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 social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have been exchanging ideas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never developed a proper dialogue about social theory. William H. Sewell Jr. observes that on questions of theory th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mostly one way: from social science to history. Logics of History argues that both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something crucial to offer each other. While historians do not think of themselves as theorists, they know something social scientists do not: how to think about the temporalities of social life.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social scientists’ treatments of temporality are usually clumsy, their 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enchant for structural accounts of social life could offer much to historians.
Renowned for his work at the crossroads of histor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Sewell argues that only by combining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ime with a concern for larger theoretical questions can a satisfying social theory emerge. In Logics of History, he reveals the shape such an engagement could take, some of the topics it could illuminate, and how it might affect both sides of the disciplinary divide.

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ISBN：9787510814785，作者：余英时 等 著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历史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但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青少年一代的精神世界，因而它是格外重要的“记忆的场所”（sites of memory），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的记忆”（institutionalized memory）。而这种记忆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新一代公民的认同：我是谁？我与国家或民族（国族）是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想、如何做？如何看待与外国（族）的关系？
在国内，人们很少将历史教育与公民教育联系起来。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教育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对某种历史观的确证和展开。当这种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后，历史教育几乎等同于爱国主义教育。在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学的历史课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出具有现代视野和价值观的、充分知情的公民。这就是本书所要揭示的内容：它不是简单地讨论历史教科书的技术问题、纯知识性问题和审查制度问题，它将历史教科书及其承载的民族历史记忆上升到公民身份、公民认同的高度来考察：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因而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或反过来说，某种历史记忆会塑造什么样的公民？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历史教育，包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其对于民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至关重要。

《未曾发生的历史》是一部以严肃的学术态度、从新颖的切入角度深入人类历程的历史著作。它对历史决定论垄断性的盛行加以反思，并赋予偶然性以恰如其分的地位，为历史还原其真实面目。藉此，迷失于目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人类终于得以面对质朴的历史细节本身，并对未来作出不再被误导的展望。
书的内容是对世界历史进行一系列假设分析研究，包括“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英国的北美”、“德国皇帝的欧洲联盟”、“希特勒的英国”等9章。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特长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中国历史上的动人片段。这种“讲故事”型的历史学家，与专事考证的史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王氏之死》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情夫手下。其实，史景迁的汉学功夫不算深，史料运用不算广，文字技巧也不算突出，但我始终觉得，与其关心他怎么讲述一个故事，不如多留心他为何要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是什么东西最初打动了他。拿《王氏之死》来说，也许是王氏那种在动乱年代里显得模糊混沌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值得玩味的。

这是一部欧洲人写给欧洲人看的人文知识通典，全书实际上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和修养？比如在社交生活中，为什么必须知道莎士比亚和梵高，却不必知道牛顿三大运动定律……
人文知识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它也许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你的生活，但一定可以让你的视野更开阔、让内心更丰富、让你的人际交往更愉快。
许倬云秦晖等推荐

Dylan Riley reconceptualizes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interwar fascism in this remarkabl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authoritarianism.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World War I, voluntary associations exploded across Europe, especially among rural non-elite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ivil society" did not produce liberal democracy in Italy, Spain, and Romania. Instead, Riley finds that it undermined the nascent liberal regime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was a central cause of the rise of fascism. Developing an original synthesis of Gramsci and Tocqueville, Riley explains this surprising outcome by argu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three nations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leading to a crisi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o which fascism developed as a response. His argument shows how different forms of fascism in Italy, Spain, and Romania arose in response to the divergent paths taken by civil society development in each nation. Presenting the seemingly paradoxical argument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facilitated the rise of fascism in Italy, Spain, and Romania, Riley credibly challenges the notion that a strong civil society necessarily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democracy.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terested in debates about the rise of fasc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tization, civil society, and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methods will find his arguments compelling and his conclusions challenging.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可是中国历史是怎样走到维新之路的，本书中探讨的是清帝国的“自改革”从梦想到幻灭的百年历程。所谓“自改革”是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四分之一世纪提出的概念，意即清帝国只有实行由上而下的自我改革才能继续生存。“自改革”幻灭了，百日维新失败了，从戊戌至今，历史又走过了一百年，当年的种种难题，吏治腐败、机构臃肿、特权猖獗、法治不立、教育陈旧、八股误国，尤其是君权不受制约、决策黑箱运作，言论毫无自由等等仍然困扰着今天的改革者。读戊戌和戊戌前的历史，想想今天。

