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democracy is beset by a sense of crisis. Seismic shifts during a single generation have created a country of winners and loser s, allowing unprecedented freedom while rending the social contract, driv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verge of breakdown, and setting citizens adrift to find new paths forward. In The Unwinding, George Packer, author of The Assassins’ Gate: America in Iraq, tells the 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 an utterly original way, with his characteristically sharp eye for detail and gift for weaving together complex narratives.
The Unwinding journeys through the lives of several Americans, including Dean Price, the son of tobacco farmers, who becomes an evangelist for a new economy in the rural South; Tammy Thomas, a factory worker in the Rust Belt trying to survive the collapse of her city; Jeff Connaughton, a Washington insider oscillating between political idealism and the lure of organized money; and Peter Thiel, a Silicon Valley billionaire who questions the Internet’s significance and arrives at a radical vision of the future. Packer interweaves these intimate stories with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era’s leading public figures, from Newt Gingrich to Jay-Z, and collages made from newspaper headlines, advertising slogans, and song lyrics that capture the flow of events and their undercurrents.
The Unwinding portrays a superpower in danger of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its elites no longer elite, its institutions no longer working, its ordinary people left to improvise their own schemes for success and salvation. Packer’s novelistic and kaleidoscopic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 is his most ambitious work to date.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运作一向鲜为人知。1979年出版的《最高法院弟兄们》，刻画了伯格法院的大法官群像，讲述了许多重大判决的幕后隐情。《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则将视角转向伦奎斯特法院与罗伯茨法院，客观叙述了1980年至2007年间，在堕胎、民权、政教关系等议程上，最高法院内部观点交锋与立场变化的历史。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通过采访现任大法官与70多位法官助理，以人物列传形式，描述了伦奎斯特、奥康纳、罗伯茨、肯尼迪、斯卡利亚等大法官的个性、理念与成长经历，生动阐释了大法官们的个人偏好、政治派别与判决意见间的关系。该书几乎涉及最高法院近17年来所有重要判决内幕，捎带穿插了联邦党人协会、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等保守派组织的发展历程。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图宾善于拿捏材料，讲述故事，许多珍闻轶事，经他的生动笔触娓娓道来。人们将会在这本书中读到：亲手将小布什送进白宫的奥康纳，最终为什么与总统反目成仇？同性恋法官助理如何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法律文化？为什么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那么厌恶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却拒绝将其推翻？克林顿总统为什么最终放弃提名一位政治家出任大法官的想法？右翼保守派势力为什么要坚决抵制艾伯特•冈萨雷斯与哈里特•迈尔斯这两位铁杆保守主义者出任大法官？托马斯大法官为什么在庭审时一言不发？图宾的细节刻画，完美呈现了大法官们黑色法袍下的另一面：肯尼迪的闷骚、伦奎斯特的“赶时髦”、斯卡利亚的孩子气、奥康纳的突发奇想、托马斯的特立独行、布雷耶的长袖善舞、苏特的隐士气质。也正因于此，《纽约时报》才将本书作为2007年的十大好书予以推荐。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最天才又最具挑衅性的声音之一，有人称赞她是智者，有人谴责她是骗子。阿伦特也是一个充满内心矛盾的女人，纽约著名传记作家安妮·海勒，用快节奏又全面的方式，描述了她内心矛盾的来源和她的最大成就，从混乱的童年，到她所谓“有意识的贱民”阶段——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会“因为社会的不认可，而对自己失去信心”，不会为了赢得认可而“不惜一切代价”。
本书是海德格尔《黑色笔记》（2014年）首次爆炸性出版后，他在笔记中大放的厥词，以及他和阿伦特复杂的情人关系，都在本书中做了更新，令读者对阿伦特的认知更多一层晕眩和唏嘘。

★ 自由主义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吗？
★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吗？
★ 本书反思和还原被扭曲的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
★ 破除流传甚广的错误认知
★ 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
【内容简介】
在当今日益撕裂的公共空间中，“自由主义”俨然成了一些人的战斗口号，也成了另一些人嘲讽批判的对象。“自由主义”真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核心便是个人权利吗？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通过梳理“自由”和“自由主义”从古罗马时期到当代的词义演变，以及历史上围绕这一词义展开的各式论战，破除了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在她看来，自由主义者起初在内心里都是道德主义者，他们从不抛开公民义务空谈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种只关注个人自由的美国意识形态是冷战和美国全球霸权扩展的产物。这本著作为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自由、民主展开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荣誉】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是迄今为止这一题材中极具洞见且非常细腻的作品。海伦娜•罗森布拉特的成果卓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塞缪尔•摩恩，耶鲁大学法学和历史学教授
