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无法被例行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所消化和解决，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演变成刑事案件的纠纷。书中对15起以农村女性为犯罪主体的“民转刑”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通过对这些特殊案件的回溯，将案件之前的纠纷放置到生活世界中，探讨纠纷因何而起、为何激化。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洞察农村女犯人们的生活逻辑，试图了解她们是如何看待问题、理解纠纷的，感受她们在纠纷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经历和抗争。

《铁屋中的呐喊》是海外研究鲁迅的一部名著。它吸收和发展了西方汉学界鲁迅研究中的 前人成果，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全面研究，从心理 上对鲁迅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索。书中所描写的鲁迅不仅仅是高声呐喊的斗士，也是一个 活生生的人，他有着丰富复杂感情内涵，有爱也有恨，有希望也有绝望，对中国传统有继承 也有“抗”，并在这些悖论与矛盾中抗争前进。�

《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作者、反乌托邦的先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生中却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或许会令不了解政治光谱变迁的当今读者有些困惑，但对于奥威尔来说，这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巴黎伦敦落魄记》是奥威尔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纪实性作品。对英国殖民体制感到彻底厌恶绝望后，奥威尔的文学梦在几经挫折的情况下终于首度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巴黎和伦敦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奥威尔为自己曾经为殖民体制服务的忏悔和救赎之旅。奥威尔曾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忠实信徒，或许奥威尔刻意选择流浪和挨穷是对自己能否坚持贯彻社会主义理想的考验。巴黎和伦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繁华之地，社会底层的贫穷和困顿令人触目惊心。奥威尔愿意深入社会底层，与劳苦大众平等相待的真诚态度在英国左翼文学作家中实属另类，也正是这份精神，使《巴黎伦敦落魄记》读来分外真实，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서점 가족의 눈으로 본 80년 오월에 대한 증언이자 살아남은 자들이 이어간 또 다른 항쟁에 대한 기록을 담은 책이다. 5·18항쟁을 언급할 때 항쟁 최후의 거점이었던 전남도청과 더불어 빼놓을 수 없는 공간이 있다. 바로 녹두서점이다.
이 서점이 문을 연 기간은 1977년부터 1981년까지 불과 4년 남짓. 하지만 15평의 조그마한 책방은 5·18항쟁 당시 광주의 고립된 시민들을 위해 수많은 대자보와 전단을 만들며 정보를 전달해준 상황실이자, 항쟁에 참여한 시민들의 주린 배를 채워주는 간이식당이었으며, 윤상원을 비롯한 지도부가 항쟁 방향을 두고 치열한 논의를 이어간 회의실이었다.

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
選擇未來，唯有改變。
讀懂韓國！了解台灣！
由韓國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的紀錄片《共犯們》，報導韓國兩大公共電視台的罷工實況，在影片的最後，本書作者、長期參與罷工的李容馬，被問到行動的意義時，回答說：「在黑暗的時代，我們沒有選擇沈默，這就是意義了。」書中也提到有人問他為何不退出工會，他回答：「我沒有那樣活過⋯⋯」
韓國兩任總統李明博與朴槿惠以政治力干預新聞編播，促使KBS和MBC兩家公共電視台記者為爭取新聞自由大舉抗爭。雖然有強勢的工會力量做為後盾，但記者們付出的代價卻是將近十年的青春年華，還有往後的新聞生涯。一直到2017年12月初工會的發聲與抗爭終於獲得逆轉勝，全員復職。
本書為2012年，身為MBC工會宣傳局長的李容馬記者，為了訴求公平報導，與其他工會成員一同策畫為期170天的罷工活動，最後卻因此遭到解雇。爾後，他又被醫師診斷為腹膜癌末期。即使是重病纏身，仍未澆熄李容馬記者的希望，他一邊奮力地與病魔抗戰，一邊著手為兩個雙胞胎兒子寫的書。
透過本書，李容馬訴說自己一路以來所生活的世界，以及這個世界未來該有的走向；記述著他曾經歷過的韓國現代史（如民主化運動等），並以將近二十年的記者角度，融合曾經採訪過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政治等領域的經驗，分析韓國社會與媒體的弊病所在，除此之外，也向讀者傳遞「為了讓下一代可以在更加自由平等、充滿人情味的社會生活，韓國國民必須團結起來」的信念，自始至終他堅持相信「世界可以改變」，變得更好！
近代史上與韓國有著許多相同軌跡的台灣，作者所看到的韓國歷史與社會糾結，以及他為什麼要奮鬥打破的熱情和動力，不啻是提供給台灣的鏡子，可以讓我們對照現況，思索如何改變自己的世界。

歐美漢學家分佈在全球，若要收集他們的資料大不容易，所以學界對這些漢學家的了解也相當有限，本書收錄歐美漢學家二十四人的生平傳記和他的專長特色，可供青年學者研究歐美漢學的入門書之用。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童年生活、傳統文化的薰陶、日本軍校、蘇俄考察、黃埔練兵、黨內外政治鬥爭的縱橫捭闔，煉就了一個有著一定道德操守、喜愛哲學、具有相當學養、靠著槍桿子起家、性格相對保守、複雜多面的蔣介石。
蔣介石是甚麼人？革命者，反革命，堅守傳統的保守分子，隨機應變的機會主義者，愛惜羽毛的政治家，拔擢於叢林中的軍人，都是，又都不盡是。固執和靈活、溫情和剛硬、堅毅和軟弱，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常常會呈現於蔣介石一身。雖然，仔細追尋，或許可以在這其中發現孰主孰次，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關注未必就會得到相同的順序。
