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思想家鲍德里亚逝去十年多之后，人们仍在反思他的遗产。这本《恶的透明性》，基本补完了这位思想家的中文译作，成了这反思的一部分。它是鲍德里亚完成早期的理论奠基后的随笔作品，但比《冷记忆》系列更有组织。翻开这部书，读者首先注意到的还是作者从不缺少的话题性。以“恶”为题的本作，就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样无所忌惮，甚至将曾在68年风波后追逐各种意识形态的的法国一代人称作政治“易装癖”。如此比比皆是的惊世骇俗之论，却不是作者的目的。作者首先关心的，是这个当代世界：上世纪80年代末，大的政治动荡已经过去，然而核事故与恐怖主义种种未有的极端现象屡屡发作。如果说鲍德里亚从早期的《消费社会》开始一直切中时代的脉搏，那就是因为他对世界的新变化始终保持着惊奇。诚然，他是后现代理论家，有多本专著集中探讨某个概念，但在这部随笔中，他更是易读的思想家。随笔，不意味着轻松随意，它首先摆脱了形式的束缚，也更加慷慨，给出作者在某个话题上所能思考的一切。我们看到，鲍德里亚是如何面对世界的新事态，运用、提炼他的概念。因此这本书不乏深刻性，也一直多被引用。其中对克隆技术、人工智能的反思，还是能给我们启发。而且这些随笔，也不让我们迷失在“主体”、“他者”等概念的推演中，因为鲍德里亚作为理论家不仅言之有“理”，也一直做到了言之有“物”。同样思考着时代的读者，应该可以从本著得到许多线索。

在什么方面平等与不平等呢？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这正是难题之所在，也是政治哲学之所在。
——亚里士多德
歧义并非错误认识，因此不需要知识的补遗；歧义亦非错误理解，因此并不要求词语净化。歧义的情况是，在争执说话内容的意义时，已经构成了话语情境之理性本身。
“话语之可能性条件”的整体，说明了人之所以是政治动物的基础。
——朗西埃
朗西埃强调治安和真正的政治间的分界线为何总是模糊混淆而备受争议的。比如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无产阶级”可以被解读为“没有分的组成份子”的主体化，其将自身所遭遇的不正义提升并且接受普遍性的终极检验；同时，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将促成“后－政治”理性社会之创制的操作者。我们的欧洲传统中包含了一系列对此政治时刻的否认──对于政治冲突之真正逻辑的否认。朗西埃在《歧义》一书中发展了对于这些否认的辨识方式，而这本书可以被视为他最杰出的政治思想著作。
——齐泽克

Now available in English for the first time, Jean Baudrillard's classic text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focus on the process and meaning of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0, the book still makes a vital contribution to current debates on consumption. Many of the themes which would make Baudrillard famous appear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ook includes Baudrillard's most organized discussion of mass media culture, the meaning of leisure and anomie in affluent society. A chapter on the body demonstrates Baudrillard's extraordinary prescience for flagging vital subject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g before others.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George Ritzer.

《致命的策略》成书于1983年，是晚期波德里亚的核心著作，也是该时期他唯一一次系统化、逻辑化地阐发其思想的著作。此书也许可以被视作波德里亚对现代性最为直接而深刻的驳斥，他站在客体的立场上所主张的，乃是以表象的狂欢取代对本质的追寻，是以物的扩张冲刷主体的地基。如果说现代性是以人对宇宙的统摄来取代神的统摄，其后果是一个全然属人的世界；那么，波德里亚在本书中所揭示的则是，客体的统摄终将取代人的统摄，其后果是一个全然属于客体、以客体的意志为出发点的世界。这如果不被简单地视作耸人听闻的话，我们当应瞥见其间隐现不已的警世之光。

《艺术社会学三论》汇集了德国著名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关于艺术研究的三部经典名篇，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具体包括《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1939）》和《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本雅明终其一生的理论努力就在于根据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去阐释和解读精神生活中已经和将要出现的嬗变，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所在。

