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汉代考古文物入手，选取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吉尼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等馆藏文物，以及出土于中国本土的近百件重要文物，用文物说话，以中国*个封建王朝的断代史为叙述对象，采用“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论述视角，从微观层面对一个历史时期宏大的历史景观进行了生动而真实的描绘。全书从汉代的历史语境出发，内容涉及政体、社会阶层、政府权力、军事、文学艺术创作、宗教与权力的关系、长安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生活、经济与贸易、农民及其耕作、手工业及工业技术。区别于其他汉学家对秦汉历史的研究，本书*特色的一方面是它的研究视角新颖，另一方面是对城市以及城市及乡村中人的社会活动的关注。
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先生作品！
从文物实证角度，从“日常生活”着手，探讨汉帝国的各个层面！

《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探讨了中国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穿梭于古今之间，融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为一体，既提供了一幅宋、元时期抚州地方宗教实践的真实图景，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道”与“庶道”。信众固然会将神祗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人化方式向神祗祈求、许愿。神祗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一直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独钎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读者藉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佛教不断本土化的壮阔历程。

长期以来，有关义和团运动起源的问题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美国学者周锡瑞在本书中以详尽的史料、独特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作者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尚武、民谣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历史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本书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如此探讨和解释：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考察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时间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

《汉代皇帝施政礼仪研究》从礼仪的实践即皇帝施政的角度，系统考察了汉代的礼仪建设，对汉代皇帝即位礼（皇帝即位、天子即位）、册命礼（册后礼、册立太子礼、册立诸侯王礼）、朝礼（大朝礼、常朝礼、诸侯朝礼）、皇帝巡幸礼、养老礼的仪节及其演变，以及保障礼仪实施的官员和皇帝施政礼仪的功能等，都做了认真的梳理，并分析了汉代礼仪建设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及以确立和加强君主专权为目的的特点。

《经义考》为清初朱彝尊所著，收集先秦至清初研究经学的著作，著其作者、书名、卷数、存佚，并引历代学者之考论，再附以朱氏之按语，为我国最有系统之经学总目录，被誉为经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现今《经义考》已经研究经学或传统学术所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惜一直未有整理本。目前学界使用的主要为中华书局根据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的，但由于其卷帙庞大，缩印后字非常小，且未加新式标点，学者使用颇感不便。为此台湾著名经学研究大家林庆彰教授，组织各方力量，费时十几年而成《经义考新校》。 《经义考新校》以卢见曾刊本为底本，参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详加校勘，并加新式标点。该书的最大亮点是吸收了后人的研究成果，如把翁方纲所作《经义考补正》、罗振玉《经义考校记》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涉及《经义考》之资料，一并附于相关各条目下，以资参证。 全书总字数约400万，分10册精装，附有书名和作者索引。

本书是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古典文献学专家王欣夫先生生前的授课讲义，从目录、版本、校雠三个方面综合地对文献学的流变概况作了论述。尤其是这部写于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著述，在当时就独具慧眼地注意到新出土的各种资料、日本等海外所存的中国文献在文献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现代学者在校雠学方面的成果。

《以赛亚之歌》是冯象新译《圣经》之先知书的阶段性成果。 无论在希伯来圣经还是在基督教旧约里，先知书都是叙事的转折点——福地沦陷、子民为奴，以色列人重拾或追忆之前各时代先知的训诲，这既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又是对未来的预言，在《圣经》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亦充满人神关系破裂后的矛盾张力。而《以赛亚书》正是全部先知书的开篇，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
这本《以赛亚之歌》分作上下两编，上编为随笔和译经笔记，下编为译文。上编涉及的法律理论与政治伦理与《以赛亚书》中的信仰困局有诸多相似，留心的读者或可从中见出作者所关心之问题与思考的演进。

