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服鄭氏學》一書共十六卷，五十五萬字，為張聞遠先生最重要之著作，且於先生所刊著述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范希正作《書目答問補正》，即列入此書。張舜徽先生作《鄭學叢著》，亦對此書推崇備至。其書體例，《喪服》每條必列經傳注於卷首，然後全錄賈疏，其後再列諸儒論述，甄別明辨，凡有重大爭論者，再附己見於其末，間或錄《修禮芻議》與《釋服》章節於其中：“其於注也，有申而無破；其於疏也，全錄而不遺；於諸儒之言，發明注誼者甄錄之，與注立異者明辨之；疏亦有誤會注意者，雖錄其說，而必辨其非。其擇之也精，守之也約，可謂治經必守家法者。”
凡聞遠申己見處，必是反復斟酌權衡之結論，精思明辨，令讀者悅服。於喪服學歷史上諸多爭論，皆能有所發明，如對“婦人不杖”、“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為人後之服”、“辟領”、“升數”等，常能解千年未決之懸案，更為清代喪服學之最後定論。叔彥先生曰：“余以為，此書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精微廣大，直與鄭注賈疏并重，其至理名言，足以感發仁人孝子之心，杜犯上作亂之漸，有功名教綱常、世道人心至大。”

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和权威，《中国石窟寺研究》这部书正是他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的典范性研究。本书一共收录了二十三篇文章，主要是宿先生从50年代起陆续写就发表的，内容包括对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的造像形象、窟龛形制、艺术风格进行的比较分析，进而确定各窟的开凿年代、发展变化、阶段特征等，用语科学谨慎，论断明晰有力。
宿先生的石窟寺研究不仅长于考古方法充分、科学利用，更善于把考古事实与文献材料、历史宗教结合在一起，这种研究方式不仅开创了历史考古学的研究道路，也充分体现出人文性和综合性。也正因如此，《中国石窟寺研究》虽然是以石窟寺为主要研究主体的，却能也在各个方面渗透出历史、文献、宗教、版本等方面的知识。
《中国石窟寺研究》曾于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次三联的再版是作为“宿白集”中的一种推出，旨在向学界整体呈现宿白的学术成就，亦能满足一般爱好者对于考古知识的需求。

