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和动物的理性是有限的（既不是非理性的，又不是纯理性的），但这种有限理性已足以使他们在现实环境中作出合理判断和决策。现实环境并不苛求人类和动物，也就是说并不要求人类和动物时时处处都作出最优化选择和决策，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理性资源的有限而忐忑不安。相反，那种奢望通过无限理性实现最优化目标的理想主义者反而是不合时宜的！这并不是说《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作者希望无限制地降低人类理性的目标，将人类还原到低等动物的理性水平。他们对理性的最低要求是：能够与现实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相匹配！当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时，从生态学角度看就已经足够了。这种理性被称为“生态理性”。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有机体是否有理性或其作出的判断和决策是否合理，应该用现实的外在标准来判断，而不是用唯智论者所推崇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来判断。不存在与现实环境相脱离的不着边际的抽象理性，如果有，它对有机体适应现实环境也是毫无价值的。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和动物理性时，才能找到评判理性的合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生态合理性”。
提出一种观点是容易的，展开和证明一种观点却是困难的。难能可贵的是，适应行为与认知研究组从上述关于人类理性的基本观点出发，形成了连贯严密的研究方案，并从诸多学科领域为其观点累积了丰富证据。既然只有当理性被付诸实际使用时，才具有适应价值，才能提供评判它的机会，于是《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作者首先从两个方面对有机体需要使用理性资源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了分类：首先，他们按照有机体通常面对的认知问题将有关任务分为选择、记忆、数量估计、归类等类别；其次，他们按照现实生活中有机体面对的现实适应性问题将有关任务分为食物选择、配偶选择、父母投资以及从动作推断意图等类别。如果说人类和动物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当面临上述诸多现实任务时，他们就应该且必须采用简捷而“精明”的方法来配置和使用其资源；如果说人类和动物的理性具有生态合理性的话，那么也只有在他们“精明地”配置和使用其有限理性资源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这两个术语成了适应行为与认知研究组的中心概念，它们双双携手使得有机体在现实环境中采用“快速节俭的”简捷启发式成为必要。有机体是否采用简捷启发式呢？他们可能采用哪些简捷启发式呢？他们何时采用简捷启发式呢？简捷启发式在现实环境中的成效如何呢？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关于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命题也就得到了检验。正由于如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简捷启发式让我们更精明》的主要内容。

该书为1900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侵华期间所写的日记、笔记以及给德皇的奏议、函电、报告。主要记述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胁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等活动，对研究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书分为先验原理论和先验方法论两部分，涉及先验感性论、先验逻辑、先验分析论、先验辨证论等内容。

尼采的一部主要著作，便是这《苏鲁支语录》，甚为鲁迅所欣赏。鲁迅最初加以翻译，用的是文言，题曰《察罗堵斯德罗绪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节。 那译笔古奥得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在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宋五‘子’尚不在其列。这是华文第一译。后下鲁迅再度翻译，用的是白话，从新开始，止于《序言》的前九节，题曰《察拉斯忒拉的序言》，后附注解，刊于一九二O年六月《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五期。此后有郭沫若的译本，题曰《察拉斯屈拉图如是说》，亦止薄薄一本，似是节译。后下鲁迅属徐梵澄将全书四卷译出，交郑振铎出版，时在一九三五。书名乃鲁迅所定，郑振释还作了一页序言，便是书端这序。郑序中说还有楚曾先生的一译本，当时未便出版两种译本，是以未取。此外另有高岸先生的译本，似乎后下皆已行世。那么，此译之外，至少还有两种译本流传。

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经历和所见所闻，构成了《癌症楼》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个病人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写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实际上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一个个知识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劳改的事实，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产生这些悲剧的缘由。
这是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作品。“癌症楼也叫做13号样楼”。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二十几年的军队、劳改营、流放地的生活后，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接受放射治疗后，他的病情渐渐好转。但是，下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性能力。在多年劳改、流放、沉冤蒙难的日子中，他已淡记了女人，当他来到“癌症楼”治疗的时候，性意识在他身上猛醒，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成为生命力后标志……

“嗯嗯”到底有什么学问呢？故事透过一只倒霉的小鼹鼠，寻找到底是哪个坏蛋“嗯嗯”在他头上的过程，轻松愉快地让我们了解：原来每一种动物的排泄物形状都不同，什么样的动物就“大”什么样的“便”，我们也从《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中得到更深一层的认识。 而最后小鼹鼠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个“嗯嗯”在他头上的坏蛋呢？专吃大便的苍蝇可是破案的关键喔！这是一本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的好书，在书末还附上一篇“动物的吃喝拉撒”的文章，说明了动物的食物、消化与排泄的关系，让小朋友在哈哈大笑之余，也得到生物学相关的常识。

