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一种新事物。它的诞生既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需要，也是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承载了引导中华文明在近代转型之路上前行的历史重任。
本书以大学存在的空间场域——校园为研究对象和切入口，是关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的一项个案研究新成果。全书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语言，揭示了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从无到有、从荒野湖山到黉宫胜地的动态过程，还原了其间各方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建校先驱为新校园诞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该书又将珞珈山校园的诞生，置于近代中西建筑文化激荡交汇的历史进程中，探究了这一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所折射出的建筑文化意涵和时代思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该书对于近代中国大学史研究及建筑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均有新的意义。

眼花缭乱的建筑潮流在1980 年代如此，现在也同样如此。这些建筑师的观点和他们的设计彼此不同，甚至完全相互对立，那么，建筑学中有没有一个判断对错的客观标准？或者是否有必要确立一个这样的标准？这些各不相同的建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们是怎么从最初的现代主义建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作为一名建筑师，作者通过荷兰留学，在专业思想上脱离了古典的康德主义，从相信有绝对的真实性和超越历史的永恒价值，变为相信任何价值和意义都是历史性存在的，逐渐意识到与其研究空间的本质，不如追问空间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出于留学经历，作者也意识到欧洲现代主义的传统强调建筑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这和美国现代主义偏重形式的自洽是非常不同的，从而意识到，需要从现代性的高度观察和研究建筑问题。
建筑绝不仅仅是视觉的游戏，让人感到表面的愉悦。建筑是观念的艺术，是不同社会价值和信念的交锋在物质形态上的呈现，也是体现某些长久（如果不是永恒）价值和理想的行动。而今天建筑的状态，很多现在的设计理论和想法往前追溯，都能在五六十年代找到源头。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的建筑学文章合集，包括历史与理论、建筑评论、随笔、访谈四部分，述及了二战后现代建筑转向时期的几位重要建筑师，勾画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转折时期的建筑思想脉络，有关于几种主要的现代建筑史观和建筑设计的基本模式的讨论，国外建筑教育中的一些著名院校的发展历史，作者个人对于社会、文化和建筑问题的观点，等等。

《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及其他文章》是建筑历史与理论家罗宾·埃文斯的文集，收录了作者自1970年到1990年间颇具影响力的文章。绘图是建筑知识和建筑实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媒介，埃文斯将图视为一个自为的媒介，探讨了不同图示表达与建筑物之间的关系。此外，本书还收入了作者对建筑师与建筑颇具批判性和启示性的分析和解读，以及对建筑与日常生活和社会需求之间具有洞察力的解释。

Winner of the 1997 Alice Davis Hitchcock MedallionAnyone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Robin Evans observes, would have to conclude that architects do not produce geometry, but rather consume it. In this long-awaited book, completed shortly before its author's death, Evans recasts the ide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metry and architecture, drawing on mathematics, engineering, art history, and aesthetics to uncover processes in the imagining and realizing of architectural form. He shows that geometry does not always play a stolid and dormant role but, in fact, may be an active agent in the links between thinking and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and drawing, drawing and building. He suggests a theory of architecture that is based on the many transactions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geometry as evidenced in individual buildings, largely in Europ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the Henry VII chapel at Westminster Abbey to Le Corbusier's Ronchamp, from Raphael's S. Eligio and the work of Piero della Francesca and Philibert Delorme to Guarino Guarini and the painters of cubism, Evans explores the geometries involved, asking whether they are in fact the stable underpinnings of the creative, intuitive, or rhetorical aspects of architecture. In particular he concentrates o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projection, the geometry of vision that has become an internalized and pervasive pictorial method of construction and that, until now, has played only a small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theory.Evans describes the ambivalent role that pictures play in architecture and urges resistance to the idea that pictures provide all that architects need, suggesting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rchitect's vision of a project than what can be drawn. He defines the different fields of projective transmission that concern architecture, and investigates the ambiguities of projec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imagination with projection and its metaphors.

“上海制造”发掘这座城市最为人关注和最容易被忽视的都市基因：从城市地标建筑到违章建筑、从公共空间到建筑废墟，我们收集城市的名片和不为所知的废弃物。这些既典型又非典型的建筑和空间，彼此分离、并置、侵入、交叉、覆盖，共同组成了一个异质混合、重新呈现的上海。而最后通过抽取的基因再组合成的城市图景，经过了折射、过滤和变形，显得既熟悉又疏离，不同的观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上海记忆、欲望和想象，一个拼贴的异托邦。
如果说东京更像是一个将不同建筑体量和空间并置后而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区域，那么在上海，这些异质的空间类型则以一种更“像素化”的方式被打散后揉在一起。在东京清晰可辨的高层、多层、低层区和大中小不同尺度的地块，在上海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地块中找到，所以上海成为了一座绵延密布着异质混杂建筑类型的都市。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任选一张特定尺寸的城市街区的总平面图，根据其尺度、建筑高度和空间组合模式这些信息，你基本可以猜测出大致可能在东京哪几个地段。而这在上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混合了不同建筑类型的地块，彼此之间又是那么一致，几乎成为一种“通属”的地块。上海每一个地块上所容纳的基因都差不多。

