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巨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详尽的托洛茨基传记，由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所著。作者依据大量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全书共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装的先知》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全面且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着重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纪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20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
——英国《每日电讯报》
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毫无疑问，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
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 J. P. 泰勒
（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养成了贯穿余生的对政治传记的热爱。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作为波兰共产党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多伊彻通晓德语和俄语，熟知拉丁文化，又是个英语写作的能手。……其他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把苏联的历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记忆里，与他们相比，多伊彻则客观地评价它，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既想到它最初的宏伟，也预料到它后来的腐败。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认为1917年的革命动力终将从驾驭它的命运中恢复过来，并以自由而告终。
——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

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始終積極主張出兵朝鮮，甚至在美軍越過三八線、蘇聯拒絕出動空軍等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力排眾議，毅然決定派兵入朝，其初衷除了對中蘇同盟的考慮，還有沒有想到朝鮮問題？
1956年朝鮮勞動黨發生內亂，金日成索要逃亡中國的延安派幹部，毛澤東大發雷霆，一反常態地對朝鮮內政進行干涉，原因何在？
1958年中國全部撤回駐朝志願軍部隊的動議是如何提出的，難道其目的就是像當時人們理解的那樣，為了政治宣傳和逼迫駐韓美軍撤退？
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金日成就提出要與中國結盟，但為甚麼中朝同盟條約在戰爭結束八年後才遲遲簽訂，而且是與蘇朝同盟條約同時簽訂？
中朝兩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用鮮血凝成、經歷過戰火考驗的中朝人民的傳統友誼將世世代代流傳下去……六十年來，這套話語連續不斷，令上層和民間，均對中朝關係懷抱著「大哥」對「小弟」的一廂情願，卻在在事與願違。忽明忽暗的朝鮮半島局勢，未來還將持續很長時間。為什麼中國用鮮血換來的盟友並沒有真正地成為中國的「外藩」？中朝關係的結紐，究竟是怎樣造成的？
作者以毛澤東、金日成兩位領導人的平行視角來展開論述，兩位政治領袖各自的縱橫捭闔與你來我往的角力，造就了特殊的中朝關係：中國領導人仍帶有傳統的中央王朝觀念，把包括朝鮮在內的周邊國家都視為同一陣營或可能聯盟中的被領導者，試圖打造一個革命的「天朝」，而金日成一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謀求朝鮮的獨立地位和個人（及家族）的專制統治。儘管毛澤東理想中的「天朝」最終還是在他去世後走向了終結，但是毛澤東和金日成的政治巨手合力確定的中朝關係的「基調」，在他們兩人身後，仍然不斷地影響著後來中朝之間的每一次歷史選擇。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他对“克里斯玛”、“中心”和“边缘”等概念的解释，以及他对“大众社会”一词的修正，这些研究对分析政治和文化领导力以及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价值。本书对希尔斯数十载社会理论研究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为解释与探究当代社会的结构与变化提供了极具科学性的参考依据。
本书收录了希尔斯24篇文章，它们涵盖了新兴的宏观社会学、大众社会学、传统、仪式等主题。这些论文历时20多年，涉及知识范畴广博，在内容和逻辑上却有显著的连贯性。其本质是在“中心”与“边缘”概念分析的视角下进行社会性探索，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变异与整合等复杂现象提供思路。

《革命节日》一书被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

本书是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小野和子的代表作。它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清初晚明政权覆灭的政治史为背景，围绕这期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比较具体地考察了被称为东林派或东林党以及其后继者复社的形成过程，主要成员、主要见解，组织和人际关系。虽说题名为“党社考”，但本书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证”之作，而是夹叙夹议，可谓一部从党争角度描述的晚明史。

本书不是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史，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史。笔者将着力再现知识分子在那个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时代的欢欣与失落、自省与内疚、进行与蜕变，着力反映知识分子在一波末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中的茫然与被动、逆反与顺从。换言之，本书所研究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怎样一步步得到“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旧中国过来的、以欧美留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一步步走向消失的历史。

中央苏区史，在中共党史中是一段“别样的经历”。中共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

本书是人类学经典著作之一，堪与列维－斯特劳斯和伊里亚德的伟大作品同列。 在本书中，特纳通过在非洲恩丹布部落中的田野考察，将仪式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释。特纳拓展了“阈限”与“交融”的概念，发展了传统的结构主义。与之同时代的范·杰内普、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等都曾经试图把所有的文化行为统一在超级结构里，提出涵盖全体的普遍化模式，特纳则突破了传统静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把仪式放在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把社会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从而有“分化－阈限－再整合”的过程，是结构与反结构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作者对过去简单的政治史研究，转而探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因为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知晓在革命中政治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解革命者的价值、期望，以及固有的规则如何被表达并形成集体的意愿与行动。通过研究革命中的象征实践即特定的象征和仪式，亨特认为，革命者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简单地表达着他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事实上，通过他们的语言、象征、仪式和每天的政治行为，革命者重构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社会关系。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被评为最出色的介绍新社会文化史的著作。作者从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角度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内在复杂关系，从而了解法国大革命史如何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易读、激动人心的读本。

本書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巨著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三版（1999）翻譯而成，為首部繁體中文譯本。