★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经典之作
★《国王神迹》研究10-18世纪间英、法两国广泛流行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治愈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现象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
★汉语世界首次翻译——百年老店，商务印书 馆精装珍藏版
★《国王神迹》一种奇迹的整体史，包含着依旧新颖的巨大思想库：对历史社会的仪式、图像以及手势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今天可资利用与发展的。
★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为《国王神迹》撰写了长篇导读文章，英国历史学家彼特．伯克推荐《国王神迹》为“未来历史学家”必读书目。
★一部潜入“深层”历史的作品，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常读常新的历史著作。
编辑推荐：
《国王神迹》全书的研究对象，是中世纪11世纪到18世纪期间，广泛流行于法、英两国的一种现象，即国王以手触摸为瘰疬病患者治病，以及人们相信国王的触摸能够治愈这种疾病的普遍心态。瘰疬病是近代以前世界各国常见的一种疾病，即淋巴结结核、慢性淋巴结等炎症。这种疾病如其他任何病一样都不是国王可以治愈的，但在11-18世纪的英、法两国，却形成了国王以手触摸治疗这种疾病的习俗，而且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成为普遍的信仰。国王为人治病这种习俗，与人们相信国王能为人治病这种心态，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这一时期英法两国盛行的历史现象。
布洛赫写作《国王神迹》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长期存在而不被人重视的现象，研究广义的欧洲政治史。布洛赫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去研究王权制度下行政、司法与经济体系的运作，而是研究长期存在的国王为人治病习俗，普通民众怀有的“国王具有神奇医治力量”的信仰，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一种存在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神圣化”的王权治病仪式，以及与这种仪式密切关联的一种集体心态或信仰体系，展现前现代王权对民众思想与精神实施控制的运作机制。布洛赫认为这一动态过程的演变，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相信“王权”神秘力量的“集体意识”、一种意识趋向。
★《国王的神迹》开创了新政治史的先河，树立了新政治史研究的实践榜样。本书向人们证明了在历史研究中，“迄今为止仅被视为趣闻的东西可以转变为历史”。
★开辟了民众史研究的新境域。虽然研究王权政治神学，但同样重视研究民众信仰，尤其是民众的信仰接受心理，民众如何将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联系起来，王权如何利用这种联系性来维系政治合法性。《国王神迹》一书中作者很乐意揭露阴谋，并表明在英国和法国国王治疗瘰疬病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有意识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作者也力图理解为什么那些穷人、乞丐和妇女要经历那么漫长的朝圣历程以求治愈自己的病症。
★扩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资料范围——作者用他的“强大粉碎机”将形形色色的历史事实融为一体。
《国王神迹》中，作者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将貌似荒诞的主题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研究使用的材料，将以往拒之门外的材料变成了活生生的史料，可谓点石成金。
肖像材料（包括绘画作品）的利用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另外，宫廷账簿、公文资料、叙事文学、政治学理论著作、小册子、教堂人口登记簿、医学与神学论文、《圣经》、宗教祈祷文、诗文、法律诉讼文件、信件、钱币、遗嘱等，甚至连游戏纸牌、酒肆小店中村夫野老的对话，都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将历史研究利用的资料扩展到如此广泛的范围，这在传统史学研究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人类学的创立。在书中作者清楚而有力地证明：王权的超自然性是与一系列仪式相联系的，其中最重要的有涂油礼、圣餐礼、戒指圣经礼等，这些仪式本身具有神秘感与神圣性；与这些仪式之间的固定联系，赋予国王触摸治疗活动以神圣性与神秘感。正是在这些合法的神圣仪式的联系中，王权的神圣性建立起来，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建立起来。
内容简介：
《国王神迹》研究10-18世纪间英、法两国广泛流行的一种历史现象——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scrofula），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治愈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现象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其目的是由长时段中的“一种奇迹”及其仪式，展示一种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即民众对“国王具有医治疾病的神奇力量”这一信念的信仰；这一信仰反映了人们相信王权神秘力量的“集体意识”，展示了这一时期民众王权观念的具体形态。《国王神迹》所使用的观念及设定的纲领与方法，对后世年鉴派学者的心态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名副其实的历史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相关评论：
★英国著名史学家彼特．伯克指出，该著作的卓越之处有三：一是它不限于中世纪那样的传统历史阶段，而是选择了与问题相适应的时段，他将八个世纪国王触摸的兴衰作为考察对象，意味着“长时段”研究方法的运用；二是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国王神迹》关注的是“一种奇迹的历史”，布洛赫从“集体幻觉”现象解释人们对国王奇迹的信仰，认为对奇迹的信仰产生于对奇迹的期盼。这样的解释跨越了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三是它对英法王权触摸行为的比较研究，为“比较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 “这个重要的研究由于它对中世纪观念史的广泛兴趣，也由于文献众多，为我们研究古文献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有益且新颖的资料”。——语文学家恩内斯特·厄普夫内
★“你研究的国王‘奇迹’令我极感兴趣，我研究的是一些社会中的所谓原始心态，这些社会不同于你可能研究的社会，但我感谢那些像你一样，研究历史上相近地域与时间中相似心态的人。它将为我提供可贵的反思与比较材料。”—— 吕西安·列维-布留尔
★ “该书具有罕见的优秀品质：它是斯特拉斯堡图书馆从刚成立的文学院得到的瑰宝之一。我曾常对布洛赫说，这是他的著作中我最欣赏的部分——他愉快地说感谢我‘对这个粗劣作品’的好感。”——吕西安·费弗尔
★ “如果我知道您的著作，我肯定会修正我关于专制主义学说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研究不应只局限于一些作者的‘社会哲学’，但是，您知道，深入研究民众的情感很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您将为研究政治观念的史学家确立方向。“——亨利·塞

