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anecdotes and reminiscences from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is published to mark the occasion of his fifty years in public service, which began with his appointment as Dubai’s Minister of Defence in 1968.These stories tell of the vision behind Dubai’s meteoric growth from a small and bustling trading port to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t the heart of global business. They record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from a shared ideal to a nation where more than 195 nationalities live and work in peace, harmony and prosperity. And they reveal insights from a man whose drive, determination and will to succeed have become legendary.Within these stories lies the heart of Sheikh Mohammed the statesman, the equestrian, the poet and the leader. They are written with the intent to inspire and inform new generations of readers, and to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young and vibrant nation and the people who shaped it.This celebration of a life in service is unavoidably incomplete. As Sheikh Mohammed himself indicates, there is still so much left to do. As a record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 alone, however, it forms part of a remarkable legacy.Other titles written by Sheikh Mohammed and published by Explorer include Zayed, Reflections on Happiness & Positivity, Flashes of Verse and Two Great Leaders.

《電影與文化冷戰》探索了在冷戰政治高峰時期，新興獨立國家和殖民國家之間的跨國合作和競爭，如何形塑了二戰後的亞洲電影。李順真在對亞洲電影文化和產業的分析中，同時採用了全球和區域取向的研究方法。亞洲地區的新經濟格局和早期電影創業家間共通的戰後經驗，受到冷戰政治、美國文化外交，以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間更加旺盛的文化流動所影響。作者詳細審視此混亂時期的文化現實，並根據冷戰時期因「不結盟」運動的影不斷擴大而形成、破裂和重建的國際關係，在此脈絡下全面重建亞洲電影史。
作者闡述了當時東亞和東南亞電影界高層、創意人員、政策制定者及學者力求將他們受好萊塢啟發的體系產業化，進而擴大市場，並提高其文化產品的競爭力。為此，他們成立了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共同主辦亞太影展，並聯合製作電影。《電影與文化冷戰》闡明，亞洲戰後最初密集形成的電影製片人網絡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文化政治的結果和美國霸權的產物。在東京、新加坡、香港、吉隆坡等眾多城市舉辦的亞太影展，是冷戰期間電影人才一年一度的展示場合，而中央情報局也藉此機會，建立並維持美國與亞洲之間在文化、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的聯繫。《電影與文化冷戰》以躍然紙上的筆觸，高度還原了這段幾乎被遺忘的亞洲劇院和電影產業史。
學界推薦
王萬睿｜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
王潔瑩（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施茗懷（Evelyn Shih)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助理教授
孫松榮｜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柏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謝欣芩｜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依中文姓氏筆畫排序）

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第一次中国之行（1943—1946），选编剑桥李约瑟研究所（NRI）藏旧影九百余张。

This classic soc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art as collective action explores the cooperative network of suppliers, performers, dealers, critics, and consumers who - along with the artist - "produce" a work of art. Howard S. Becker looks at the conventions essential to this operation and, prospectively, at the extent to which art is shaped by this collective activity. The book is thoroughly illustrated and updated with a new dialogue between Becker and eminent French sociologist Alain Pessin about the extended social system in which art is created, and with a new preface in which the author talks about his own process in creating this influential work.

1792年，82岁的乾隆帝在清军击败入侵的廓尔克后志得意满，撰文彰显自己的“十全武功”。18世纪中后期，他治下的中国疆域辽阔、社会繁荣，但内忧外患早已显露。与此同时，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海上霸主，极大地促进了工业革命，产生了对原料、市场和财富的巨大需求。1783年，失去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后，英国先是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更把目光投向了马六甲海峡以东。

1793年夏，英国政府派往清朝的大使乔治·马戛尔尼远渡重洋，率使团抵达承德觐见乾隆帝。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英使不肯下跪而乾隆大怒、清朝以天朝自居而无视其他文化导致了冲突、乃至中国近代的持续落后，成为讲述这一时刻的主要旋律。

本书不仅描述了使团筹备、人员物色、海上航行、清朝官员一路的接待、正式与非正式会谈、翻译造成的误解、使团见闻等诸多细节，更将镜头转向觐见现场的译员李自标和小斯当东，让他们的人生沉浮与使团出使交织在了一起，展现了国与国交往的机制。作者认为，马戛尔尼使华，是中英密切接触的结果，而非开始。清朝当时有不少人对欧洲知之甚多，但英国的威胁让拥有这些知识变得危险，故无人愿意显露。对他国越是了解，在本国就容易受到猜疑，理性的声音就会受到压制，翻译首当其冲。

