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的第三个研究报告。2004年至今，课题组成员先后在四川、广东、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作了长期深入的调研。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现。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在对社会阶层关系研究作出初步总结后，重点调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总体描述和分析。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本书大部分篇幅是何兆武先生在清华大学针对本科生有关文化问题的谈话与讲演；主要是探讨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全书共分九讲，每讲集中探讨一个问题，从对西方文化史的介绍切入，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讲解，涉及的知识面甚广；所举实例甚多。此外，何先生对“中学”与“西学”之争、五四运动、胡适、新儒学等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作者将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读来有如亲耳聆听先生的讲话。

《热风》收作者1918年至1924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十版次。鲁迅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沦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鲁迅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本书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作为哲学家、学者、作家兼教授的胡适，不仅其诗其文对当时或者后世有一定影响，其演讲艺术亦因有独特的风度而受到学者的普遍赞誉。本书取自其演讲录音，贯通胡适前后各个时期，并配有CD。

目录如下：谈谈实验主义（1919）、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打破浪漫病（1928）、中国禅学的发展（1934）、《水经注》考（1952）、搜集史料重于修史（1953）、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1953）、科学的人生观（1930）、工程师的人生观（1952）、提高和普及（1920）、书院制史略（1924）、大学的生活（1958）、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1960）、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1962）、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传记文学（1953）、白话文的意义（1954）、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

胡先生雅善言词，而且善于恭维人，国语虽不标准，而表情非常凝重，说道沉痛处辄咬牙齿地一个字一个地吐出来，令听者不得不信他所说的话语。他曾对我说，他是得力于《圣经》传道的作风，无论是为文或言语，一定要出之于绝对的自信，然后才能使人相信。——梁实秋


我在康奈尔时代，演讲的地区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的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演讲，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胡适


我这一个徽州的小孩子，没有学过国语，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站在那个字纸篓的旁边，找到一本破烂的、不完全的《水浒传》，“李逵打死殷天赐”，就这样地发疯。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我们有把握的。我们晓得，全中国凡是进过学堂的人，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认得一千字或两千字的人，只要他瞒住了老师，瞒住了父母，半夜里偷看小说，把小说瞧得得意忘形而发疯，这班人都得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诸位先生，都是来自各地，来自不同的区域，最早没有受过国语的训练，没有受过白话文学的训练，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没有给你们开学堂，给你们辅导白话文学，大家却都能够用白话写文章了。不过，我们与白话文学也有一点关系。1915 年，我在外国做学生的时候，就同许多同学，通讯讨论，打笔墨官司，后来这笔墨官司的一部分，在《胡适文存》里面也发表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本，里面发表我一篇自传，叫作《逼上梁山》，我把当时在国内的许多通讯发表出来，现在那一篇文章放在台湾版的《四十自述》的后面做一个附录（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一册《四十自述》第97 至第131 页）。我那自传在那个时候——在打笔墨官司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要怕没有标准的语言，没有标准的国语，没有标准的文学的国语，没有标准的国语的文学，不要紧。我们就是规定标准文学的人，我们的创作就是规定这个国语文学标准的人，不要怕。没有一个人要把每一个字都要看标准国语字典才能做文学家，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当初就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实在说来是不错的。不是我们创造的，不是我们几个人创造的，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的，演变下来的。一直演变到现在可以说是最了不得的、最合逻辑的、最简单的一种文法的语言。同时呢，在这个七八百年当中，尤其在这个四五百年当中，有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这一类伟大的小说以后，我们有一个文学的标准国语，文学的标准国语就是标准文字。说这一个的“这”字是怎么写法，那个的“那”字是怎么写法，诸位要想一想，在那个语言还没有标准的时候，这些小说没有通行之前，要看到宋朝的《高僧传》，和尚的语录里头用白话，比方说“呢”字——你肯不肯“呢”？现在用尼姑的“尼”字加“口”字就够了，古时间的那个“呢”字怎么写呢？想不到的，古时间的“呢”字是用渐渐的“渐”字，那就困难了，在底下加个耳朵的耳字，那个字读起来，你看多么困难！再比方你们我们的“们”字，现在容易了，“门”字旁加个“人”字，这个“们”字，古时间就没有这个东西。当时有的人用“满”字；后来用每一个人的“每”字：“我每”、“你每”、“他每”；到后来，才标准到我们的“们”字。当初不单是我“们”、你“们”、他“们”没有，我面前这样的桌子也是没有的，播音器也是没有的，这样的杯子也没有的。后来，“人”有了，“兄弟”有了，“姊妹”有了，“学生”有了，“朋友”有了，这个都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回头想来，那个时候造个“们”字，造个数目字的多数，也是很困难，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们这个几百年的小说家，就是无意当中找到了这个公式，乱抓汉字，把汉字拿来写白话，写他们的白话的作品，写他们的活的文学。这样说起来，说破了所谓文学革命，是一个钱不值。简单得很，“白话”！就是“汉字写白话”！就是我们几千年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语言，活的语言。这个几百年无数的无名的作家做的这些评话、儿歌、情歌、戏曲、小说都是了不得的东西。