本书以滨海城市泉州为对象，考察了其从公元三世纪北方汉人南下入闽的初期阶段，到1949年之间一部漫长的区域史和城市发展史，实为一部内容丰瞻的“泉州传”。作者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综合了地方文史研究、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及克拉克的区域网络史分析，对泉州城的兴起、成熟、兴盛和衰落，做了线索性的宏观铺陈，并重点分析了泉州在宋元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下的迅速发展和商贸繁盛，以及明清以来在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权力、经济与文化的转型。
作者通过自下而上地叙述一个地方的历史转型，一方面揭示域外与本土交错关系下泉州的“古今之变”，说明其演变过程是在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的世界之间互动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辩证，对主流的进化史观、民族国家叙事和世界史叙事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为反思支配历史叙述的观念形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本书初版于1999年，原名《逝去的繁荣》。此次再版，作者加写了近两万字的“再版自序”，并更改书名为《刺桐城》。

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旨在辨明《仪礼》经、传、记的区别，阐发郑玄《仪礼注》的疏失。《集说》征引多人的笺释成果，断以己意。敖氏按照《仪礼》各卷的主旨分段规章，每一章均拟一简短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敖继公不迷信郑注，敢于质疑经文及郑玄注的讹误疏失，明代以后，其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钱大昕、王鸣盛、曹元弼等人都对其有较为激烈的批评，期间差别，只是治学风气和取向不同而已。
此次整理，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中元刻明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为校本。偶有四种底本经注皆误者，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改正。

《从文本到行动》汇集了利科在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重要系列论文，这些文本代表了利科研究诠释学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现象学到诠释学，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对话语和叙事作出反思，并对意识形态与处于城邦核心的人的行动进行追问的同时，利科强调了介入这两者之间的诸种关系。
在《从文本到行动》中，利科逐渐摆脱了要在其他学科面前捍卫诠释学的焦虑，他从胡塞尔现象学与诠释学的关系以及诠释学自身的历史看到了自己研究的独特角度和价值：立足于文本理论建构一种超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甚至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并且将之应用于解释人的行动、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建立新的政治和伦理。

本書從中國古代醫學論述、醫制政典和醫史事語等資料的形成脈絡出發，分析其體裁、編次、敘事、論斷、寓意，及論述動向，藉以探討晚周秦漢醫學論述、醫史建構與政治變遷間的可能關係，說明促成中國古代醫學變遷的可能動力。

这不仅是一份客观、忠实、完整的考古发掘记录，更以注释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眼见之物以外的文献和图像史料，通过细致的搜寻、鉴别、筛选、排比，作者将田野考古和文献描述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原貌，为中国历史考古学开创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典范。
1951年，宿白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作为1949年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宿白确立了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和标准，严格区分了报告主体和编写者的研究，并在报告中展现出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秦汉法制史研究》是日本学者大庭脩的学术著作，分序论、关于律的研究、关于令的研究、官僚制度研究、关于文书的研究五大部分，详细考证了秦汉时期的立法、施行、法规等情况，是一部严谨的法制史著作，1991年曾出版过一部中译本，已绝版多年。本次由中国政法大学徐世虹教授等重新精心翻译修订，并增收了一些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这部书由乔秀岩、王铿编译，之所以用编字，可能是因为书在1989年汲古书院出版《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基础上由乔秀岩增加了一部分修订。此书是尾崎康先生的博士论文，很多人以为只是90年代北大出的《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研究》的增补本，其实彼本只是尾崎先生在北大的一份讲演稿，和这部大书的性质和贡献都不能相比。这部书的增订译出，也是版本学研究一个重要成果。

“尧后火德”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的一个复合政治文化命题。它包含两个原本各自独立的命题：一个是“汉家尧后”，意思是汉朝天子是古圣王尧的后裔；另一个是“汉为火德”，意思是汉朝在五德运序中的属德是火。这个命题对两汉的政治、文化、学术、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颇具研究价值。
《新五德终始说与两汉的政治文化》是学术性很强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以“尧后火德说”为专门对象的研究专著或论文发表，但自清末和民国以来，曾有一些著名学者，如康有为、顾颉刚、钱穆、杨向奎等人，直接或间接地触及过这个问题。本书即是在充分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辨是非，将前人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本书出版前，曾被安作璋、姜伯勤、蔡鸿生等著名学者审阅，获得了较高评价，被认为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突破性创新”、“具有正本溯源的意义”，且达到了此一问题研究的前沿水平。

