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历史(上下)》的价值不言自明。它的诞生，是世界各地学者、翻译人才、出版等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治学为人，先生均被视为楷模。多有学人屡用大写的“人”来概括先生的一生。在治学上，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投入，激情洋溢且经久不衰。我曾问他“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作者运用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搜集到的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历史档案资料，和其高超的讲故事能力，出色的讲述了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复杂的个性和人生，特别是作为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是如何在国民党的政坛险滩中腾挪盘旋，不断上升的，以及如何在国民党内外和全国建立、扩张其庞大的间谍王国。
本书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戴笠和国民党特工的认识,而且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阶段民国史的了解。

本书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之一。这是一部出自大家手笔的磅礴之作。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位旷世伟人究竟靠什么思想予以滋养？”魏斐德教授驰骋往来于康德与王明阳之间，在中西文化宽阔的思想史海洋中，架设起透视毛泽东思想的知识桥梁。
与历史并驾齐驱，决心与它斗争，也就是在理解历史的需要时承认它。毛泽东通过设置对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战胜强敌的革命者，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明主席。……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奉，使自我有所遵循。但是，规定自我的要求却创造了与宇宙变化相竞争的必要性，即把一种基本目的强加在宇宙头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话说得好：“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

本书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研究，并着重再现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的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作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严谨认真的工作，将确保本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朽地位。

In this cogent and insightful reading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culture, David Strand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engendered a new political life—one that began to fr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that formed the spine of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order. Chinese citizens confronted their leaders and each other face-to-face in a stance familiar to republics worldwide. This shift in political posture was accompanied by considerable trepidation as well as excitement. Profiling three prominent political actors of the time—suffragist Tang Qunying, diplomat Lu Zhengxiang, and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Strand demonstrates how a sea change in political performance left leaders dependent on popular support and citizens enmeshed in a political process productive of both authority and dissent.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
目　　录
绪　论…………………………………………………………………………………………1
第一章　农地产权制度的可信度，即“有意的制度模糊”之所以生效的原因…………26
第二章　为什么农民没有权利——土地产权纠纷和习俗权………………………………65
第三章　中国的草原管理：“空制度”的创建……………………………………………100
第四章　争议地带——森林权、登记和社会矛盾…………………………………………137
第五章　“四荒”拍卖政策174第六章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
——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共有财产？………………………………………………217
结　论　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254
附录一　两个村庄的土地权属界线认可书…………………………………………………271
附录二　国营林场和村庄之间的土地纠纷材料……………………………………………274
附录三　乡村学校的土地权属界线认可书…………………………………………………277
附录四　某砖窑的土地权属界线认可书……………………………………………………280
附录五　“第二轮”土地承包（农民持有的副本）………………………………………283
附录六　“第二轮”土地承包（村民委员会持有的副本）………………………………286
附录七　责任山承包合同……………………………………………………………………288
附录八　长城村拍卖宜林“四荒地”造林合同……………………………………………289
附录九　官厅村“四荒地”拍卖合同书……………………………………………………291
附录十　将农村土地转让给一家企业的手写合同…………………………………………292
附录十一　上垣村草原界线四至范围的手写协议书（不包括地图）……………………293
附录十二　某村庄的草原使用合同…………………………………………………………295
附录十三　某农户的草原承包合同…………………………………………………………300
中英文专有名词索引…………………………………………………………………………302

粵語是極具寫作潛力的方言，今天在香港仍然非常活躍的粵語寫作，在晚清時已經有值得注意的成就。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以五個生動別致的個案，輔以大量罕見的報刊和歷史文獻，立體地呈現當時粵語寫作的面貌。本書以廣闊的視野和客觀的態度，給予這些作品深入、適當的分析和評價。其中作者如梁啟超、黃世仲，雖為人熟悉，但他們對粵語寫作的貢獻卻鮮為人知；而鄭貫公、廖恩燾、陳子褒等，雖然在粵語寫作或母語教育方面有極重要的地位，卻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所以本書正好彌補了這個學術遺憾。
追溯晚清時期香港的方言文學生產和寫作活動，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香港文學的前世今生。由此可見，香港粵語創作，以至香港文學的發生，其實可以推前至清末民初時期。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电影与文学研究的理论文集，全书注重跨文化的视野，分别介绍了跨文化视野中的电影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文学研究两大部分的内容，适合电影及文学研究者。
本书注重跨文化的视野，首先概述了中国电影研究在欧美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然后分析主要的理由和批评方法，重点揭露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兼论好来坞与国际电影节；第二部分注重跨学科的视野，概述美国文学史、电影史、文化史三个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变迁，然后以比较文学为切入点探讨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学研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王氏之死》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郯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
本书作者则一向偏重在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本书的重要依据。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聊斋志异》，属于虚构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从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并治一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

作者雷德侯是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本书一经面世即引起西方汉学界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的观点被广泛引述。
作者从多个方面，既依照历史的线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也按照、艺术的门类，材质工艺的区别，深入到中国文化 与审美观念的层次，分析了中国艺术与工艺，揭示出中国艺术史中最为独特、最为深厚的层面。作者说明了中国的艺术家不似他们的西方同行，他们不寻求忠实地再现自然物象，而是探索代替模仿的方式，直接地创造出成千上万甚至无限的艺术品。他也为读者指出，模件的思想如何贯通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文化，中国宗教以及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

