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在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 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 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 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 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芸芸众生的群众常常被看成是既愚又傻的群氓，“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没有纪律，他们是本能的奴隶”。至于那些尚未能挣脱锁链的傻子群众，他们更是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狗一样跟着主人的单个奴隶,另一种是像牛那样聚集在一起的集体奴隶。他们都被主人的禁止和规定死死困住,是没有变化可能的苟活者”。
但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说，“上帝挑选了世上愚蠢的来挫败聪明的，挑选了那些柔弱的来挫败那些强悍的。”傻子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挫败权贵的弱势英雄。面对他们所无力对抗的权威和秩序，群众选择的是“傻”和“愚”的假面扮相，进行的是弱者的狡黠抵抗。当傻子和装傻子于是成为一种深藏若虚的坚韧、深沉和机敏。
那些拥有两张不同面孔的普通庶民，他们的世相混杂着难以捉摸的偏执和高尚、残忍和善良，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看似一览无余,却又深不可测。本书中的34篇文章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与当今“两面群众”有关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公共伦理、集体记忆的表现特征、群众与暴力的内在联系。这些既是“群众”的问题，同时也是“民众”、“人民”、“公民”和“人”的问题。
两面群众的不断产生和繁衍不绝，根本原因在于人真实存在的异化,以及公民民主环境的缺失。群众的涣散、懦弱、猥琐、犬儒、盲从和暴力并不是他们作为人的全部。当今中国的群众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危机。相信群众会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危机,是基于对人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信念，也是出于对民众要成为堂堂正正公民的期待。

这部理性沉潜的“公共随笔”文集使公共生活观察成为政治哲学的助手。纪德在《地粮》中写道：“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而对一个公共生活的观察者来说，观察的目光和观察的对象是同样重要的。他的特殊目光固然让他在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对象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目光也确实可以帮助别人对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还需要有适宜的观察对象，越具体越细致越好，而最适宜的观察对象正是普通人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些随笔虽为时评，观照的是“这里”和“现在”，却都关乎公共生活长久而普遍的知识和道理。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来保障群体的公共“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匮缺这些条件不是放弃和绝望的理由，因为所有这些幸福因素都不是命运的安排，只要我们愿意，都是可以习得的。
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复杂，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开明、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就在不断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21世纪初的中国需要理性公共话语，迫切的程度并不亚于18世纪初的英国。
——徐贲

第一刷5000册

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理解农民中国》为一部富有新意的理论著作，评介了西方以中国农业和农民为主题的理论：斯科特一波普金争论；施坚雅的中心地与巨区论；关于中国经济史上技术突破的争论；解释19世纪中国农民起义的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与地方政治论；关于过密化的争论。在此基础上，《理解农民中国》从社会科学哲学的高度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剖析、总结和反思，对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社会解释的微观基础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但是像《理解农民中国》这样“理论”的“理论著作”却并不多见，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中有所收获，相关研究者也会得到启迪。

《创意阶层的崛起》描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你的创意才能在你所从事的商业、教育、健康保健、法律或者其他任何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就是这个新生社会阶层——“创意阶层”中的一员。创意阶层已经形成，这一阶层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架构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意阶层的崛起》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将如何主导我们未来的城市及经济。《创意阶层的崛起》在全美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跻身全美畅销榜。得到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城市规划师、企业管理者、经济发展专家的认可和重视。
人类的创意是最根本的经济资源。工业社会之后，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书中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了人们在个人选择和态度方面的重大变化，不仅阐述了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经济原因，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新的经济阶层将如何主导我们未来的经济。
创意阶层包括哪些人？创意阶层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创意人在意自己工作中的哪些方面？创意阶层主要分为哪几个类型？什么叫做人才的横向流动？在横向劳动力市场下创意阶层的生活有哪些新特点？小心“有毒”工作场所！你也在向往“无领”办公场所吗？新式办公场所有哪些特点？创意能力要如何管理呢？创意阶层引领了自主性、参与性和体验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如何衡量创意能力呢？什么叫“创意指数”呢？创意资本理论是什么？3T理论是什么？创意将走向何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找到。
《创意阶层的崛起》蓝领阶层兴起于19世纪，白领阶层滥觞于20世纪，21世纪是创意阶层的世纪。
《创意阶层的崛起》挑战现有经济结构，改变城市发展路径，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
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 包益民（华人创意教父）为《创意阶层的崛起》鼎力推荐！
《创意阶层的崛起》是全美年度畅销书，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响，并跻身全美畅销书排行榜。曾获《华盛顿月刊》政治图书奖，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年度最具突破性的10个思想成果之一。
《创意阶层的崛起》让政府官员找到城市发展的新思路，让商业领袖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让城市规划师备受启发，让经济学家争论不休，让创意人群找到自己的定位。
美国丹佛市市长为每一名部下买了一本《创意阶层的崛起》，并且用8万美金的年薪聘请了一位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负责将丹佛市重新打造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大都市。
密歇根州的州长拜读之后，要求密歇根州250个城市的市长组成一个“酷城”（Cool Cities）顾问委员会，制订使自己的城市更具时尚感的战略。