当鸦片战争最终爆发，帝国主义以及一种全力与之相拮抗的民族主义，就占据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主流，世界权力格局也随之改变，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重要。

▶著名艺术史学者、牛津大学荣休教授柯律格全新中国艺术专著
以考古发掘般的严谨打捞史料中的细节，结合前沿研究方法与成果，呈现艺术史学者多年的思考结晶
▶跨国界、跨时代、跨语言、跨学科，打破艺术史研究的藩篱，重新认识20世纪初的中国艺术
谢赫在加尔各答，康有为在罗马？摒弃泛泛的传统东西二元论叙事，以全球化的眼光颠覆关于东西方艺术的固有认知
以“气韵生动”一词的翻译与流转为线索，揭露思想传播中的“回音室”现象，连通古今与中西，细致入微地讲述“中国艺术”在20世纪的形成
▶中英双语完整呈现，特别制作阅读折页，追踪“回音室”中的每个声音！
完整收录作者英文文稿，方便对照阅读、研究
随书附赠折页，辅助理解“气韵生动”与“韵律”的传播路径
▶巫鸿、包华石、郭伟其、阮圆 知名学者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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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随着中国艺术品流入海外，西方掀起了中国艺术的热潮。以“气韵生动”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画论与彼时的西方思想潮流不谋而合，经历冈仓天心、劳伦斯·宾扬、喜龙仁等多位汉学家的转译，在多种语言的回音室中流动、循环。而留学海外的陈师曾、滕固、刘海粟等人又将其从日语、德语、英文等语言译回中文，并应用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实践中，进一步奠定了谢赫“六法”在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在这部创新之作中，著名艺术史学者柯律格运用多元材料，突破固有的观念和既定的边界，以世界主义的视角重新思考艺术史的边缘和被形塑的“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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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现和重构中国美术进入国际语境的若干关键历史时刻，柯律格教授引导我们思考“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二元观念如何通过理解和误解而逐渐形成，又如何成为人们思考中国艺术的基础框架。这是一本叩问深层问题的书，灵活的叙述也非常引人入胜。
——巫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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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律格针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史的世界主义思想基础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这部历史佳作考察了其中关键性的“遭遇”和翻译上的细微差距，引导读者重新思考东西二元论，并欣赏艺术世界中丰富的跨国融合。
——阮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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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律格教授的演讲力图打破“东西相遇”的泛泛之谈。从“六法”翻译入手展现“跨国”语境中的观念纠缠，在北京年度讲座结束之后的写作中，柯律格进一步将这一语言循环流动的跨国空间概括为“回音室”，既形象地描绘出跨越欧亚大陆的艺术观念世界，也勾起我们对讲座现场的回忆，仿佛精彩的演讲与问答至今余音绕梁。面对不断突破边界的对象，柯律格的研究同样很难简单界定为“中国艺术史”，这一充满创意的著作本身，也必定将如“回音室”一般。引起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重要话题做出强度不一的种种回响。
——郭伟其