本書本著客觀、真實、全面、公允的原則，從蔣介石的日記、著作、檔案和實踐活動中，從人格、思想、精神、修養層面研究蔣介石，對蔣介石的精神世界做出了令人信服、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是一本深入、全面了解真實的蔣介石的著作。

蒋介石是个什么人？革命者，反革命，坚守传统的保守分子，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爱惜羽毛的政治家，拔擢于丛林中的军人，都是，又都不尽是。固执和灵活、温情和刚硬、坚毅和软弱，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常常会呈现于蒋介石一身。虽然，仔细追寻， 或许可以在这其中发现孰主孰次，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关注未必就会得到相同的顺序。

中央苏区史，在中共党史中是一段“别样的经历”。中共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

抗日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国共内战从未远离我们。对于这两场战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它宏大的一面。然而，战争终究是由普通人承担的，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这两场战争中一个很小的截面，即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农民是如何走向战场的，以及他们走向战场之后面临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痛苦和挣扎，也可以看到传统、乡村、革命和战争如何在普通人身上交错。

《翻身》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缩影。全书共分7部，前2部介绍张庄的历史，后5部介绍工作队进驻张庄后所了解的情况以及领导那里的农民所进行的斗争。作者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河北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其领头人耿长锁 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深入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960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作者集中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以后在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减租减息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分析了这先后进行的改革对农村社会及农民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它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进而探讨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
本书作者分别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来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学者，他们从1978年开始在五公村、饶阳、石家庄等地进行调查、访谈，查阅相关资料，先后与几百名农民及各级干部交谈，查阅了众多的有关档案等原始材料，从而搜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整个研究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同时，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资料，停留在一般的叙述介绍之上，而是将五公村作为华北农村社会近代变迁中的一个典型，将其放在变动中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运用各自学科的理论，探讨这一变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现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从而使本书既有一般叙事的可读性，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本书对于我们了解、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农村问题，极有参考价值。
读者对象：近代中国历史、社会史、农村问题等研究教学工作者，中共党党史教研工作者等。

历史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但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的场所”（sites of memory），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的记忆”（institutionalized memory）。而这种记忆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新一代公民的认同：我是谁？我与国家或民族（国族）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与外国（族）的关系？
在国内，人们很少将历史教育与公民教育联系起来。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教育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对某种历史观的确证和展开。当这种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后，历史教育几乎等同于爱国主义教育。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学的历史课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出具有现代视野和价值观的、充分知情的公民。这就是本书所要揭示的内容：它不是简单地讨论历史教科书的技术问题、纯知识性问题和审查制度问题，它将历史教科书及其承载的民族历史记忆上升到公民身份、公民认同的高度来考察：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因而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或反过来说，某种历史记忆会塑造什么样的公民？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历史教育，包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其对于民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至关重要。

