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这部富有创见的著作首次将中国之觉醒再现于人们眼前，并把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之崛起这一大背景中加以论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分析了中国的觉醒与中国人民的觉醒之间的联系，前者是一种历史表述，后者乃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政治技巧。作者试图告诉读者，当我们说中国在20世纪像“睡狮醒来”时，我们究竟在表达什么意思。

內容簡介近代最著名的歷史事蹟之一即是--中國大陸從一個經歷自我滿足、反現代、社會衰敗中漸漸崛起，凝聚一股總有一天將超越美國的強大力量。蔣介石，一個專制獨裁並富有英雄色彩的名人主宰了這整個故事。蔣介石是一個近代主義者與及一個新儒家，他領導這場世界上最古老且人口稠密的大國經歷無數的流血革命、內戰和抗日戰爭。
1949年，當他被競爭對手的領導人毛澤東擊敗後，他逃往台灣，在那裡展開了另一個25年的統治，也在與中國的冷戰中發揮關鍵的功能，他更發起了鎮壓反對者的『白色恐怖』、控制通貨膨脹及貪污和進行土地改革，不僅提升台灣人民的個人所得，更提升了國人的健康與教育水準。無論是無心或有意的作為，他確實奠定了台灣發展中的民主化與現代化的中國典範。
因著參考大量的中文資料，其中還包含蔣介石的日記，《The Generalissimo》提供了最完整、最真實、最全面也最客觀的傳記。Jay Taylor完整呈現出一個極其殘酷並捉摸不定，但在國家事務中卻又是如此勇敢盡責的男人。他不僅透露蔣介石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也針對過去的歷史鬥爭到今日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以及其對台灣的關係提供了深刻的觀察。

《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研究当代中国公众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形成和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作用。作者在第一章中首先对中国政治环境与西方政治环境的区别进行了描述，然后在第二章中讨论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实施和问题，第三章讨论中国公众对政权的支持度，第四章研究媒体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第五章谈中国的人际关系对公民社会形成的影响。接下来的部分讨论公民政治行为，包括第六章公民表达意见的程度和渠道，第七章有关职工政治参与和解决劳动纠纷的研究，第八章关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作用的讨论。在第九章结论中，作者总结了民意在中国XX主义政治制度中影响决策和公民社会发展的特点。上述研究发现，即使是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民意有可能向公民社会发展，也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和中国的政治变迁。
作者从三个大的理论方面探讨中国民意的形成，即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结果发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对民意的影响最大，文化传统其次，政治制度最少。这一发现与西方主流政治学派的观点不同，西方政治学认为，中国的民意是被政府操纵的，而且无法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在西方政治学中研究中国民意的一次突破。
《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 》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方面的另一个突破是它的实证性。这是第一部从全国范围研究中国公民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英文著作，它包含了对几万人的民意调查数据，时间从1987年到2004年，其中198X年5月和10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城市调查，更是记录“XXXXX风波”绝无仅有的科学依据。
很显然，作者关心的不是中国如何在一夜之间民主化．而是关心民意如何向公民社会发展。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百姓应当有参与的愿望，团结合作、互相尊重的精神，忍让和容忍不同意见的风格，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公民社会，民主才可以运转和持续，没有公民社会，再好的民主制度也无法实施。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变革，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所有这些变革都曾受到工人运动的极大影响。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部专著在广泛吸收欧美工人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研究，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在儒学发展史上，常州今文经学是值得重视却又少有研究的一派。作者对常州今文学派产生、兴盛的“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做了互动的分析，认为18世纪的今文运动深深植根于区域性的社会活动之中。这本书实际是在深入探讨“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它是一部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力作。

作者在1986-1990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各个社区对改革作出的迥然不同反应，并详尽地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北方农村妇女地位、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这一研究表明，尽管在家族领域甚至在家庭企业中妇女的境遇已大为改观，但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尤其是在村政府和村级集体企业中男性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职位，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性别与权力关系在婚姻家庭、就业、参政、社会组织与网络等诸多私人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运作与流变。

费正清堪称以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问题的最具权威的学者，《美国与中国》是美国中国学的经典著作。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中国早期的历史；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描述，从西方入侵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三部分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中美关系。本书被美国权威杂志《外交》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书之一，曾在西方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娓娓道来，使一本严肃的史学专著成为难得的极具可读性的历史文化佳作。对于历史学家，它是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颇具影响的情感呼应。本书自1948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内容不断增补，这个译本是根据1983年的第四版翻译的。