♠♦哲学与诗的关系问题的复活♦♠
♣◐真正人类语言之圆舞◐♥
♣♥面向海德格尔与本雅明的隐秘对话♥♣
♠♦「思想只有承担“诗的遗产”，才能朝向“散文的理念”」♦♠
♠♦阿甘本美学三部曲（《语言与死亡》《诗节》《散文的理念》）之终章♦♠
♣♥几十个碎片式的分析，寓言、格言、谜语、短故事，以及各种人们如今不再使用的“简单形式”，阿甘本的批评实践就在这些“离题”的作品中展演，而这种离题乃是本雅明式批评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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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阿甘本的美学专著。通过对诗歌、散文、语言、政治、正义、爱与羞耻等主题的一系列碎片式分析，他进入了哲学与诗歌的区别这一主题。这些碎片式的论述没有形成贯穿全文的一致说法，但逻各斯的限制在此被打破，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
阿甘本使用了各种文学手法，包括寓言、格言、谜语、短故事，以及各种我们如今不再使用的“简单形式”，在实践中演示出一种批评方式——它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经验、一种觉醒，在这里，思想的问题成为诗的问题。

This is a brilliant study of 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 from Thomas More to Philip K. Dick, by the master literary crit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Jameson's most substantial work since "Postmodernism",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topian form since Thomas More, and interrogates the functions of Utopian thinking in a post-Communist 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s of otherness...alien life and alien worlds...and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Philip K. Dick, Ursula LeGuin, William Gibson, Brian Aldiss, Kim Stanley Robinson and more.

本书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批评家罗兰•巴尔特1963年出版的作品，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论争，催生了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知识变革运动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是，作者打破了不同知识领域的界限，以结构分析的方法“努力重建一种拉辛人类学”，使批评话语从此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兰•巴尔特备受国内研究界关注，其著作绝大多数已有中译本，本书则是他生前发表专著中唯一未翻译的一本。

◆2012年《金融时报》最佳历史类图书
◆托尼·朱特与迈克尔·沃尔泽一致推荐
◆解读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 揭示“五月风暴”中的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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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最杰出的智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理查德·沃林指出，60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与中国现实并无实质关联。通过回顾60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东风》力图揭示“毛主义”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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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及媒体评论】
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写作大多数沉湎于怀旧或失望之中，理查德·沃林对这段往事的论述却秉持审慎、公正的精神。在关于1986年法国左翼运动的所有作品中，《东风》是我读到的最棒的一部……对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动荡局势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容错过。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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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引人入胜地叙述了法国左派的行为，对其蠢行与幻想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而且还竭力去捕捉、评价其解放效果。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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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从一种复杂的问题意识出发，剖析了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本书是一次极具深度的沉思——对政治见解之形成的沉思。《东风》堪称一次精神上的奥德赛。
——迈克尔·拜伦特（Michael C. Behrent），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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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记录了这样一群人：尽管他们有时显得荒唐可笑，却一贯秉持深刻和严谨的态度来思考并行动。因此，《东风》堪称一部具有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优秀著作。
——《华尔街日报》

本书共8章,内容包括:迄今有关充足理由律的最重要观点概述;以往论证的缺陷和新论证的概述;论主体对象的第一个层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论主体对象的第二个层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论主体对象的第三个层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论主体对象的第四个层次,以及在其中居支配地位的充足理由律形式等.