这部系统化的概念史大胆且引人入胜，它展示了应当如何将自由主义不断演变的伦理特性作为一个中心议题来讨论。这本“被遗忘的历史”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其他思想体系的交锋，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论述自由主义的起源、含义和发展的各种理论。
——艾拉•卡茨尼尔森，哥伦比亚大学拉格尔斯政治学和历史学讲席教授
这本简明且功力扎实的思想史透过几个世纪以来有关品格和公共利益的讨论回溯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演变，法国和德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关注权利的当代英美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挑战的一种回应。
——威廉•A•高尔斯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罗森布拉特这部优秀的作品促使读者反思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它还原了历史中被遗忘的诸多元素，并展示了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如何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作家对个人主义的认同所扭曲的。
——杰罗德•西格尔，纽约大学荣休教授

1994年，Deschooling Society的繁体中文版《非学校化社会》（吴康宁译）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引起了海峡两岸学者强烈的关注和持续的研究兴趣。为了满足我国大陆读者阅读该书的需求，万千教育编辑部约请有名教育社会学者吴康宁教授重新翻译了这部巨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哈佛商学院院长库拉纳、耶鲁大学公卫学院院长施莱辛格等 强力推荐！
◆英国教育标准局等多国教育、医疗、商业官方机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各大国际媒体力荐！
◆本书作者杰瑞·穆勒是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著作等身，凭借畅销书《市场与大师》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唐纳德·卡根奖。
◆本书2019年决选入围哈耶克图书奖！
◆无论OKR还是KPI，都可能让人误入歧途！指标曾经只是一种工具，为何如今却成了一门“邪教”？
今日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深信，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绩效，公布结果，并根据数字来分配酬劳。但是，当我们饱含热情地投入具有科学严谨性的评估过程，我们却由测量绩效，变成了痴迷于测量本身。这就带来了“指标的暴政”，它始终威胁着人类生活的品质和最重要机构的表现。在这本来得甚为及时的力作当中，杰瑞·穆勒揭示了我们对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并探讨了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补救。
本书简明易懂，列举了大量来自教育、医疗、商业和金融、政府、警察和军队、慈善事业及对外援助领域的事例，解释了为何看似势不可挡的量化绩效的压力，会造成扭曲和分心效应，不管是经由鼓励“对数字动手脚”还是“为了考试而教学”。但是，指标其实可以成为好东西，只要我们是用它来辅助——而非替代——基于个人经验的判断力，穆勒也列举了指标在哪些情况下发挥了有益作用。
书末还提供了一份何时以及怎样运用指标的核对清单。对于日益波及我们所有人，却罕有人质疑的一股趋势，《指标陷阱》是一份不可或缺的矫正。

自2020年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传播扩散快、波及范围广，形势严峻。为了帮助与疫情做斗争的广大群众，中国营养学会联合有来医生、清华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这本《新冠肺炎防控期间营养膳食指导（漫画版）》。本书共分为三大部分：*部分主要是针对普通人群的膳食指导，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的六条核心推荐为基础，针对抗疫期间的膳食需求做了针对性阐述。第二部分针对老年人、妇幼等特定人群，组织专家研究并提出膳食/喂养指导建议。第三部分针对当前特殊时期，对大家采购和储存食材提供一些建议。

本书以“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为主题，重点讨论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通过此书，可以对《正义论》的论证结构有更好的了解，同时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背后的道德基础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回应了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并提出作者对这一政治理念的思考。

在乎，意味着你將生命全心全意投入其中，意味着有些事有些人，對你至關重要。既然重要，也就意味着背後有理由在支持，而非隨意而為，無可無不可。這些理由，往往是你相信的價值。而價值，可以公開言說，可以嚴肅論證，因此也就有可能被質疑，甚至被推翻。
換言之，在乎，是情感，是關心，也是反思和實踐。只有通過反思和實踐，我們才能知道，自己所在乎的，為甚麼是對的和有價值的。本書許多文章，都在嘗試解釋和論證，我在乎人，在乎教育，在乎我城的初衷和理由。
在乎，也意味着你有可能受傷。當你為所在乎的投入感情和傾注心力，自然有所期待，一旦期待落空，難免痛苦失落，甚至承受巨大創傷。既然如此，為甚麼明知前路艱難，明知同行者稀，還是有許多人義無反顧地堅持極度在乎之事？

Mere decades ago, the population of Guangzhou was almost wholly Chinese. Today, it is a truly global city, a place where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go to make new lives, find themselves, or further their careers. A large number of those migrants are small-scale traders from Africa who deal in Chinese goods—often knock-offs or copies of high-end branded items—to send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Guangzhou, Gordon Mathews explore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city became such a center of "low-end" globalization and show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at experience similar transformation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rough detailed ethnographic portraits, Mathews reveals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informality, reputation, and trust rather than on formal contracts. How, he asks, can such informal relationships emerge between two groups—Chinese and Sub-Saharan Africans—that don't share a common language, culture, or religion? And what happens when Africans move beyond their status as temporary residents and begin to put down roots and establish families?