张岱是公认的明代散文大家，其传世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堪称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无忧，性喜游山玩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但四十九岁那年，清兵入关，张岱的人生遭逢重大转折。他带着幸存的家人逸隐于绍兴龙山，务农为生，余生力修明史，八十八岁方成，是为《石匮书》，书成后不久亡故。
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无法切割。面对挡不住的历史洪流，还归龙山是张岱的一个选择，能自主画下的一条人生界线。不论是怀志一生纂修的《石匮书》，还是《陶庵梦忆》里一幅幅简约、多情善感的前朝旧事，镶框着家族轶事与大时代的层层跌宕与悲喜交错──张岱一生的浮华与苍凉，在梦与忆的交错摆荡之间，隐隐浮现。
史景迁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层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借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    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    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黄宗智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本书作者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第一代教授，亦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堪称日本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史学特色之一，就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地把握。他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他撰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本书则是根据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整理而成的。正因为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史学著作烂熟于胸，方能这样如数家珍般地滔滔不绝，娓娓道来。对每一本中国的史学著作的优劣、特色都能一一加以评点。读之，真可谓获益匪浅。故特约请马彪先生翻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例言
第一章 史的起源
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发达
第三章 记录的起源
第四章 史书的渊源
第五章 《史记》——史书的出现
第六章 《汉书》
第七章 《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
第八章 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
第九章 宋代史学的进展
第十章 元代的史学
第十一章 明代的史学
第十二章 清朝的史学
附录
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
章学诚的史学
中国史学史概要——从《史记》至清初
跋
后记
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
索引
凡例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inese state made strenuous efforts to broaden and deepen its authority over rural society. This book is an ambitious attempt to offer both a method and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state-making era.The author constructs a prismatic view of village-level society that shows how marketing, kinship, water control, temple patronage, and other structures of human interaction overlapped to form what he calls 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 in local society. The author's concept of the cultural nexus and his tracing of how it was altered enables us for the first time to grapple with change at the village level in all its complexity.The author asserts that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transformed and delegitimiz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nexu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village leadership and finances. Thus, the expansion of state power was ultimately and paradoxic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s it eroded the foundations of village life, leaving nothing in its place.The problems of state-making in China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heralds the process that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the emergent stat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under the ver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is powerful and provocative book, Prasenjit Duara uses the case of Manchukuo, the Japanese puppet state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32-1945, to explore how such antinomies as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and governmentality and exploitation interacted in the post-World War I period. His study of Manchukuo, which had a population of 40 million and was three times the area of Japan, catalyzes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new global trends that characterized muc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king why Manchukuo so desperately sought to appear sovereign, Duara examine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t mobilized to make claims of sovereignty. He argues that Manchukuo, as a transparently constructed "nation-state," offers a unique historical laboratory for examining the ut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irculating global forces mediated by the "East Asian modern."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not only shows how Manchukuo drew technologies of modern nationbuilding from China and Japan, but it provides a window into how some of these techniques and processes were obscured or naturalized in the more successful East Asian nation-states. With its sweepingly original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this book will be essential reading for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Prasenjit Duara offers the first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linear history. Focusing primarily on China an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India, Duara argues that many historians of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s have adopted a linear,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colonial model. As a result, they have written repressive, exclusionary, and incomplete accounts.
The backlash against such histories has resulted in a tendency to view the past as largely constructed, imagined, or invented. In this book, Duara offers a way out of the impasse between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evolving nation; he redefines history as a series of multiple, often conflicting narratives produced simultaneously at national,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levels. In a series of closely linked case studies, he considers such examples as the very different histories produced by Chinese nationalist reformers and partisans of popular religions, the conflicting narratives of statist nationalists and of advocates of federal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e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incorporating contestation, appropriation, repression, and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subject into any account of the past that will be meaningful to the present. Duara demonstrates how to write histories that resist being pressed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subject in its progress—or stalled progress—toward modernity.

明代中国发展迅速，在经济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得益于这种传统的早期消费社会的模式，奢侈品消费者的数量激增，随之而来的是艺术领域的迅速发展。
图像是该时期主要的奢侈消费品之一，图像不仅以独立的图像环路的形式存在，还出现在墙壁、书籍、印刷品、地图、陶瓷制品、漆盒、纺织品，甚至是华丽的衣裙上，这些艺术品最初只包含一些规则的图形或动植物，后来扩展到描绘自然景观、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或者重要事件，以及与文学作品插图所构建出的世界密切相关的场景。
——————————————————————————
本书写作之时，英语国家的艺术史学界正热衷于“视觉文化”的讨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围绕以下问题，即有哪些物品或是哪一类图像，此前不被重视，而今却应纳入新近得到扩展的艺术史研究中去。因此，本书以“图绘”这一范畴来连接绘画作品和印刷作品以及诸如陶瓷或漆器这类物品上的图像，这可视为是对那场论争的一个贡献。
——柯律格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歹土”是指沪西一带歹徒出没之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军、汪伪傀儡政权、外国租界当局、国民党政府等各种势力在上海纠缠在一起，形成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沪西歹土便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整日 充斥着赌博等城市犯罪。作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大家――魏斐德的一部力作，作为海外上海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材料、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再现了上海这一段特殊而又艰难的岁月，使上海的战时恐怖活动和城市暴力犯罪，如银幕展示般映现在读者眼前。

本书选择了明清嬗代过程为论述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诸多方面进行剖析，揭示帝国秩序崩解与重建的过程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