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论丛·“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从“天主教徒群体”的新视角，结合宏观的分析与细致的个案研究，力图对明末清初天主教进行整体把握与重新梳理，探究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及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交往与认同发生之变化及其原因等重要议题，展现明末清初天主教发展的一个崭新视野。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对明清以来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历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乃至扭曲作用。认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本书为我社《海外汉学新视野丛书》之一。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自选论文集，共选入17篇文章，时间跨度从上古至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新颖且深刻的历史解读，尤其关注文学史的书写与传统文化在全球主义文化氛围中的命运与走向。内容涉及中国文学史的海外书写、海外汉学与本土汉学的差异、物质文化与文本，佛教与唐诗、性别与文体，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进行了新颖的解读与反思。宇文所安教授为顶尖的汉学家，本书选文主体典雅精工，并由田晓菲教授及其学生翻译校对，是汉学研究的精品著作，同时极具可读性。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收入日本著名史家石川祯浩近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他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史的新思考，在广泛调查史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具体细节进行缜密分析与考证，以期揭示和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
石川祯浩一贯主张采纳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充分考虑日本和西方（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之相互关系的角度着眼，回归历史发生现场，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

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变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本书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

本书是一个由欧洲科学基金会协调的关于现代国家起源的“科研项目”（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13~18世纪）的部分内容，它不但从不同国家相对税收生成能力的角度，而且联系被作为国家税收生成能力基础的经济系统来探讨问题。本书以论述支出、收入、公共信用和财政负担这四个主题的形式展开，对经济体制与国家财政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本论文集是三个不同项目研究团队互动的产物。*个项目是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计划内项目《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13~18世纪》（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13th-18th Centuries），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名为《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的论文集形式，由R·邦尼选编并交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这个项目研究团队的成员一致认为，欧洲国家财政史不应该仅仅被作为比较现象（《经济系统与财政国家》就是一个比较研究的成果）来研究，而且还必须被作为“国别”案例来研究。结果，R·邦尼又选编了《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约1200~1815年》（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并交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以上两个论文集的选编出版过程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史研究的方法。由于这个缘故，本论文集收入了一个涉及财政史不同方面详细案例的研究序列，它的出版可以说是适逢其时。本论文集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有关欧洲财政史变迁的新概念模型，用以介绍本集子收入的各篇论文。

《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年)》由多位作者合作完成，其中包括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老手维姆·布朗，英国莱斯特大学近代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邦尼、意大利米兰大研究大学早期近代史教授卡洛·卡普拉等人，其中理查德·邦尼同时担任《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年)》主编。《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年)》分十五章，系统分析欧洲十几个财政国家的诞生，包括中世纪的英格兰、法国、卡斯蒂利亚、荷兰、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罗马等，时间从1200～1815年。《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1200-1815年)》具有可读性和学术价值，适合作为高校教学参考书和相关研究用书。

苏轼01.少年成名－康震
苏轼02.初出茅庐－康震
苏轼03.大难临头－康震
苏轼04.潇洒东坡－康震
苏轼05.东山再起－康震
苏轼06.知难而退－康震
苏轼07.天伦之乐－康震
苏轼08.手足之情－康震
苏轼09.东坡印象－康震
苏轼10.苏轼之死－康震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抵集中在晚明到清初这一段，它们基本上与“明清思想的转型”这一个大论述息息相关，但是作者刻意挖掘前人所忽略的问题，故书中所处理的人物、材料、主题，不一定都落在一般熟习的论述范围之内。由它们可以看出整个“明清思想转型”是一个内容非常复杂、成份非常多元的历史现象，由心学到考证学的转变只是其中一端而已。 本书所收文章大抵不只是就思想谈思想，而是尝试着将思想与其他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或为道德紧张感、或为知识社群的变动、或为时代心态、或为文人生活、或为地方社会、或为政治变动、或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等，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些新的尝试。
增订版新增新序和三篇长文，呈现了作者对于明清思想转型较为系统的思考。

《中国的一日》初版于1936年。它由一则征文启事而发轫，迅即在全国激起回响，“收到的来稿，以字数计，不下六百万言，以篇数计，在三千篇以上”。编委会从中“严格选取”四百六十九篇，计八十余万字，四个月后编辑成书，堪为当年文化街的一大盛事。它记录下了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里，全中国各个阶层、各种处境、各种职业的人们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把那会儿的城市的慌乱、农村的崩溃、富有者的荒淫、饥饿者的挣扎、小市民的彷徨、求索者的奋勇……都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深入系统的分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的历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思想演变。《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特别注意阐述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中国从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发生矛盾和融合，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

