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我关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想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真诚地希望，这本著作与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和l999年出版的我的著作——《短缺经济学》一起，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东欧各国转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现在的状况。同时，我也希望这本集子能引起人们更深入广泛地讨论转型这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这本集子中的文献都是在1989年和l999年间公开发表的。该书前几篇文章关注的是探求一条新道路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一座新的大厦能够在旧的、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吗?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倡导者曾希望发现一条“第三条道路”，来建设一个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并有所改善的新社会。这几篇文章讨论了这种尝试的结果和前景。
其余的几篇文章涉及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中前几篇给出了实证描述和对该过程的预言，而最后两篇——对匈牙利福利制度改革的评价——实证和规范方法相结合，则是建立在我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

★★★
学术顾问：叶嘉莹、楼宇烈、薛永年、龚鹏程、刘跃进、蒋寅、杨念群；
陈丹青先生亲笔题写丛书名；
红点奖设计师顾瀚允亲自操刀，诠释大气装帧。
……………………
◎ 编辑推荐
★ 本书展现辣椒在中国四百年作为食物的演变，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既是学术研究之成果，也是面向一般大众的科普读物。
★ 装帧设计精美，并采用了封面压凹、烫金工艺。封面由陈丹青先生亲笔题字，具备相当的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
……………………
◎ 内容简介
本书考查了中国食用辣椒四百年来的历史。主要依据三条理论线索来探讨辣椒在中国饮食中的诸多问题:第一条是辣椒传播的历史路径和食用辣椒的原因，这条线索的分析主要在文化唯物论的语境下;第二条线索是辣椒在中国文化中的隐喻，这条线索的分析主要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下;第三条线索是辣椒在中国饮食中的阶级地位变迁，这条线索的分析主要是在饮食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语境下。

《道德与市场》是杰出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的首部专著，此次也是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中文译本。本书自1979年首版后在近四十年间长盛不衰，最新修订版201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研究以人寿保险为例：曾在美国被斥为亵渎人类生命的赌博的人寿保险，最终是怎样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对家庭未来的可靠保障的？书中，泽利泽将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学视角结合起来，提出了对人寿保险行业的新颖阐释，开创了对于经济行动的道德以及新的经济行动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她为我们展示了与美国的工业革命同时进行的美国社会对于死亡、金钱、家庭关系、财产和个人遗产的观念的演进，提供了解答此类问题全新的分析手段。
-----------------------------------------------------------------------------------------------
专家推荐：
人寿保险看起来是如此简单明了的一种产品，直到泽利泽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购买人寿保险现在被当作一种道德义务，但当我们得知这曾经竟是一种可耻的做法时，消费所蕴含的社会和符号意义的巨大转变让人望而生叹。这是一部突破性的著作，每一章都会给人丰厚的启示。
——马克·格兰诺维特，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接优势理论提出者
维维安娜·泽利泽革新了我们对于现代经济的思考。此前，波兰尼详细描述了英国精英怎样放弃了对农民的道义责任转而接受自由劳动市场，为历史提供全新注脚；泽利泽则展示了为什么所有新型市场的创造者都必须为其打下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永远不会过时。
——弗兰克·多宾，哈佛大学教授，组织、经济行为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著名学者
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开创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对经济行动道德性的研究（亚当·斯密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但被他的追随者抛弃）；以及新的经济规范的正常化和制度化；现在，美国正在道德层面就健康保险展开争论，全世界也忙于应对比特币以及其他私人货币的崛起。这项研究层面无可挑剔并且拥有惊人的洞察力的作品，在此时无疑极具现实意义。
——保罗·迪马乔，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新制度主义理论著名学者
在今天，这本书中的论点及其极富创造力的研究路径，同它1979年初版之时一样鲜活。同泽利泽所有作品一样，书中论点兼具社会学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
她的研究路径是一种巧妙而独特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兼顾了价值观和社会关系。这本《道德与市场》是一部难能可贵的经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康奈尔大学教授，新经济社会学代表人物

简介：
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波兰人移民到美国，构成了美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本书对这一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此后，作者谈到了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页。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载于《种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维尔内·索罗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１０４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Ｅ．帕克选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Ｉ．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
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会学和社会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页；Ｊ．罗斯：《１９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见《剑桥波兰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韦等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约翰·博德纳编（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页，第９３—９４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页；第６期，第３５１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页。））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页。））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应和安全感。”（（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１５２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Ｅ．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Ｅ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缩写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页。））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奥斯卡·汉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５—６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７５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Ａ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页。））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       
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维克多·格林：《波兰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页。））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克拉克·克尔和ＡＪ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兴的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③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克拉克·克尔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尔·Ｊ瓦尔科维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编（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页。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页。）） 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４２—４３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载于《社会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载于《美国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载于《劳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参见詹姆斯·Ｒ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劳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页。））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尔利希编（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页，第１９—２５页。））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尚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５６—５７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载于《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页。））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书中汇聚了中国福建某地方社会数十年的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并由作者酿出新意。全书融人类学随笔、民族志、访谈、史料与田野分析、实证与直觉观察于一炉，提供的写作系统与方法论旨在阐明中西文化撰述的同一性与差异。由于包容广泛、文笔流利，也很适合随便翻翻。

