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是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统治时期的最后日子。1989年12月22日，布加勒斯特发生了暴动，起义士兵和群众与总统卫队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1989年末，东欧大陆的民主化浪潮终于波及了罗马尼亚。
11月29日，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寻求西方的庇护。到美国后，她将出逃的恐怖经历向西方新闻界公布。这似乎是一个前兆。
12月15日，罗马尼亚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的警察镇压当地居民，双方都使用了武器，造成了人员伤亡。动乱开始了。在这国内动乱开始蔓延的时候，总统齐奥塞斯库似乎还相当沉得住气。12月18日，他照常飞往伊朗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了会谈。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未像往常一样随他出访。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她坐镇国内，控制事态发展。此时在遥远的德黑兰，齐氏还一再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12月20日一个可怕的消息在罗马尼亚不径而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当晚，齐奥塞斯库从德黑兰刚一回国，立即到电视台发表讲话，严厉斥责蒂米什瓦拉动乱是“帝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集团以及外国间谍机构组织的”，是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发展，使国家倒退到外国统治下。”12月21日，他又在首都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保持稳定。
但此时群众已无心听他演讲了。就在这一天，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反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不要齐奥塞斯库！”“要自由！”“要面包！”示威者冲进书店，焚毁齐奥塞斯库的著作。与此同时，以伊利埃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宣告成立，宣布解散齐奥塞斯库的全部政权机构。紧接着，支持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与反对他的军队和群众在首都市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12月22日“起义者”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宣告齐奥塞斯库“下落不明”。
此时齐奥塞斯库还留在罗共中央办公大楼里。街上激烈的枪炮声响个不停，齐奥塞斯库感到大势已去。齐奥塞斯库夫妇决定坐飞机出走。
飞机首先开到布加勒斯特以北斯纳戈夫村齐奥斯库的一个夏宫里，齐氏夫妇在那里与另两人告别，带着保缥和两大袋食品又上了飞机。由于此时罗马尼亚领空已被封锁，齐氏无法飞到国外去，只得在首都市郊一个小镇上下机改乘汽车，准备找一个庇护地先隐藏起来。但到处都在罢工游行，在找了6个求救点都无果后，齐氏的司机（临时挟持的）把他们交给了一群革命者。当持枪的士兵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齐奥塞斯库大声吼叫起来，以为自己昔日的威风可以镇住这些士兵，但一切已成为过去，士兵们不容分说地将齐氏夫妇推上了车。
两天后，当欧洲的千万个家庭正围坐在五彩缤纷的圣诞树旁欢度圣诞节时，罗马尼亚人在激烈的枪声中等待着局势的发展。这天下午两点，在一个军营的餐厅里对原罗马尼亚总统、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进行了秘密的军事法庭审判。
齐奥塞斯库以抗议的口气说：“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只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政变，我不承认任何人。”
审判长不耐烦地说：“我们根据本国宪法审判你，这不是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了解法律。”
“在控诉书上写到了齐氏夫妇的五大罪行：一、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二、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力量；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四、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O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款外逃。最后的判决是：没收被告所有财产，并处以死刑。宣判一完，齐氏夫妇就大声抗议，但法庭马上加上一条：“此项判决不准上诉！”
审判后不久，齐氏夫妇即被带赴刑场。据一个名叫卢博伊的上尉回忆，埃列娜同她丈夫一起被带出去时说：“我们希望死在一起，我们用不着怜悯。”刑场在一个院子里，齐氏夫妇背后是砖墙，上面布满了弹孔。一支3人行刑队执行枪决。
据报道，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

Why did Mao Tse-tung laun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almost destroyed all that he had worked so long and so hard to create?
is the second volume in a trilogy which examines the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from the mid-1950s to the mid-1960s in order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This volume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ao's utopian attempt to propel China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mobilizing his nation's greatest asset: its disciplined manpower. The effect produced economic disaster and political dissension, and helped to precipitate the Sino-Soviet split. Today's leaders point to it as the beginning of two decades of national trauma which ended only after the death Mao and the purge of the "gang of four". Those leaders have recently authorized the release of a mass of new documentation in the form of political reminiscences,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leaders' speeches. This volume is the first scholarly work to use the new material comprehensively, weaving it into the narrative along with the contemporary record and the revelations published in Red Guard newspape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sult is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 and analysis to date of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Why did Mao Zedong laun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almost destroyed all that he had worked so long and so hard to create? In his highly praised study-now a classic-Roderick MacFarquhar seeks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y examining the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from the mid-1950s to the mid-1960s.