该书共计考释春秋时代地名1210条。其考释体例，就春秋列国而言，先列举其国姓氏、渊源、迁都情况、存灭情况等，再略述其疆界范围。其下则分都城、水以及与水相关地名、山、道路、关塞、城邑与地等。各国相关地名则分别归类于其下。
就每条条目而言，该书首行先记其地名，确定其今地，简要标示其变迁（如先属后属之类）。以加粗字体显示。次段为考释其地，先列举『春秋』及『左传』中用例，杜预注有关释地者亦摘录之。其下加以考释，重在确定其与今日之地理空间的对应关系。
该书有与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春秋图组标注定位相异者，在相应地名第一行粗体字题头前加*号，并在该地名的释文中指出相异之处及其原因。共计与谭图定位相异之处有153条，约占总条目数的12.6%。
该书重在建立春秋时代列国地名与现势地名的对应关系。每条条目，多者八九百字，少者百余字，字数多寡不同，因其问题复杂性不同而定。古地所对应之今地地名资料，县级以上政区均采用2014年为标准。乡镇及其以下级别政区，以2012年为标准，庶使读者能展布现势地图而得其今地之所在。
该书力图做到图地结合，相得益彰。书中所配地图115幅（内含彩色地图13幅，黑白地图102幅），皆由著者亲手编绘，庶使读者一书在手，左图右史，能获达经通史之效。
该书的出版，将为研究先秦文史的专业研究者、历史爱好者以及地理地图爱好者、其他相关行业人员提供一部解决春秋时代地理地名问题的工具书。

本书是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最新修订译本，内含24页彩色图片，另保留原书风格20幅黑白题图。本书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本书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在研究中国方面资料最翔实、最博学精深，并且写得最赏心悦目的著作。
——《亚洲研究杂志》
完全是赏心乐事……薛爱华先生几乎没有漏掉唐代生活的任何一个方 面，以至于一点一滴地为整个文明建立起一幅合情合理的全景画卷……谢弗先生文笔优雅，睿智。他喜欢这些 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而且把它们讲得非常好。
——《星期六评论》
对唐代文化一次令人着迷的考察，这可以从唐代对舶来品的使用和需要中反映出来……我们很难得看到这么一本令人愉快而内容丰富翔实的书。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美国学者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著作。……从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的外来物品是何等的丰富多彩，而这些外来物品对中国社会、中国原有的文化又发生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很多逐步溶入中国原有文化之中，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中国文化既包含汉族的，也包含其他兄弟民族的；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成分。
——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

《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是一部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丧礼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层面全方位互动关系的系统研究之作。《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聚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丧礼与社会互动关系，从宏观上勾勒出丧礼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文化面向及国家制度，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迁轨迹。《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重点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层面上丧礼的程序和仪节、丧礼规格、丧服制度，并将丧礼放在五礼的大范围内，尤其着重从凶礼同吉、嘉、军、宾四礼的关系上，探讨了这一时期丧礼变化背后深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因，探索魏晋南北朝丧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特点，并从微观上对丧礼的仪节、丧服服叙、丧服变除和居丧祭祀以及丧礼等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讨论。《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还运用归纳统计和历史实证的方法对丧礼中的停丧期限和居丧毁卒典型进行分析，在对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点的心丧、各种义丧进行考察的同时，对丧礼同政治、法律和思想观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丧礼与社会现实百态的相互映射。