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博文在多层面上探讨了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躯体症状之间的关系。本书为我们理解中国人在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上的体验开启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如何解释自身的疼痛与绝望处境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比较。
“本书对疾病症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十分具有穿透力。这本强力著作不仅属于人类学与精神医学的先锋之作，而且也展示了作者对消除人类不幸与苦难的深切关注和担当。所有致力于改善健康照顾系统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Joan M. Anderson, Current Anthropology
“此书堪称医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所期盼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Richard Shweder,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一本视野宽广、发人深省的医学人类学著作。”
——Roy Port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对跨文化精神医学具有重要贡献。”
——Paul Chodoff, M.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本书的田野研究写作精美，以至于历史学家都不断被其描述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实践中的那些重要时刻所吸引。作者以丰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童年以及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
——Jonathan Spence, Yale University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最好的研究。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Ezra F. Vogel, Harvard University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系“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之一，根据女性主义的历史演进，对各派理论给予了细致的说理和精当的评价，力求作出辩证的分析，既讨论其优点，也指出其不足。

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2019年度“傅雷翻译奖”十大入围作品之一☆
本书从哲学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美食。拉伯雷口中“嘴巴的艺术”对于建设更加道德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然而它的作用却一直被轻视。正确地选择盘子里的食物能引领我们走向个人与集体的平衡与幸福。只有每一个人吃好了，这个世界才会 变得 更好。
作者先从个人谈起，希望读者们知道生活 质量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于我们的选择，源于我们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每个人通过选择特定的食物，变得更独立、健康与强大。这种选择也意味着集体的责任：我们每一位都是推动人类健康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第一讲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概述
第二讲 传统社会分导理论
第三讲 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
第四讲 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
第五讲 新涂尔主义与中国的社会融合
第六讲 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第七讲 阶级结构的测量：赖特模型与戈德索普模型
第八讲 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测量
第九讲 社会分层理论的新流派
第十讲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与变迁

本书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观察对象，透过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尝试摆脱“暴发户”的嘴脸，并希望与农民、没落贵族以及无产者划清界限；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罗大众。正是在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中，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庸常的角落。
对于世纪之交瑞典中产阶级的这一研究发人深省，它表明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与认识应当基于理解而非抨击；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表现历史研究可以结合其他相邻学科的方法。这两个成就令人鼓舞。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作者们所体现的知识视野之广令人惊叹。他们对来自民族学档案、课本、回忆录、小说和礼仪手册中的材料巧手编织，展现了中产阶级、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丰富的日常生活画面。本书还对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冲突与抵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这些内容往往都被忽视了。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本书融合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所呈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吸引斯堪底纳维亚的学者们，同样也能吸引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试图描述与解读19世纪西方文化和中产阶级的所有人。
——Ethnos

《教育思想的演进》根据涂尔干1904-1905年在巴黎大学开设的“法国中等教育史”课程整理而成，是史学界公认的社会史的开山之作。它考察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教育制度和观念史，几乎涵盖了法国启蒙教育从早期教会的“肇发时期”到19世纪的“危机时期”的演进过程。本书不仅把教育观念的演进与思想体系史融通起来，也与教育体制内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形式环环相扣，以教育为视角和切入点，勾画了一幅现代性在制度化和文明化的意义上从生成到危机的全景。

葉啟政出生在日治時期末年的新竹，在肅殺的1950年代就讀於學風開放的新竹中學，培養了對於思想、電影的興趣，並不顧家庭反對，以優異的數學成績考入台大哲學系。
大二轉入心理系，跟著楊國樞先生讀書，當時正是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當道的年代，葉啟政一方面受實驗心理學的訓練，另一方面也種下日後出國改唸社會學博士的種子。
葉啟政赴美唸書時，正逢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勃興；回台任教，則碰上台灣經濟起飛、社會逐漸穩定、但文化認同的問題與自由民主的推動則漸漸浮上檯面的階段。葉啟政以台大社會系教授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建言、興辦雜誌、發表文章、集會結社，更透過教學啟迪年輕的心靈──後來許多學生在1980年代末參與學運、投身媒體、從事政治。
儘管葉啟政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眾聲喧嘩中曾經發出議論，但他最嚮往的還是獨自一人從事思想工作。從台大社會系退休之後，應世新大學之聘，擔任講座教授，帶領讀書會，潛心著述。
透過葉啟政學生何榮幸的整理執筆，捕捉了年屆七十的葉啟政回憶過往的點滴，把這個人的生命歷程，鑲嵌進台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軌跡。

本书的基本立场是，时间不是社会变迁的维度，不是社会在时间当中改变；而是时间就是社会的产物。在此立场上，本书的主旨在于根据不同的主题，在理论层面上提出论证，指出我们可以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将时间视作从社会当中形成的产物，是一种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的、可视作社会事实的社会时间。由于时间具有社会性，因此时间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并且时间本身蕴含着需要严肃以对的社会问题。在此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时间。