Full of unforgettable characters, The World in Guangzhou presents a compelling account of globalization at ground level and offers a look into the future of urban life as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ontinue to remak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小王子》是许多人热爱的文学经典，但又不仅仅是一本文学经典。周保松在多次重读《小王子》之后，对书中小王子的选择与行动，又有新的感悟与思考。这是一本关于文学的哲学札记，是一个书迷与读者的阅读分享，也是周保松写给五岁女儿的成长礼物。
全书共十五章，周保松用他的哲思和童心，每 章以小王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的困境与际遇为切入点，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对驯服、梦想、生命、责任提出新的思考与解读，思索生活的意义与美好，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越界”一生
☆ 跨地域之限，越语言之别，消文化之墙，破学科之界。
☆ 如何规避现代教育与研究自有之缚，如何于现实困顿中明理求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无法被标签的学术大师，以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思考的热情。不同于一般回忆录，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德森的治学经历，作者主要评述了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一如既往的锋利深刻。他亲自见证了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兴起；又经历了学科划分和教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近半生的时间都在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实地考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现实阻碍：语言不通，资金不足，资料困乏，政治环境。安德森和所有学者一样，面临着导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勤奋与机缘、权力与真相等等权衡，其反思对当下的中国学界、教育界也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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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50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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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以他的理论贡献而闻名，而且也因为他对印尼、泰国、菲律宾的语言与权力的近距离检视。——《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卫报》（讣告）
虽说《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一部学者的回忆录，但本书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也大有益处。一个学者能够婉拒三个国家的优渥条件，不断跳出舒适区，挑战新领域，不做“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振奋人心。——《经济学人》

An intellectual memoir by the author of the acclaimed Imagined Communities
Benedict Anderson is one of the leading historians of nationalism and Southeast Asia. His seminal book Imagined Commu-nities has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reason why people live, die and kill in the name of nation-hood.
Born in China, Anderson spent his childhood in California and Ireland, was educated in England and finally found a home at Cornell University, where he immersed himself in the growing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fter field work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he was banned from Suharto’s Indonesia for disput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1965 coup. In his memoir, he brings to life the intellectual formation of a life spent open to the world, resisting the easy comforts of imagined homes: the joys of learning languages; the importance of field work;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Left upon global think-ing; and the satisfactions of teaching.