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英国内阁办公厅从一战期间创设至今的详尽历史，同时囊括了其11位内阁秘书长的多彩经历，他们是变幻莫测的英国政治图景中长久存在且隐藏于幕后的一派政治力量，深刻影响着英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的走向。
该书围绕着内阁秘书长的角色及其与首相、文官群体和各大臣间的关系重点展开论述，深度分析了内阁办公厅如何承担众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如支持首相并为其宣传造势、达成必要的交易、危机管理等，从而凸显其在塑造可问责、有担当的政府中的重要角色。

简介：
雷蒙·阿隆根据当今工业社会的现状,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后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日益模糊，因此工业社会中的斗争主要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前 言
1962年,当我发表《工业社会十八讲》的时候,我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些课事实上是于1955至1956年间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曾由大学文献中心把授课内容用速印机油印出来。直到今天我仍拒绝把讲稿原封不动地出示给更广泛的读者。我把我迟疑的理由立即告诉读者。这些课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研究的机会,是学习的工具,它们启发一种研究方法,勾画出一些概念,提供一些现象和见解。讲义中保留着而且不可能不保留讲课和即席发挥的痕迹。这些课程事先没有撰写成文,因而是口语形式的,难免有缺陷,事后尽管做了修改,以减少其不足之处,但不可能彻底消除。”
《十八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国外多家出版社表示要将它翻译出版,这促使我决定发表这第二册书,然而我仍然要重申关于前面那本书所做的提醒。本书的十九讲是于1956至1957年间在巴黎大学教授的课程。分析阶级斗争是继分析工业社会之后进行的,虽然对阶级斗争的分析本身是自成体系的,但是读者只有把两册书看做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才能充分抓住分析的依据和意义。我对工业社会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曾使一些评论家感到意外的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进行对照的做法,在我看来都将因研究的展开而得到证实。对于工业社会的研究本身不是终结,它应该作为先导,引入另一项研究,即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的对于阶级关系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再导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这将是第三册《民主和极权》的内容。
同时,我很愿意用几句话来回答某些评论家对我的一个指责,应当说他们是出于好意,如米歇尔·科利内和罗贝尔·康泰。为什么我没有把本属于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东西,即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用语,归于他们的名下?如果我意欲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历史性的概述,显而易见,我必然会去参照圣西门主义者或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如同我在其他情况下已经做的那样。然而这不是我在《十八讲》中前四讲所要表述的意图,在那里我仅仅想粗线条地勾勒我打算遵循的方法,同时我也想提出把托克维尔预见的逐渐资产阶级化和马克思预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两者进行比照。关于托克维尔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工业社会(在他所访问的美国当时尚不存在工业社会)的目击者这一点我很难不知晓,尽管米歇尔·科利内煞费苦心让我明白。但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未来社会的见解比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看法要更加正确,本书要证实的正是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坐井观天地看待西方社会,所确认的也是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决定了我选择上一个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并展现他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为的是将它们与本世纪的现实进行比较。
把圣西门主义者阐述的题材与现实加以对照也并非没有好处和教益。我在论述有关战争的主题时正是这样做的,我引证了奥古斯特·孔德。然而当涉及圣西门主义者时,会出现两类困难:如同亨利·古耶在一些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亨利·德·圣西门本人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难以将奥古斯丹·蒂埃里、奥古斯特·孔德、昂方坦和巴扎尔的贡献与圣西门主义割裂,虽然某些人对此故作不知,但任何人都未予以否认。圣西门主义者表达和传播了时兴的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他们的思潮缺乏严谨和系统的形式。托克维尔或马克思分别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我们也许不能对圣西门主义者作出同样的评价。
