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率部闯入乾隆、慈禧两座地宫，劈棺抛尸，将价值连城的旷世珍宝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外文明史上惊天动地的大案。回顾这段历史，不禁让我们对清东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力图去还原当时的情景。而《日暮皇陵》在此基础上又精心勾勒出曾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一幅幅真实历史画面，详尽介绍了清朝帝后陵寝的建制、规模和帝后王妃的入葬经过，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曲折过程。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八十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都躺在里面。尸体已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三百余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震惊、愕然、猜疑……这条被封锁了两年多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使各国考古界为之哗然，无数惊愕的目光骤然投向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当时的中国正是政治风云突变的多事之秋，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地宫外却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考古人员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改造，主持发掘工作的吴晗也含冤而死；更可悲的是，大批文物被毁，出土织锦霉烂，万历帝后的棺椁被毁尸骨无存……这无疑是中国考古史上最惨淡悲怆的一页。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以严肃的正剧开始，又以凄壮的悲剧结束了。
“我们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叶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远，源远流长。”定陵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如是说。
《风雪定陵》作为一部全景式、多侧面反映定陵发掘过程的考古纪实文学，不仅披露了定陵地下玄宫洞开的详细经过、帝后棺椁及陪葬珍宝的真实情况，同时还追述了定陵鲜为人知的建造始末和与之相关的朝野上下、君臣后妃之间的无情争斗，揭示了大明帝国日暮途穷以及最后沉沦的必然趋势。
作者岳南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炉，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被誉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为读者重现了古代中国文明，使考古过程成为了大众阅读的对象。
本书不仅是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十大好书排行榜冠军之作，还曾荣获美国《世界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揭开中国历史上最另类的皇帝嘉靖数十年不上朝的执政之谜
揭示中国历史上清官海瑞以“智忠”代“愚忠”的为官之道
揭露清修明史列为奸臣之最首辅严嵩权极而衰的真相
揭破明朝特殊的政治机构宦官集团最深层的秘密
该作品以“扳倒严嵩”为主要线索，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空前尖锐的矛盾斗争——从朝廷到各级官府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杀；从官场到商场波谲云诡的尔虞我诈；国与家的休戚与共；敌和友关系的错综变化……嘉靖、海瑞、严嵩、严世蕃、徐阶、高拱、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李时珍等诸多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从如烟的历史迷雾中清晰而现……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全国热播。

董桥带读者走进他的书房，听他讲搜集古书旅程中的故事，满纸文字乍看说的是访书藏书，或是文人闲话，细读来就有三两人物翩翩而出：书商威尔逊，李侬，史湘云，苏二小姐……前尘旧梦、他乡故友，惹人情怀。令作者念念不忘的，其实是书里面所凝聚着的、那些不会再重来的时光。
书名取自丰子恺的“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对美好生活期待之情呼之欲出。

《玉谿生诗醇》笺注李商隐诗歌156首，主要是以冯浩的《玉谿生诗详注》本为主，同时参考了其他各家的笺释、评注，加以补充、校正、钩沉、索隐而成。《玉谿生诗醇》引证丰富、论断准确、讲解清晰，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绝非普通的诗文选注。

《纳兰容若词传》： 纳兰容若，清初第一词人。生于温柔富贵，却满篇哀感顽艳；身处花柳繁华，心却游离于喧闹之外；真正的八旗子弟，却喜结交落拓之人；行走于仕途，一生却为情所累；风华正茂之时，却匆匆离世…… 一位几乎拥有世间一切的惆怅男子，一段三百年来倾倒无数后人的传奇。 《纳兰典评宋词英华(北宋卷)》： 容若对历代诗词名篇多有评述，以他自己的眼光筛选并议论前辈们最顶尖的作品，从不曾人云亦云、随声俯仰。 容若的点评，大多只是寥寥几笔，甚至只有三四个字，并不像一些前辈评论家那样把这当成一件工作或是一种事业，似乎也没有结集出版、流传于世的意思，倒更像是自己读书时随手作的笔记，话都是对自己说的，不加修饰。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评选既不用考虑世俗的口味，也不会故作惊人之论，更不会形成什么成体系的文艺理论。 容若的选评后来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并没有迅速得到刊刻。有清代第一才女之称的顾太清收藏过这样一个抄本，爱不释手。她在一首诗里这样记录过自己的阅读感受：“但从旧典拈佳句，不向红尘觅解人。”顾太清似乎真切感受到了容若的孤独，并相信自己正是容若身后不多的解人之一。