◎ 内容简介
作为德国20世纪举足轻重的两位大思想家，本雅明和阿多诺之间的友谊一直被学界津津乐道。本书收录了两人留存至今的全部121封信件，并附有详细注释。这些书信记录了两人非同寻常的深挚友谊和思想碰撞，从侧面描绘了一幅动荡时代的历史画卷，见证了犹太知识分子在黑暗历史时期的悲惨遭遇。
阿多诺比本雅明小11岁，初遇本雅明便被其独特思想所吸引，并一直受其影响。纳粹上台后，本雅明逃亡到巴黎，在那里艰难继续着他的写作和拱廊街研究计划；阿多诺先是到牛津莫顿学院，后来追随霍克海默到了美国，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骨干。
阿多诺不仅在经济上和实际事务上，更从精神上始终支持着本雅明；两人在思想上形成一种同盟，相互信任，彼此激发，这些都反映在1928—1940年间的通信里。这些信件也为理解本雅明后期著作，特别是他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以及在阿多诺批评建议下成稿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手材料。
◎ 编辑推荐
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前后，阿多诺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本雅明逃出欧洲，遗憾的是最终没有成功。本雅明背着自己的手稿翻越比利牛斯山后陷入绝境，他1940年9月的绝笔信为这段书信维系的伟大友谊画上了句号。这句号带给阿多诺的伤痛可想而知，也撕裂了后世无数读者的心。
书信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充溢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体与时代的辩证性。阿多诺曾称本雅明是一位伟大的、狂热的写信人。在打字机已广泛使用的时代，本雅明仍终生保持手写信件的习惯。他视书信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体，本身就具有无可比拟的认知价值。
作为年长者和导师，本雅明是命途多舛、更需帮助的那一个。他总是那么落魄、谦恭、含蓄和犹豫不决。思想成熟后的阿多诺则显得咄咄逼人，他判决、参与着本雅明的写作，也将本雅明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写作中。关于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彼此的交往，有赞颂，也有争议。也许最接近真实的答案，就藏在这121封幸存下来的信件里。
荒谬的时代里，没有正确的生活。
——西奥多•阿多诺
从本雅明自己对书信的态度出发，他与阿多诺的通信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其主要著作的“副文本”。这些通信更是二人思想结晶和碰撞的中心，是他们反思与对话的首要场所。
——刘楠楠，本书译者
◎ 精彩书摘
5 本雅明致阿多诺
1931年 7月 17日
柏林，Wilmersdorf，Prinzregenten大街 66号
亲爱的维森贡德先生：
我从南法回来以后，终于有机会坐下来给您写信。这封信的前提是：我一口气读完并认真研究了您的就职演讲稿。我已经跟布洛赫聊过了，他还把您写给他的信给我看了。对我而言，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整体上是成功的；它的精练恰恰有力地体现了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基本思想；这篇文章在各方面都颇有水准，正如阿波利奈尔所说的那样，是个“里程碑”。布洛赫认为这里涉及的思想与唯物主义的关联有些牵强，我觉得他说的虽然对，但是在思辨的前提下，它却又是充分合理的，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不被条条框框地套用，而是被用来思考——或者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被用来努力奋斗——的地方或许是经得住检验的。我认为他关于您对维也纳学派的分析的意见似乎更有说服力。您在这里表达出来的无懈可击和委婉巧妙，我想我是懂的。但是从这儿能走多远就很难预料了。而您对现象学发展的分析则更显得无可厚非；您对海德格尔关于死亡功能的阐释是关键。另外，您的那种方式与其说是外交态度，毋宁说是细腻深远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展现出的权威姿态，简言之，您用这种方式在某些地方成功避开针锋相对的学院派哲学传统的那种自信，特别触动我。
现在谈谈布洛赫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我的名字。我个人对此并不曾敏感——希望也没有冒犯到您的任何感受；但在认真研读完您的文章以后，其重要性让我觉得有必要澄清版权这种我平时不想提的问题：我想撤回我在法兰克福说的话。能够明确体现您对学院派哲学立场的那句话是：
科学的任务不是探索隐匿的和存在的现实意图，而是阐释无意图的现实，其方法是借助对孤立的现实元素的形象和意象建构，以消解科学的任务这个问题。
这句话我愿意署我的名字。可是要写这句话，就不能不提“巴洛克”这本书的导论，我在那里已经表达了这一——显然的，从相对和谦逊的意义上来讲的——新思想。就我而言，我肯定会提“巴洛克”这本书。毋庸赘言：假如我是您，更不会不提它。
请您从这里读出您的重要演讲所唤起我的极大兴趣。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始终保持这种纯粹的哲学同盟关系。有个请求不知该不该讲：如果这篇演讲稿将来要出版，而且您打算——如您暗示的那样——援引我的话，还烦请事先通知我一下。我愉快地读完了《无歌之言》，第四段和结尾两段格外出彩。万分感谢您寄来的烟草袋！一如既往的诚挚问候！
您的
瓦尔特•本雅明
33 阿多诺致本雅明
1935年6月5日牛津，莫顿学院
亲爱的本雅明先生：
我能向您提个请求吗？您手稿的宽页边如此诱人，让我很想用铅笔去作旁注，如果您允许我这样做的话，会让我对《拱廊街提纲》（我还是习惯用以前的名字）的回应，不管从材料上还是从时间上省很多事。我自然知道铅笔旁注可以擦掉，但是在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我还是不敢妄为。
另外，在仔细阅读了提纲以后，我可以告诉您：我完全消除了之前关于研究所的顾虑。我相信，研究所可以——不，应该——接受整篇论文；它有权利在研究所出版，至少比弗朗兹•博克瑙 1的论文更有权出版；您不需要向研究所妥协，反之研究所亦如此。如果霍克海默在某些地方强调具体到社会问题上，那么它肯定对我们都有好处。首先是商品这个范畴，它在提纲里（其实在我的《克尔恺郭尔》中也如此）过于概括，所以无法揭示其19世纪的特殊性；而且，仅从科技的角度，即从“工业制造”的角度阐述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追问其经济功能，即前期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作为狭义上的现代——的市场规律。另外一个概念当然是“集体意识”。但是对这一概念的探讨将会把我们引向核心问题的讨论，鉴于研究对象的巨大难点和它所承载的责任，我不想在此轻率地评头论足，而只想冒昧地发表以下意见：马克思主义对这样一种非辩证的集体意识结构——不融合阶级因素的集体意识——的反对，也许与另外一点重合，即它要求辩证意象既不被置于意识的领域，也不被置于无意识的领域。但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的是，这里实证的准确性始终都要涵盖阐释的精准。——我这就给霍克海默写信，要求他们接受整篇论文，当然还有对论文的资助。
