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翻帝制後，社會經過一段激變的歷程。在「舊新共存」和「中西交織」之下，新的禮制如何影響了新的禮制建築設計。天壇、孔廟和關帝廟的興衰表彰忠烈和賢良的祠堂，崇祀對象的演變袁世凱墓、孫中山墓、先烈墓，以及新的紀念碑、紀念雕像、紀念堂等
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外國列強的軍事、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入侵，清王朝的覆滅以及新的國家政體的形成，中國的城市和建築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生產制度、知識體系、美學思想、材料結構、功能類型，乃至構造施工等各方面，從根本上顛覆了中國傳統的營造業和營造學。探討這些變化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就成為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的基本課題。而新舊矛盾、中外交流、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衝突，也是考察這些變化的基本語境。
本書探討辛亥革命之後至抗日戰爭爆發期間中國禮制建築的發展。禮制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信仰、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的綜合體現。服務於它的建築物也是一個社會最重要和最具文化象徵意義的物質與空間表現。伴隨社會變革、信仰體系及傳統習俗的改變，影響中國社會長達三千餘年的禮制建築傳統命運如何？新的國家政權下新的禮制建築是什麼？新的禮制如何影響了新的禮制建築的設計？又如何從中外傳統中尋求借鑑？本書建立在大量歷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以及廣泛的實地考察上，適合歷史、建築和美術以及對民國建築有興趣的讀者。
本書特色
本書談論從帝制到民國的轉變，也影響了建築設計的形式（例如祭孔、天壇的祭天、中山陵等紀念物的設計等），在民國百年出版別具意義。

《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套装共2册)》将缕述尧舜以降之治理秩序演变的历史，并因史而求道，从演变着的治理秩序之中探寻华夏一中国治理之道。笔者无意于写作一部自命客观的、科学的历史著述，也不会纠缠于对历史细节的还原、描述，而将集中于考查华夏治理秩序史上几次立宪时期立宪者们的观念、行动，解析他们所构造的制度之渊源和内在机理，以把握彼时之治理架构及其所形成的秩序。由此，《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套装共2册)》将展开一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任务寻找、揭明华夏一中国的治理之道。”

《华夏治理秩序史（第2卷）：封建（上下册）》深入周代经典封建制度内部，依据古典经、史，重构封建制的治理架构及其运作机理之完整图景。澄清封建制，对于准确地认知华夏治理之道和华夏历史，对于完整地把握中国文明之深层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封建制乃是华夏历史之开端，在此一开端中，一定最为直接、真切地体现着这群人关于生命、生活、治理的认知、想象和希望。唯有通过解析封建制，借以理解封建制下人们的生活、治理，进入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才能较有把握地谈论中国人的精神，体认华夏治理之道，以及理解中国文明之基本性质。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首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特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本书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对此展开深入耙梳，相信会为学界研究此一问题提供一精致的文本。

本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共40册

《中国行会制度史》介绍了中国行会的起源、历代行会的演变及会馆等等。作者全汉升曾师从陶希圣，受傅斯年的提拔，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桃李满园，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代大师。 这是研究中国工商业同业组织的开创性之作，也是一部探讨从行会的起源、萌芽直到近代手工业行会、商业行会、苦力帮的通史性著作，为后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行会制度史》金书十章。头两章讨论行会的起源及萌芽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行会，接着的三章顺时代先后对隋唐、两宋、元明的行会加以论述；第六章则专章对会馆展开探讨；七、八两章阐释近代的手工业及商业行会；第九章专对近代苦力帮之史进行考察；结论部分析论行会制度的利弊与衰微原因。

韩寒是一种独特的时代产物，是批判行动的新形式，是批判力量的新载体，是过去的崇高与严肃在此刻的接力者。他们的存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之所以他扭曲得像一幅漫画，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总体上是一面哈哈镜。所以，读者要知道：那在镜子里高大全的，其实有毛病；那在镜子里扭曲了的，反而是正常；那在镜子里正经的，其实是假正经；那在镜子里游戏的，其实是真严肃。

反日運動も、文化大革命も、常識的に考えましょ。予備知識なしで読み始められるなるほど!の10講義。日中関係の見方がまるで変わる。

本书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半个世纪内的经济增长，主要关注现代产业的发展，即基于国外引进的产品、原料、技术及制度管理的经济活动。棉纺织厂、铁路及轮船运输、西式的商业银行，将在作为研究现代行业运转的典型例子在本书中予以考察。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政治与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规模与影响与同时期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十分相近。
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两个地区向外扩展：以充满经济活力的大都会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以沈阳（奉天）、鞍山、本溪、营口（牛庄）及位于今辽宁省东南的大连为工业与交通中心的满洲地区。上海是19世纪40年代西方受商业利益驅使以武力胁迫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批条约口岸之一。它位于中国国内贸易交通要道——长江的入海口，并得益于这一有利位置；在19世纪条约体系使中国主权部分丧失后造成的贸易和生产扩大之前，上海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上海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几乎全部受控于国内或国外的私有企业。从一开始，这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就与传统经济建立了紧密的纽带，从而取得投资资本，原料、劳动力及销售市场。
满洲的发展源于私人企业与外国政府影响的结合。影响满洲的首先是俄国；1904-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日本继之成为对满洲影响最大的国家。20世纪20-30年代满洲的大型采矿业与冶炼业不断发展。不过这种发展对日本的经济比对中国的经济更为有利。与此同时，大片未开垦土地和中日政府不断扩建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华北的大批移民浪潮，并引发了满洲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新的经济形式从江南与南滿的城市中心以多种途径传播开来。一些作为上海、大连及其他大型城市出口产品及原料供应地的主要贸易中心城市也逐渐开始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它们广泛的贸易联系，同时促进了交通业、通讯业及金融业的发展。工厂的扩大及交通网络的深入，进一步带动了对电力设备、维修行业和其他附属设施的新需求。因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汉口、哈尔滨、长沙及昆明等中心城市，尽管仍远远落后于上海、天津，但也已孕育出了相当规模的现代行业。在一些更次要的的城市中，类似的发展也在以较小规模地进行着。