在本书中，《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盐野七生隔空对话古今名家，探讨历史、文明变化发展的原因；以朴实的叙述记录生活细节，阐释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思想的轨迹》中的话题大到国家的历史、文化，小到足球、电影、生活琐事，可谓盐野七生多年来精神思想和生活经历的精粹记录，带领读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思维观察这个世界，是作者在罗马居住40年的思想轨迹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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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盐野七生
以罕见的深情对话古今名家，探讨历史、文明变化发展的原因
以朴实的叙述记录生活细节，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
1）《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盐野七生，首次透露自己的人生哲学
盐野七生本身的思想水平和力度都在她的核心作品中得到公认。在这本随笔中，我们可以见到她在实际生活中的状态，对于文化、名人和生活的独到见解。作为知名女性历史作家，当初是如何保持坚定的信念？如今为何努力过清贫的生活？
2）从朴实的生活细节对比意大利和日本两国文化，鞭辟入里
对比意大利和日本两国文化，作者有很大的话语权。若不是在两地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无法这样透彻分析的。不从深远的历史维度也不从上层建筑维度，作者就从足球、伏特加、主治医生、男人的魅力等接地气的生活维度，对两地文化进行对比。
3）用书信方式对话古今名人，见地深刻、爱憎分明
盐野七生对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给欣赏的马基雅维利写深情款款的情书，给崇拜的黑泽明写冒着粉色泡泡的粉丝信，也给费里尼写五味杂陈的失望评论。作者令人佩服的鉴赏力和判断力，加上情感充沛的文字，让人为之动容。
4）给出深入浅出的靠谱意大利旅行指南
盐野七生是意大利长居者、也是无法改变的外来人，从小到与房东签合同的注意事项，大到文化的同化和浸透，盐野七生都有深刻的体察。她在本书中给了想探索意大利生活的人一份细致入微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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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日本只有历史研究和历史小说。但盐野七生却走了两者中间的一条路。
——司马辽太郎（日本历史小说巨匠）
历史在她笔下如同缓缓展开的色彩斑斓的巨幅油画，栩栩如生又冷静透彻。盐野七生的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
——王石（万科集团前董事长）
盐野七生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中国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简介：
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波兰人移民到美国，构成了美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本书对这一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此后，作者谈到了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页。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载于《种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维尔内·索罗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１０４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Ｅ．帕克选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Ｉ．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
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会学和社会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页；Ｊ．罗斯：《１９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见《剑桥波兰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韦等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约翰·博德纳编（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页，第９３—９４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页；第６期，第３５１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页。））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页。））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应和安全感。”（（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１５２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Ｅ．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Ｅ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缩写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页。））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奥斯卡·汉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５—６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７５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Ａ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页。））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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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维克多·格林：《波兰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页。））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克拉克·克尔和ＡＪ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兴的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③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克拉克·克尔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尔·Ｊ瓦尔科维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编（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页。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页。）） 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４２—４３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载于《社会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载于《美国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载于《劳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参见詹姆斯·Ｒ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劳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页。））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尔利希编（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页，第１９—２５页。））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尚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５６—５７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载于《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页。））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使女的故事》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权威传记！
女作家的正确道路不是全力以赴攻破男性设置的街垒，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
“人们对她说,她不可能既当女人又当文学艺术家,如果她敢贸然尝试,最终下场是跳到飞驰的火车面前,粉身碎骨。对此她半信半疑。阿特伍德大胆尝试了,并未见到火车呼啸而来。她无须与之相撞。”阿特伍德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六个月大的她被放在背包里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丛林生活,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吉姆·波尔克说:“她是名副其实的丛林之子。”在阿特伍德出生的那个时代，女孩们还会因为创作野心而受到打压，但是她却坚信自己要写诗，要成为作家。这一点从未改变，无论是她在“波希米亚使馆”参加文学活动时，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时，还是在一家市场研究公司做小职员时。通过作者的描述,一位杰出作家的职业生涯图景徐徐展开,她“永不停步”的独门创作秘籍慢慢显露:为何她能创作出《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猫眼》这样的作品?她的创作中有多少亦真亦幻的部分?她的艺术创作与个人生活又具有怎样的情感关联?如今,年逾八十的她,依然笔耕不辍,跨越题材,打破桎梏,永不停步地在创作。

○ 托马斯·伯恩哈德是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厄普代克、卡尔维诺、桑塔格、帕慕克、耶利内克推崇的文学大师。
○ 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和社会现实，揭示出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与悖谬。
○ 我的生活，我的存在，都是在演戏，总是在表演给人看，从来不是我的真实生活。
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维也纳，奥尔斯贝格尔夫妇在家举办“艺术家晚宴”。
晚上11点半，所谓的“艺术家晚宴”还没有开始，所有人都在等待晚宴贵宾——那位著名的城堡剧院演员——的到来。我坐在带头靠的沙发椅上，一边等待一边观察晚宴现场的人们，回想几十年来接近又疏离艺术世界的经历，回想艺术人的种种境遇，回想今天白天乔安娜的葬礼。
在我的眼中，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在艺术上，或者说在精神方面，甚至可以说整个心灵都垮掉了。音乐室所有的人，听到我说艺术世界、艺术精神这些词语，好像我在说，如奥尔斯贝格尔夫妇那样，关于“艺术家晚宴”，他们只注意我说的这些词语的声响，至于这些词语在我说它们时对我具有何等意义，他们则无从理解。