This is the final volume in a now-classic trilogy that seeks a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s it examines the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a from the mid-1950s to the mid-1960s. Drawing upon new evidence from Chinese Party reports, personal interviews, books, and journals, this volume illuminates the struggle between Mao and his colleagues over the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China's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Presenting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Party's authority as a function of Mao's political will, Roderick MacFarquhar shows that the Chairman's actions were due less to his fear that the Party would wrest control from him, than to his refusal to let go, at any cost, of his vision of China as the vanguard revolutionary state.
explores the important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s Ninth Plenum—marking the end of Mao's Great Leap with its economic and human cost—to the launching of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the spli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Yan'an Round Table after the fateful publication of the Twenty-three Articles, which contained a chilling warning against high-level leaders taking the capitalist roa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uch divisive issues as extreme collectivization, nationwide famine, industrial downsizing, and massive de-urbanization, MacFarquhar traces the rift between Mao and the Party over what Mao saw as counter-revolutionary methods—scaling back collectivization, transferring power from Party secretaries to factory managers, stressing education over ideology, and recognizing the need for better rel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MacFarquhar details the struggles of chief deputies such as Liu Shaoqi, 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as they worked to bolster China's failing economy while constrained by Mao's defiant policy of national self-reliance and the inexorable "Three Red Banners" of the Great Leap. From the Ninth Plenum in 1961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wenty-three Articles in 1965, MacFarquhar argues, Mao continually tested the Party. Although no one rose to challenge his leadership, he eventually lost confidence in the Party's ability to change society and to realize a communist utopia.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made resolute by the Sino-Soviet split and the Party's acceptance of the status quo—was ready to "unleash society to change the Party."

社会学研究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诸要素间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海外华人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海外的延续与发展。《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结构研究：以未刊公馆档案为中心/南洋文库》以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华人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对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人口、职业、婚姻、社团结构、丧葬管理、宗教活动、文化教育，及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行政与管理职能等进行较深入细致的探讨，以丰富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较全面地揭示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结构的构成及发展演变。

★ 纳粹意识形态如何逐渐主导德国社会？
★ 普通德国民众如何一步步成为纳粹分子？
★ 坎迪尔历史奖、古根海姆奖获奖作者
★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二度奖励作者
★ 彼得·弗里切关于纳粹意识形态研究的佳作
1933年1月30日，当听到希特勒掌权和民众的欢呼声时，埃里希·埃伯迈耶在日记中悲痛地写道：“我们是失败者，绝对的失败者。”得知1935年出台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后，他愤怒地说：“仇恨被播种了100万次。”然而，1938年3月，他却为德奥合并喜极而泣：“如果仅仅因为成果是希特勒取得的便加以拒绝，这种想法是愚蠢的。”
以上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市民在20世纪30年代心态上发生的极大变化。在《第三帝国的生与死》中，彼得·弗里切用冷静且客观的笔调，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如何一步步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进行画像和分析。纳粹的基本诉求的核心是民族共同体，它呼吁所有日耳曼人纠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努力让国家变得强大、充满活力，消除体制中的“不健康”因素。德国要生存，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必须死。弗里切披露的日记和信件揭示了德国人的恐惧、欲望和疑虑，也展示了纳粹概念如何渗透普通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这部作品充满力量和启发性，从全新层面探讨了德国人如何努力适应新的种族身份、相信战争的必要性及接受无条件破坏——简而言之，如何一步步成为纳粹分子。

黄卫平(1954- ),广东开平人,曾用笔名魏冰,深圳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本书研究内容包含学术论文和官印资料辑录两部分。学术论文部分在概述元代官印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官印资料对若干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议题涉及到蒙金战争时期干支纪年官印、元世祖朝汉字官印、元世祖朝蒙古东道诸王之乱、元代的河泊所与河泊课、元代的州判官、元末“义兵”等。此部分内容还对一些官印进行了辨别，或指出官印的准确年代，或指出官印的真伪及可疑之处。 官印资料辑录部分主要内容有两部分，一是“《集古官印考》所载元代官印汇释”，二是“元代官印资料辑补”。《集古官印考》为清朝人瞿中溶历时三十余年汇集并考释的官印集。《集古官印考》第17卷收元代官印32方，这些官印为研究元代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元代官印资料辑补”补充《元国书官印汇释》一书未收或者遗漏的官印资料。辑补的内容主要包括《元国书官印汇释》未收集的汉字官印及部分新收集的八思巴字官印资料。本稿共新辑录了137方官印资料。对于新辑录的官印，分类予以介绍并做简要考释，并附有拓本、照片，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