鉴于拱廊街计划对我的重要性，任何赞美之词都是对它的亵渎。但我在这里还是忍不住挑选出最打动我的几点来谈谈。首先是“新奇理论”和您对这一范畴深远影响力的洞见，您把它与寓言作对照是完全正确的（至于17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正是《巴洛克》与《拱廊街》的关联所在——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另外还有对拜物教的讨论，它让我重新意识到，虽然我们分别两年，但仍旧心有灵犀。因为我大概三个月前刚给霍克海默写过一封长信，最近又跟布洛克谈过，我跟他们说，与弗洛姆和赖希不同，我认为社会与心理学的真正“中介”不在于家庭，而是在商品特征即恋物癖这里，商品拜物教才是物化的真正呼应。另外，可能您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您在这点上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十分吻合——他那里肯定有关于指甲和头发的讨论。您一定要把弗洛伊德和那个非常知名的费伦齐写的关于肛门性格和肛门问题的所有文章都找来读一下。——另一个类似的巧合是城市向农村转化的理论，我以前没读到过您这方面的讨论。您不知道，这一理论恰好是我在一篇评论莫泊桑的未完成的文章里提出的中心论题（如果我现在能找到材料，一定会把相应的段落全部拿出来与您分享）。我在那里把城市视为狩猎场，猎人这个概念在我的讨论中是关键（比如关于制服的理论：所有猎人看起来都一样）。另外，莫泊桑有一则短篇讲的尽管不是周日狩猎，但却是与之相关的周日骑马，这在树林的背景下同样也呈现出“辩证意象”。我想再次向您着重强调一下莫泊桑，他的小说《夜晚，一个噩梦》，完全可以与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辩证呼应。渴望您的解读。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飞机的发明终结了19世纪。也许我很快就有这方面的东西给您看。——您应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要求取消城乡差别。
今天的结尾——它是序曲而不是赋格曲的尾声——附上一则我以前的笔记：“刚发生的过去仿佛被灾难毁灭了。”
真挚的友谊与感激之情！
您的
泰迪•维森贡德
59 本雅明致阿多诺
1936年10月19日巴黎
亲爱的泰迪：
十分感谢您的来信。最让我高兴的是，它唤起了我对巴黎时光的共鸣。我们在巴黎的日子让蓄势厚积得到了全面开拓。尽管分离似乎不仅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更让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受到了猜疑，但巴黎的日子又让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认可，这于我而言无比宝贵。
那就期待不久再见吧！
您信中告知的意外情况虽然令人不悦，但我从中却也看到了一丝好处，它或许能促使您迁居巴黎。就我所知，无论您和您父母的身世如何，定居法国三年是入籍的必要前提。不管怎样，我已经拜托布里尔去打听此事了，他还会去查明您提出的其他问题。他一通知我，我就立刻给您去信。
总体而言，现在的入籍程序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情况也许会随政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您越快申请越好。
科洛索夫斯基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试译稿，从内容上讲我相当满意，阿隆认为语言方面也无可挑剔。在这两方面它均比戈德贝克的试译优秀。从戈德贝克那里我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我13号向霍克海默非常详细地汇报了翻译问题的进展（正如我们约定的那样），之后的17号我又给他去了一封信，推荐科洛索夫斯基为翻译。与此同时，科洛索夫斯基自己也会跟他联系。
非常感谢您还记得我的各种问题和愿望。我现在想多加一条——是个愿望：您下次给克热内克写信的时候，能不能跟他提一下《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这本书的手稿目前在弗朗兹•格吕克博士那里：维也纳 III，Landstraßer Hauptstraße 140。
我从费莉西塔斯那里收到了“精灵诗”，您正确地评估了它之于我的关系。我向费莉西塔斯细述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光。自从上次聚会以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克拉考尔。最后祝您写作顺利！诚挚的问候！
您的瓦尔特
62 阿多诺致本雅明
1936年11月7日
牛津
亲爱的瓦尔特：
您的来信让我深感担忧，您在巴黎跟我聊过此事，所以我没有特别惊讶。如果我提醒您两件事，请不要以为我在越界干涉：首先，即使斯特凡患的是神经症，仍大可不必绝望。这种精神疾病在斯特凡这个年纪经常中断——这也赋予了该疾病现有的名字，之后便会完全消失。然后，我想您便可以理所当然地找一位心理分析医师为他医治，而不是精神病科大夫。另外，我还强烈建议他去彻底检查一下身体，特别是找荷尔蒙研究专家或者内分泌科大夫看看。因为性发育过程中的残留分泌物经常会引起类似神经症的病征，通过手术干预甚至能完全医治好，我就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在进行精神医治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了身体方面的检查。
收到您寄来的《德意志人》我的确非常开心。一收到书，我当晚就迫不及待地从头读到了尾。我发现，书中呈现出来的悲哀，与《柏林童年》中的出奇接近——后者的创作时间应该跟书信集的筛选与导论大概一致吧。如果说《柏林童年》重塑了一种被自身阶层掩盖且尚未被其他阶层揭示的生活意象，那么同样，您投向书信集的目光则重现了这一遮掩的过程本身，作为一种客观进程，“童年”是其主观见证。换言之，市民阶层的没落通过书信形式的衰落得到了展现：在凯勒与奥韦尔贝克的书信中，所指阶层确实已经被掩盖了，而它背离作为交流方式的书信形式的姿态，同时也是其自暴自弃的姿态。如果我告诉您，科伦布施那封信（和它大量的补遗），以及歌德致塞贝克那封（和您伟大的评论），是在读第一遍时最令我激动的两篇，您应该不会感到吃惊，正如我毫不惊讶，您从《拉威尔》一文中发现的那句话，正是我把它送给您的初衷。——关于歌德评论，我只想说一点：您读过我三年前写的、尚未发表的晚期贝多芬短评吗？（这篇评论终于快在布拉格发表了。）不可思议的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抽象与具体相互交织的某些表述，也同样出现在您的评论中。克热内克好像有这篇文章的样本（我很看重这篇文章，所以与考利什讨论过以后，我又做了大量改动），他肯定会跟您分享的。
......
您忠诚的
泰迪

