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本书完成于监狱之中，以世纪为经，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20世纪初；以事件为纬，内容涵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篇幅浩大，文字流畅生动，结构精练紧凑。
柏杨的史观以“人”为中心，自称是平民著史、狱中著史，“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所以取名《中国人史纲》，重点在“人”。柏杨一生经历坎坷，因有大苦难，所以有大愤懑与大悲悯，这种情怀始终激荡在文字里，才使得柏杨作品的魅力不因时间的流逝而稍有减衰。
在体例上，本书有至少以下突出的特点：
洒脱自在、游刃有余的表述。作者常常开门见山又一针见血地进入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最关键的人物，分析勾勒，寥寥数笔，便使历史中那些老朽的事件和人物神采顿生，也使隐藏在历史积尘下的规则与真相昭然若揭。
每章最后的“东西方世界”一节，别具匠心和视野。宋明之后，尤其是十六世纪开始，西方政治文明突破性地发展起来，科技之光兴起，中西方的发展遂于此分道扬镳，并终于导致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不堪收拾。今天的人在扼腕叹息之余，更应该明白到，不仅仅从中国来看中国历史，和不仅仅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多么必要和意义非凡。
本书特有的以世纪分章和以问题分节，不以帝王年号而以普遍的公历算法来纪年，和将一个世纪分成十个年代来分别表示，等等做法，都使得全书脉络清晰，重点主题一目了然，大大地方便了阅读。

《中國人史綱》是柏楊在綠島監獄中書寫的一部中國通史，從盤古開天寫到八國聯軍，是柏楊的代表作品之一。
《中國人史綱》有許多空前突破性的特點：
一、以一世紀（一百年）為敘述單元；
二、以公元為計算時間的標準；
三、直呼帝王及歷史人物姓名；
四、重視史實之陳述；
五、加敘東西方世界。
柏楊說他把《中國人史綱》獻給孫觀漢先生，他形容獄中寫書的艱難過程：「叢書是我在火爐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牆角，或坐在地下，膝蓋上放著用紙糊成的紙版，和著汗珠，一字一字的寫成。參考書的貧乏使我自慚，但我別無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這些艱難寫出的書稿，會遭受到什麼命運。所以不可避免的會錯誤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慈禧是晚清的功臣还是罪人？ 袁伟时 vs 周有光
《钦定宪法大纲》是否只是一纸空文？ 萧功秦 vs 杨天石
辛亥革命是否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 李泽厚 vs 章开沅
辛亥百年是否能作为今日镜鉴？ 雷 颐 vs 朱维铮
周有光题赠刘香成《壹玖壹壹》：
1911年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第一步。虽然事实上的皇帝不断出现，可是皇帝的名义谁都不敢用了。我们希望中国再向前走一步，既没有皇帝的名义，也没有了事实上的皇帝。
李泽厚：
梁启超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中国太难改变了 ，就像鲁迅讲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你声称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开个窗户。
金耀基：
阅读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更会深信中国今后必须拨开“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思想迷雾，在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之后，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实践自我改革，寻求一条建造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长治久安的道路。
本书由马国川先生围绕“辛亥百年”的主题，对海内外十二位著名学者进行访谈的采访稿组成。
书中十二篇访谈对辛亥革命的本质、成因与遗产进行了政治、历史、军事、法律、文化等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反思了辛亥革命后一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 未来历史走向。
在采访者的叩问下，书中十二位学者基于各自的学问背景与独思创见，表述了对辛亥百年之间大事件不同的解读与评价，形成一场在认知与价值观层面上的精彩论辩。读者通过阅读这场论辩，必能对辛亥百年的整体认识大有增益，同时享受一道丰厚的思想盛宴。

Ever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s provoked controversy and debate. Francis Fukuyama's prescient analysis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politics, scientific progress, ethical codes, and war is as essential for a world fighting fundamentalist terrorists as it was fo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ow updated with a new afterword,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is a modern classic.