本书通过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困惑，探讨了生而为人真正重要的东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包括动画大师宫崎骏。
本书是一本宫崎骏从10岁读到70岁的小说，与宫崎骏结下了奇妙的缘分：小学时宫崎骏就在教科书上读到书中节选，不久后偶然在家附近的旧书店再次看到并买下；将近60年后他仍对这本书记忆犹新，在自传中写道：“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初次翻开《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时的感受，心中毫无缘由地涌起一股怀念之情。”2017年，将近80岁高龄的宫崎骏宣布正在制作一部电影，并直接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选定为电影名。正像宫崎骏说的那样，“这本书传达出这样的信念——无论时代如何困难、残酷，都要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
本书因内容隽永深刻而入选日本教科书，受到中日名家一致推崇，各版本总销量登顶日本2018年图书总榜，并领衔日本中学教师票选“送你一本书大奖”，“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更入围日本2018年度流行语大奖，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热议，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本书以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了其生命所跨越的自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至哲宗这五个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北宋政坛上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巨星们的互动、恩怨与纠葛。
司马光究竟是谁？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还是当代人悉知的顽固的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还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还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虽然时代赋予了他诸多标签，但隔着千年历史，他在当代人认知中的形象与面目依旧遥远又模糊，甚至古往今来对他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或偏见。
北京大学宋史专家赵冬梅教授以多年宋史研究积淀为依托，自司马光的家世渊源追溯而起，将其初入仕途至崭露头角，再至成为股肱之臣，乃至走上宰相高位进而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细致讲述。其间，既有对司马光与恩师庞籍、挚友庞之道深厚的师友之谊的描写，又有对其在激烈变革的大时代下与各方势力间思想交锋、政治角逐的讲述，乃至对司马光怡然自得的著述生涯和其思想、德行、为人处世的立场进行的生动刻画。
通过对这一关键人物人生轨迹的描写，我们既能看到时代如何滋养、培育、塑造了司马光，同时又看到司马光是如何作用并最终影响了时代走向。作者以关键人物为核心，在小尺度的历史书写中关注大尺度的历史脉络和士大夫精神，拎起了宋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并将该时段微妙的官场生态、纷杂的政坛纠葛、错综的派系之争、突显的社会问题，乃至时代与个人所面临的困局与去向一并端了出来，在时代精英们试图寻求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探索解决之道、化解矛盾纷争，寻找本朝长治久安出路的过程中，将看似纯净中庸的美好背后复杂的人性与更为复杂的利益缠斗挖掘出来，带领我们看清变革时局下，个体在修身与入仕、改革与守旧、治国与兴邦等方面做出判断与选择的同时，一并看懂大宋王朝建国80年后的兴盛与忧患，出路与困局。

🚆 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 🚆
📕 编辑推荐
⭕“大沨”书系005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作序推荐
⭕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
本书不是讲述中国人的世界出现了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个连贯的故事；铁路成为现代中国人与世界的 中介，冲击了我们的视觉感受，改变了我们体验时空的方式，更新了我们的语言认知，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它不仅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实际作用，也在历史文化领域渗透着强力影响。
⭕融合历史分析、哲学思辨、文学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佳作
如果理论不能用来思考问题而只能生产喧嚣，那么我们还不如到具体的文本中，寻找承载历史隐喻、文学意义的铁路。作者将历史的宏大视野与哲学的深度思辨结合起来，在具体文本资料和情境中，探讨铁路在晚清民国如何与现代的想象、经验勾连在一起，呈现出铁路之于现代性的派生过程。
📕 推荐语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是西方（特别是英美）学院中较为新颖的学科，或可称为“跨学科”，因为它横跨文学、视觉研究（ Visual Studies）、性别研究、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然而就我看来，文化研究存在两大弊病，一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因为只关心、追逐当前的热门问题和流行学说），二是达不到哲学思辨应有的深度。李思逸现在终于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犹有过之——写出了一本独特的跨学科著作。
——李欧梵（哈佛大学荣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依据晚清至民国的时间顺序，围绕铁路与火车所引起的时空体验和文化想象的主题，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和文本分析来解读现代性之于铁路的派生方式：时空概念的演变、意识形态的争论、（乘坐在开行的）火车中的身体感受，以及文学文本再现的人物主观经验等。
作者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分析1840年至1937年铁路进入中国之后引发的冲击与适应，探讨铁路在晚清民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是如何与现代的想象与经验勾连在一起的。