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
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的二十年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以《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一書
做了深入清楚的描述與分析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全書共分七章，及兩篇附錄，分析焦點從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一些文學和語言的爭議、改革運動，到戰後的三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包括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在文學領域的發展、台語（福佬話）復興運動、台灣集體記憶、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等。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
是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
在這二十年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
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
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等，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紀錄1980、1990年代台灣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關注這二十年間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
研究本省籍「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
探討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
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
內文試閱
（節錄）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遠古時期的台灣歷史仍然所知無幾。學者們也不確定中國大陸的居民是何時得知這個島嶼的存在，並且渡海來台（Hsu 1980: 3, 5）。零星的歷史紀錄告訴我們，自十六世紀後半葉起，漁民、販夫走卒與探險者從中國東南邊靠近台灣的福建省遷徙來台（陳紹馨 1979a [1966]: 452）。在那之前，不少源自亞洲東南部、使用馬來─波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 family）語言的原住民，早就定居於此。中國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過去四個多世紀以來，在不同統治政權同化政策的影響下，加上原住民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地位持續低落，使得原住民的語言逐漸式微。
到了十七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才開始在台灣占據主導的地位。漢人人口自此以後便持續增加（陳紹馨 1979a [1966]: 453）。為了掃蕩明朝滅亡後敗逃來台的殘存效忠者，滿清帝國於1683年入侵台灣，並統治台灣至1895年。清朝統治期間，雖然滿清帝國曾禁絕合法遷徙的管道，唯恐台灣再度成為反抗者的藏身之地，但是貧困的漢人仍然不斷移入，爭奪土地。幾乎所有落腳台灣的移民，都來自中國南方兩個省份：福建和廣東。來自福建的移民，依據其故鄉所在地，可區分為「漳州人」與「泉州人」。儘管這兩群人說的是不同腔調的「閩南語」，但他們都被統稱為「福佬人」或「河洛人」，他們的語言也被稱為「福佬話」或「河洛話」。第三種漢人移民是客家人，他們主要從廣東遷徙而來並講客家話。
到了十九世紀，大約80%的漢人移民來自漳泉兩地，福佬話因此成為台灣的主要語言。相對的，廣東移民則約占總人口的15%，客家話在社會上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清朝統治時期，漳州、泉州與廣東移民彼此都將對方看成異於自己的人群。他們之間經常基於這種不同的集體認同，競爭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這些資源競奪，造成這三群移民之間頻繁劇烈的武裝衝突（黃秀政 1992: 52-54）。
滿清帝國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於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勝利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的漢人主要以「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府城人」、「鹿港人」等以地域為主的方式自稱或相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主要由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對立，才產生了所謂「台灣人」、「台語」或「台灣話」的概念範疇。「台灣人」指的是漢人，而不管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原鄉是不是有所不同。「台語」或「台灣話」則指稱台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福佬話。某些情形下，「台灣話」也包含客家話。對於漢人來說，這些分類方式代表著在外來統治者底下所萌生的認同感（許極燉 1993: 40-43）。
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統治台灣。由於殖民統治時期前二十年的軍事鎮壓，台灣人的武力反抗運動遭到全面瓦解。到了1920年代，則出現了受民主、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等當代政治思潮所影響的台灣人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然而二○年代末，所有台灣人激進的、左翼的反殖民組織──他們大致都追求台灣人從殖民統治的全面解放──完全被殖民政府壓制。至於選擇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的反殖民運動，則持續低調地追求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自治。但是1937年當日本與中國再度開戰後，這一類溫和的運動也被迫終止（見第二章的討論）。
在此同時，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滿人主宰的大清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1919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為國民黨）成立，它由孫中山所組織的幾個政治團體演變而來，並且在孫中山過世之後，由蔣介石領導而統治全中國。就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言，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的對台政策仍舊十分模糊。在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明白宣布「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雖然在前一年，中國外交部曾經做過類似的宣稱，但中國收復失土的立場，卻是在開羅會議上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鄭梓 1991: 218-219）。
後來隨著日本戰敗，蔣介石的軍隊在1945年秋天接收台灣，台灣也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一般而言，台灣民眾相當歡迎國民黨政府官員與軍隊的到來。不過沒有多久，台灣人便因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壓迫、經濟混亂，和政策上對台灣人的歧視而大失所望。1947年春天發生一連串激烈反抗國民黨的事件，擴及全島，最終導致血腥鎮壓，這就是「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使得台灣人，或者說「本省人」，與剛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關係明顯惡化。事件引起的猜忌氣氛，從此形塑著台灣的省籍政治。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源頭。