米歇尔·福柯的《精神病学的权力》课程，既延续了《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的区分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计划：绘制一个精神病学的谱系、一个它所构成的“权力—知识”形式的谱系。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从关于精神病的医学知识出发，因为这种知识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我们只能从皮内尔、夏尔科等精神病学家围绕着精神病治疗所组织的各种权力配置和技术出发，来解释对精神病的验证问题。精神病学的诞生，并不是因为对精神病的认知有了新的进步，而是强加各种惩戒装置的结果。
福柯经常质疑精神病学家话语的虚妄，而这却在当代的司法鉴定中仍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病学的权力》仍旧继续着人文“科学”考古学的计划。
19世纪末，在神经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之间散布着对疯癫的双重的“去精神病化”。课程的内容终止于此。但米歇尔·福柯所撰写的课程概要，包含了他没有时间在这门课上要阐发的精华。因而甚至可以说，《精神病学的权力》提出了一个成为“1960年代”标志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谱系。

本书是唯一一部关于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著作，出版后即确立了其经典和权威地位。它如同一部百科全书，系统地考察了自19世纪以来科学史家们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和原因的大约60种观点，并对其特点和不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不仅涉及如何解释和看待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科学成就，而且也涉及科学革命根植于哪些哲学、宗教、社会土壤，如何永远改变了我们理解自然界的方式，以及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17世纪的西欧而没有发生在古希腊、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等诸多议题，从而大大有助于我们对近代科学的思想、社会和文化起源的理解。本书是科学革命研究者的必读著作，也可供关心现代世界兴起的读者阅读。