作为一个含蕴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行为，追忆不仅是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慨叹，也寄寓着儒家知识分子追求“不朽”的“本体论”的焦虑；更体现了“向后看”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思维模式。
全书不按年代排序，也不求分类阐述，作者通过新颖独到而又论证充分的阐述与分析力图为我们建构一个一追忆的殿堂：“诗、物、景划出了一块空间，往昔通过这块空间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在以“学术散文”的方式串联中唐文学文化史的尝试之后，《晚唐》貌似又回到了传统的文学史架构，以对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的新颖而精审的解读，来勾勒出于中唐诗余韵中的晚唐诗歌，如何在“回瞻”与“迷恋”中既实践着独立的诗歌“写作”，又恰如其分地记录了大唐王朝逐渐解体过程中文人们的体验、感情和他们视野中的世界影像。而对当时诗歌语境和手抄本文化的揭示和强调，又使《晚唐》的文学史视野别具怀抱，从而对重新理解晚唐文学文化乃至社会和历史转型饶富启示。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集，由哈佛才女田晓菲选编而成。《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所选的17篇文章，论述范围从上古文本如《诗经》、《左传》一直到五四时期有关文学史的重写，以及传统文化与全球主义之关系等问题。这些文章不是某个“理论”或“学派”的产物，而是思想之精要、学术之心得；它们源于激情，也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各篇的研究方法，不为一门一派所囿，而是体现了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精神，体现了一种丰富的历史想象力。

爱读《金瓶梅》，不是因为怍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要想看人生的黑暗，生活就是了，何必读小说呢——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慈悲不是怜悯：怜悯来自优越感，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

由宇文所安编著的《迷楼》内容介绍：“迷楼”原指隋炀帝在7世纪初
建造的一座供其恣意享乐的宫殿，其本义就是“让人迷失的宫殿”，无论
是谁，只要进入迷楼，就会迷而忘返。宇文所安这部著作模仿迷楼的架构
，将来自多种不同文化、多个历史时期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由
此论述中西诗歌中的爱欲问题，这些诗作本来毫无归并一处的理由，然而
彼此结合，却益觉其气韵生动。
作为一种比较诗学，《迷楼》不拘限于欧洲传统中那些人人耳熟能详
的作品，而是突破常规，将生的与熟的、古的与今的作品结合起来——否
则，那些与传统类别格格不入的作品就会被强行纳入其所不从属的类别，
或者被视为外来的少数派而弃置不顾。本书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提出了什
么观念结构，而在于这些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愉悦，以及当我们放慢脚步沉
思这些诗作时感到的快乐。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是宇文所安教授199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包括一篇导论和七篇论文，并附录了三篇古典诗歌、传奇作品的英译。全书在所探讨的时序上似乎延续了《初唐诗》、《盛唐诗》，其旨趣则大有不同；它的篇幅较之宇文教授的前两部著作要小得多，而涉及的论题之广且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各篇的要义，宇文教授在导论中现身说法，已有揭示，此处也就无庸辞费了。
第一篇论文，《独特与独占》，将中唐文学对身份的再现视作对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斥。在个人身份的层面上，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要吧表现为宣称自己优于他人，不过它也可以是一种异化感，而这种异化感造成了他人对自己的排斥。在中唐时代的作品中，特立独行表现为一种独特而易于辨识的风格，它可以为他人所袭用，但它却总是与一个个体作家挂钩。
接下去的一篇论文，《自然景观的解读》，讨论各种不同的再现风景的方式，显示自然的潜在秩序如何在中唐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文本对于自然的井然有序的表述和品评；这样的风景具有建筑性，这在先前的诗歌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对于缺乏潜在秩序的风景的再现，是美丽去不连贯的细节的堆砌。
这第二篇论文公限于物理世界秩序的再现问题，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在人伦世界的事件中生成。《诠释》这第三篇论论文探讨中唐时代的一种倾向，它对现象所给出的推测性解释，要么就是与常识相乘违，要么就对通常认为无需解释的境况做出解释。如此独特的诠释，缺乏任何证据或文本章顺的支撑，常常沾染上一层富于反讽甚或疯狂的意味。
第三篇论文《机智与私人生活》审视对私人空间和闲暇活动的游戏性的夸大诠释，作为抗拒常规价值的一种私人价值观的话语。
第四篇《九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探讨中唐时期对写作，尤其是对诗歌写进行再现时发生的某些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两篇文章探讨八世纪晚期成形的新的浪漫文化。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
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
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
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
2004年8月

本书有一个通盘的思考，以个案分析为基本特征。每一篇涉及的问题各自不同，有的是观念，有的是技巧，也有的是形式，但是都没有偏离一个主题，即在比较的视野里对中国现代诗人进行一番透析。通过他们对西方诗歌的阅读与翻译、吸收与转化，以展现中西诗学融会的微妙情状和曲折过程，厘清两者之间复杂的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