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深入三峡各个考古工地采访，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写戊的反映考古文化和长江文明起源的力作。作者把带有神秘色彩的考古工作与对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国度的悬案的解读结合起来，从奇异的出土器物窥视三峡地区的先秦文化史，在纷纭复杂、扑朔迷离的考古现象中展示人类前行的步伐。空前规模的三峡大考古，深刻地揭示出长江文明的丰富内涵。读者既可享受闷读的愉悦，又可增加文物考古知识。

古希腊语中，“历史”这个词的原意是：“看见”、“认识”。看不见真实，如何认识世界？倘若看见了真实，又该如何认识这块色彩斑驳、渗透着血汗与热泪的黄土地？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四人帮”横行不法的年代，顾准写在大墙上的“罪行交代”，偏偏只有一张白纸，两个黑字：“读史”！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这正是一个站在人类文明史高度，进行全方位探索与思考的中国当代思想家，一个热爱人类的无私无畏的时代斗十，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黄金启示。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即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地。
本书希望通过 “羌” 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即“羌” 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 “羌人” 概念的转变，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本書由余英時先生的25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中國思想史，從先秦到當代，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6年。內容包括「魏晉時期的個人主義和新道家運動」、「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初論」、「孫逸仙的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20世紀中國國史概念的變遷」等。

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其無可抑遏的能量全面批判傳統、引介新思潮，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新面貌。其衝擊之深，影響之遠，猶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開啟後代思想之先河。
在二十世紀尾聲將盡、世界局勢重大轉變而各種僵固的意識形態紛紛走向修正調整之際，今年適逢「五四」八十周年，我們顯然需要從新角度、新視野來理、詮釋解「五四」。
過去，「五四」以民主、科學、民族主義、反傳統主義展現其核心理念，人們依此構築出「五四」的基本圖像。但今天，有了相當的縱深，我們不能認為單憑這些理念與圖像便足以解釋「五四」的全貌；我們必須正視「五四」意蘊的複雜性，多層面地探討「五四」的實質，如此，才可能發現「五四」當代圖像及其世界性意義 ——相互激盪的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懷疑精神與宗教精神、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從而了解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它的思想世界是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構成。這是八十周年之時，我們擺脫了教條與意識形態之爭之後，對五四所應有的新認識，這也是本書出版的目的。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特长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中国历史上的动人片段。这种“讲故事”型的历史学家，与专事考证的史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王氏之死》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情夫手下。其实，史景迁的汉学功夫不算深，史料运用不算广，文字技巧也不算突出，但我始终觉得，与其关心他怎么讲述一个故事，不如多留心他为何要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是什么东西最初打动了他。拿《王氏之死》来说，也许是王氏那种在动乱年代里显得模糊混沌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值得玩味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当中的二三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对于中国，则是风云变化的几十年。在这当中，中国自二次鸦片战争后，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其中，中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走向了民国；新思潮开始传来，旧制度渐渐走向衰退。千疮百孔的中国也正向着更光明的明天前进着。
在这二三十年的历史河流中，留下了许多亦正亦邪的人物，慈禧太后（吕中 饰）、李鸿章（王冰 饰）、袁世凯（孙淳 饰）、孙中山（马少骅 饰）等他们被记载在历史课本里，和中国的历史相挂钩。借由这部剧，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那个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时代。前路虽然艰辛，但我们也正一步步向前迈进。