《思考法国大革命》是傅勒1978年出版的，此书是法国大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严格说来，《思考法国大革命》由四篇论文组成，分做上下篇。上篇相当于总论性质的导言，勾画了一种概念史的方法，其中心观念是在大革命史中引入批判理论。下篇是对两份历史文献（托克维尔和古参）的解读。傅勒提出结束对历史记忆中大革命所包含的虚幻性东西的崇拜：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应当给法国大革命打上日期并收进档案。此论一出即引发史学界地震一般的连锁反应。
《思考法国大革命》重评二百年来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阐释，有力论证了时代变迁与对法国革命的评价的微妙关系，推动法国史学界转向对法国大革命的实证研究，摈弃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法国大革命所采取的全盘否定或肯定态度。自1800年以来，法国及欧洲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和评说。各时代的史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固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同时带有强烈的时代政治的印记。《思考法国大革命》细致梳理法国革命史论线索，是此领域中正本清源之作。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
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本书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理论著作，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和成就，并引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记录。
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遗产。中国古建筑在世界上形成了独特的建筑体系，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本书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和成就，引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记录，文字简要，叙事详明，资料图片丰富，附图质量较好，有不少资料是过去未曾发表的，在目前同类书和资料中是较好的一部，对建筑历史研究工作和建筑教学工作都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这本书分成五辑：第一辑是美国的历史故事；第二辑是有关法制国家立法规则的故事；第三辑是就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讲述有关司法过程的故事；第四辑主要通过修道士、苦修院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诉说“不宽容”的恶果；第五辑是作者关于读书和见闻的随想。五辑文章的故事性都很强，不仅情节跌宕起伏，内涵亦复深厚，读者于轻松的阅读中不难感觉到思想的力量。

本书以专题述评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历史社会学的主要发展历程、经典人物、重要问题、路径和方法，重在揭示近20年来该领域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趋势，内容丰富、新颖，尤其适合作为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内容简介：多年以前，在我的《导论》第1卷出版后不久，有一天，当我穿过校园时，我遇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我邀请他到哈佛广场的一个咖啡厅去喝咖啡。稍微犹豫了一下后，他对我说：“我买了一部您的《导论》，可是我从来没这么失望过。我记得您的那些讲座，它们都生动活泼而且丰富多彩，我希望在您的这部大作中看到它们有所反映，但是我只看到了一些枯燥的陈述，这真让我扫兴。”我尝试着向他说明我的《导论》的目的：这是一部严肃的、一丝不苟的著作，它的大部分根本不是打算供读者阅读用的，而是供读者参考的，最后我说：“也许我能写出一本更让你喜欢的著作。”
从那以后，我常常在构思这样一部书：它不仅应当再现我的讲座的文字，而且应当再现那些讲座的精神。它首先是为我以前的学生以及科学史家而写的，作为《伊希斯》（Isis）和《奥希里斯》（Osiris）的读者，他们都是我的伙伴，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和我一起工作或者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它也是为受过教育的一般人写的，但不是为语言学家而写的。

本书一直以来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教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宏大背景出发，对一个帝国如何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作者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超越了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反应”研究模式。

《容斋随笔:唐宋史料笔记》(上下）是宋代著名笔记，历来享有很高声誉。其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经史典故、诸子百家、诗词文瀚，以及医、卜、星、算等，资料极为丰富。不仅如此，前人还称赞此书“考据精确，议论高简”，誉之为“南宋说部之首”。

人们通常把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相割裂，而“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彼得·伯克却找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伯克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欧洲1500至1800年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形成后来的那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在独享精英文化的同时也分享着大众文化：“如果你是一个贵族，你可能会有一个来自农村的仆人。她将唱着民谣将你送入梦乡。因此，大众文化是每个人的文化，对所有的人开放的文化。精英同样有另一种文化，主要是对上层社会成年男人开放的文化。……尽管存在两种文化，但不是一边是大众文化，另一边是精英文化，而是一边是所有人的文化，另一边是部分人的文化。”
本书以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把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风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涵盖的空间西起爱尔兰的戈尔韦城，东到乌拉尔山脉，北及挪威，南达西西里；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读者将会看到一个流浪艺人的世界：游吟诗人、小丑、变戏法者、江湖郎中、流浪演员和故事歌手；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故事、戏剧以及节庆的仪式。从大众文化中英雄、恶棍和傻瓜的形象中，读者可以看见不善言辞的群体（工匠、农民、牧羊人、矿工、水手、仆佣、乞丐、窃贼以及他们的妻子与儿女）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如何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塑造。
当上层阶级终于发现大众文化对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的本质时，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开始退出大众文化并用精英文化来压制和改革大众文化。本书以拟人化的“狂欢节”和“大斋节”之间的战斗形象地浓缩了大众文化被扑灭的过程。作者的结论是饶有兴味的：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正是在它被扑灭之后又被精英文人和学者当作了“重新发现”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