大白于天下。 本书“档案文件选译”部分，系编者在莫斯科访学期间，自俄罗斯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汇编而成。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被驱逐者的见证”部分，摘选自流放中的学者、作家的日记和回忆录。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来了。作者品雅特海和他那一大家子，一共十八口人，像全市二百多万人一样，被强制赶出柬埔寨首都金边，在监管下开荒种地。随后两年，柬埔寨简直成了一个大监狱农场。品雅特海一家人被赶来赶去，最后流落到柬埔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大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任由红色高棉凶恶的干部驱使。家人一直吃不饱，贫病交加，备受折磨，至1977年初大多死去。品雅特海决定带着妻子翻山越岭逃往泰国，把六岁的儿子纳娃托付给别人照看。可是妻子因林中失火迷路而亡，品雅特海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逃出生天后，他想念失散的儿子，悲恸不已。
书中记述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对自己1975-1977年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段骇人听闻的非人生活的回忆录。这既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

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是洛维特流亡日本期间，为了争取哈佛大学怀顿图书馆的征文奖金而写作的，该次征文邀请德国的流亡者将1933年前后在德国的印象写下。当时可能因为内容不符主办单位期望而未得奖，此份书稿遂也被遗忘多年，直到洛维特遗孀整理遗稿时发现，终于在1986年于德国出版。洛维特在书中记录了自身早年的知识形成与纳粹主政后被迫流亡的经历，除了展现哲学家如何理解纳粹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从德国到意大利、日本各地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动。伽达默尔曾说：“洛维特是小故事的大师，这项才能并未因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丧失。”面对景仰的师长海德格尔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洛维特的叙述依旧锐利清楚。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在中国官场，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官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女人”，也有“一个女人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高官”这种奇特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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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怨气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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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
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

本书从宏观上全面分析了中国明清以来近400年人口激增对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走向未来丛书》之一。

本书作者曾以《现代化的陷阱》红遍大江南北，在戊戌变法百年祭时，她写下了《一个世纪的漂泊》，记录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终结。当然，作者生活在当代，她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对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大潮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变化，人们的生态和心理所承受的不同冲击，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和研究。她立足经济领域，但视角朝向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色彩，她在不断地考问：“我的精神故乡在哪里？”由于有了“人文关怀”这一与广大读者跨学科的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内容简介：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后来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庞大的群体，至1980年代消失。三十年问，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在“文革”时期，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唯因家庭出身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正对待，甚至备受歧视，在读书、就业、迁升、调动、参军、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璋碍重重，历尽坎坷。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特约来自全国的二十余位作者，其中有“钦犯”子女，有一般“狗崽子”，有文化人，有半文盲，他们分别忆述各不相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专书。《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提供的私人生活史，是共和国历史的组成部分；除了历史学，对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New Yort,1976.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省交界的寺主， 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

“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次女章诒和回首往事，并以此书献给已在天国的父母。书中描述史良、储安平、张伯驹、聂绀弩、康同璧、罗隆基等的起落沉浮，由诸多片断入手，组成一个个悲壮的场景，仿佛是一幅壁画，浓彩重墨间呈现出历史的真、人生的幻……
此书亦是一群经历旧社会、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这不是一本“好看”的书，因为它本来不是让别人看的”。这是一个学者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思想历程，用最平实的笔触记录下当时的一切。
顾准勤于读书、思考和写作。他是我国最早系统论证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的必然性，并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尽管是些浅白的常识，这在当时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他后半生贯穿了惩罚性劳动和人身侮辱，但是他在精神上丝毫没有颓丧，相反，逆境和严酷的现实让他从根本上思考历史前进的规律（如果有的话）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倾注了全部的精力，致力于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马恩理论研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价值难以估量。

一家花店、一块三明治、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一个户口、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长乐路长约3.2公里。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了下来。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
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的那些风起云涌。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我想到在大理遇见的那些人心中的梦想，想到亨利在街对面的高楼里分享的有关中国的梦想。我想到了现下充满意味的“中国梦”。
我想到麦琪里的老康、“陈市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只想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平静安生的日子。
我想到50年代王明一家的通信，想到60年代冯叔和傅姨建设新疆的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在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梦的手段和自由？

本书是2009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宪政前景论坛”参加者的文集。此次论坛汇集了来自法学和其他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的一流学者，主办者提出的会议主题是：“讨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涌现的最具挑战性的宪政问题”，旨在“通过回顾这些宪政问题，促进反思改革以来的成就，并为中国社会转型探明前进的方向” 。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法治的现状与前景作了评析和展望，为我国宪政前景绘制蓝图，为促推改革寄以热切期盼。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宪政派学者的一次重要聚会和议政。本书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名家云集、视野开阔、洞察深刻、立论新颖、论证系统、思想厚重的作品。

《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为政治学与法学耆宿张佛泉先生有关宪政与民主、自由与人权等问题之论著汇集。全书概分上、中、下三篇，凡二十五章。上篇以“宪政与时局”为名，收录先生发表于《国闻周报》的政论时评，涉及民族主义、行宪守法与国族建设诸方面，展现了法政学理与现实社会的种种纠结；中篇为“无法出让的权利”，凡时论二十二篇，侧重基本权利学理的讨论与社会应对，尤其关注于选举权利之推行与民主政治途径的探析；下篇则为“自由与人权”的经典言说，缕析自由概念在宪法乃至宪政上的重要地位，擘划邦国秩序，规制基本人权，阐明“自由之确凿意义——诸权利即诸自由”之意。全书所辑文章，大体按照时间顺利呈列，俾窥张佛泉先生思想发展之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