1949年12月，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因而撤退到台灣。從五○到六○年代，美國根據雙方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保台海的安定，從而提供了台灣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的安全保證，而國民黨則仍然不斷重申要「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的決心。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效法列寧黨國體制的一黨專政、集權統治。蔣中正是國民黨主席，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握有所有重大決策的最終決定權。國民黨在地方政治層次引入民主選舉制度，讓台灣人只能以有限的管道參與政治，而這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基本特質。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反對勢力幾乎被全面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在戒嚴法與「動員戡亂」的戰時法規管制下，也處處受限（見第三章的討論）。
經過二十年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七○年代初台灣遭逢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外交挑戰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美國開始試圖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逐漸減弱它對台灣保有聯合國席次的支持。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並排斥台灣，使得台灣在宣稱合法代表全中國的鬥爭中，宣告失敗。
1975年4月蔣介石過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蔣介石兒子蔣經國則於1976年11月出任國民黨黨主席，並於1978年當選為總統。儘管國民黨曾推動溫和有限的改革，但蔣經國主政初期的政治獨裁本質並無太大改變。台灣人的政治反對運動，則在這段期間開始顯著地發展。1979年開始，美國終於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主張，有所認知。在這個外交鉅變帶來的政治紛亂中，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繼續在全島積極組織動員，以爭取民眾支持。然而1979年在南台灣第一大城市高雄所舉行的世界人權日遊行，最後使得許多全國性的反對運動領袖與地方的政治反對運動者遭到逮捕。這次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導致八○年代前半葉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反對運動中角色愈來愈重要的激進人士，開始採取升高衝突的方式推動台灣民族主義。他們的動員策略和意識形態，啟發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與歷史學者等，逐漸激起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正在這個階段逐漸浮現成形。1986年9月，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成立，並於1987年戒嚴解除後獲得合法地位。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容忍，這預示了接下來的歷史發展中，面對反對者的挑戰，國民黨被迫必須進行的一連串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營造了比以往更有利於反國民黨人士從事政治競爭的環境。
絕大多數的民進黨支持者是本省人，反對運動的領導核心也幾乎都由本省人組成。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它便不斷推動台灣獨立，挑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民進黨及其支持者而言，中國民族主義被用來正當化外省人對台灣的宰制，也使得國民黨以反共動員戡亂為藉口來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利，看起來順理成章。民進黨的政治綱領主張台灣重返聯合國，並且由台灣住民自決，以選擇台灣未來的政治方向。儘管國民黨政府仍然壓制，但是在八○年代的後半葉，追求台灣獨立的運動迅速地發展。整體來說，在這段期間，國民黨的政治控制確實逐漸放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姿態，在國際政治領域愈來愈活躍，民進黨除了挑戰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之外，也強調他們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在這段期間，主張台獨的人文知識分子更熱烈地投身政治，也推動一波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風潮。由於言論日漸自由開放，加上台灣民族主義顯著發展，在九○年代初期，傾向於主張台灣與中國統一、以及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之間，形成嚴重的緊張關係。從此之後，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相互衝突帶來的緊張，一直深刻影響著台灣各種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議題。
1970年代初期，為了回應外交挫敗連帶而來的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蔣經國曾提拔支持國民黨的台籍菁英進入黨政高層。技術官僚出身的本省人李登輝，在1984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並且在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為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而伴隨著政治自由化與反對運動的發展，執政的國民黨也大幅邁向「台灣化」，亦即有越來越多的本省人在李登輝掌權後，被指派擔任黨內與政府要職，因此決策核心內的本省籍人數，也開始超過外省人。此外，在1991年，三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裡所有終身職委員（絕大多數為外省籍）全部退職，新的中央民意代表也由選舉產生。
國民黨內反對台灣獨立或支持兩岸統一的外省籍菁英，對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內本省籍對手的挑戰，都倍感威脅，因此他們開始集結組織，於1993年成立「新黨」。1993至1995年間，新黨與民進黨各自動員其支持者，而國民黨本身仍繼續台灣化。主張統一與主張獨立的民眾之間的衝突，達到頂點。不過自1990年代初以來，雖然在更趨自由開放的政治氣氛中，民眾的政治關懷與利益日漸複雜，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相當顯著地增加，而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人數則急遽下降。在此同時，民進黨的政策變得更加重視實際（見第四章的討論）。為了吸引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這個最主要的反對黨開始以較不強烈的方式處理台灣獨立問題。相較之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從八○年代上半葉受到反國民黨的政治人士（他們許多後來成為民進黨的創黨成員）啟發而形成以來，逐漸獲得本身發展的動力。在諸如文學作家、文學評論家、台語復興運動者、業餘與專業歷史學者、民俗研究者等人文知識分子之間，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快速。本章一開始所提到1996年春第一次總統大選後，「建國會」為一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發出不滿民進黨的聲音。這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正包括許多我們所討論的那些人文知識分子。建國會在1996年10月成立的六個月之後，一部分幹部組織了「建國黨」。該黨黨綱要求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並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以入侵台灣來壓制台灣的獨立建國。正當民進黨緩和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時，建國黨則和建國會一樣，成為明白堅定地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士所集結的重心。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當代學術界研究民族主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企圖闡明國族的現代性。雖然學者們對於現代民族主義源起的確切時間仍眾說紛紜，但大致都同意應該不會早於十七世紀英國反抗君主政體的時期（Calhoun 1993: 212）。