★上追尧舜，禅让称帝，王莽究竟是民选的圣主，还是篡汉的罪人？
★新锐文史作家、网红书评人张向荣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
★罗新、刘勃、陆大鹏力荐
★搁置定论，厘清王莽真容，揭示两汉皇权真相
丰厚细节，再现政途跌宕，叩问儒家使命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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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把新莽贬入闰位，把古典末期的这个重要瞬间涂抹得怪诞荒唐。张向荣以深描细察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转折时代。
——罗新
★写得真好，第一章汉史简述，综合各种前沿成果，信息量超大。具体讲王莽的部分，已有研究本身较薄弱，可依傍的成果较少，行文从基本史料出发，舒缓而缜密，常识与识见，自在其中。
——刘勃
★张向荣博士的《祥瑞》，不仅仅是王莽的传记，而且把西汉的“建国”“建政”大业以及儒家如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梳理得很清晰，令人豁然开朗。这本书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作为支撑，行文深浅适中，结构设计巧妙，幽默风趣，常有发人深思的犀利评论。对王莽、西汉历史和儒家这三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都不妨读读这本书。我期待能够读到更多这样面向“受过良好教育、非专家”读者的中国题材历史书。
——陆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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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来自极远之地的蛮夷“越裳氏”到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9岁，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献雉，还是周成王时期，见的是辅佐幼主的周公。——难道所谓“王者”，是刚刚稳定了西汉政局的大司马王莽？这极有可能是王莽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可臣民们怎样看待这位功德超群的外戚权臣与周公相媲美？是诧异、震惊，还是觉得锦上添花？
★中国历史上，西汉与后世定型的“一家一姓”的朝代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个朝代，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同时，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充斥着谶纬之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灾异变化、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
★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幼年丧父，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他从一介儒生，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他借助“祥瑞”之说，重返朝堂；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就从“天下归心”的“哲人王”成为了一个“天人共弃”的篡汉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建辟雍、制礼乐，恢复井田，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
★本书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从“祥瑞”这个视角切入，剖析王莽的个人、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再现了太后王政君、外戚王氏家族、刘姓皇室家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

Toda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escrib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the core of the nation’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Yet for nearly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formers waged war on the Chinese script. They declared it an archaic hindrance to modernization, portraying the ancient system of writing as a roadblock to literacy and therefo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Movements spanning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roposed abandonment of characters and alphabetization of Chinese writing, although in the end the Communist Party opted for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Chinese Grammatology traces the origins, transmutations, and containment of this script revolution to provide a groundbreaking account of its formative effect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last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alphabetic and nonalphabet worlds. Yurou Zhong explores the growth of competing Romanization and Latinization movements aligned with the clashing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She finds surprising affinities between alphabetic reform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s and examines the politics of literacy programs and mass educ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ar and revolution. Zhong places the Chinese script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a phonocentric dominance that privileges phonetic writing, contending that the eventual retention of characters constituted an anti-ethnocentric, anti-imperial critique that coincided with postwar decolonization movements and predated the emergence of Deconstructionism. By revealing the consequences of one of the biggest linguistic experiments in history, Chinese Grammatology provides an ambitious rethinking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cience of writing.

本系列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从汉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河西走廊历史，撷取河西走廊上的绚烂瞬间；以编年体史诗的形式，跨越汉、三国、两晋、隋唐、蒙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系统梳理了河西走廊甚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历史，呈现出跨越千年的雄壮、辉煌与苍凉。

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隋唐”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含概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一般教科书对隋代的历史总是匆匆带过。气贺泽先生对于隋朝的历史，则颇为重视，有些看法颇为新颖。作者特别肯定隋朝初年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认为高熲、苏威几个人合作，短短几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而奠定了隋朝开皇之治的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就全书的侧重点而言，作者对于贞观之治评价不高，论述简略；对于武则天的掌权，则与同时期日本等东亚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权做出联想。与一般中国教科书或者断代史不同，作者对于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五代山及房山云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要专门的叙述。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当代日本隋唐历史研究综合性成果，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隋唐历史的独特视角。

宋运辉前往东海化工筹备处报到，成为东海化工领导班子里最年轻的副职。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和魄力，他不断发挥主心骨的作用，在前期筹备和组建合资厂的过程中一次次带领东海项目渡过难关、向前迈进，却也因风头太盛招致不满。宋运辉将妻女接到东海，不解和猜疑涌入生活，两人间渐渐有了裂痕并越来越深，终是走向离婚。小雷家改革步伐越迈越大，却因对安全问题的忽 视导致铜厂爆炸，雷东宝因行贿遭遇牢狱之灾，之前的成绩和错误被一分为二 看待、从轻判罚，出狱后雷东宝建雷霆公司，要重新带领小雷家过上好日子。无论风光落魄，韦春红始终在他身后。杨巡来到东海发展，历经坎坷绝处逢生，将日用品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趁热打铁要做高级商场，继续大干一场。名校毕业投行出身的梁思申作为洛达代表，带队回国到东海进行合资考察谈判，曾是师生现为谈判对手的宋运辉和梁思申在一轮轮接触和交锋中经历着碰撞、冲突与和解，两人共同将合资进程向前推进。