本书接续《创世纪：传说与译注》，也分上下编。上编研究《圣经》与文学翻译，包括西方解经学传统、中文旧译的舛误类型或“病理机制”，并以下编《出埃及记》为例详细说明。《圣经》之外，还讨论一组古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文学经典，如荷马史诗、柏拉图《理想国》、西塞罗《论老年》、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神曲》和乔叟《鸟儿会议》。这些伟大作品昭示的古典伦理同自由人格的理想，跟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出病症——大学教育和学术的深度腐败、行业道德的全面崩溃——恰成鲜明对比。作者认为，由此入手提问分析，或可为改革与反思拓开一条新路。
全书插图54幅，卷末列有简明的“圣经年表”和“参考书目”，都是专为配合读者鉴赏思考书中论及的人物故事、社会现象和经文哲理等问题而精心选编的。

好人为什么受苦？这道难题，是所有宗教传统与一切社会理论、政法实践都致力于回答的，但因为关乎世人的信仰，就永远在争辩之中。
本书可看作是一个译经人和法学家的探索。作者用优美的严峻的文字，邀请我们一起颂咏圣书，阅读历史、评说戏剧、涉猎法律同文学各个领域，并为我们再现了希伯来圣经《约伯记》的“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

全书有十二则《创世纪》故事和经文翻译、注释组成，配以六十幅《圣经》题材的名画。作者叙述《圣经》故事，融入了对《圣经》的研究理解，纠正了过去译本的一些错讹。修订本保留了过去版本的一些错讹，有的也做了修订。

《木腿正义》一书共收录作者以前的31篇文章，其中上编16篇谈法律，属于带有学术性的法律杂文；下编15篇谈文学，学术性较强，也包括一些访谈文章。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社会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法学与文学功底，结合法律和文学个案，立足社会现实，以其一贯犀利的笔锋为我们展示了法学、文学、法律与文学不一样的图景。一如作者此前的著作，书中同样配有30多幅西洋名画的插图，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政法笔记》是冯象先生在《读书》开的专栏文字，以英美中古文学博士的笔意，言说国内法治领域的大小故事，从孔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用生僻字、性贿赂、人体写真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方方面面，就文章而言，都称得上汉语法学随笔写作的巅峰之作。这些随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普法观念"，通过学者言说本身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以期普法之目地。
本书200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法学界反响很大，现经冯象先生授权，修订版在我社出版。

