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时期因军纪严明、遵守国际法等而在国际上受到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却在昭和时期因虐待俘虏、杀害平民等而臭名昭著。曾经走在时代前列的日本陆军为什么会异化成反现代的象征呢？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户部良一以“现代化”与“异化”为关键词，力图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解明这一谜团。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深入浅出地介绍了1878~1945年日本陆军的情况。

本书详细梳理了自先秦时期至清朝末年，中国民事法律及诉讼制度的发展演进，在历史背景下讲述法律制度，参考历史文献，引用大量史料中记载的案例，分析深入浅出，语言流畅易懂，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及诉讼相关制度有极大帮助，具有很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茂新、福新、申心系统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

目前，由靖国神社而引起的对立已经陷入泥淖，看不到解决的眉目。“靖国”问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真的了解吗? 本书则尽可能从逻辑上对有关靖国神社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和整理，从中选出“感情”、“历史认识”、“宗教”、“文化”、“国立追悼设施”5个论点，分别进行阐述，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解决方案。
本书于二00五年四月在日本出版后，印数已达三十万册。它犀利地道破了日本社会中一个人所共知而又不甚了了的“禁忌”。它的分析深入、透彻，对于拨开围绕着靖国问题的各种“文化”、“历史”、“政治”的迷雾，有很大的帮助作用，是了解靖国问题的最佳读本之一。

《靖国问题》本书2005年在日本年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在短短数年内即销售三十多万册，是关于靖国问题影响最大的图书。
本书中译本2007年曾由三联书店出版，获得广泛好评。
本书尽可能从逻辑上对有关靖国神社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和整理，从中选出“感情”“历史认识”“宗教”“ 文化”“国立追悼设施”五个视角，分别进行阐述，指出“到底什么是靖国问题”“为什么会有靖国问题”“靖国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并提出解决方案。
本书的分析深入、透彻。读罢此书的日本人的第一个反应大概只有震惊。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无疑也是了解靖国问题的很好读本。

汉代集议制，指汉代朝廷或各级官署通过合议的方式以立法建制、司法决事的机制，经朝廷或中央官署集议而形成的法律文件、司法判例具有*高效力。所以，集议制本身既是有汉一代之基本大法，又是研究汉代法制的枢纽所在。本书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证、论析。全文六章，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序章、*一、二章，对汉代集议制本身进行基础性的考察，以把握其运作的基本要素与程序。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章。将有汉一代的典章大制切割成立法、司法、行政来研究，无异于为混沌凿七窍，七窍生而混沌死。所以在以三权分立为视角的法律史著作中难以看到“集议制”的身影。本书的第二部分即是以“集议”为汉代的基本制度，考察其立法建制、司法决事的两大功能，从而窥探汉代法制的自身特点以及符合汉代人观念的“法”世界。

本书目录简介：第一章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第二章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第三章中俄新关系的建立与南方政府的革命性外交；第四章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与南方政府的废约斗争等。

本书据一九一四年刊本影印，全书共四卷，卷首为徐世昌所作叙。全书收录了作者自清光绪八年（1882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年间撰写的170余篇文章，有他为亲朋好友所作的墓表、墓志铭、行状、传记、寿序、书序等应酬之作。他所作文章“步趋韩轨，特为朴厚，章妥句适，自然雄肆”，从其内容中或可窥探出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与当时当地大家族之间的关系。他为朋友所作的序文，常常阐发自己的主张和内心感受，行文千姿百态，读后令人荡气回肠。

对研究近代通儒王韬提供了信实可据的即时性文本；
领略中西融通思想先驱的多领域识见、全球化眼光、思想精华。
内容简介
作者与亲友往来书札的汇编，据清光绪十五年（1889）刊本影印，共六卷。是书收光绪六年后书信共计百余札，书信体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思想与识见，大体可谓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代表了先驱者的眼光，至今仍有取鉴意义。作为书札文献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宣传政治思想观点，在传播改良思想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定远县志之1》为清道光年间所修，共有两个抄本，均为八卷，正文内容相同，只因成书日久，又系手书，加之书写习惯不同，个别字词略有差异。《定远县志之1》为《定远县志》抄本之一。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定远县志》，为清道光年间所修，共有两个抄本，均为八卷，正文内容相同，只因成书日久，又系手书，加之书写习惯不同，个别字词略有差异。《定远县志之2》为《定远县志》抄本之二。