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能够称得上是我们所生活的技术社会的预言者,如今,在电子机器尚未管理我们这个社会之时,经理阶层管理着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在预示所有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时,却无视我们时代经历大分裂的可能性,这两册书(继而第三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力图客观地来讨论这个主题。托克维尔设想民主社会可能具有两种体制,一种是自由社会,另一种是专制社会。卡尔·马克思则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而分别以这两个阶级所统治的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对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更缺乏判断力。或者至少是这样:假设某一天对事物的管理应该取代对人的统治,那么为使圣西门主义者和崇拜奥古斯特·孔德的人得到安慰,我们也只能说他们的预言还是大大地超前于今天的社会。
讲课距今已有六年多。最近十五年西欧历史发展之迅速令人震惊,使我今天不可能完全像昨天那样来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成果已为世事的演变所证实。但是在某些要点上还需加以补充,在这个前言中,我将只是扼要地予以指出来。
一,工人阶级是越来越走向趋同,还是正相反,即越来越走向分化?分化的原因是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有些是没有任何专业资格的非技术工人,有些是持有专业培训文凭的工人或管理着一架机器的低级技术人员。我认为我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充分的。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没有价值,因为多种多样和互相矛盾的演变是纵横交错的。上一个世纪所有工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失去了他们的重要地位,此外,众多工业部门中的熟练工人似乎销声匿迹而成为毫无特色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被迫从事一项“分割得极细的劳动”。但是这种景象仅代表所有工业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在某些尖端工业部门(石油、电子、电气)中,工业组织类型好像完全不同。从新型工人阶级的情况看,一方面是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更高的消费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这种作用将逐渐窒息上世纪可能存在的工人团体的原始文化和自主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两种简单说法——日益增长的趋同,日益增长的分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现实的复杂性。
二,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使阶级斗争具有政治色彩,换言之,无产阶级要把自身定位于一个旨在全面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些都不再时兴,甚至在共产党保有稳固的常设机构和几百万选民的法国或意大利都如此。在意大利,共产党寻求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并拒绝全盘谴责共同市场。经验甚至使最狂热的思想家都几乎不再坚持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任何改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合适地把工会和政党旨在进行即时的改革(列宁依据英国的范例称之为工联主义)称做实用主义的活动,而把共产党反对现存制度和以革命为目标称做意识形态活动的话,那么,十五年来欧洲经济的发展处处都加强了实用主义趋势,而削弱了意识形态趋势。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冲突从此没有其他目的,仅仅是“利益分享”,那就错了,因为增加工资或抵制技术改造会引起痛苦的转化过程。尽管眼下在大部分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似乎对共同管理的种种方式还有点漠不关心,但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某些国家,以组建企业为目标的请愿将发展起来。在实用主义争论和意识形态冲突之间,人们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论战或斗争,其最终目的可能是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生活,或者加强管理人员或劳动者代表参与某方面的领导。
三,最后,在美国,有四分之三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一部分居民——有人说占20%到25%,另一些人说占15%到20%——的贫困状况没有消失,相对地说,也许绝对地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这种现象在美国比在西欧国家更为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保障的缓慢进程(老年人的贫困)、多种族的并存(黑人、波多黎各人)、悬殊的地区差异(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青年的失业现象等。富足社会中“失败者”的分量不均衡地落到各类社会集团的身上。最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最可能找不到职业。