盖约·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102或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他出身于罗马一个古老但已中落的贵族家族，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钦奈有姻戚关系，青年时代受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站在民主派一边。公元前18年苏拉死后开始政治活动，支持代表罗马平民阶级利益并与元老院“贵族派”对立的“平民派”。公元前73年被选为军事护民官。公元前68年任度支官。公元前65年当选为市政官。公元前62年出任大法官。后担任罗马西班牙行省总督之职，在同当地部族的作战中多次获胜。为加强其政治地位和能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凯撒于公元前60年同当时最有势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庞培和克拉苏秘密结盟，史称“前三头同盟”。公元前59年出任执政官，在执政官任期届满后，他又设法争得山南高卢（内高卢）总督的职位，并利用山北高卢（外高卢）各部落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的策略，经高卢战争最后征服山北高卢。其间，凯撒曾于公元前55年率军渡过莱茵河侵入日耳曼亚，两次渡海侵入不列颠。战争中，他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和忠诚于他的军队，并积累巨额财富，为其日后夺权打下基础。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帕提亚（安息）战争中战败身亡后，三头政治随之解体。他与庞培及元老院的矛盾激化。庞培充当了元老院共和国拥护者的首领，凯撒则成为共和国反对派的领袖。他拒绝执行元老院要他遣散军队的要求，于公元前49年1月进兵罗马（当时庞培任罗马统帅），经过伊莱尔塔、法萨罗、塔普苏斯和蒙达等地的交战，凯撒战胜了庞培，终于成为罗马国家元首。

经过连年征战，凯撒获得终身独裁官、执政官、保民官等职，兼领大将军、大祭司长荣衔，并被尊为“祖国之父”，成为无冕之王。当政期间，实行一系列改革，改善行省管理制度，颁布反对行省官员勒索的法令，扩大罗马公民权的范围，建立退役老兵殖民地，实行自治市法，增设高级官员，扩充元老院等。作为军事统帅，,他善于并用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分化瓦解和各个歼灭敌人；重视骑兵的作用，强调步骑兵协同作战；在兵力部署上建立预备队，增大战斗队形的纵深和稳定性。凯撒的独裁统治动摇了罗马的共和政体，激起了贵族共和派的强烈反对。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在元老院议事厅被贵族共和国的残余分子布鲁图、喀西约等人阴谋刺杀。凯撒死后，其嗣子奥古斯都在凯撒奠立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把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改建成帝国的任务。

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是研究古罗马军事历史的重要文献。他把这部书叫做《Commentarii》，即《随记》或《手记》之意，表示直陈战事，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过程中，他处处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由于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亲身深入到外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亲眼目睹过当地的山川形势与风俗人情的人，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以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牙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的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凯撒的七卷《战记》只写到公元前52年为止，但他直到公元前50年才离开高卢，因此后面缺了两年的事迹。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第八卷，补起了这段空缺。

该书为1900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侵华期间所写的日记、笔记以及给德皇的奏议、函电、报告。主要记述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胁迫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等活动，对研究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三十三年之梦》是宫崎滔天于惠州起义失败后，在一种经济极度拮据、心境极度愤怨的情况下写成的前半生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二十八节。前半部叙述了滔天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经过，他的大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以及早年在南洋、泰国等地的移民活动。后半部详细记录了他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关系和经历，主要包括他如何结识孙中山和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到华南去营救康、梁，运武器支持菲律宾的革命志士，促成华南、华中等地会党与孙中山的合作，以及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事件，而以惠州起义失败后，他投身于浪花节界为生一事终结全书。对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日本明治时代社会问题，《三十三年之梦》都富有价值。《三十三年之梦》现收入“辛亥记忆”丛书。