本書特色 提升人際關係、創造好人緣的人際相處書籍 內容介紹會交際才能匯人氣！做好交際的關鍵是什麼?是拚酒拚命拚人氣?還是盡忠盡孝講義氣?其實交際很簡單，只要在與人互動上多留意，凡事給人留點情面，乍看是吃虧其實是默默在累積你的人脈資產，讓交際成為一種習慣，不紅也難！網路資訊發達、宅經濟的趁勢崛起，讓許多阿宅們只要動動滑鼠，網路就像神燈一樣要什麼有什麼，造成很多人漸漸失去交際的機會，最後變成只要一聽到「交際」兩個字，眉頭就打結，總認為這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一種超難理解的技巧，然而，交際真有這麼難嗎？其實與人交往只要少計較、多尊重，不要一出口就傷到別人的自尊心，人氣王自然非你莫屬，現在起就跟著本書的經驗法則去做，即可輕鬆的習慣交際，並讓交際融入你的生活，成為你致勝的習慣！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以《道德的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与《实践理性之批判》为其代表作，此书乃牟先生选译英人阿保特之译而译成。牟先生认为康德书行世多年，但中文学界仍无一严整且较为可读之译本，是即宣告康德学始终尚未吸收到中国来。若吾辈若不能以独立之中文阅读康德、理解康德，便不能言吸收康德，而吾辈亦无法参与世界之康德学。甚至进一步推之，吾辈若不能以中文理解康德，将其与儒学相比观、相会通，观其不足，补充吾学，最后依“判教”方式处理之，便无法消化康德。牟先生谦称自己以英文译康德此举只是初步，期望将来学界能将康德从原文直接译出。但前提是需先精熟于儒学，乃至真切于道家佛家之学，最后才能通彻之。

德国是现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本书研究的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中最为知名的代表：两位先行者，尼布尔和兰克，他们为后来者奠定了方法，开辟了道路；然后是1848那一代的两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和海因里希·冯·聚贝尔；最后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本书是19世纪德国史学的概览，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史学史名作。

《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是关于德国大学与中德学术交流的一本文化随笔。作者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对德国的大学理念及其在当代的转型，以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都颇有心得，这也是《中德之间:大学、学人语交流》的两大关注点。作者还展示了收藏多年的珍贵照片，并以蔡元培和季羡林两位学人为个案，具体而微地展现德国对中国大学与学术的影响。《中德之间:大学、学人语交流》分析细致、描述生动、文笔轻松，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材料丰富、论点鲜明，适于专业学者，也面向对德国大学与学术传统感兴趣的读者。

单世联编著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共分上中下三篇二十三章，字数近百万。全书主要围绕文化、政治等领域对近现代以来中德两国的国家、民族发展历程及中国对德国思想文化、政治理论的借鉴与融合等问题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回顾、思考与探讨。在回顾19、20世纪德意志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成就的同时，更为真实、全面地展示?近现代中国在国家、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曲折探索和艰辛付出。

斯宾格勒，这个现代德国心灵的重要表征，把歌德式的观相方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自他以后，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就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路程中，其先知般的声音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仍可唤起一种自省的激情。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的历史哲学著作。本书的第一卷于1918年出版，第二卷于1922年出版。
斯宾格勒青年时代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一所中学。本书就是他在中学教书时写成的。作者说他于１９１１年已构思此书，当时他已感觉到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大战的爆发和进展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憾，促使他深深地思考现时代人类的生活，尤其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命运。
在《西方的没落》的一书中，斯宾格勒大胆地提出了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即比较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这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中所能产生的唯一的新哲学，从这一世界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可以很好地审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现时代的文化定位，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
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每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的个性特征，这些基本物征作为文化的灵魂从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因而，研究世界历史必须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从贯穿于每一文化的基本的个性特征去把握其形态。把握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能靠自然科学的方法，要靠本能和直觉去理解。
比较文化形态学认为，历史是有逻辑的，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贯穿于人类历史中。具体地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体，每种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生命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败四个阶段，就像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一样。各个文化中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只要属于文化形态学中的同一阶段，就是同时代的。
尽管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中仍然存在着“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他确实是比较早地、比较自学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著名学者。他例举了人类历史上的八大文化，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认为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并不比其它文化优越。他把“西欧中心论”问的世界史观视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认为它应该被他的哥白尼式的世界观所代替。不过，在他看来，除了西方文化，其它文化都已经死亡，只是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剩下西方文化还处于文明发展的“战国时期”，虽然他也讲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特别强调历史的宿命．他明确地说，《西方的没落》是他对历史和有关宿命的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由这种宿命的历史观所决定，虽然他也感叹西方的没落，却还是认为不论人类是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宿命．他的希望只是，这本书能打动他的读者，从而委身于技术、海洋、政治，而不是抒情诗、画笔、认识论，他认为人们只能适应这个技术的、物质的、政治的社会要求。
《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以来，其影响是很复杂的。它既对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又被纳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利用．我们今天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读这本书，进行批判的思考。建议重点阅读导言部分。

《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是作者的最后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政论性著作。在书中作者继续坚持他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来自“东方的”十月革命将是对欧洲白人世界的威胁，并预言革命将向有色人种地区传播，从而革命战争、种族战争将冲击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书中，作者还表达了对“反犹主义”的批评与对纳粹党的失望，并预言“第三帝国”必亡无疑。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形态史观"的提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