尽管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不那么突出,目前,欧洲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阶段,但时过境迁,同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在这里显露出来。现代企业技术复杂,要求为数更多的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准。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最缺乏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即使被雇用,他们从工业社会感受到的也只是受奴役而非得益。
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足的社会里,贫困问题甚至赤贫问题正显现出来。这里所指的贫困不是在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下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概念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是贫困问题并不因此就不存在,它恰好提醒那些素来易忘记它的人,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不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建立真正人道主义关系的灵丹妙药。劳动能够创造数量日益增加的财富,使得造成上世纪被人们称为社会问题的依据发生变化。现在更重要蹬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改变对现有财富的分配方法。然而,一味的经济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技术进步都不能担保会带来公正的秩序,更谈不上保证出现符合人类所向往的生活条件,人类为此而改造世界,甚于对自身的改造。
许多读者从《十八讲》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按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讲,这个结论或者由于它极平凡而被认为是明摆的事实,或者被看做是错误的。显而易见,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一本苏联杂志竭力对我进行的辱骂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力求明确指出苏联式经济和西方式经济间对立的真实本质。在双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都相同的情况下,在两种经济模式或增长模式之间,在两种类型的工业社会之间作比较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得出这个推断,无需成为像莫斯科的批评家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说这两种制度具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苏联《文学报》上反驳我的人可以放心——能够贬低两者的区别。即使比政治制度差异更小的经济制度,其区别也足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进行斗争”。斯大林的经济制度和赫鲁晓夫的经济制度都不允许我们要捍卫的政治自由存在。
但愿有一天,这些差异会缩小,两个世界将不仅像今天一样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不互相摧毁,而且意识到它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和平共处即理智地拒绝热核战争,尚未变成思想意识共处,也就是说,尚未承认对方的存在权利,尚未停止宣称自己掌握着惟一和绝对的真理,只要论战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使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法以清除所有不赞同越来越过时思想的人,那么,对于制度进行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将依然是学院式的习作,而不是历史性的对话。但是学院式习作有时已为历史性对话做了准备,也许正在热闹的宣传声中悄悄地成为历史性对话的真正组成部分。
1963年8月于布拉奈
附 录
一些批评家责备我没有整理出《十八讲》中的统计数字。由于课程的本身特点,我对这些责难并不在乎。从任何方面看,课程不是对俄国或美国社会、苏联式或西方式社会的描绘。课程的意向是得出一些基本概念、检验一种分析方法、消除幻想或成见。当前五年计划完成的确切程度、苏联和美国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我们研究最需要的内容,尽管这些事实或这样的比较值得关注。
然而为了满足某些读者的好奇心,另外也是因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在课程中几乎没有指出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附录中提供一些补充信息和最近统计材料是有益的。
1950年到1960年期间,西欧的增长率不仅远远高于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增长率,而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曾经计算出的增长率。法国在1950年到1960年间,生产力人均年增长率在农业中为4.7%,在工业中为4.5%,在服务业中为3.3%。德国和意大利在1949年到1959年间的增长率更高一些:德国的农业和工业都为5.6%,意大利的农业和工业各为5.4%和7.1%。美国相应部门的增长率为3.8%和3.7%,英国为3.9%和2.1%。
1960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3%,如果加权参照法国价格,该比例则为47%。假定国民总产量的增长率是4.7%,到1985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将相当于当前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2%,如果参照欧洲价格加权,该比例为115%。如果五十年代的法国增长率持续不变,而且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稍低于2%的增长率,人们显然可从中得出结论,二三十年以后的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于美国。所有这些计算都建立在一种传统的方法上。人们首先确定劳动力总数,人们接受某个生产增长率,接受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中的一定分配,同时接受按不同收入水平对劳动力最终需求的一定分配。最先进的国家把劳动力的分配及其最终需求量作为参照。这些数值尽管投射出巨大的不确定范围,但意味着从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消费增加2.5倍。因而1985年的年人均消费量以1959年的价格衡量将在9100法郎上下,相当于三口的中等家庭每月2300法郎。工业产量将始终在全部产量中占主要部分,即总产量的三分之二。45%的人口将在服务业工作。