為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學者們各自看重不同的解釋因素，例如：現代國家的興起，這可視為在國家間相互競爭的脈絡下，一種行政權力向中央集中的過程（Giddens 1985；Tilly 1990；Mann 1992）；現代國家的發展，它造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差異（Breuilly 1982）；工業化，它需要流動的、識字的、並且具有文化同質性的民眾（Gellner 1983）； 報紙與小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它讓在一個特定行政統治領域內原先沒有人際接觸與社會交集的個人，能夠發展出彼此間的連帶感，最後則形成一種「想像的」國族共同體（Anderson 1983）； 另外的一個解釋因素，是一種渴望歸屬於某個既同質又穩定之群體的需求心理，因為這種群體已經因為家族、社區與宗教的連帶關係削弱而支離破碎了（Kedourie 1993 [1960]）。儘管學者們對這些不同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看法不同，但他們大多數仍同意民族主義是特別屬於當代的現象。一些學者清楚指出，唯有現代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科技、與其他社會發展條件的匯聚下，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才有可能出現（Hobsbawm 1990: 9-10；Eriksen 1993: 101-107；Calhoun 1994: 315）。
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的理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是將民族視為一種集體認同，它基本上依賴文化建構而發展，而這種文化建構由那些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或者由已經存在的國家所推動。「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Gellner 1983: 55），或者「民族並沒有創造國家與民族主義，而是國家與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1990: 10）之類的說法，都已經成為老生常談。這種論點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對「演化決定論」（認為民族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的高峰（Smith 1993: 10）。
非演化決定論觀點的典型代表，即為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社群」或「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對Anderson來說，任何種類的社群認同都是想像力所建構的。他寫道：
事實上，所有的社群，只要其規模大於人們可以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都是想像出來的（甚至即使原始村落本身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區分不同的社群，靠的不是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Anderson 1983: 6）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將民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而這本名著的主要目的，正在於解釋民族如何被想像與如何誕生。為了詳細說明民族為何、且如何被想像成「本質上既有限，而又具有主權」，Anderson首先提到一些普遍的條件，例如一些主要宗教的地位日漸低落、君主王朝政體的式微、以及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的形成。更具體地說，他關注1776至1836年間美洲一些新國家的建國經驗，認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民族做為一種想像的社群的最早模式。根據Anderson的說法，由於三種社會歷史因素的結合，才促成這種新穎的意識的出現。第一，這些南美洲每一個新誕生的共和政體，好幾世紀以來都曾經是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而這個事實，使它們具備獨立自主的性格。第二，美洲出生的歐裔（creole）官員在一個殖民行政區內的「朝聖之旅」（pilgrimage），亦即他們被限制在特定行政單位內的生涯經歷，有助於這些官員之間產生彼此互相連結的感受。第三，報紙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讓一個行政區內閱讀相同報紙的讀者群之間，創造出一種社群意識（Anderson 1983: 9-36, 47-65）。Anderson強調，這個民族模型一旦在南美洲被建立起來，世界各地便有人跟隨仿效。「『民族』因此變成某種能夠讓人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追求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慢慢才變得清楚的視野架構」（Anderson 1983: 67）。
確切來說，Anderson的核心關懷在於為何這種新的集體認同類型會呈現為這種形式（form），以及這種想像的方式究竟如何出現，但比較不在於關注「這是誰的民族主義」等更具體的問題。他研究焦點所在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做為「某種關於社群、以及社群應當如何被組織起來之新觀念」（Breuilly 1996 [1994]: 159），亦即關注的是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般普遍的性質。雖然Anderson的分析主要基於南美洲的實際例子，但他的研究重點，不在於特定社會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徵與內涵。 一如Anthony Smith所評論的，Anderson的理論忽略了下列問題：「民族指的是誰？為何是這些民族、而不是指其他民族？」（Smith 1993: 20）從目前對台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相關研究來看，Smith對Anderson的研究取向的批評可以說是恰當的。接下來就讓我們討論這些研究。
許多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的相關研究，都受到作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所左右，而這些作者都提倡特定的政策（例如蕭行易 1990；馬起華 1992；林勁 1993；黃昭堂 1994）。這類的著作，事實上經常可以歸類為政治評論。除此之外，關於這個議題，僅有少數問題意識清楚、而且具有理論旨趣的研究。整體來說，這些少數的研究可分為兩類：其一筆者稱之為「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其二是「政治競爭」的研究取向。
採取「想像的共同體」取向的研究，都受到Anderson的理論所啟發。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最早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是這個研究取向的開拓者。為了解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內部台灣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這個取向的研究主要強調兩個因素。第一，做為台灣第一個現代的國家機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行的交通運輸、傳播、行政體系、以及教育的現代化，滲透傳統的地方社群。在一定的程度上，現代化模糊了漢人內部福佬人與客家人的界線。因此地方的與族群的社群，都被整合融入一個以全島嶼為範圍、剛剛萌芽的「想像的政治社群」。 按照若林正丈的論點，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1920年代初期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所開始組織的反殖民運動。他們的組織發行的刊物，成為台灣「印刷資本主義」的先鋒。若林正丈強調，由於這些刊物的宣傳與二○年代許多的反殖民抗爭，使得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政治化。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因此轉變成一種對立於殖民者的台灣人認同感。台灣的漢人，因此經歷了逐漸歸屬於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經驗（吳密察、若林正丈 1989: 186-187；若林正丈 1994: 50, 52-55）。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用來解釋台灣民族認同浮現的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這個取向的研究，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對於台灣民眾反抗中國認同、形成台灣人認同來說，相當重要。