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源流考 豆瓣
作者:
陈国符
中华书局
1963
陈国符先生和《道藏源流考》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