即使西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于美国,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而言,美国继续比旧大陆发展得快,因为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8%,比法国或德国高得多(两者都低于1%)。此外,美国幅员辽阔——这是英国和德国都无可比拟的。
这些数字提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否由于不可能保持或不可能再现的增长原因,五十年代的增长率是例外情况?或者是否这个增长率预示了西方经济真正的质的变化?由于统计和方法的不确定性,不同作者计算出的比率有差距(尤其是人们应该取哪种价格作参照,是最初年份、最终年份还是中间年份的价格?),但无论差距大小,所有作者在大约的数字上意见都一致。从1839年开始算起,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实际价值)年增长率为1.58%,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5%。没有出现人均增长率增加或减少的明显倾向,因为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根据人口增长率必然有增长或减少的倾向。
另一篇由D.C.佩奇、F.T.布莱卡比、S.弗罗因德写的论文(也发表在《工业经济社会研究及资料学会学报》上,第804期,1961年12月1日)按每人每年创造的实际价值(换个说法是一年期间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计算出国民生产的增长率。对长期增长率的计算,日本自1880年起,意大利自1863年起,德国自1853年起,法国自1855年起,美国自1871年起,英国自1857年起,结果如下:日本最高,约为2.9%;英国和意大利最低,约为1.2%;美国以2%的比率位居西方国家之首;德国和法国为1.5%。如果我们想一想计划总署预计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4.7%,我们就会估计出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指望的真正革命。
为什么今天可以设想大大超出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呢?在我看来,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依据如下:意识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曾有利于改变企业主甚至人民群众对劳动和生产力的态度。昨天,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一系列个人行为直接瞄准的目标,有时候几乎对此察觉不到,今天,要达到什么结果,成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目的,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来说都如此。
西欧大陆国家传播现代生产模式,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如农业过去曾经抵制科技革命。在这些国家面前有较先进国家的例子,至少能够大概预测几年期限内主要产品的总量。为保证技术进步,人们耗费巨额资金进行研究,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切地说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总之,十五年以来,西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大大减少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只是表现为加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交替,而非扩展和收缩的交替。这些论点丝毫不打算证明大陆欧洲的经济,特别是法国的经济能够指望4.5%到5%的人均年生产增长率。这样的比率是例外情况,虽然过去已经出现过(1922年到1929年间的法国,1872年到1880年间甚至1871年到1889年间的美国)。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增长率在几十年期间保持不变,还是属于例外。再说它们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保持在4%或5%。5%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11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130倍以上。4%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7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50倍以上。
另外,不仅目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而且目前能源和原料消耗量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我们计算了世界能源需求目前相当于50亿吨煤,到1975年将是90亿吨。按年增长5%算,石油的消耗到2000年将达到75亿吨。
从长远前景看,不存在能源和原料匮乏的问题,或者相反情况,不存在由于科学进步出现能源和原料富足的问题。我们要指出的仅是,生产的发展如同国家财政部门所估计,从此西方经济持续增长,今天欧洲的增长率高于过去按长时期计算的增长率,美国因其长时期增长率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总之,2%的增长率在一个世纪之后可使产值增加7倍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苏联的数字和斯大林去世以来十年的情况。苏联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在1953年到1958年间继续加速,自1958年以来速度明显慢下来。