🐉 “中国龙”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创造出来的？
🐉 “龙”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为全民共享的？
🐉 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龙”的？
🐉 从域外视角开启寻龙之旅
🐉 了解“龙的传人”的来龙去脉
🐉 洞悉文化符号的深邃意涵
📖 编辑推荐
🧐 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 “中国龙”究竟是由何人、在何时、如何生产出来的？“龙”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龙”的？是不是只有五爪的才是“龙”？“龙”对应的英文翻译“dragon”是怎么来的，这个译名是否合适？……你都能在本书找到答案。
👀 借由龙年的契机，开启寻龙之旅
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著名民俗学家施爱东先生多年来深入研究龙文化，悉心爬梳丰富的历史文献，对龙形象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考证与祛魅。从上古的集合名词，到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抽象动物，再到龙在御用纹样及龙袍中地位的变化、人们对其态度的转变，讲述龙是如何逐渐演变成封建帝王的权力象征又过渡到全民共享的。揭开龙的神秘面纱，发现龙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
👀 从域外角度看中国形象的变迁
16世纪起，许多传教士、商人的到来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交汇，门多萨、利玛窦、基歇尔、安文思等人向西方介绍中国时还注意到了中国的龙文化。龙从最初的被混淆、有多个译名，到后来成为时尚风靡欧洲，再到一度沦落为被外媒戏谑的符号，对应的是中西关系的变化和相互认知的动态发展。“龙形象的美丑变异，只是帝国荣衰的晴雨表，国强龙美，国弱龙丑。”
👀 以珍罕图片审视域外文化的复杂
全书收入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既有象征地位的皇家符号、时尚元素，也有讽刺、攻击东方古国的惯用素材。由不同的文化符号析出中国形象在域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面貌，揭示出龙形象背后含义的复杂性。“祥龙还是恶龙，崇龙抑或屠龙，不是由龙自身的内涵或外延决定的，而是关乎人的态度和需求。”
👀 回望历史，重拾文化自信
在遭受侵略和欺侮的那段岁月，中国的形象与屈辱和落后相关联，而这一印象在西方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片面化和元素式的层面。深入了解历史，重新审视和解读自己的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帮助我们扯断民族不自信的枷锁。只有国家强盛、民族自信了，我们才能卸下过往屈辱的历史包袱，让龙重拾荣耀，重新绽放光彩。
📖 内容简介
本书借助文化学、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溯源龙是如何成为帝王专属，又是如何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证了不同时期龙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变迁。
在探讨近现代域外视野中龙形象的问题时，作者梳理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从象征地位的皇家符号、时尚元素，到讽刺、攻击东方古国的惯用素材，揭示出龙形象及其背后含义的复杂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温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旧话题，不仅给我们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新视角，更能脱离时代局限审视域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以史为鉴，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现代文化困境的破解之道。

本领高强的间谍“黄昏”为了能潜入名门贵校，而受命必须在七天内组建一个“家庭”。而他所找到的“女儿”竟是个会读心的超能力者！机缘巧合找到的“妻子”却又是个杀手？互相之间隐瞒着真实身份的临时家庭，挺身对抗考试与世界危机的爽快家庭喜剧拉开帷幕！
编辑推荐：
☆ 由间谍父亲、杀手母亲及读心者孩子所临时组成的这个家庭，在日常的喜剧氛围之外同时兼顾笑点与泪点，平凡之中显浪漫，搞笑之中显温情，是喜剧题材与间谍题材混搭出的名作。
☆ 上一次的这种销量奇迹大约要追溯至《七龙珠》时代。
☆ 集英社的新当家花旦。
2019年3月份开始连载以来仅一年多时间，截止10月1日，日本单行本销量已突破600万册，至今仍不停在刷新销售纪录，被称为奇迹般的令和时代作品。在长期盘踞销售榜外，亦拿下“下一部漫画大赏”2019年网络漫画部门第1名、“这本漫画真厉害！”男性部门第1名、“全国书店店员推荐漫画”第1名等多个日本最重量级奖项，可谓名利双收。在日本竞争最为激烈的集英社作品群中，已被选中开始了动画化的企划，可见其对这部红透日本的作品之重视程度。在国内，由B站购买独家电子网络信息传播权，是今年B站漫画的重点品类，刚上线即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十。