《隐形逻辑:香港,亚洲式拥挤文化的典型》主要讲述了：香港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大都会，是因为同时兼备了两个条件：超高密度和亚洲性。这是一部关于高密度状态下都市状况的研究文本，以香港为研究对象。不是常见的、关于城市的人文式个人情怀吟咏，亦非政府或者规划部门对于城市建设的官方总结，而是以开放建筑学的专业视点，对于以香港为代表的“亚洲式拥挤文化”的详细解读。

本书是英国建筑史学家约翰•萨莫森（John Summerson）爵士的成名作。该书强调西方古典建筑有其特定的建筑语言，这种语言由建筑本身来体现，并且因时代而异：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语言的缘起转到文艺复兴对古典建筑语言的重演和革新；经由巴洛克时代不同凡响的修饰到达严肃的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风格与爱德华式博采众长的折中主义，最后进入洗炼的现代新古典主义。本书以独到的视角，平易简练的叙述和精辟的见解取胜，不仅被广大古典建筑爱好者喜爱，而且成为西方各大院校建筑系学生的入门书。

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ISBN：9787112078264，作者：（意）布鲁诺·赛维

到底是什么令巴黎从众多中世纪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座现代意义上的伟大城市？若昂•德让在本书中为我们逐一介绍了巴黎城市建设的各项发明，包括桥梁上的观景平台、林荫大道等首次出现的现代基础设施，还有城市照明、公共交通、时尚购物等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
近几百年来，新的城市诞生，旧的城市消亡，许多地方孕育出文化和金融首都，却无法撼动巴黎作为最伟大的现代城市的地位。巴黎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全新的城市理念，将城市规划提炼成一种思想，甚至一种品格。巴黎激发了城市规划师的潜能，他们的发明令这座现代城市落地生根；巴黎也给游客带来别样的体验，令他们遐想现代城市的无数种可能性。

本书稿综合了作者多年园林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共分为九章，以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山石、理水、林木、装折等为线索，讨论了传统园林中这些组成部分营造的优劣及其后的人文内涵，以广阔的视角同时比对西方和日本相关内容；同时，结合人在庭园中的居游等活动，再现了园林式的居住理想，阐明“中国注入到日常栖居的文化之深之广……只有西方中世纪教堂蕴含的栖居文化，才堪可匹敌”。因此，在当下的建筑实践中，作者身体力行了园林式的实践——造园。

这是上海作家王唯铭的又一部有关上海历史与上海建筑文化的专著。全书采取双线结构，于1918年流亡来到上海的拉斯洛·邬达克，在将近百年前的上海天空下，与同时代的中西方建筑师们并行不悖地前行，他们有各自轨道，也有各自命运，而在他们设计的种种建筑的宏伟体量、壮丽风格背后，不仅有着上海租界的一路演进过程，还能够找到上海之所以是上海的那个城市密码。在这个意义上，邬达克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中西方建筑设计师们，超前地回答了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后来的一个提问：为什么上海是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朱偰先生（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朱希祖长子。朱偰先生秉学家，精研文史。1923年考入北京预科，1925年入本科学政治，1929年赴德国柏林大学，1932年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归国后，出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讲授财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等课。1939年10月入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7月，因曾经批语拆毁南京城墙一事，被定为“右派”。“文革”开始，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含冤辞世。朱偰笔者一生著述丰赡，在财政、金融、文学、史学、考古诸领域，成就斐然。
《金陵古迹名胜影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有图片三百一十七张，这些图片的底片或照片，经过战火、“文革”之后，毁损近半。此次出版，找到有底片或照片的图版约一百六十张。其馀图版，只能以原书扫描，由于原书纸张老化、图片模糊等原因，致使影响部分图片效果，敬乞读者见谅。