《顽主》(珍藏版)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屈原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个特出：从价值取向方面说，屈原与儒、道两家同属内圣外王之道。但是，从思维方式和哲学倾向方面说，儒与道是形态不同的辩证思维，而屈原是知性思维；儒与道在哲学倾向上是形态不同的天人合一，而屈原是主、客二分。这种不同使屈原在对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中走向了悲剧，从而与在价值追求中采取权变态度的儒家和采取超越态度的道家形成了鼎足而互补的三种生命精神。屈原的诗歌就是其悲剧性生命精神的艺术呈现。
长期以来，屈原研究者大都以儒解屈，对屈原进行儒家化形象重塑。近代以来，又把屈原道家化或法家化，乃至说屈原的思想是阴阳家、纵横家、黄老学家等。对这种纷杂局面，学界即有辨说，也未触根柢。本书《屈原与儒道文化论辨》力图从哲学思想和诗学角度辨明屈原与儒、道之间的复杂关系，掘出屈原对中国思想文化、民族精神和诗学意识方面的独特贡献，为重建中国文化传统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屈原与儒道文化论辨》由田耕滋编著。

《虞美人草》主要内容：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刚从封建社会转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久。人们对西洋文化极为崇拜，青年男女大呼思想解放，尤其是上流阶层，几乎都以西式文化为潮流，促生了一批思想先进、行事独特的年轻人。
外交官的女儿藤尾，自小便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学识出众、谈吐优雅。父亲死后，为了从藤尾同父异母的哥哥手中夺取遗产，母亲催她成婚。然而，藤尾对父亲生前所定的婚姻并不满意，与举止粗鲁的未婚夫相比，她更愿与一个虽然贫困却拥有极高荣誉的诗人交往。她放任自己去幻想与诗人的未来，享受与学识渊博的诗人之间高雅的交往，沉迷在诗人为自己而倾倒的虚荣感之中。但是她并未料到这一切都是假象，诗人看中的其实只是她的财产和美貌，甚至他早就有了未婚妻。得知真相的藤尾内心如烈火焚烧一般，虚荣与骄傲形同毒药让她无法回头。藤尾最终自杀了，而身边人仍要继续着悲喜交杂的人生剧。

《巴蜀》一书虽然是游记，但并不是一本简单的流水账，不像清代一般的国内游记多以记载沿途古迹名胜为主，而是在记载沿途的地理地势、风土人情、经济和物产状况、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基础上，突出对经济贸易、名胜古迹、社会交往的记载。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十分熟悉，故游记对沿途历史名胜不仅多有记载和感怀，还有一些考证和研究。如在宜昌对荆门、虎牙历史的描述，博采古史，古今融通；作者对南京范成大的《吴船录》和陆游的《入蜀记》十分熟悉，旅行中经常将七百多年前范成大和陆游记载的风物与当时的风物进行比较；如将陆游记载的黄陵庙卖茶妇女与清代的妇女进行对比，发现妇人肤色不像陆游记载的那样白，也不见缠着青斑布头巾。有时还对一些史迹进行考证，如在归州对秭归得名及与楚文化和屈原的关系的考证，也是有一定见解的。