◆著名作家阿特伍德暂搁文学之笔，将目光投向现实经济
多层次描绘古老债务问题的现代想象
【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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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债务”是与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债务问题的研究，可以影响我们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讲述故事以及规范社交关系。阿特伍德在本书中深入地探讨了债务这个古老而核心的话题，将其置于宗教、文学和社会结构的层面进行研究。我们所欠下的“债务”作为一个最具活力的隐喻意象，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想象中。
本书精辟而妙趣横生地分析了处于我们的文化、观念、经济、生态，甚至未来生活中的“偿还”。所有讨论都不是以枯燥的、学术性的形式呈现的，而是不着痕迹地以“阿特伍德式”的方式编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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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偿还：债务和财富的阴影面》一书，论证激烈，观点极富先见之明，它提醒我们，债务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也不单是CEO、国家元首、对冲基金经理人或抵押贷款人的事，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众多对金融市场失序的讨论中，鲜少提及作为借贷基础的文化观念。当然，本书的所有讨论都不是以枯燥的、学术性的形式呈现的，而是诙谐的，以“阿特伍德式”的方式呈现出来。
——《芝加哥论坛报》
阿特伍德的书是个人回忆录、是探讨道德、当下的政治论争、经济史和神学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有些怪异但美妙的混合体，所有这些都被她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巧无比地编织在了一起。阿特伍德宛如百科全书般旁征博引，囊括信用卡、计算机程序、食罪者、圣尼古拉斯、《星际迷航》、当铺、税收的历史、但丁的《神曲》、基督、浮士德等内容，自始至终，她都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故事家。
——《出版人周刊》重点评论
本书读来妙趣横生，机锋处处，充满智慧，精辟、准确地分析了处于我们的文化、观念、经济、生态，甚至未来生活中的“偿还”。
——《华盛顿邮报》

◆ “当代奥古斯丁政治神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
◆ 英国科学院院士、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 奥利弗·奥多诺万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查尔斯·马修斯
芝加哥大学教授 简·贝斯克·爱尔希坦
杜克大学教授 斯坦利·侯活士
——推荐阅读
◆《选择》《政治神学》《现代神学》《政治思想史》《基督教世纪》《圣母大学哲学评论》
——多本专业期刊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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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奥古斯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是最早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理论的哲学家。本书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格雷戈里分别以神学、女性主义和政治哲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对奥古斯丁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公民伦理的全新解读。通过分析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程序主义和以小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公民自由主义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奥古斯丁主义及其与如何构想和施行政治间的相互作用，格雷戈里合理重构了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
通过广泛检视奥古斯丁的著述，以及不同立场的学者对这些著述的接受，格雷戈里确立了两个经典的主题：爱——及与爱有关的关怀、团结、同情等概念；罪——及与罪有关的残忍、邪恶和褊狭的利己。通过详实的论述，本书既拓展了当代奥古斯丁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想象，又丰富了自由主义者对奥古斯丁主义的认识。对于关注基督教伦理学、道德心理学和宗教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人来说，格雷戈里的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全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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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名人推荐】
◆ 作为当代奥古斯丁主义复兴潮流中的力作，本书为人们呈现出了奥古斯丁关于爱的秩序这一独特观念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与公共价值。奥古斯丁所代表的伦理传统，对那些关心人文精神与价值的读者而言，将是弥足珍贵的智慧启迪。奥古斯丁所阐发的公民德行，对那些虽活在国家与民粹主义夹缝中，却仍对公义与仁爱心怀理想的读者而言，将是不可多得的实践指南。
——路加，爱丁堡大学伦理学博士，旅英学者
◆ 埃里克·格雷戈里突破学科限制，从不同的学术之井中汲取水源。他对基督教思想的巨人们有非常充分的理解，而且，他对奥古斯丁的解读也是精准的，有望成为更大的神学主题的一部分。这让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典范，向我们展示在包括政治学和社会理论的各种主题上，要如何解读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
——《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来自“管理控制论之父”的另类社会剖析
◆拆解系统性陷阱的当代自由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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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栖身文明秩序的现代人并未获得“进步”所允诺的安宁。取代蛮荒险境的，是密不透风、限制重重的行动网络和愈加超越个人掌控的大型危机。在本书中，斯塔福德·比尔将我们的社会组织置于系统科学的聚光灯下进行考察，以简明易懂的方式解释了最关键的控制论原则，进而揭示诸多社会机制崩坏的原因——这个由层层叠叠机构和制度所构成的、外表精密无比的运行系统，因其官僚化的错误组织方式而成为制造威胁、压迫人性、毁坏自由的庞大机器，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衡与崩溃。尤为致命的是，几近失效的状况下，自我维护的倾向却使其失去了内部修复的可能。作者呼吁，整个体制必须被再次设计，并归于人民。
尽管技术背景已迥然有别，这些文字和观点仍然尖锐地指向我们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将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至为珍贵地为我们展示了反思之迫切与行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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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研究领域，斯塔福德·比尔无疑位列世界最具挑战性、最具创造力、最深刻的思想者行列……他的文字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罗素·L.艾考夫，美国交互管理研究所
如果说有谁能让运筹研究变得既通俗易懂，又十分有趣，那就是斯塔福德·比尔了。
——《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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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 以“控制论”为背景，本书所要探讨的却绝非一个流行于局部的科学概念，也并非在技术与人文交汇的模糊领地中搬弄观念的道具。作者在书中揭示的，是一系列现代社会中至为真切的关键性问题：在表面所宣称的社会目标之下，官僚制度如何昼夜不停地致力于它的根本目的——自我维护和自我复制；新生的秩序为何一再陷入旧秩序的夹缝；技术不知不觉沦为权力的臣仆，修缮世界的工具被用来编织出更精巧的枷锁。正是当我们沿循系统科学的逻辑对社会组织进行拆解，这一切向我们展露出它们的真实面目。
◆ 尽管来自一个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书中的讨论却有着惊人的应时性。应该说，那些作者以一位系统理论研究者的敏锐目光在信息社会的初生之年便捕捉到的危机，在今日愈加“智能”的时代已然尤为深刻地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技术与政治彼此缠绕的演化进程本身也是一台飞速运转中的机器，因而，每一个“现在”，就是我们开启审思的最佳时刻。
◆从参与式决策到开放社区，比尔带着珍贵的热忱探索了理想社会的诸种可能。我们能看见其中的一些所得到的实践响应，自组织理论等思想资源的潜力则更是远未枯竭。
◆ 延续梅西讲座的一贯风格，作者以生动晓畅的语言，令控制理论变得简明可解。
◆ 斯塔福德·比尔是控制论、运筹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被誉为“管理控制论之父”；曾任二十余国政府顾问，所参与的智利“协同控制工程”项目，在控制论的发展历史乃至现今的“大数据”早期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本次演讲的时间恰在智利政变令“协同控制工程”戛然终止的同年。因此，对于这一颇具野心的、带着浓重时代印记的计划而言，比尔的讲述也是一份最鲜活的记忆。