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姐妹篇，前者是后者所阐明原理的具体应用。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一国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西德、日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崛起？西欧共同体的建立为什么会使共同体各国获得较快的发展？英国为什么会衰落？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为什么未能给它带来繁荣与发展？为什么西方社会会有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按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观点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探源》中作者认为所有这些解释都是肤浅的，它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根源，因而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这就是从分利集团及其影响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作者还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作者进一步指出，像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等这样一些分利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作者认为，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者认为也可以从分利集团受到限制、管辖权统一和贸易自由的角度得到解释：管辖权统一取代了地方分割，使行会等分利集团失去了垄断和影响；贸易限制从社区上升到国家层次，会使关税壁垒长度减少许多倍，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还不行，必须同限制分利集团等措施相结合，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半个多世纪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在起抑制作用。再如，以自由贸易著称的英国，在获得一个多世纪的长足发展之后，现在开始衰落下来，其原因在于不断滋生起来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
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作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也可从分利集团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考察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之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是贯穿《探源》全书的鲜明主线，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或根源聚焦到分利集团上，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限制分利集团。作者最后指出，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法规，不需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
奥尔森于本书所阐明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仅适用于西方各国，而且对研究东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当思想被激情左右，知识分子还可靠吗？
《读书》、《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国际先驱导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纽约书评》推荐阅读。
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以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智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历史行而无远，本书恰似一记幽微的钟声，既敲响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也提示社会公众保持必要的警惕。

《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是关于现代国家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研究。关于国家的人类学是政治人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早期的政治人类学侧重研究无国家社会，随着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广泛兴起，现代国家当-中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建构问题成为了当代人类学的关注点。《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对于小乘佛教在政治现
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作者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的转换入手，着重探讨了由宗教建构起来的公共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转化形式。泰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度，在这一大多数民众信仰佛教的社会里其公民身份是如何在制度、认同和实践层面得以表现的呢?特别是在泰国最基层的村落社会这些要素又是如何其体得以体现的呢?这就需要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公民身份的实现形式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进行“深描”，从中发现这一社会人们的思想结构和行动特点。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曾连续登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被先后译为20余种文字。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拥护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几年后，在吸收并研究各种反馈意见和学术观点后，福山在前文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

尽管《博弈论》对于那些已经对博弃论有所了解，希望学习更多的博奕论知识而不用上一门正式课程的研究者有用，或是作为一本参考书和部分文献的导读，但它基本的任务还是作为一本博养论课程的教材。我们集中于介绍概念和一般性的结论，更多地使用“简化的例子”而不是具体的应用，而那些被我们选择使用的应用则是用来显示理论的力量的；我们没有对任何具体领域内的应用给出全面的叙述。绝大多数的应用来自于经济学的文献，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将来能够成为经济学家。不过，我们也包括进了一些来自政治科学的例子，因此《博弈论》可能也对政治科学家有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反思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位作者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开山之人。在本书中，作者首先批判了上个世纪50—70年代以制度虚无主义为特征的各种政治学理论前沿（第一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制度规范政治秩序的理论框架（第二、三章），进而考察了制度本身发生变迁的规律及改革实践困扰（第四、五、六章），并以人民主权为目标分析了制度设计中的诸多难题，同时提出建议（第七、八章），最后对新制度主义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深化（第九章）。

Szelényi, Iván (2010). Essays on Socialism, Post-communism and the New Class Beijing: Academ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13 essays, published between 1978-2005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数字化生存》描绘了数字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跨入数字化新世界的指南。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尼葛洛庞帝向我们展示出这一变化的巨大影响。电视机与计算机屏幕的差别变得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成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
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受制于键盘和显示器的计算机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能够与之交谈，与之一道旅行，能够抚摸甚至能够穿戴的对象。这些发展将变革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 一句话，我们的生活方式。
犀利的见解使尼葛洛庞帝成为《连线》 杂志极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之一。《数字化生存》一书充满种种洞见，是我们每个人的必读之书。

托夫勒在20多年前预见的未来是：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人们将摆脱朝九晚五工作的桎梏；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动手做）运动的兴起……时过境迁，如今我们才发现托夫勒的预言竟大多民已成为了现实。
20年前的《第三次浪潮》在打开国门之初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冲击，其影响至今仍然连锦不绝。托夫勒在这本书中针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现在正亲历着如托夫勒所言的第三次浪潮社会，变化的浪潮冲击又重叠，造成冲突和压力，也带来新生和转机。大变革的强烈冲击让我们感到动荡和不安，而托夫勒的著作则给我们指引出了清晰的路向。
托夫勒也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直接财富，但他许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多年以后，当年阅读托夫勒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流磔柱，托夫勒的思想或多或少仍在指引着他们“创造未来”。
在新世纪之初，让我们重温托夫勒的这部经典作品，感受的托夫勒惊人的激情预言！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的一部分。可以把这一理论相应分解成三个综合论断：强制个体化命题、（世界）风险社会命题、多维全球化（普世化）命题。三个命题遵循同样的论证理路并相互强化。“风险社会”、“个体化”和“普世化”代表着现代化动力的极端形态。由于现代化动力的自我作用，现代化在21世纪初取代了第一现代性时代。在第一现代性下，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这种明确逻辑——可以形象地称为第一现代性下的牛顿式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渐渐被一种模糊逻辑，或者换个比喻说，被一种海森堡式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不确定原则所取代。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的凯旋进行曲正在动摇其自身的核心原则。现代性本身正在激化，成为对现代化过程带来的无数风险和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的自觉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