刘锋焘教授：晚明文化与晚明艳情词研究序
青涛《晚明文化与晚明艳情词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心中感慨万千。这个序，本应由我和青涛共同的老师刘扬忠先生来写，但刘老师已于去年作古。每每想起，不由得唏嘘不已。于是，便由我来写一点文字，纪念我们珍贵的师生情缘。
十多年前，青涛跟我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是唐宋文学。因我主要研习词学的缘故，他也就将学习的主要方向放在了宋词方面。毕业后，到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教中国古代文学课程。2008年，博士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随我的博士后导师刘扬忠先生，进一步研习词学。博士论文便写的是明词。博士毕业后又回到河南师大工作，而后，又来陕西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青涛为人朴实诚恳，无有机心，做学问也是没有任何花花肠子。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近乎“赤子之心”的品性，虽然在目下不一定合乎时俗，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也不一定有好处，然而我却很喜欢。
青涛这部书，研究晚明艳情词。当今词学界，明词的研究已不再像一二十年前那么冷落，已出版了如张仲谋先生《明词史》等重要著作。但从一些具体角度分类研究的有分量的论著，似乎还未见到。因此，青涛选择艳情词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艳情词本是词的传统特色，但明代前期思想禁锢，遂使艳情词成为一种禁忌，人人避而不为。至晚明，才又重新复兴。这一落一起背后，有着复杂的意味。可以说，艳情词就是词衍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对理学兴盛的明词，尤其如此。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使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明词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文化精神的演进。就这一点而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因作者对材料很熟悉，所以分类很细，具体而有据。为了说明明代艳情词的发展，作者对明代艳情词数量及其在当时词作中所占的比重进行了认真的统计、计算：元末明初为16.8%，明前期为12%，晚明为23.58%，通过此数据，可以看到晚明艳情词于整个明代词而言，确实呈现出“复兴”之势。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晚明不同时期艳情词的创作情况进行了分析，从正嘉间的16.39%，到隆万间的19.07%，再到启祯间的27.94%，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显然，晚明艳情词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明词总量约有二万四千余首，若非花费一番功夫，是无法清晰揭示这一点的。
在此基础上，该书将晚明艳情词众多作品概括为两性之美、闺怨、艳遇相思三个主题，分别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展示了其“琴瑟钟鼓之乐少”而“寤寐反侧之情多”的特点，可谓抓住了晚明艳情词的时代特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晚明艳情词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其作者所处的历史困境。一方面，他们觉醒之后，更在乎自身当下的生命之乐。这种乐，其实包括人生各种乐趣，道德之乐、功业之乐、声色之乐、山水之乐、隐逸之乐等等；但另一方面，晚明混乱的政治环境及社会风气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功业之一面，走向自我放纵与适意。而国事日非的格局，又令他们不能安心于自我的世界，于是乎，他们的艳情词中也蕴含着有如晏几道那种“欲将沉醉换悲凉”（《阮郎归》（天边金掌露成霜））的苦楚与无奈。这使我们了解到，晚明艳情词并非完全是情欲放纵之后的产物，其实也是特定时空、特定人群人生苦闷情怀的变相书写，其复杂意味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明代世风、士风的转变，最高统治者及士人的声色之娱，重情思潮的出现与发展，“本色”之文学观的重新确认与自觉追求，这样一些重要的现象与思潮，是本书几个重要的关捩。作者抓住这样一些关键点来结构全书，十分到位。在这样的基础上谈晚明艳情词，自然就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全稿思路清晰，文字中又渗透着作者的感情，不是冰冷刻板的叙述，因此可读性很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晚明艳情词的艺术方面的分析，略显薄弱，虽然在分析具体词作时多有论及，但难免令人有零散之感，无法了解其整体达到的艺术高度。文学的研究，虽然社会文化等外围研究重要且必要，但文学本身特质的探究也不可忽视。以后若有机会修改，可增加专论晚明艳情词艺术的章节，以使全书更加完备、圆满。此外，“晚明”、“晚明词”等概念之时间范围的界定与阐述，或可再作进一步的斟酌。
无论如何，青涛这部书稿，是一项令人欣喜的成果。书稿付印之际，正值刘扬忠老师去世一周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将举行刘老师的追思会。刘老师泉下有知，也当会感到欣慰吧！
刘锋焘
2016年春末，终南山下，积翠轩

在無數的勝負中，每存活一次，便得多背負一份怨恨，這就是劍客的宿命...