本书选译了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教授自1985年以来发表的31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礼仪美术”(ritual art)这一基本概念讨论了中国上古和中古美术中的多项艺术传统和形式，包括史前至三代的陶、玉和青铜礼器，东周以降的墓葬艺术，佛教。道教美术的产生和初期发展等。这些论文大量使用考古和文献证据，以扩大美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者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 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建筑、雕塑、画像和器物等各种视觉形象的组合以及与人类行为及思维的有机联系。其分析对象不再是孤立的物品和图像．而包括了对视觉环境的复原以及对艺术品的创作动因、社会环境，礼仪功能以及观者反应的考察。文章中的讨论往往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除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察，还反思有关的学术史和研究方法。相当一批论文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美术的特殊物质性和视觉传统对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的叙事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学界中，这些文章对近年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已产生重要影响。本书是国内首次对巫鸿教授学术成果的系统介绍。全书分为四部分，包括史前至先秦美术、汉代美术、中古佛教与道教美术，及古代美术沿革。书后附有访谈录、论文出处。书中插配古代美术品照片、拓片、线图，地图等图像600余帧。

画家挥洒翰墨，手卷随手慢慢展开；雅集的士人聚在园林，正赏玩着竹杖挑起的一幅立轴；帝王在画屏前驻足，随后在屏背题诗一首。对于理解中国绘画来说，这些具体的绘画形式与特定的观赏场合显然十分重要。然而在大多数对这一重要艺术传统的介绍中，这一切还是被忽视了。一幅中国画往往只剩下画心的图像，绘画的物质性消失了，绘画与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紧密联系因而也变得隐晦不明。
本书首次尝试把中国绘画既视为物质产品也看作图画再现，正是这两方面的交互合作与相互制约使得一张画生意盎然。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把美术史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屏风可以是一件实物，一种艺术媒材，一个绘画母题，也可以是三者兼而有之，巫鸿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综合分析。通过多样的角色，屏风不仅给予中国画家无穷的契机来重新创造他们的艺术，同时也让本书作者有机会处理宽广的主题，包括肖像与图画叙事、语词与图像、感知与想象、山水画、性别、窥探欲、伪装、元绘画以及政治修辞等等。

20世纪，大量考古发掘为我们了解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很少有其他文明像中国人一样，在五六千年的时间里，如此持久而专注地着迷于墓葬：设计地下空间、表现生死观念、搜集珍宝器物、布置画面图像……以至于人们习惯于将墓葬看作是埋藏宝藏的地方。不过，这样的心理暗示也局限了我们对墓葬的深入认知。当我们单独讨论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青铜器、画像砖石等等时，它们作为一个墓葬的整体性意义便也弥散掉了。而本书正是巫鸿长期思考中国古代墓葬艺术传统的一个总结，他从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三个比较观念性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墓葬艺术从史前一直到宋辽金这漫长时段中的历史变迁，也具体呈现了他尝试建立的一套系统的处理和理解考古材料的理论方法，从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古人对于“生”与“死”这一人生基本问题的看法和实践，对读者多有启发，对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是继《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之后，巫鸿先生在三联书店推出的第二部学术论文集。与《文编》集中探讨中国古美术的“礼仪”功能相比，《二集》的论题侧重考察中国美术中特有的“时空”观念，以及它在不同媒材的图像中的表现和释读。“时空”的观念与表现是巫鸿近十几年集中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他认为这是另一条可供理解中国艺术独特性的线索。
全书分为三部分——上编：时空的形象；中编：观念的再现；下编：图像的释读，所收1992—2007文章15篇，考查对象包括建筑、明器、拓片、画屏、卷轴、册页、摄影等多种形式。与常见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不同，这些论文没有局限于孤立的门类和史实，而是竭力为这些现象找到自己的传统和脉络，并赋予其宽阔的视野，使阐释更具启发性。这些文章是对《文集》提出“礼仪美术”概念的完善与补充，从而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美术的独特传统。

美术史家巫鸿最富争议的学术专著，被誉为“可以与福柯的《词与物》比肩”。
作为重构中国古代美术宏观叙述的一种尝试，本书沿循两条线索对中国古代美术传统进行界定：一是文化比较的线索，即，首先反思“纪念碑性”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普遍经验，然后通过考察重新定义的“纪念碑性”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特殊表现，来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历史逻辑。另一个是历史演变的线索，即通过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去发掘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之间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导论：九鼎传说和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以下是正文五章，分别为：一、礼制艺术的时代；二、宗庙、宫殿和墓葬；三、纪念碑式城市——长安；四、丧葬纪念碑的声音；五、透明石头：一个时代的终结。
因为这部书，美术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学术上的“科索沃战争”（李零语）。自本书问世以来，围绕本书的内容以及东西方治学理路的大讨论，波及美术史学科以外，绵延至今。今天，提起《纪念碑性》这本书，仍然是一段学术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
本书是《纪念碑性》中文版的首次出版。

在《读书》杂志所开设的“美术纵横”专栏，作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美术史何以成为问题、如何拓展其思考路径、这一问题所置身的波澜壮阔的当代人文场景等等，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个人的见解。

本书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每一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尽管这些遗存对研究东汉图像艺术是极重要的资料，但相互矛盾的断代、祠堂归属以及编目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此外如错录铭文等问题更使人迷惑。通过重新检验发掘记录、以往著录以及复原设计等材料，本书希望为武梁祠和它原本所处的环境，即武氏家族墓地，提供更完全、准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