《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访余录》附

本书是继《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汲古书院，2001年）之后，笔者的第二部有关皇帝祭祀论著。由专业性考证论文汇编而成。各章内容具体如下：
序章“皇帝统治与皇帝祭祀——以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为主”，出自《关于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第二五卷人文科学第二号，1976年）。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
第二章“唐代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
一、二章均出自《关于魏晋至隋唐的郊祀、宗庙祭祀制度》（《史学杂志》第八八编第-O号，1979年）。
第三章“唐代皇帝祭祀的亲祀与有司摄事”，出自同名论文（《东洋史研究》第四七卷第二号，1988年）。
第四章“汉代郊祀、宗庙制度的形成及其运用”，根据《中国——郊祀、宗庙、明堂以及封禅》（井上光贞等编《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第九卷所收，学生社，1982年。收录在上述拙著《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以及《东汉——关于南朝的皇帝郊庙亲祀》（唐史论丛编纂委员会所编的《春史卞麟锡教授花甲之年纪念唐史论丛》，韩国大邱市城津图书出版发行，1995年）；《东汉——南朝的郊庙亲祀再论》（春史卞麟锡教授荣退纪念论丛发行委员会所编的《春史卞麟锡教授荣退纪念论丛》，韩国釜山市昆吾院图书出版发行，2000年）这三篇论文中相关部分修改而成。
第五章“魏晋南朝的郊祀、宗庙运用”，源自前文中《东汉——关于南朝的皇帝郊庙亲祀》以及《东汉——南朝的郊庙亲祀再论》。
第六章“北朝的郊祀、宗庙运用”，出自《关于北魏时期的郊祀、宗庙》（《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四七号[1996年度]，1997年）《关于北齐、北周、隋时期的郊庙亲祀》（同上刊第四八号[1997年度]，1998年）。
第七章“唐代郊祀、宗庙运用”，出自《关于唐太宗一睿宗的郊庙亲祭——唐代皇帝的郊庙亲祭（1）》（唐代史研究汇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所收，汲古书院，1992年）、《关于玄宗朝的皇帝亲祭》（池田温编《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所收，东方书店，同年）、《关于唐后半期郊庙亲祭——唐代皇帝的郊庙亲祭（3）》）（《东洋史研究》第五五卷第二号，1996年）。
第八章“中国古代的即位仪礼与郊祀、宗庙”。关于隋之前的，是根据下列两篇文章新撰写的文稿，即，《古代中国的王权》（网野善彦等编《岩波讲座、对天皇与王权的思考》第一卷所收，岩波书店，2002年）、《关于中国古代的即位仪礼场所》（《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研究报告》第四九号（1998年度），1999年。收录在上述拙著《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唐代部分，出自《关于唐玄宗的谒庙礼》（《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四二号（1991年度），1992年）《关于唐太极殿与大明宫——在即位仪礼中的作用》（同上刊第四四号（1993年度），1994年）、《关于唐太宗、肃宗的即位——禅让即位的程序讨论》（同上刊第四六号[1995年度]，1996年）。
第八章附论“关于唐朝帝室的谒庙——皇帝、皇太子、皇后”，出自同名论文（《中国古代国家与民众》编辑委员会编《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国家与民众》所收，汲古书院，1995年）。
终章“从郊祀、宗庙及即位仪礼看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特质（新稿）”。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解码假象生产之技艺
◆叩问乱花迷眼时代重寻真相的可能
【内容简介】
在《必要的幻觉》中，乔姆斯基以美国大型媒体为例，系统梳理了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中大众媒介的表现及其运行逻辑，指出其 如何借由微妙的报道和阐释技巧，制造出民主与中立性的幻象。这些隐秘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软性遏制了公众对权力的干涉，进而在民主形式表面未受破坏的遮羞布下，剥夺了民主政治机构的实际权责。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宣传模型，并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国际大事件——越战、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美洲政党斗争——的相关报道，对施用双标、创制“新语”、操纵言论议程的种种手段逐一举证说明。有必要指出的是，新闻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乔姆斯基期望通过他的媒介批评分析，增强公民在文化上的自我防卫，也呼吁媒体为公民提供更具实质意义的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途径，为更深入的民主打下基础。
···
一位将流丽的语言风格与强大的智识水平完美结合的论辩家，他是每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绕不开的观察者。
——爱德华·萨义德 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编辑推荐】
★为什么我们应当关心媒体？
媒介批判在乔姆斯基逾半个世纪引人瞩目的公共论辩中宛如一个支点。这不仅仅因为它揭示了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在话语层面的博弈，更要紧的是，无论是谈论权力之手在媒介实体中得以施展的形态，抑或思索新闻和宣传信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造成的切实影响，问题无不指向民主的本质。
若被偏见和无知所裹挟，则谈公义将失去意义。
★乔姆斯基有关媒体与权力关系问题的一次系统梳理。
借助梅西讲座的契机，乔氏将其有关媒体问题的思考做了一次层次清晰的整理和呈现，一方面进一步阐发了成型于不久前的“宣传模型”理论，又配以实例，条分缕析地讲述了那些一脉相通又各具“巧思”的幻觉的制造术，并反思了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中应当承担的角色。
★追本溯源，认知信息与心理的双重盲区。
乔姆斯基将谬误的源头回溯到媒体结构、新闻生产乃至受众心理的不同环节，因而我们从中得以获得的不仅是那些重大事件中失落的面向，还有指向其所以然的颇具启发的解释：遵从一个“正确的”议程所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与权力对抗要小得多；而在广告之间的三分钟间隙，或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
★锐利，谨严，有如逻辑体操般充满魅力的乔氏反讽。
强烈的立场和冷静的论述，在乔姆斯基的论说中历来是一组鲜明且意义重大的对照。一方面，全书以数据、事实、史料为据，事件、评论一一标示出处并详加注释；另一方面，译文力求还原作者犀利冷峻的文风，保留了原文千回百转的乔氏长句和反讽，读之倍感酣畅。
★那个无法回避的“永远的异见者”。
数十年争议傍身，但即使是不认同他的立场的人，也不得不回应他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以这种方式，他成为那个“隐藏在各式外衣之下的强权政治的zui持之以恒的批评者”；也正是因这种缘由，他的论述成为我们避免盲目、抵制偏见诱惑的一针有力的清醒剂。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