——选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本书收录了张承志的两篇代表作《北方的河》和《黑骏马》。 《北方的河》通篇就是一首抒情诗，作者用形象化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雄浑、壮阔、绚丽的“北方的河”。《黑骏马》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骏马》为主线，以舒缓的节奏，优美的笔法，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抒发了作者对草原民族的深情。 这两部小说辽阔，深邃，恢弘，充满了强烈的人生信念和理想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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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傻十日谈》内容简介：Jim是一个立志去美国Top10读MBA的牛人，有过两次申请失败的惨痛经历，第三次在太傻的帮助下终于申请到了啥佛。一年之后，Jim却毅然放弃了令无数人羡慕的哈佛学位，回国创业。这是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让他做出如此出人意料的抉择的呢？

对于一个封闭多年、人口众多的计划经济国家，当它重新走市场化道路、加入全球化秩序时，积压多年的后发潜力在初始时期必然会快速发挥，经济会迅猛增长。这种太快、相对轻松的增长，往往带来非理性亢奋，让人得出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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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仅靠工薪的增长来增加个人收入，虽然能多少使大家共同富裕，但在经济快速增长时，那些不持有任何经营性产权的人无法靠产权的增值而提高收入。结果，收入差距可能难免越来越大。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弥补众多家庭因规模化生产与规模化销售而失去的一般性创业机会（中等收入机会）呢？股份的证券化交易是缓和贫富悬殊的一种方式，给中产阶级在收入上有“与时俱进”的机会。这样一来，尽管工薪阶层不直接经营企业，但他们也能以股东身份分享创业与企业增长的好处。
对于任何社会，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而且这种致富机会人人平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一旦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稳定就会是自然的事情。

卢梭首先继承了中世纪救赎传统，并努力把这一传统传递给近代社会。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坚持世俗理性的启蒙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分歧。卢梭是一个颠覆性的二传手。他传出的是一个爆炸性的烈球。他的颠覆对象并不是彼岸天国，那一天国已随上帝远去。他要颠覆的对象，是此岸文明结构——从世俗生活一直到政治王国。他的理论包装是历史复古主义的悲观色彩，其内里的填料却是一种可燃可爆的道德理想主义：重建道德共同体，重建世俗社会。政治结构、文明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理论是一种早产的解构主义，社会政治上的解构主义。因此，它一旦落地引爆，就不仅仅是一场英美式的政治革命。它要把政治革命延伸为社会革命，把社会革命延伸为道德革命，把一次革命引申为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再生性革命。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那一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国内战争，也是一场国际战争，更兼一场宗教战争。

本书以故乡村庄为立足点，考察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命运，乡村的沦陷与希望。其中有作者三十年生活的阅历与见证，六十年中国农村建设的荣辱与沉浮，并由此折射反映出近代百年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与玄机。一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结合，大时代与小细节的交织，延续着作者明辨，理性，温暖，悲悯，关乎心灵与真实的写作之路，堪称熊培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本书的目的是对美国和中国两个社会的人的共同性做深入考察。作者首先考察了艺术（特别是绘画，文学和男女之间的行为模式），接着将这些个人性格特质与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讨论美国人和中国人在特定境况中的行为方式如何与两种民族文化模式相融合。最后探讨了两个社会。

许烺光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中说：中国人是以情境为中心处世的。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始终是要有一个依靠的，这种依靠就是宗族。在过去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作为一个宗族的成员才可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利益，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

作者在《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書中已經指出華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情境中心的模式, 美國人則是一種個人中新的生活方式。本書係《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姊妹著, 作者是圖探討特有的情境中心生活方式的華人進入美國社會後, 所面臨的衝突與調適。作者認為華人為了實現美國夢, 中國文化的傳承事項有利的資產而不是包袱。對於白人, 華人更能輕易運用文化傳承中的觀念與行為模式來彌補美國現實中的若干缺憾, 並促進其進步的理想主義。本書附錄更精闢地解析所謂的美國精神:「粗曠的個人主義」, 並對於粗曠的個人主義之弔詭提出嚴格的批判, 有助於非西方社會了解美國文化。

『许烺光著作集』共10册，本书为『著作集』中第１册。许烺光院士病中两年以英文口述，由徐隆德博士纪录翻译，并由许夫人和两位女儿亲自整理，校订而成之回忆录。许院士一生走过中国大江南北与世界各国，东北出生，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云南地区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康乃尔与西北大学等校任教，并在印度与日本从事长期田野研究，由曾获得采访越战奖的徐隆德博士执笔，文笔流畅，记录了许先生的成长历程，学术经历，以及各国见闻，实属不可多得之佳作。

中国的改革如同巨龙腾飞，并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全面讨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历时8年，组织几十位北美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编撰了一部“工具书”式的手册，内容涉及政治体制、劳动力流动、人口政策、环境和资源保护、教育和科技发展、产业政策，财政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全球化、法制建设、收入差距、地区差异等等，几无遗漏。既有从历史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阐述；也有从各个经济专题角度详释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更有从部门结构、收入差距和地区差异角度论述的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问题；还有对未来（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可谓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大转型的“百科全书”。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作者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探索，试图构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分析与解释中国历史的框架。《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得以充分展示作者的这种努力。作者整理、编排多年来媒体访谈录近30篇，并按内容及内在的逻辑顺序将其分为五个板块：第一板块《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揭示作者构建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包括元规则、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及血酬史观等；第二部分《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着重介绍与阐释作者长期研究历史的方法；第三部分《观念版图的融合》借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及老子的潜心研究，深入阐明自己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第四部分《从历史看现实》，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发生的黑窑事件、黑社会、官职交易的“历史解读”，进一步发表自己的立场与观点；第五部分《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则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及研究兴趣，交代作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历史渊源。五个板块的内容浑然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一个整体，体现作者独特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其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