本书汇集了池田雄一先生数十年间有关先秦秦汉聚落与地方行政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全书结合传世史料和考古学成果，厘清了新石器时期至汉代处于社会生活末端的聚落面貌，否定了自古以来城郭都市普遍化或曾出现过居民“集住”化之类的观点，指出除了政治性功能高的居住地之外，普通民众的居住环境许多都保持了自然村的形态。在探讨聚落变迁的同时，本书探讨了从殷周至战国、秦汉时期国家对居民的掌控及地方行政的发展，从县、乡、里、亭、社、伍等诸多方面细致剖析了秦汉帝国的基层构造，是早期中国基层行政研究的典范之作。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砺波护
本书的原著，是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研究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76年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全书共分三卷，上卷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我参与了这部书的编集和校对工作。看到该书上卷《前言》第1句话“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时，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局的山田新之助最早的提案是编集出版《宫崎市定全集》，但宫崎觉得自己今后的研究活动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集》的出版至少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将已经...了的单行本和之前所编论文集中尚未收录的学术论文进行选编集结。这是因为宫崎自1965年春天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没有再谋求其他岗位，一直在自己家中专念于著述，陆续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著作、概说性著作和随笔集。于是就有了冠以“宫崎”之名的《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一书的出版发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宫崎之名被省略，《亚洲史论考》成了该书的通用名。该书出版后15年，即1991年秋天，在即将迎来宫崎90岁寿辰之际，岩波书店开始刊行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期盼已久的学林为之振奋。
东洋史研究会第1代会长羽田亨（1882—1955）逝世后，宫崎成为第二代会长。在继续编辑发行学术季刊《东洋史研究》外，宫崎还积极组织编辑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系列丛书，丛书的第1种就是宫崎本人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次年，宫崎开始集结出版四卷本的《亚洲史研究》，第1卷首先收录了他1940年之前发表的早期论文。宫崎集结自己单行本未收的学术论文，将论文集命名为《亚洲史研究》，可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意识鲜明地与传统的东洋史学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亚洲史研究》第1卷《绪言》的最后，宫崎这样写道：
本书名为《亚洲史研究》，但对现时的我而言，仍是一个力难所及的题目，因为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亚洲的所有地区，还有待于遥远的将来。但是，按我长期以来的主张，“亚洲史”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不够完整的标题。历史必须是世界史。事实上，我的研究一直都是在世界史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来孤立地考察个别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研究对象是什么，我都希望将之视为世界史研究。因此，《亚洲史研究》这个书名，对我来说，既是夸大之词，同时也是谦逊之词，这一点希望读者赐予谅察。
这是宫崎的真实想法。1959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二卷收录了其1944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3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三卷收录了其1950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1964年刊行的《亚洲史研究》第四卷收录了其1955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而，十余年后出版发行的《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收录了其已经...的单行本六种，而中、下卷则按时代先后集结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中未收录的195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卷收录的是与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相关的论考，下卷收录的是与近世史相关的论考。
原著刊行之际，曾经的同僚、中国文学研究硕学吉川幸次郎写下了这样的推介词：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跼蹐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吉川为写这段推介词，熟读了《亚洲史研究》四卷本的全文，用短短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介绍本书的内容和成就。