一直到198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威權體制」（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方式控制各種社會的力量，這使得它既能在台灣立足，又得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爭。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之前，官方禁止海峽兩岸人民有所接觸。若林正丈認為，儘管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宣傳「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Anderson分類下的一種「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但台灣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政治社群，這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形成的觀念，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若林正丈 1994: 55-56）。此外，若林正丈也應用Anderson的「朝聖之旅」概念來解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兩者皆有助於創造出以台灣為範圍的朝聖區域，亦即讓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社會母體。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的優點，是對於民眾將台灣視為獨立政治體的廣泛認同感在發展時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提供了很好的描述。 但是，一如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聯」（Breuilly 1996 [1994]: 147-148）。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通常有賴文化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人士的動員、以及被動員的特定政治變遷情形而定。換句話說，「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所指出的浮現中的國族認同，顯得有如鐵板一塊般地過於整體單一，而它所依賴的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究竟是什麼，則顯得非常模糊。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唱出民族之歌的單一聲音。關於「這是誰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問題，「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只能給出相當有限的答案。相較之下，從「政治競爭」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則對民族主義發展的社會能動性問題，提供更多令人滿意的解釋。
「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典型之一，是王甫昌（1996）的傑出研究成果。他指出，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在中華民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政治民主化。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開始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王甫昌解釋了這個重大轉變發生的原因，也說明了政治反對運動者如何訴諸民族主義，以做為替代的政治策略。他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平等，是反對運動者追求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議題，而美麗島事件代表這種追求的重大挫敗。反對運動者的強烈挫折感，以及八○年代上半葉國民黨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反對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動員策略變得更加激進。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正是官方所宣傳、具有相當沙文主義色彩的中國意識。他們認為，這種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正當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在省籍關係上的不平等。為了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反對運動者開始發展一套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此外，王甫昌也指出，1986年之後集結在新成立的民進黨下的反對運動者，發起了許多群眾集會與街頭抗議，以動員社會的支持。在這種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訴求，進而使得民進黨的支持度顯著增加（王甫昌 1996）。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確實是國民黨政府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長期以來對抗的結果。「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長處就在於告訴我們，民族認同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相反的，它是逐漸浮現形成的，而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ethnicity）蛻變為民族性（nationality）的催化劑。由於聚焦於政治衝突，這個研究取向顯示特定的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台灣民族認同，以動員民眾的支持，追求新國家的建立。這個研究取向闡明了台灣人做為一個受宰制的族群，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以挑戰統治他們的國家。因此以下我們有必要討論被宰制的族群及其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中日的近代交往，是一段兩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中國為何選擇了一條與傳統「天下」思想截然相反、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形式？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承認是因為中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近代國 家思想的強烈影響所致。為了尊重歷史事實，本書作者使用了當年日本政府、外務省、陸軍省檔案等大量日文原始資料，以探討中國民族和邊疆問題與日本的關係。
書評 / 推薦
王柯教授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外重視日本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近代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給兼有滿蒙回藏漢苗多民族的中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轉型，帶來了種種啟示、問題和麻煩，反過來也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理解和觀感。作者在日本學界多年，對近代日本歷史和文獻非常熟悉，這一觀察角度十分重要，有關國家、邊疆和民族問題的討論，也相當有啟迪意義。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強國，關係陰晴不定，近年更因為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對立意味濃烈。雖然中日在戰略關係上屢有競爭，但兩者世界觀及民族主義原來擁有極大淵源。近代中國向明治日本求師複製改革經驗，不但引進現代科技，而且從中模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改變中國的「邊疆」意識、影響國家建設過程，造成始料不及的效果，延續至今。王柯教授聚焦探討兩國民族主義觀的發展及其影響，是當代東亞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中國王朝時代的政權之所以能夠讓「周邊」及「異民族」自由自然地與中國交流和融合，皆因長期崇尚「德治」這一超越「民族」和時代的價值，從而延續其統治的正當性。