2017年英国历史作家协会非虚构类获奖作品
非凡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政治、军事、外交、文学为一体的知识大餐
讲述伊丽莎白女王、莎士比亚与摩洛哥君主、奥斯曼苏丹、波斯沙阿之间的隐秘故事
◎ 编辑推荐
☆荣获英国历史作家协会非虚构奖
☆从非凡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入手，内容融真实 历史与隐秘故事为一体
☆获得《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多家媒体推荐
◎ 内容简介
157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被教皇逐出教会。为了摆脱被大陆天主教国家包围的境地，英格兰与在地中海和天主教西班牙作战的伊斯兰势力开启了一段联盟的时期，并且与伊斯兰世界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有了深度的交流。这是一段非凡的时期，英格兰与奥斯曼高门签订了条约，接受了摩洛哥国王派来的大使，并向马拉喀什运送军火。到16世纪80年代末，从摩洛哥到波斯，成百上千的商人、外交官、海员、工匠和私掠船长定期往来于其间。
其中包括足智多谋的商人安东尼•詹金森，他在16世纪60年代参见了苏莱曼大帝和波斯沙阿塔赫玛斯普。诺福克商人威廉•哈本在1582年成了第一位驻奥斯曼宫廷大使，而冒险家安东尼•舍利在16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驻留在沙阿阿巴斯大帝的宫廷里。这些人带回来的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消息令英国人非常感兴趣，并通过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出来，比如马洛的《帖木儿》和莎士比亚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威尼斯商人》。《奥赛罗》的创作很可能与摩洛哥大使安努里造访英国有关。
本书充分展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间的广泛联系，而且常常是友好的。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段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历史仍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 媒体推荐
在这本优雅而有趣的书中，杰里•布罗顿生动地描述了伊丽莎白时代历史上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界第一次产生持久的互动，而詹金森只是促进这一面的迷人人物之一……在其中，对于所有关于偶像崇拜和异教徒的谈论，讨论可能是活跃的、有目的的，边界是互相渗透的，身份是流动的，即使在那个充满宗教色彩的时代，所谓的文明冲突也是十分微弱的。
——贾森•古德温，《纽约时报图书评论》
我们习惯于把伊丽莎白视为一个令人目眩但本质上权势有限的君主，痴迷于固守她在欧洲西北部的小角落……但正如布罗顿所展示的那样，在她统治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英国也深深地与伊斯兰世界的3个大国打交道。《女王与苏丹》既是对那个非凡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描述，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命运和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
——丹•琼斯，《泰晤士报》
杰里•布罗顿的这本精彩著作揭示了新教英格兰与伊斯兰世纪这段密切互动的有启发性的历史，展示了在十字军东征和大英帝国在中东崛起的500年间，穆斯林是如何塑造英国的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学的。
——《华尔街日报》
令人印象深刻，可读性强……布罗顿强调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故事、个人和产品的影响。东方不在别处，而是已经在这里，既令人激动又令人不舒服地靠近家乡……布罗顿的书充满了一种能量，它照亮并生动地展示了它更大的主张。
——《金融时报》
《女王与苏丹》让人想起，在英国尚未学会如何主宰世界的世界里，它如何努力为自己寻找一席之地，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经常犯下巨大的外交错误。布罗顿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能够将这段历史呈现为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关键、充满悬念的邂逅。
——《华盛顿邮报》
杰里•布罗顿的这本光彩夺目的新书阐述了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曾经是多么广泛和复杂……在大众旅行刑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当大多数人去世时离他们出生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人的冒险经历将他们带到了已知世界的边缘，那里的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如此不同，以至于看起来像梦一样。布罗顿的书里全是这些内容……在许多人认为伊斯兰教是最近的怪异的入侵者的时代，布罗顿这本优秀历史著作提醒我们，仔细研究英国的“岛屿故事”就会发现，他们错得多么离谱。
——《卫报》
◎ 名人推荐
一本才华横溢的书，内容极其丰富。杰里•布罗顿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与伊斯兰教间喜忧参半的接触写活了，展示了这一遭遇对英国贸易、外交和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创作的痴迷于伊斯兰教主题的戏剧的深刻影响。他讲的故事再及时不过了。
——詹姆斯•夏皮罗，哥伦比亚大学拉里•米勒英语讲座教授
迷人又及时……这本书对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一个被人忽略的方面——它与伊斯兰世界丰富、复杂和矛盾的关系——做出了很好地说明。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人文学教授
这一引人入胜的叙述揭示了伊丽莎白的英国、奥斯曼帝国和摩洛哥之间的活跃交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仍有分歧，但伊丽莎白乐于寻求与伊斯兰国家结盟，以对抗天主教欧洲的共同威胁。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 获奖情况
★ 2017年英国历史作家协会非虚构类获奖作品

帝制中国的官僚政治由拥有人文教养的儒生文士承担，“文人”和“官僚”一身二任，由此塑造出了一种“士大夫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探讨“士大夫政治”的演生过程和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特点、机制。作者采用结构性视角，把士大夫的最初形态追溯到周代的“士”与“大夫”，战国以来他们分化为“学士”和“文吏”两个群体，汉代又发生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儒家与法家的合流，由此初步奠定了帝制中国“士大夫政治”的基础。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