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七月，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奉父之命东征洛阳。洛阳是前朝隋的东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洛阳之战也就成了唐朝统一中原的最重要一仗。
经过李世民军队长达数月的围困，洛阳城内已经没有了和唐军对抗的力量，洛阳的首领王世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救兵上。河北的窦建德带领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要解洛阳之围。李世民命弟弟齐王李元吉留守大本营，自己亲自带兵迎击窦建德的大军。李世民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用几千人击败了窦建德的大军，并将窦建德本人擒获。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只得开城投降。
李世民一举击败了大唐的两个最有实力的敌人，功劳传遍了天下。李渊为了表彰李世民的功绩，封他为天策上将，并赋予了种种特权，地位几乎已经与太子不相上下。
李世民势力的急剧扩张引起了李元吉的忌恨，也让太子李建成深感不安。李元吉对权力和地位的贪心越来越大，他表面上鲁莽，但实际上已设计好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他决定先联合太子整倒二哥李世民，再从太子手中篡取皇位。李元吉利用李建成对李世民的猜疑，趁机从中挑拨。
李建成和李元吉一面在表面上压制李世民，一面在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阴谋一步步酝酿，最终李元吉制定出了除掉李世民的完整具体的行动计划。
消息传到李世民耳中，李世民与众谋士商议后决定抢先下手。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就占领了玄武门，隔断了李建成、李元吉和城外军队的联系。随后一场血雨腥风的激战开始了。交手中，李世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兄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如愿成了太子，掌握了朝政大权。他没有清剿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部，反而将一些有能力的人才收到自己门下，这其中就包括以中正刚直而闻名的谋士魏征。从这以后，李世民就再难逃被魏征当面训斥的命运。
李世民为了表明自己让天下和解的决心，不仅下诏不准再追查李建成和李元吉余党，还派魏征为制使，出使河北，传达自己的意思。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八月初八，李渊传大唐皇帝位于太子李世民，自己成为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突厥趁唐朝朝政不稳进犯中原，抵达关中渭水边，直逼长安。李世民心里清楚，凭现在唐的实力，还无法与突厥对抗，索性委曲求全，向突厥纳贡，换取中原的和平生息。
李世民登基后，深切感受到了治天下和打天下的巨大差距。他修改了国号，以代表宽忍和善的“贞观”取代了原来的“武德”，正式开始了历时二十余年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时代。
李世民为了推行新政，开始清除自己治国道路上的一些巨大的障碍。其中一个，就是各种名目的封王。当年太上皇李渊打天下时为了笼络人心，给各路人马随意加官晋爵。虽然其中有些只是虚职，但也独霸一方，占有大量土地资源，每年还要领取丰厚的俸禄。
李世民削减封王的想法还没有对外宣布，就已经在朝野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削减封王影响了众多王侯贵族的直接利益，义安王李孝常联合其他一些反对者，打算用清君侧的名义，以武力胁迫李世民。李世民早已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干净利落的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并以自己的威严镇慑住了朝中百官。
关中大旱。李世民为感动上苍，负荆祈雨。但李世民的诚心并未缓解旱情。李世民无奈，只能开关放人，允许受灾百姓到关外去乞食为生。玄奘也随着灾民的队伍出关，开始了他西域取经的旅程。
经过几年时间的建设，大唐王朝的国力已经积攒了一定的实力，为了解决边疆问题，李世民决定征伐突厥。贞观三年八月十九日，李世民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征伐突厥。突厥内部此时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两位可汗矛盾重重。李靖的军队稍一冲击，突厥军便彻底溃散了。
平定了突厥，西北周边二十几个国家都来朝贺。在高昌王的建议下，李世民被各国拥为“天可汗”。一时间，从中原通往西域的各种商业、外交通道纷纷开通，长安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李世民的目光不得不开始投向未来。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选谁作为继任者。太子李承乾虽然是长子且能力值得信赖，却不愿读书，性情古怪，终日沉迷于酒色。次子李泰是个很有心机的人，他在一些能人的辅佐下，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李世民的青睐。
朝中大臣也都纷纷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有的支持李承乾，有的支持李泰。唯独长孙无忌看中了软弱忠厚的李治，并给了李治极大的帮助。深受李世民宠爱的武才人 ——也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与李治关系非同寻常。她告诉李治，现在李承乾和李泰的实力虽然都很雄厚，但也许会形成鹬蚌相争的局面，到时候他们只要坐收渔翁之利就可以了。
李承乾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来自李世民和李泰的压力。最终，在形势的逼迫和众人的怂恿下，李承乾决定杀掉父皇和弟弟。李承乾幼稚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被粉碎了。李世民不愿再杀害亲人，便将李承乾流放。在长孙无忌和武才人的努力下，李世民没有立李泰为太子，反而立了李治为太子。
经过十几年的长途跋涉，玄奘取经回到了长安。在李世民的支持下，玄奘在弘福寺展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外来文化翻译工程。
北漠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然而恶劣的气候让唐军随时惨重，李世民也从这场失败的战争起一蹶不振。
李世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主持朝政。他将国家政务都托付给了李治。可想到自己离开人世后，李治要担起全部的责任，仍不放心。他将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要他辅佐未来新的皇帝。
房玄龄、李靖等老臣纷纷去世，留下李世民一人孤独的度过最后的时光。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初唐第二代帝王太宗李世民去世。之后，是大唐盛世。