托克维尔这本书，是为了当时的法国、当时的欧洲，针对当时法国、欧洲的现实问题而写的。《美国的民主》背后串联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在法国、在欧洲催生出较好的民主制度来？
托克维尔要写的不只是“民主是什么”、“什么是美国的民主”，而是进一步针对法国人解释：我们应该如何为一套较好的民主做准备。以美国有过的民主经验为本，协助法国人从中学习，替自己未来必然要走的道路做准备。这是托克维尔真正的用心，也是我们两百多年后重读这本书时，仍然应该记得的前提。民主是我们无法抗拒的未来，只是在这个未来中，有较好的民主，有较糟糕的民主，如果能够借由美国的例子来辨认出较好的民主，我们就可以避免犯下许多不必要的错误。
通过这本书，作者希望能够呈现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让那些狂热的民主派了解：民主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光辉灿烂，更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梦想。民主有其众多必要的基本条件，缺乏一定形式的政府、缺乏一定的人民习惯，民主不可能正常运作。
同时，让那些反民主的人知道：民主有其高贵之处。民主的高贵，是让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高贵，有一点尊严，而不是让极少数的人拥有所有的高贵跟尊严。我希望让他们了解，不管他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就是会朝愈来愈平等、愈来愈民主的方向发展。

《犯罪社会学》共分10章，主要分析了犯罪的社会学内涵，犯罪的社会根源，犯罪的社会原因，犯罪与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社区等人的直接生活环境的关系，探讨了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和人口等宏观社会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以及犯罪与人类文化的关系，社会变迁与犯罪的关系，如何对犯罪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等。
犯罪是人类文明的阴影，它既是人类面临的一道永恒的难题，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正常现象，这是因为犯罪根源于人类文化自身，是人类文化的“天然缺陷”。人类既要不断地与犯罪作斗争，又要以平常心看待社会的犯罪问题。犯罪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犯罪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犯罪社会学》以犯罪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对象，从犯罪社会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围绕人类社会行为的微观环境与宏观环境展开犯罪问题的研究。

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并参照俄文版译出

在人类历史中，食物是许多重大改变的背后主因：社会改革、政治改组、土地竞争、工业发展、军事冲突，以及经济扩张。《舌尖上的历史》这本生动的作品，就是在告诉大家，因为食物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如何改变和塑造我们今日的社会和其游戏规则。无论古代或现代，食物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力一样强大。本书结合各种领域的观念，从基因到考古、从人类学到经济学，并且把食物看成科技产物的成果，成为一本从食物写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作品。

☆哲学思考与“极限体验”交织，生活与思想的相互解读，在欧洲思想背景中理解福柯，20世纪西方思想的关键读本。
☆本书不仅是一部思想大师的传记，更是一次关于“人如何成为其所是”的伟大的尼采式探求。
☆北大高毅教授精修译文，作序推荐。
福柯是当代最出色、最具吸引力、最受关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仅诉诸于文字，而且也在他一生都在进行的“极限体验”中得到了体现。同样使我们印象深刻、深受吸引的，不仅仅是福柯优雅、流畅的遣词行文，具有冲击力的思想观点，还有他独具特色、极为丰富、引人注目，同时也备受争议的人生经历。作者詹姆斯·米勒具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优秀的写作能力，对福柯作品进行了细致的研读，整理并参考了大量材料，探访了各种相关人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出这本优秀的作品，记述福柯的“哲学生活”。
------------------------------
孤僻怪异的少年，毕生的自杀准备，狂暴的生活偏好，山谷与车祸的神秘启示……
福柯的生活同他的思想一样丰富、迷人又充满争议：童年时期对同班男孩的别样情感；大学时期屡次的自杀尝试；初入学界，对笼罩学界的大哲萨特的反对与批判；在德里达当场批评《疯癫与文明》时的一言不发；对政治运动暧昧不定的靠近与远离；对伊朗革命的矛盾态度；与德勒兹的学术同盟及其日后的解体……在米勒的这本书中，福柯的这些经历，都与他的思想——对法国科学史与认识论传统的继承，对现代人道主义的反对，对非理性、异常、区隔的关注与考察，对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揭示，对结构主义的抗拒，对死亡主题的迷恋——相互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福柯的生与死、爱与恨、行动与思考、体验与激情。——“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
---------------------------------
米勒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跃动、炽热、无畏而闪亮的心灵——诚然，它或许带有些许自我解构的意味，而且都太人性，但它永远不会被诟病为陈腐、平庸、无名和幼稚。——《纽约时报》书评
米勒这本颇有争议的书是严谨而繁复研究的产物……他讨论了疯癫、死亡和同性恋，尤其是用大量形象生动甚至近乎感官层面的细节描述了施虐－受虐文化。——《新共和》
这本书是对福柯的一生充满想像力的大胆诠释，人类三个世纪的现代性遗赠下来的道德和美学传统被这本书拓广甚至颠覆了。——《波士顿环球》
詹姆斯·米勒谈论性与哲学、尼采与艾滋等话题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读者震惊……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悬殊的元素，他建构出一种爱欲的人生。——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
这本惊人之作，因其思想的灵光极具启发力；反响之大，也与其讨论的对象极为相称，可以说是进入20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的一本关键性读本。——萨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