在1953年到1958年间,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进行了多种改革,规模最大的是取消“拖拉机站”,所有改革都旨在使集体农庄庄员有更多的可能发展生产和上交产品。自1950—1952年至1957—1959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为6%。从那时开始,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这迫使政府于1962年1月1日宣布提高食品价格)。最近这些年农业的失败看来首先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开垦亚洲的处女地和其他一些决定从技术上说都不令人满意)。
最近几年的失败没有抹去斯大林刚去世后那些年获得的发展。与1958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相比,1953年初至1962年初期间,牛的存栏数增加45%,羊的存栏数增加31%,增长速度是巨大的。人均肉类产品41.5公斤,相当于美国的40%左右。相反,两个国家的人均黄油数量应该说可以比拟,苏联1962年人均牛奶291公斤,比美国稍低(约低15%)。相反,如果我们把当前苏联农业的人均收入同1928年进行比较,我们会感到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只是刚刚在消除。还不应该忘记农业收益是在全部劳动力缩减比例近一半的条件下获得的。
至于生活水平,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五年期间发展得很迅速。在1952年到1960年间,生活水平大概提高了将近50%(但起点很低)。1962年由于农业价格的上升和农业生产的停滞状态,生活水平下降了。根据西方的所有统计,苏联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水平,更不必说美国的水平了。
工业发展的速度在最近几年明显减慢,但还是属于快速的。1956年的计划于1957年9月被放弃。代之以七年计划(1959—1965)的出台。但事实上,这最后一个计划也处于半放弃状态,或者至少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在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它将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重工业都比预计的稍稍落后。
不管怎样,国民产值的增长率仍然很高。虽然估算各不一样,但最近十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概在6%—7%。如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这个结果的取得是由于非农职位的大量增加(每年4%—5%),以及净投资的百分比非常高(根据A.伯格森教授的估计,在30%上下)。继承者们肯定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改革,力求使制度“合理化”。但是在最近三年内,回归到越来越集中的倾向取代了原来的分散倾向。虽然苏联的经济学家和领导人承认工业经济的复杂性和投资中的必要选择所提出的新问题,专断而精细的计划经济特点在农业和工业中都没有被消除,甚至没有明显减弱。在总产量,也许在技术质量方面(至少在某些领域),显露出与西方经济的靠拢。今天两种经济制度——诸如收入分配、价格作用、增长因素方面——几乎还是和十年前一样相去甚远。
越来越需要经理或技术专家的苏联仍然由党内人士在统治。官方思想体系继续证明党和国家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泛滥的反常现象已经消失。极端的恐怖形式已成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化是不容置疑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被人们视为独一无二的普遍真理,并且不承认其他学说的存在权利。赫鲁晓夫先生接受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是不接受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
当然,形势不再像过去那样凝固不变。苏联领导人谴责个人崇拜,并不断重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有权拥有某些创作自由,但条件是忠实地遵循党的方针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天平的指针时而倾斜到自由主义一边——关于集中营的报道被发表——,时而倾斜到另一边,赫鲁晓夫先生提醒人们抽象画和十二音体系音乐是西方腐朽艺术,意识形态排斥和平共处。
换个说法,苏联式制度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知识分子有完全的辩论自由,他们将会对根本信条、党和无产阶级的混同、国家正统性、党内人士的至高无上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拒绝给知识分子自由不再可能也不再应该被推进到斯大林式的荒唐地步。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思想统治的稳定性究竟可相容到什么程度?苏联领导人在摸索中寻找答案,与西方和解以及与中国争吵使他们越来越急迫地要解决这个问题。

まちがい続ける青春模様、シリーズ完結。
季節はまた春を迎えようとしていた。
同じ日々を繰り返しても、常に今日は新しい。悩み、答えに窮し、間違えを繰り返しても、常に飽きもせず問い直すしかない――新しい答えを知るために。
言葉にしなければ伝わらないのに、言葉では足りなくて。いつだって出した答えはまちがっていて、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ほど歪んでしまった関係は、どうしようもない偽物で。
――だからせめて、この模造品に、壊れるほどの傷をつけ、たった一つの本物に。故意にまちがう俺の青春を、終わらせるのだ――。
過ぎ去った季節と、これから来る新しい季節。
まちがい続ける物語が終わり……そしてきっとまだ青春は続いていく。シリーズ完結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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