《城记》出版五年后，新华社记者王军再推出《采访本上的城市》；与《城记》一书着重于宏观层面的叙事不同，此次作者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继续来反思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中国式的造城运动。
《采访本上的城市》这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全书仍采用了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分为“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老北京”、“老南京”七章。前五章在“不同往常”的基调上，完成对城市现象的全方位观察与反思，又在最后两章，以北京和南京作为具体案例解剖。其中，《城市规划的圈地玄机》获得温家宝总理批示，并在中国城市规划界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对这场轩然大波又作了持续性调查，使得中国式规划的困境得以充分暴露。
《采访本上的城市》，取这样的书名，是因为它代表了作者王军的一种生存状态——拿着采访本到城市里去。就这样，作者在现实中寻找着历史的答案，手捧采访本，踏访一个又一个城市，写下一篇又一篇报道。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作者完成了对中国城市化浪潮的调查性思考，以及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回顾。
全书由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思路连绵却也独立成章，在激流勇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这个空间的实体（街道、街区、居民等）的生死毁灭和悲痛哀伤，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它的内容，不是梁思成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北京古城的完整留存。“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众所周知的原因，“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梁陈方案”是一份历史文件，今天，它存在的价值，是告诉我们五十多年前，老北京曾经获得过一种“完整保护”的选择，新北京也是一度面对可能与北京伟大历史遗存并肩发展而相映和生辉的前景。梁思成先生当年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如今，五十年已经逝去，新老北京仍在你争我夺的悲剧中不能自拔，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已波及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看看身边的北京，我们似乎就生活在“梁陈方案”的“谶语”里面。今天，我们要真诚地向先贤们说一句，历史与现实已成为你们当年的奋斗写下了注脚，对那面历史的省思，正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姿态。
“梁陈方案”已是一份永远不能再实施的文件，历史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先贤们虽命运多舛，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想创造名垂千古的奇迹，你需要是个天才，是个疯子，当然也要会玩点小心机。
面对苛刻的甲方、刁钻的对手 ，面对“你的圆顶势必倒塌”的猜忌，我们的男主人公力排万难，用前所未有、“骇人听闻”的方式，建成了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圆顶，谱写下文艺复兴建筑史的一页奇迹。

Life in the woods: Creative cabin architecture
Ever since Henry David Thoreau’s described his two years, two months, and two days of cabin existence at Walden Pond, Massachusetts in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1854), the idea of a refuge dwelling has seduced the modern psyche. In the past decade, as our material existence and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architects around the globe have becom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minimal, low-impact, and isolated abode.
This new TASCHEN title, combining insightful text, rich photography and bright, contemporary illustrations by Marie-Laure Cruschi, explores how this particular architectural type presents special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e thinking. In eschewing excess, the cabin limits actual spatial intrusion to the bare essentials of living requirements, while in responding to its typically rustic setting, it foregrounds eco-friendly solutions. As such, the cabin comes to showcase some of the most inventive and forward-looking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with Renzo Piano, Terunobu Fujimori, Tom Kundig and many fresh young professionals all embracing such distilled sanctuary spaces.
The cabins selected for this publication emphasize the variety of the genre, both in terms of usage and geography. From an artist studio on the Suffolk coast in England to eco-home huts in the Western Ghats region of India, this survey is as exciting in its international reach as it is in its array of briefs, clients, and situations. Constant throughout, however, is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and an inspiring sense of contemplation and coexistence as people return to nature and to a less destructive model of being in the world.
Text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The digital turn in architecture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and phases,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 AD ) has captured them all. This anthology of AD 's most salient articles is chronologically and thematically arranged to provide a complete historical timeline of the rise to pre-eminence of computer-based design and production. A much-needed pedagogical and research tool, this synopsis also relates the present state of digitality in architecture to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its recent development and trends. Architectural students, scholars, and practicing architects will find this book an invaluable reference.

本书是建筑理论的经典文献，代表了作者曼弗雷多·塔夫里的建筑理论研究生涯的开端，也是塔夫里对陈腐的欧洲建筑理论界发动的第一次冲击。本书中两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操作性批评和客体的危机，从关注建筑的批评，转向意识形态批评。塔夫里是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建筑史学家和理论家，他将视野从意大利拓展到欧洲和美国建筑的最新发展，使他的批判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并以20世纪60年代当时最新的哲学观与艺术观，尤其是结构主义观点，奠定了当代建筑批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他的《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这本论著充满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自文艺复兴以来积淀的深厚历史信息，涉及了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深入剖析了现代运动的本源，引入了建筑的阶级批判，从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阐述了建筑学的历史。塔夫里在本书中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建筑的历史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建筑的结构主义分析；从事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操作性批评。而且，不仅从建筑史的发展研究问题，也将整个艺术史作为研究对象。书中涉及了哲学、美学、历史、心理学、结构语言学、语义学、现象学、符号学、信息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并应用了这些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

《欧洲建筑纲要》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以接触的建筑物为中心，讲述了建筑的故事。自1942年问世以来，《欧洲建筑纲要》这部著作成为有关欧洲建筑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佩夫斯纳生前曾多次修订，使此书与时俱新，保持生机。时至今日，它并未随着作者的离世而失色，仍然是学习西方建筑史的经典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