全球金融危机，劳资矛盾如何化解？
资本运作无处不在，《新劳动合同法》保护谁的利益？
且听曹征路《问苍茫》
官场、职场、市场，草根人生惊心动魄，试问神州大地谁主沉浮？
农民进城成了工人；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成了CEO；大学教授成了资本顾问；村长变成了董事长……
深圳一家台资企业的工人罢工了，老板不堪压力，重用倒闭国营企业的书记来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以“开处”为代价从深山里走出来的“工人”，很快就把书记当成了主心骨和代言人。罢工平息了，书记转身又变成了老板节省劳动力成本，维持资本高效运转的法宝。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还是“劳动力商品”，劳资矛盾能不能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老板、书记、政客、知识分子、觉醒的工人各有看法。就在这时，《新劳动合同法》颁布，新的风暴悄然来临……
《问苍茫》用惊心动魄的故事，鲜明个性的人物，深沉锐利的思考触摸社会现实，追问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世界工厂”中国的未来走向……

他们都出生在埃郡，年代不同，性格各异，唯一的共同点是想远远地逃离这个地方。
男孩住在舅舅的农场里。他刚刚失去母亲，没有朋友，唯一的爱好是漫画。他总是戴着面罩披着斗篷，好像这样就能变成超人，就能离现实远一点。
冰球兄弟来到大城市打拼，原本以为赢下一场场比赛就能赢得世界，却在一夜之间输掉了人生。
一场大火烧毁了孤儿院，却无法毁灭修女的决心。她带着十四个孩子和一颗受伤的心，走进了永无止境的寒冬黑夜。
在埃郡，每个人都曾有过梦想，都为梦想拼搏努力，最终都回到故乡，在回忆中度过余生。新的生命，新的回忆，周而复始，在这块仿佛永远不知疲倦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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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这本书的理由非常简单：你肯定会被感动到哭。
☆ 你会看到三代人的三段人生，会看到那种触及灵魂的情感，让你自己思考活着的意义。
☆ 人生多有孤独感和后悔事，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两者中，学会成长。
☆ Complex将本书选为“死前必读的25本漫画”。
☆ 获许多重要奖项：加拿大图像小说十年至高作、美国图书馆协会亚历克斯奖、舒斯特漫画奖、道格·赖特奖……
☆ 作者杰夫·勒米尔是漫威和DC的御用漫画家，《埃郡往事》是他的代表作。
☆ 在这本画风粗糙的神奇漫画里，你会发现作者是个该死的天才。

本书收录作者生前撰写的论文多篇，主要涉及三个领域的内容：一是近代史与科学史，主要关注近代西方科技的传入及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二是对近代上海城市史的研究，研究重点是上海城市文化的萌芽与发展；三是对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片段进行阐释，以此解释近代西方文化来袭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百态。全书角度新颖，材料充实，展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中国人在这里所做的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会死去。”
1870~1938年，有一群中国人，默默繁荣着海参崴这座俄罗斯的远东重镇。然而，1938 年，随着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展开，30多万在远东中国人的命运和财产被定格。多年以来，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而今天，两位俄罗斯研究远东地方志的专家将掀开历史的面纱。
本书主要研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散民，阐述自1870年代初期起直至1938年被从远东驱逐的中国人在这近70年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旅行者的游记，并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图片，图文并茂地介绍了1870~1938 年中国人在海参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可以说是中国人当时在海参崴的全景图。此外，作者还提到了1933年到1938年期间中国列宁学校的历史以及曾经到访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重要革命人士。
【名家推荐】
“这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具有无可争辩的文献价值，它填补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历史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李辉

Who exactly are China's new rich? This pioneering investigation introduces readers to the private lives—and the nightlives—of the powerful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redefining success and status in the city of Chengdu.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three years, anthropologist John Osburg accompanied, and in some instances assisted, wealthy Chinese businessmen as they courted clients, partne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Drawing on his immersive experiences, Osburg invites readers to join him as he journeys through the new, highly gendered entertainment sites for Chinese businessmen, including karaoke clubs, saunas, and massage parlors—place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ater to the desires and enjoyment of elite men. Within these spaces, a masculinization of business is taking place. Osburg details the complex code of behavior that governs businessmen as they go about banqueting, drinking, gambling, bribing, exchanging gifts, and obtaining sexual services.
These intricate social networks play a key role in generating business, performing social status, and reconfiguring gender roles. But many entrepreneurs feel trapped by their obligations and moral compromises in this evolving environment. Ultimately, Osburg examines their deep ambivalence about China's future and their own complicity in the major issues of post-Mao Chinese society—corruption, inequality, materialism, and loss of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