这本《早期制度史讲义》是亨利·萨姆纳·梅因在牛津大学的又—部讲稿，更臻成熟。其思想延续《古代法》的基本观点，主题则更为专一。《早期制度史讲义》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入手，把视野投向最原初的社会部落，考察从亲缘关系、部落机构中如何逐渐萌发出法律，最初的法律形态又是如何规定家庭关系、土地关系等。最后，再反过来看这些法律因素对帝国的影响。具体而言，前十一讲通过分析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爱尔兰“布雷亨法律”，深入阐述法律有其自身复杂演化过程的思想，最后两讲则可见到梅因将法学史研究与分析重大的现实立法问题相结合的精湛功力。

本书是200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项目之一，是对费正清中心五十年间的发展和学术史的全面记录。本书通过文本研究和人物采访两种形式，以费正清中心成立以来十任主任的任期为线索，通过把握中心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学术事件，构建费正清中心学术发展史。
费正清中心作为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卓著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其学术发展史对广大现代中国研究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系统地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学术文本信息和第一手访谈材料，对中国学者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国际现代中国研究的整体情况和前沿进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可谓该领域的必读案头书。
在这本书中，薛龙教授以娴熟的文笔讲述了费正清中心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折射出美国和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史。它反映了美国国内有关冷战的争论、由越战激发出的情绪、早年与中国台湾紧密的学术联系、1972年以后与中国大陆的学术合作的逐步恢复，以及过去五十多年费正清中心在大中华研究领域的学术盛况。
——柯伟林
哈佛大学资深杰出成就讲座教授、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新四军重建江南大营》内容简介：抗战时期，中共武装在浙江、苏南、皖南、福建等地创建了十多块敌后解放区，为动员民众抗击日军侵略做出了历史贡献。而因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江南几无主力部队活动。三年之后，中共萌生了发展东南新战略，派遣粟裕率领新四军主力一部越江南下，在苏浙皖三省边区谋求立足发展。首次击败第三战区部队之后，中共中央即明确指示重建江南大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适时前往，以利将来反攻。粟裕所部遂数次大胜国民党军，成功地楔入东南前哨阵地，举国震动，创造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宁，沪、杭大城市的极其有利条件。尔后在重庆举行的国共高级政治和谈中，中共本着以民族大局为重，以精诚合作共图振兴国家大业的和平理念，并适时转换战略发展目标，主动提出从江南解放区撤退军队，让与国民党政府接管。其后，中共信守承诺，撤退江南大营几乎所有武装和地方政权机关，表示出争取和平团结，避免新内战的诚意。

青徐兖三州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统一性，古代天文地理学家即把青徐兖三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看待。青徐兖地域对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很有必要把青徐兖地域作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
《魏晋十六国青徐兖地域政局研究》从各派政治势力在青徐兖地域的权力角逐、中央王朝对青徐兖地域的统治以及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和青徐兖籍人士对中央政治的影响等方面，研究公元三、四世纪青徐兖地域的政局变迁。 第一部分考察青徐兖地域的政区沿革以及青徐兖地域的一体性和重要性。

本书是苏联著名军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苏军著名统帅，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亚力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战争回忆录，原名《毕生的事业》。
华西列夫斯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总参谋长、方面军司令员、远东苏军总司令等要职。他参加了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解放巴顿斯和克里木的作战，在攻克塞瓦托波尔的作战中负伤。他协调过3个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的进攻，指挥过东普鲁士进攻战役。1945年7月30日，他被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了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远东战役。
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总参谋长和斯大林的得力助手，组织制定了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一系列重大战役计划。他在书中充分肯定了斯大林为领导苏联军民战胜德国法西斯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指出：由于斯大林在对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时间上判断失误以及对德军的主要突击方面判断失误，造成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利。
本书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8年第6版译出。全书比我国以前译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新增“保卫列宁格勒”、“在总参谋部”两章和“答读者问”等重要内容。

《问史求信集》由阎长贵、王广宇著。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只是问题即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或重点是写这一时期的人和事的有66篇，占《史记》篇幅的一半多，这是就数量说；就质量说，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我说，司马迁不仅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突出代表，而且是伟大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其实，“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早被中国人打破了。从网上看到《当代中国史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说：“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尽管如此，“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还仍这样或那样地禁锢着我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件怪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就是主张和实践“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说：“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又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厉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瀚文献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我们很难做到马克思那样，但马克思关心现实、追踪现实即为当代修史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本书的写作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我们应该突破以往法史研究中的一些模式化的认识，揭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脉络与机制。在不同的专题研究中，作者的做法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致力于寻找传统宏大叙事的断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