A pioneering urban economist offers fascinating, even inspiring proof that the city is humanity's greatest invention and our best hope for the future.
America is an urban nation.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us live on the 3 percent of land that contains our cities. Yet cities get a bad rap: they're dirty, poor, unhealthy, crime ridden, expensive, environmentally unfriendly... Or are they?
As Edward Glaeser proves in this myth-shattering book, cities are actually the healthiest, greenest, and richest (in cultural and economic terms) places to live. New Yorkers, for instance, live longer than other Americans; heart disease and cancer rates are lower in Gotham than in the nation as a whole. More than half of America's income is earned in twenty-two metropolitan areas. And city dwellers use, on average, 40 percent less energy than suburbanites.
Glaeser travels through history and around the globe to reveal the hidden workings of cities and how they bring out the best in humankind. Even the worst cities-Kinshasa, Kolkata, Lagos- confer surprising benefits on the people who flock to them, including better health and more jobs than the rural areas that surround them. Glaeser visits Bangalore and Silicon Valley, whose strangely similar histories prove how essential education is to urban success and how new technology actually encourages people to gather together physically. He discovers why Detroit is dying while other old industrial cities-Chicago, Boston, New York-thrive. He investigates why a new house costs 350 percent more in Los Angeles than in Houston, even though building costs are only 25 percent higher in L.A. He pinpoints the single factor that most influences urban growth-January temperatures-and explains how certain chilly cities manage to defy that link. He explains how West Coast environmentalists have harmed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struggling cities from Youngstown to New Orleans can "shrink to greatness." And he exposes the dangerous anti-urban political bias that is harming both cities and the entire country.
Using intrepid reportage, keen analysis, and eloquent argument, Glaeser makes an impassioned case for the city's import and splendor. He reminds us forcefully why we should nurture our cities or suffer consequences that will hurt us all, no matter where we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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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在《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第1卷)》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有不少批评，缺陷疏漏当然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内容……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我想，于私，是个人记忆。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九评、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亲切的目光：“别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声、下放干部告诉惊讶的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一次不杀他”……怎么办呢？生死在这个时代，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山崖旁路很窄。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包括后现代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虚无主义思潮、反西方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并对其源流、影响做了考辨，进而深刻指出：当今的中国只有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讲述了：这一天宣告着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终于结束……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接着，苏联红军挺进满洲（中国东北），日本帝国的“荣光”已是夕阳残照……1945年8月15日中午12：00以前的24小时，围绕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发布向美、英、苏、中四国无条件投降的“终战诏书”所发生的种种：难以接受的现实和无法想象的未来，政坛、军界各色人等的情感表现和行为选择，终战程序执行的争议和变数，终战诏书表述的含混与刻意回避，航空队基地司令官的抗命特攻，陆军省少壮派军官的决死兵变……一切都是为了保存国体，一场喧嚣终归沉寂。

《日本帝国的衰亡》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所写的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纪实著作。作者在书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于1936—1945年间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遥相呼应，在东部开辟侵略战场，横行亚洲，侵略中国，蹂躏东南亚各国人民，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直至最后被迫求和投降的历程。书中史料极为丰富，有许多材料系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也有不少史料是一些原为日本天皇的公卿贵族、重要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人提供的。作者根据史实，生动地描绘了一幕幕侵略战争的残酷场面，揭露了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日本战犯制造战争的内幕。原著于1970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即成了一本畅销书，并夺得了1971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仅在得奖当年就再版三次，在西方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该著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史，有一定价值，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姊妹篇。

本书探讨了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东三郡与蜀魏的历史，孙吴建国的道路，北府兵始末等。

A new approach to science has recently developed. It is called the complexity approach.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such as Brian Arthur and Buz Brock, have used this approach to consider issues in economics. This volume considers the complexity approach to economics from a history of thought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It finds that the ideas underlying complexity have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this new work in complexity has many precursor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is book consists of twelve studies on the issue of complexit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studies relate complexity to the ideas of specific economists such as Adam Smith, Karl Marx, Alfred Marshall and Ragnar Frisch, as well as to specific schools of thought such as the Austrian and Institutionalist schools. The result of looking a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a complexity perspective not only gives us additional insight into the complexity vision, it also gives insight into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hen that history is viewed from a complexity perspective, the rankings of past economists change. Smith and Hayek move up in the rankings while Ricardo moves down.

小说《金陵十三钗》摹写的是“特殊女人”的言行心态。作品中，她把十三个风尘女子放置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道德的背景之下，进行心灵的剖析和人性的拷问，带给人们的自然是一种剥丝抽茧般的阅读疼痛。
《金陵十三钗》是一篇关于仇恨的小说。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有仇恨的理由和仇恨的指向，这些仇恨像潮湿的因子，慢慢就聚成汹涌的暗流，然后突然翻转，很快就完成了它溃堤的一击。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