本书是17世纪荷兰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斯宾诺莎的主要著作之一。该书于1670年匿名出版。在该书中，作者用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在历史上第一次批判了并重新解释了《圣经》，驳倒了神学家们对《圣经》的各种歪曲和捏造，摧毁了教会统治的基础。

20世纪的德语哲学家中，对现代基督思想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哲人，非舍勒莫属。在现代思想的论域中，舍勒走出了一条超逾教派立场的神学言路，直接把握、描述、阐发基督信仰中的福音原则(即个体性的位格之爱)，在上帝论、启示论、基督论、信仰论、教会论诸论域重新确立位格之爱的优先地位，进而重建自然神学，将基督思想的本质质素注入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显明了基督教思想在现代性思想语境中的活力。

舍勒认为，就认识的全部发展史而言，人们都是先对认识对象产生爱或者恨，之后才通过知性来对它们进行认知、分析和判断的。因此，无论对于所有各种理论认识和思维来说，还是就所有各种实践立场而言，爱和恨在情感行为的集体范围内都是最原初的行为方式，它们还使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统一起来，并且能够使这两者永远保持统一的状态。此一话题在欧美学术界曾引起强烈争鸣，相信也会引起中国读者浓厚的兴趣。

在“本质直观”的天赋上，舍勒独占魁首。根据舍勒的理解，现象学是一种独特的直观行动，把握最原初的实际现象，而非从既有理论引导出来的现象。从基本情感现象学分析出发，舍勒向具体的基本价值感现象推进，分析同情、怨恨、害羞、懊悔、受苦感，恭顺感，广为论者称道，这些分析与他关注的现代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失序问题丝丝相扣，让人叹为观止。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对国家-形式的批判》是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第一本专著，既收录了奈格里本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基于西欧革命实践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和法学理论的论述，也收录了两位作者在90年代初合著的批判资产阶级法理学与法哲学、指认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并重构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本书为我们了解奈格里的早期思想（国内鲜有译介）以及两位作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认识（这种认识也为《帝国》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当下资本主义形态变化（尤其是劳动形式的变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展开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书以劳动问题为核心，处理了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和法理学等诸多领域。一方面，“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也是塑造和表达生命的活动，另一方面，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却成为资本主义规训、剥削与宰制的手段。哈特和奈格里通过揭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以及在资本主义法律和社会制度中所处的地位，来解释劳动在现代社会的这种二律背反现象。两位作者从共产主义的视角批判了自由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观念和制度改良，并最终对国家-形式展开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