《原来这才是春秋1》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2009年，听易中天讲春秋，看贾志刚写春秋
易中天说，春秋是中华思想史上的奥林匹克，贾志刚说，没有春秋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文明。
历史不可以写得很好看，还可以写得很有趣，很回味……
除了春秋，我们可以去任何朝代，中国还是中国。
如果假设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最不可缺失，如果我们只能留下一个朝代，应该留下哪一个，
清朝，0分；明朝，0分；宋朝，一分；唐朝，2分；汉朝，3，接近答案了。
正确答案是：春秋战国，也就是东周。为什么这样说，了解春秋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春秋，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如果没有春秋，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祖师爷是谁。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不知道礼义廉耻是什么意思，因为孔子来自春秋。
如果没有春秋，就没有《道德经》和《易经》，因为老子是春秋人。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也不知道法治是什么意思，因为法家的列祖列宗管子、苟子和商鞅都是春秋人。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打胜仗，因为《孙子兵法》的作者就是春秋人。
如果没有春秋，我们写文章就不会生动，因为一半以上的成语典故来自春秋故事。
好像，如果没有春秋，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文明。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即公元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个极平常的日子，随机抽样的一天，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然而由小见大，它正是乾隆朝中叶，也是清王朝中期，又是中国古代的最后盛世——史称“康乾盛世”——的一个标本。
本书充分利用了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清宫档案与御制诗文，以及当日的朝廷文书如上谕、奏折等资料，按一天的时辰先后排列，详述乾隆帝从早到晚的宫廷生活，包括起居、饮食、宗教仪式、文艺活动、政务处理到家庭状况等。透过作者崭新的观察角度，情文并茂的笔法，鞭辟入里的分析，重新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一个五十五岁、正处于人生巅峰、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一日，系指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1765年1月28日)。这一天，既不是冬至、元旦、万寿节的国家三大节日，也不是皇帝有大事要举行祭祀太庙的告庙盛典，亦没有什么班师献俘的大典礼，以至大吏的任免、亡故、赐祭，重大灾情的报告和政府的蠲免，民众的运动，藩属的来朝，等等，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个极平常的日子。所以《清史稿·高宗本纪》的纂修者对它未予理会，做了空白的处理，而十洲君选择了它。这是使用了如同社会学的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并无特别的深意，就是要在平常之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或许能从某一个侧面了解乾隆帝和他的时代的历史。

作者以「大歷史」的觀點，經由本書，上溯到公元前中國初期統一的時代，一路追根究柢，並部析中世紀以後國家愈著重於內及非競爭性的端倪，然後銜接其成名作「萬歷十五年」未完成的論題，歸結到今。

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中，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民族前进的步伐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给人以激动、振奋、思考的重要文化参照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报告文学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现实文化的重要表现对象。因为报告文学特殊的文学地表达社会生活真实的特性，所以，报告文学所报告和描述的社会生活真实内容，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存在以至当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这次出使在历史上最大的争论是：英国使者有没有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 本书作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来考察，于是，视野开阔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
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本书以详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明巨大差异和冲突。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从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英国此举意图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而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不同，认为英国里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臣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这场聋子之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本書收錄了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台灣學者王德威先生的一組共四篇論文：《傷痕書寫，國家文學》、《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歷史與怪獸》、《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
本組四篇文章對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分別提出不同角度的解讀；檢討一九四九年以來身處不同境地的中國作家負載着當代政治，重新打造了一種傷痕書寫，體現國家在追尋現代性過程中被斵傷、撕裂的遭遇；進而叩問：傷痕與國家機器的關係何在？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傷痕論述與國家文學？更重要的，在告別傷痕的同時，我們如何檢討國家文學，以免成爲下一個時代的「預知」傷痕紀事？

