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新讨论了以往对关系史的研究，将经过检验的成果组织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下篇就若干重要而又必须进一步推敲的专题，如张骞西使、甘英西使、通西域路线戊己校尉、李柏文书，以及吐鲁番文书有关年号等，进行了研究；也都是从千人的研究成果出发，得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

在作者看来，20世纪大量新出土中古中国时期的文本和图像材料，如果把它们放在亚洲的范围，进而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那么，隋唐时期呈现的中国文化面貌，显而易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对之进行考察的视阈既不能限于长安洛阳，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镇为重点的西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成就了唐代的辉煌。渊源于西亚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残片和来自西亚的祆教性质的图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对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细节表述。本辑所收文章是一些个案研究，用意在于追寻中古时代欧亚之间的内陆交通往来，并探讨中古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影响。

我们是否爱上了我们自己？是否在追求自我满足时牺牲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是否在疯狂追求“自我”和“性解放”的同时，失去了亲密、欢乐与互相之爱？
正如本书于1979年问世时所指出的那样，它要阐述的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西方社会，焦虑的、自我关注的自恋性格，正逐渐取代了弗洛伊德时代那种深受超我意识压抑的歇斯底里型性格。
作为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自恋主义，正是西方社会文化的核心性格与心理特征，也是当代西方社会文化与心理危机的根源。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心理和文化批评的经典之作，对于美国乃至西方的学术界以及社会公共议题影响巨大，并获得了当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名人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 与驮兽，他 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 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封建"考论(修订版)》主要内容简介：“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制”对译feudalism。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语言对译间形成的新名。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之一派，信从单线直进史观，把以君主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纳入“封建时代”，以与西欧中世纪对应，“封建”概念泛化，既与本义脱钩，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feudalism含义相左，且有悖于唯物史观创始人的封建原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框架内的泛化封建观普被国中。注目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曾质疑泛化封建观，提出救“封建”概念误植的方案。《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封建"考论(修订版)》沿此轨迹，强调“名辨”的重要性，考论“封建”，并拟定“制名以指实’等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建议秦至清主要时段的社会形态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此两千余年简称“皇权时代”，以反映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本真面目，并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较准确的前史表述。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一部篇幅适中、深入浅出的西方思想史读本。作者以“人文主义”概念为核心，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思想源流进行了一番高屋建瓴的梳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分为绪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新世纪展望六个部分，所涉及的内容跨越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艺术史等诸多领域，具有集“博”与“精”于一身的特点。无论是精于一域的专家学者，还是爱好人文的普通读者，都能够从中得到自己的收获。

日本著名汉学家羽田亨是在西域历史、语言、宗教以及唐、元等朝断代史的方面都有精深研究的一位大学者。他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掌握的西域民族古文字也多，因此成就卓著。本书收入羽田亨两部比较通俗的著作《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虽然都是多年前撰写的，但剪裁得宜，深入浅出。著名回鹘文和西域文化研究专家耿世民先生重新译订了全书，并将羽田亨弟子间野英二撰写的极有价值《解说》一并译出，的确是难得的事。以前出版的讲新疆历史文明的书当中，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是较好的一种，只是篇幅较大。羽田亨此书，应该是目前通论中亚、新疆历史文明的著作中最便初学的了。

作者认为，西域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值得人们像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 Braudel）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进行一番架构，进行综合研究。然而，研究西域的困难远在研究地中海区域之上。与此同时，作者注意到阿拉伯、波斯文献和中亚出土的域外胡语文书在探讨中古时期中国与西域以及伊朗世界文化交流中具有同汉文文献同等的重要性。本书中作者力图通过对西域的时空间架中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与分析，说明文化汇聚的情景和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

本书共十八讲，内容涉及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藏金洞的发现及流散、各国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考古与艺术、语言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影响及贡献，以及敦煌学研究的方法论。

名号制度是在北族政治发育过程中，从政治领袖的称谓名号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既复杂又多变的政治制度。本书通过对中国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强调在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随着政治题的演变发展而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由此为深入认识中古北族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这是德国学者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状况作一系统介绍的通俗著作，将西方近年来在这方面研究中获得的最重要成果加以总结，颇有新意，对我国有关学科的研究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本书配有数十幅插图，都是丝绸之路上的艺术遗存，相信对一般读者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等也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好书。

《犍陀罗美术寻踪》通过精炼的选材、缜密的阐述、科学的分析，从纷繁的印度、犍陀罗美术作品中理清出各自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进一步阐明了佛教美术、佛像、大乘佛教美术起源和发展序列。同时，不单纯是作品的记述，而是试图从某个视角来考察；笔者所说的某个视角亦即“起源”“起始”，换言之，笔者试图从“起源”这一视解来进行研究。

本书是上海文博名家名著之一种，详细介绍我国古代青铜器。

“简素”与“崇物”是已故日本儒学家、思想家冈田武彦晚年对日本文化特质和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所做的高度概括。“简素”是表现形式上的抑制，是华丽的极致；“崇物”即对万物充满崇敬和感激。作者的概括，是建立在对日本人的性格特质，日本的语言、文学、书画、雕刻、建筑、庭园、料理、陶瓷、 茶道、武道、音乐、神道、宗教等的透彻解析，及对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比较之基础上的。

本书是法国艺术史家于贝尔•达弥施有关摄影与电影研究成果的汇总，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摄影的本质，同时提出一个一直萦绕着他的问题：摄影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由于摄影的本质，不可能存在一种摄影史——哪怕在纪念他所崇敬的瓦尔特•本雅明撰写的《摄影小史》时，他也多次重申这一问题；第二部分，分述三种不同的摄影实践，包括曾经昙花一现的立体视像、法国当代作家兼摄影家德尼•洛什的创作，以及加拿大多才多艺的全能艺术家迈克尔•斯诺的作品；第三部分专门讨论“建筑摄影”这一特殊类型；第四部分探讨运动的图像，也就是电影中的影像，最终提出一个“节奏-影像”的概念，与德勒兹的“时间-影像”与“运动-影像”相映成趣。

书女雅倩由爱书进而爱上逛书店，走遍中国最有特色的、长久坚持在城市文化阵地上的书店，对中国23个省份的最强大、最有特色的书店进行了基础素描，是一本力求详尽的“中国独立书店漫游指南”。本书集资料性、欣赏性、实用性于一体，包括书店LOGO、书店座右铭（宗旨）、书店照片、书店简介、店主（或店员）介绍或书店寄语、书店详细地址、书店电话、书店地图、书店主页、书店开业时间、书店营业时间、书虫点评、书店故事等内容，绝对满足书虫的要求。

《独立书店，你好（第三季）》延续第一季和第二季的精神，关注独立书店的生存现状，为独立书店立言，探索中国独立书店未来的发展之路。

本书全面描述中国各地人文书店（含人文书吧），即文人笔下的中国人文书店风景。由各地的作家学者以他们的亲身体会和多年观察来描绘和展现各地人文书店的生存状态。书店被称为反映一座城市人文风景的窗口，也是体现一座城市文化内涵的缩影，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书店，从书店的生存状态也可以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该书主要介绍台湾、广州、天津、长春、昆明、哈尔滨、沈阳、银川等《独立书店，你好！》中没有收入的城市的独立书店，以及北京、长沙、西安等城市中的其他优秀的独立书店。

本书全面描述中国各地人文书店（含人文书吧），即文人笔下的中国人文书店风景。由各地的作家学者以他们的亲身体会和多年观察来描绘和展现各地人文书店的生存状态。书店被称为反映一座城市人文风景的窗口，也是体现一座城市文化内涵的缩影，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书店，从书店的生存状态也可以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