弗洛伊德：“被压抑之物将会重返。”
莲花生大师：“望向欲望的本质，会看到无边光芒。”
不要害怕和压抑欲望，而是应该重新疏导、驾驭它，为我们所用。
因为欲望乃是最强有力的生命能量，可把我们引领至自由与极乐。
你常满怀兴致去吃期待已久的大餐，食毕不仅没有满足感，甚至更为失落？总是嫌另一半陪你的时间不够多，常在爱中感到孤单？没有办法忍受别人不将你放在眼里，老是觉得自己不被喜欢？稍不顺心，就暴饮暴食，焦躁难耐？孩子不听你的话，即愤怒不已，斥声责骂？
追根究底，一切都是欲望在作祟。
弗洛伊德与佛法认为欲望是人对人世痛苦现实的自然反应，一旦脱离欲望，我们就不再是自己。透过欲望，反而能帮助我们了解自我，面对生活的烦琐与生命的困顿。因此，本书以佛陀的“四圣谛”为架构，印度神话《罗摩衍那》为经纬，融会贯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结合个案研究，提出各种实际建议，调和我们对欲望的矛盾观点，让我们对人类的欲望，有耳目一新的认识，进而通过欲望的驱力，达到身心灵的和谐与平静。
书中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欲望的渴求”，讲述的是人面对欲望的一般心理与反应；第二部分名为“执着”，说明人一旦了解世上绝无可以带来满足的客体时，将会产生何种变化；第三部分名为“执之止息”，它点出，对待欲望，除了放弃与执着之外，仍有第三种方式能引领我们，让精神惊人地成长；第四部分“欲望之道”告诉我们如何利用欲望而非为其所用，进而达到喜乐的境界。

先秦诸子与宋明理学是我国思想史上两个百花齐放、异彩纷陈的繁荣时期的丰硕成果，自来为学者所重视，探研亦复不少。作者自少服膺宋明人学，浸渍于此数十年，颇多覃思苦索之体会，并又用其敏睿之思辨，探索诸子之意旨；既究其思想之精致，又论其上下左右之关系，故其下笔每多胜解。本集结集作者考论诸子与理学之著作二十一篇，于诸家之渊源与发展及其出入异家之故，颇多精辟独到、不同陈说之独特见解。

作者是台湾的“中国文化体践者”、朱天文口中的“武士”。
本书主要分两部分：上篇《孔子九章》，以笃诚、优游之笔闲谈孔子，形象鲜明，生气灵动，活泼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下篇《论语随喜》，细绎空门话语，灵犀一点，感而遂通，胜义纷呈，令人神旺,让读者可以看小说一般看《论语》。全书无意新解，却自有一派风光，吞吐开阖，气象宏阔，令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近年颇多学者承认，此书的出版，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本书论述先秦诸子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全面分析先秦学派的源流，除道、儒、法、名、墨、阴阳等六家之外，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数术、方技、小说家、杂家。第二，着重分析各派源流和相互关系。第三，不仅分析各学派重要著作的内容，并论辨其真伪。本书在评论各个学派的著作中，颇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作者反对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又如近人都认为现在的《尉缭子》和《六韬》是伪书，作者却认为“此书义精文古，决非后人所能伪为”。现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士了两书的残简，足证作者论断的准确。

从学科观念的接纳到学科体系的确立，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建构作出的努力功不可殁。本书即是冯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奠定基础框架、指明方向的一部作品。通过接纳和吸收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方法，冯友兰从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切入，系统研究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和名家等先秦诸子，以及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宋明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视做中国哲学传承和发展的主流加以梳理、阐释。

年少时，我们只相信，伟大的是爱情；而如今，我们无力地看清，强悍的是命运。
这既是10位伟大诗人或绚烂、或惨淡的一生，也是一部缩微版的西方艺术史。
萨福、雪莱、爱伦•坡、普希金……他们曾那样激情地活过，然而，他们的生命又是那般的孤独寂寞，他们活过了常人的几世生命，也尝尽了几世的苦痛，最终成就了他们在艺术史上的高远和瑰丽。
我们走过这10个让人既尊敬又怀念的生命，被他们艺术才华倾倒的同时，也看到了传说中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