進入二十世紀後，這一歷史趨勢卻戛然而止—周邊開始拒絕中國，異民族集團開始抵制「中國人」意識。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民族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中國，實在刻不容緩。 本書作者指出，因為近代中國導入了「民族」的話語，造成了「民族」與「國民」二者不分的現象；隨著民族話語不斷被政治化，各種官制及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以「民族」來頂替「國民」的結果，不僅促生和強化了漢族排斥和歧視其他周邊民族集團的狹隘民族主義，也使處於中國周邊的其他民族集團在社會流動的自由屢受限制，因而對自詡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逐漸失去國家認同的意識。 本書集結作者二十年間就中國近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之思考，當中包括他在多個中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生活經驗與大量田野考察工作。 如何建設一個具有跨越階級、民族和國家利益的讓全體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將會是少數民族集團邁向國家認同的關鍵，好讓他們不再成為這個國家的「他者」。

By now, we've all heard about the shocking 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at's occurred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and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last decade. But economic changes like this don't occur in a vacuum; they're always linked to politics.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searches out these link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s of the 1990s, the decade when neoliberalism-free market economics-became gospel. After a brilliant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how racial and gender inequities were woven into the very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of the state, Duggan shows how these inequities play out today. In a series of political case studies, Duggan reveals how neoliberal goals have been pursued, demonstrating that progressive arguments that separate identi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policy, cultural politics and affairs of state, can only fail. Ultimately,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ot only reveals how the highly successful rhetorical maneuvers of neoliberalism have functioned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shows a way to revitalize and unify progressive politics in the U.S. today.

In this path-breaking work, Jasbir K. Puar argues that configurations of sexuality, race, gender, nation, class, and ethnicity are realigning in relation to contemporary forces of securitization, counterterrorism, and nationalism. She examines how liberal politics serves to incorporate certain queer subjects into the fold of the nation-state, through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legal recognition inherent in the overturning of anti-sodomy law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more mainstream representation. These incorporations have shifted queers from their construction as figures of death (the AIDS epidemic) to subjects tied to ideas of life and productivity (gay marriage and reproductive kinship).Puar contends, however, that this tenuous inclusion of some queer subjects depends on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tions of Orientalized terrorist bodies. Heteronormative ideologies that the U.S. nation-state has long relied on are now accompanied by homonormative ideologies replicating narrow racial, class, gender, and national ideals. These "homonationalisms" are deployed to distinguish upright "properly hetero," and now "properly homo," U.S. patriots from perversely sexualized and racialized terrorist look-a-likes - especially Sikhs, Muslims, and Arabs - who are cordoned off for 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Puar combines transnational feminist and queer theory, Foucauldian biopolitics, Deleuzian philosophy, and technoscience criticism, and draws from an extraordinary range of sources, including governmental texts, legal decisions, films, television, ethnographic data, queer media, and activist organizing materials and manifestos. Looking at various cultural events and phenomena, she highlights troublesome links between terrorism and sexuality: in feminist and queer responses to the Abu Ghraib photographs, in the triumphal responses to the Supreme Court's Lawrence decision repealing anti-sodomy laws, in the measures Sikh Americans and South Asian diasporic queers take to avoid being profiled as terrorists, and in what Puar argues is a growing Islamophobia within global queer organizing.

图赞巴赫：你说，在未来的年代里，地球上的生活将是不可思议的，美妙的。的确如此，然而，即便那种生活尚很遥远，要想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工作……是的，必须工作，也许你会想——这个德国人过于激动了，但是，我发誓，我是俄国人。我连德语都不会讲，我的父亲是东正教徒……
我们的民族犹如我们与女人的关系：它与我们的道德本质是连在一起的，无法体面地改变，它纯属偶然，不值得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