何兆武先生主编的这部书，是一部有关近现代西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涵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全书选取51位历史学家，以出生年代为序，分别介绍其生平、主张，并节选其 代表性著作，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书籍之一。

本书是何兆武作品集之一种。何兆武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学贯中西，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华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研究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等领域，有学术专论数十篇，均卓有创见，本书收入何兆武先生关于西方历史哲学的论文，从讨论康德、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罗素、沃尔什等思想巨匠的思想及学术入手，对“普遍的历史观念”“历史理性的重建”“历史和历史解释”等历史哲学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18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的发展历程。

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是一种怀疑和论证、辨析和评估、探索和综合的能力，也是这一能力的实践行为。这样的“批判”既是认知的，也是伦理的，既是审慎的知识验证，也是实践理性的判断。批判性思维的根本作用在于帮助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能尽量辨别真相，然后做出对错、是非或正邪的判断，从而增强生活中明辨是非的能力和理性参与力量。基本的批判性思维是不轻信和不自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讨论的是自欺与欺人的可能关系。第二部分讨论的人的情感、情绪、欲望如何影响真实思考和正确判断，主要体现为“认知偏误”和“捷径思维”。第三部分讨论人的思考方式如何应对逆境现实和受其何种影响，常见的表现形式包括乐观幻觉、偏见、歧视、歪理、假话、贪腐、伪善、不实宣传、集体沉默、装聋作哑、心知肚明地附和谎言和说假话。

本书研究的核心是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通过梳理其发展的背景、概况、内容，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概括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对于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总结经验、启示，以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借鉴。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植根于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体现了明显的主体性、广泛性、层次性、针对性以及战时性特征。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工作良好、有序地运行，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社会各阶级、阶层参加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为指导，以现代社会保障理论为突破口，将现代社会学理论与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史实相结合，微观和宏观结合。既考察每块根据地的社会保障的发展变化，又把抗日根据地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从宏观考察社会保障的发展演变，得出基本的历史结论。同时对抗日根据地的史料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整理，以期为以后的研究做好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