拯救古文化是刻不容缓的课题。我国古代有关农、林、牧、文、史、地等典藉和各种《本草》中载有许多植物，由于历史变迁，使很多植物的名称发生嬗变，造成古今名称不一致，且同物异名及同名异物颇多，影响古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明天是今天的发展。昨天、今天和明天应是一脉相承的。昨天的文化不能让她凝固与遗失，要她活起来，为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服务。然而沟通古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此大有考证的必要。
明朝的大医药学家李时珍，曾感叹说：“古有《本草》一书，自炎黄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第其中舛谬差遗漏不可胜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经过他的考证，成就了《本草纲目》这一不朽传世之作。清末，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濬著了《植物名实图考》，他也感叹：植物“称名亦无确诂，盖方言侏俪(该字右边应为“离”)，难为译也。”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1868-1940)于1930年以后曾对《毛诗》、《尔雅》、《离骚》上的植物进行了考证，还结合实地之调查，对历代《本草》作了大量研究，写成了《植物古名考证》，1937年后由于日寇入侵，在南撤中，手稿丢失。此后，很少有人从事植物古汉名的考证研究。
高明乾教授已年近古稀，其治学精神可佳。他从事这项研究始于1974年，30余年来，历尽艰辛，要钻古书堆，翻阅不计其数的典籍进行考证。他终于在同仁的协助下把这些失落在泥土中的“珍珠”找回来，穿成了串儿，编著成《植物古汉名图考》。该书新近在大象出版社出版，这是值得庆幸的。这一研究项目得到河南省教育厅的立项资助（项目编号：95476008）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立项资助（项目编号：30370864）。该书收载了植物古汉名4394个，分属于177科，800种。附图789幅，80万字。对每个植物古汉名都作了注释，标明了现代汉名和世界通用的拉丁名，注明了出典和书证，传承古今，沟通中外。对每种植物的形态特征、生境产地、简要用途作了介绍，还附有植物形态图便于读者识别。作为我国第一部《植物古汉名图考》，会给生物学、农学、医药学、林学、花卉学、文学、史学、地理学等工作者带来莫大的帮助。
该书是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的一项研究成果。作者应用训诂学与现代植物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证植物的古汉名，逆历史查阅文献，旨在植物名称上沟通古今，沟通中外。由于现代学科分科过细，多数学者都是擅长文科，而弱理科，懂文学，不懂生物学，对于古典著作中记载的植物很难注释。作者应用跨学科的方法，是项创新工程，并且行之有效。该书也是文化传承与跨时空的一项研究成果。古代文化的发展有其传承性，清末（1848年），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时，由于历史的局限，西洋的植物学尚未传到中国，他的著作，不可能与世界文化接轨。他著录的植物没有注明，也不可能注明植物隶属何科、何属，也没有加注世界通用的拉丁名。作为吴其濬出版《植物名图实图考》120年以后的这一新作，反映该领域研究的新成就，不失时代特色，又一脉相承。本书做到了古汉名、今汉名、拉丁名三沟通，达到沟通古今，沟通中外的目的。有利于我国古代文化走向世界。该书还具有图文并茂，注释精良的特点。对每种植物注释的内容较为详细，包括：“古汉名、现代汉名(科名)、拉丁名、古代别名。著录摘要，拉丁名释义。还简要介绍了植物的形态特征以及生境、产地、用途等。并且，植物有直观性特点，仅有文字说明，很难形成具体形象，文字旁加了植物的附图便于读者识别，不失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以前在查阅在古典文献时经常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如古典著作中有多种植物都叫“鬼目”，它们都是些什么植物？类似的同名异物的情况，该书都得到了澄清，使不少同名异物的中药名得到了鉴别。另如《诗经·周颂》：“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中的“来”与“牟”是什么？屈原《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的“江离”与“辟芷”是什么？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林赋》：“留落胥余。”中的“胥余”是什么？杜甫《海棕行》：“移栽北辰不可得，时有西域胡僧知。”中的“海棕”是什么？唐元稹诗：“庭中载得红荆树，十月花开不待春，直到孩提尽惊怪，一家同是北来人”中的“红荆树”是什么？是我们北方的紫荆吗？对这些问题很难找到答案，而今有了此书倍感方便，从这本书中将可以容易地获得对这些植物更全面的了解。如我们要想了解红荆树是什么，就可以检索到该书255页【红荆树】条：
【红荆树】羊蹄甲（豆科）Bauhinia variegata L.羊蹄甲又有紫荆、红花紫荆、洋紫荆、红紫荆、弯叶树等别称。唐元稹有红荆树诗：“庭中载得红荆树，十月花开不待春，直到孩提尽惊怪，一家同是北来人”此红荆树不是我们北方所种的紫荆（Cercis chinensis）,因为北方紫荆是早春先叶开花，而红荆树是在每年11月至翌年的三月开花，故北方人见到南方冬季开花的红荆树感到惊怪。古代所称的红荆树是泛指现在羊蹄甲属的多种植物，其中羊蹄甲最具代表性，现统称紫荆。1908年，法国一位传道会神父于香港薄扶林海边一间破屋附近发现它，其后将该植物曾定名为 B. blakeana Dunn.,此名来自1898～1903年间港督亨利布力爵士（Sir Heny Blake）的名字。紫荆是香港的本土植物，因树秀花美深受港人喜爱，常作为行道树和观赏花木栽培，因此，1965年被正式定为香港市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该花的图案绘上了香港的区旗和区徽。羊蹄甲学名中的Bauhinia,来自瑞典J. Bauhin 及C.Bunhin兄弟的名字；variegata 有斑的。羊蹄甲是中等乔木。茎高5～8米；叶圆形或广卵形，顶端2裂，钝头，状如羊蹄甲，叶长4～17厘米，宽7～15厘米；总状花序，花萼管状，有茸毛，裂片卵形，花瓣5，倒卵形，粉红色或白色，具有紫色纹线，其中一片上具暗紫斑纹；荚果条形，长15～25厘米，宽1.5～2厘米。生南方热带丛林或栽培。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常作行道树和庭院树，树皮含丹宁，花入药，清热解毒。据记载花芽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