　　有人認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毛澤東的中國」，這種說法雖不脫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卻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經過艱難曲折的漫長道路，取得革命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中國的進退得失，榮辱悲喜，都與毛澤東息息相關。研究他的意識形態和執政方針，認識當時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實況，自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邁氏該部著作正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歷史一錘定音。

　　1999年再版時，邁氏新增「第六部：鄧小平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1976–1998」，深刻地分析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並透徹地展示出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言論和行動之間的反差。

　　毛澤東掌政中國的時期，在當代史上是翻天覆地、引人入勝的一章，邁氏對此鞭闢入?堙A引人省思。近年中國在經濟及政治上頭角崢嶸，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邁氏就此亦有發人深省的論析。

作者簡介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歷史學教授，及倫敦經濟學院客座教授，重要著作包括《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馬克思主義、毛主義與烏托邦》及多部有關當代中國歷史的專論，廣獲翻譯成中文、韓文、日文、法文、德文、葡文和西班牙文。

譯者簡介

　　杜蒲，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專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及科研辦公室主任，曾任教於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著有《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國力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大圖典》等書。

巴黎，1933年……
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喝着杏子鸡尾酒。其中一个叫雷蒙·阿隆的年轻哲学家，正在向同为哲学家的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赞一种他在德国发现的新鲜哲学——现象学。“你看，”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就这样，20世纪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哲学运动发端了。受到启发的萨特，将现象学与他那种法式的人文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哲学思想——现代存在主义。
在本书中，英国著名作家莎拉·贝克韦尔将历史、传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弘的视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深入探讨了在今天这个纷争不断、技术驱动的世界里，当我们每个人再次面对有关绝对自由、全球责任与人类真实性的问题时，曾经也受过它们困扰的存在主义者能告诉我们什么。

《那高尚的梦想》是一部“观念史”的著作，探讨了自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学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和核心规范所遭遇的命运，即其形成和衍变，受到的挑战和修正，如何得到捍卫，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观念的风起云涌，终于不可遏止地走向混乱和解体。

埃利亚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文明的进程》是埃利亚斯的成名之作，出版后轰动西方世界，成为畅销书。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财富，但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表现”绝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传统社会学把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而作者推翻了这种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宏观的社会和微观的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个人、国家乃至社会的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
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不仅重视重大事件，也从小处着手，探讨人的行为举止和日常生活，以小见大。 作者将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熔为一炉，使这部作品成为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人文经典读本。

这是剑桥大学梅特兰教授向学生讲授英格兰宪政史的课堂讲义的译著。原著作者将英格兰公法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立法的总体特征、王权、议会、中央及地方政府、司法等方面的宪政运作状况予以了总结介绍，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晰完美地梳理了英格兰法律发展和宪政运作脉络。本书虽非梅特兰精雕细琢之成熟作品，但并非简单的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着眼于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审视和探讨，背景资料翔实，分析细致入微并涵盖了大量的原创性观点，为我们学习和研究英格兰宪政史提供了很好的引领。其独特的阶段划分方法也为我们研究英国宪政史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观测点，对既有历史著述做出了重要补充。本书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翻译流畅，完全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广大比较法研究者、法学研究者以及法学爱好者、英国宪政史、法律发展史研究者以及英国政治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国内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英、法、德等国近代思想史的梳理，描述了欧洲范围内的启蒙运动、英国的前浪漫派、德国的狂飙突进和古典主义等思想潮流及其代表人物对历史主义的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用个性化的观察过程代替对人类影响力的一般化的看法，体现了崭新的、具体的和个体化的思想方式与陈旧的、抽象的和绝对的方法之间的冲突。

浪漫主义之后，世界不再一样，
伯林之后，浪漫主义不再一样。
本书根据1965年伯林所做的“浪漫主义”梅隆讲座录音整理而成。自浪漫主义的定义始，历陈其滥觞、生长和壮大，抉发其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伯林借前人所未发的观念史视角，展现出浪漫主义革命作为认知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无比力 量。伯林的演讲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典故如排山倒海，排比如山洪倾泻，是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天神眷顾的天才时刻。
“伯林在这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学术天分：思维敏捷、博学机智、深刻且令人振奋。阅读本书，犹如目睹鲜活的思想从天才头脑的熔炉中锻造而出。”
——约翰·班维尔
“无论是对首相、总统来说，还是对文化批评家而言，本书都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作品。伯林的写作为我们展现出，当我们面对人类需求和渴望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理想之间互不兼容的态势时，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宽容和理解力。”
——彼得·马德福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你能听到语言的洪流不断膨胀，互相撞击，一次次地汹涌澎湃……发人深省，激荡人心，充满自然的原始张力。这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核心所在。”
——《关键报道者》

本书从社会根源来阐释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在工业社会组织中。盖尔纳教授认为，一个以富裕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依赖于创新、职业流动、大众传媒、全民识字和共同的、标准的习语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身份是由文化决定的，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文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社会的运行依靠全方位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与某种文化联系在一起，并受到与认同这种文化的国家的保护。“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原则要求文化具有同质性，但工业社会中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这种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文化差异最终导致了民族主义的产生。 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著名民族主义研究学者约翰•布鲁伊的序言，该序言对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盖尔纳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回顾。第二版更新和增补了盖尔纳列出的推荐书单，还增加了伊恩•贾维编篡的欧内斯特•盖尔纳论述民族主义著作的书目，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和主张。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