作为小学老师的次子，宫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长野县东北部的今饭山市静间，并在这里的秋津小学读完了小学。当时的饭山还不通火车，学校组织了两天一晚的修学旅行，师生们不得不步行走到丰野车站，在这里，宫崎平生第1次坐上了火车。在饭山中学读初三时，有一周的修学旅行，宫崎第1次来到了京都，参观了京都后又经奈良、大阪回到长野。据说这一次修学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阪地区的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不已，并成为憧憬的目标。1919年3月饭山中学毕业后，9月，进入了刚刚设立的松本高中，成为该校的第1届学生。松本高中，今天我们都习惯将之归为旧制高中，但与东京的第1高中和京都的第三高中相比，其实当时是被视为新制高中的。初中和高中阶段，宫崎着迷的是和歌的创作。因崇拜岛崎藤村，因此为自己起了个“宫崎藤仙”的笔名，与同学数人一起刻钢板印刷同人杂志。中学、高中阶段频繁的诗作活动，使得宫崎后来成了达意的文章家，即使是内容深厚的学术论文，宫崎也能把它写得畅达易懂，一般人都能读出其中的真味来。新设的松本高中不设法语课，放学后宫崎便与三四好友同往当地的天主教堂学习法语，这为今后宫崎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22年，宫崎从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其高中毕业前夕的笔记本中，留下了“去京都后的计划”。在这长达20页的笔记中，宫崎写下了与历史学和哲学有关的感想，其中就有“塞外民族与中国”一项，显示了一个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的抱负。可以看出，对文化悠久的汉族与朴素的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宫崎很早就抱有兴趣，本科毕业论文即围绕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交往这个主题，对南宋灭亡前后的历史展开了考察。1940年4月，宫崎出版了自己最早的单行本《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这部通史体著作，是其15年前撰写毕业论文以来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的一个总结。
《亚洲史论考》上卷《概论编》中，收录了与中国史有关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刊）、《东洋的近世》（1950年刊）、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概论》（1955年刊）和短篇《六朝隋唐的社会》（《历史教育》12—5，1964年）等四篇。其撰写意图，宫崎在该卷的《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重复。接下来的《菩萨蛮记》（1944年刊），是其1937年9月开始游历西亚时的行纪，其中的第二部分《西亚史的展望》，则是日本学界对西亚历史作出的最早的概论。卷末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1943年刊），是有关日中关系史的随笔集。第1篇《留唐外史》，是关于与圆仁同时入唐但名声颇恶的圆载的最早的评传。受这篇论文的影响，半个世纪以后，日本史学家佐伯有清所撰《命运多舛的遣唐僧——圆载奇特的一生》（吉川弘文馆，1990年刊）得以面世。
中卷《古代•中世编》，收录了以中国唐代以前历史为中心撰述的论文21篇。从卷首《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以下6篇，围绕“都市国家”的问题，对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展开了论述。在极富独创性的各篇之中，我尤其佩服的是，宫崎在全球第1次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同样存在着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亦称“城邦国家”——译者），并对之展开了实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走过了与西洋非常相似的轨迹。接下来在与经济、财政、官制、历史思想相关的诸篇之后，收录了对史书的代表作《史记》的考察。在《肢体动作与文学》中，选择在叙事文学上与《史记》堪称“双璧”的《水浒传》进行对读，看出了两者在绝妙文笔之后存在的共同点，亦即《史记》和《水浒传》这两种杰作，并非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是吸取了许多当时社会上说唱、戏剧等表演中既已存在的台词和动作。
收录在下卷《近世编》中的各篇，按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对宋朝以后的相关研究。该卷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雍正皇帝》和《东洋史上的日本》这两种单行本，卷末还附上了由18篇杂录、余白录和书评构成的《杂纂》。从卷首《宋代的煤和铁》开始的前8篇读来当然回味无穷，而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有关清代雍正年间历史的研究，曾给学术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这是想特别强调的一点。
退休前后的宫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生活在欧美，在这期间，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与当今世界相似的景气变动周期，而这个变动周期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并认识到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时，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必须同时纳入这一观察视野。主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历史分期的问题，还应该从景气变动周期这个角度来对之进行考察。在1963年的研究生课程中，就专门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变动周期”一课。立于景气变动周期这一观点上最早撰写的文字，就是对吉川幸次郎所著《宋诗概说》做出的书评，也就是下卷《杂纂》中的最后一篇。而基于景气史观所撰写的第1篇概说性的论文，就是次年发表于《历史教育》上的《六朝隋唐的社会》，这次收进了《亚洲史论考》上卷。退休以后才树立起来的景气史观，宫崎终生没有改变。在1993年刊行的《宫崎市定全集》第1卷《自跋》中，宫崎依然就景气史观的本质谆谆而论，并将之提升到了世界史体系的高度。
撰写这篇序文时正值2015年3月，东京到长野的北陆新干线从长野市延伸到了金泽，并在宫崎的故乡饭山设立了车站。今后，这一带的都市化进程也许会日新月异。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周代氏族社会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其内部融合与外部分界，第三部分为东周时期的变革与重组。《宗子维城》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来看待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材料，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论证有力，读后使人耳目一新，可谓近年来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典范之作。

本书主要围绕传世古书、出土文献中与《孔子家语》中相同或类似内容的比较展开，注意考察《家语》与理应出自一源的传世古书之间彼此的亲疏关系，查找《孔子家语》和这些与其相同或类似的材料，何者更接近原貌，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因袭关系。此外，还深入地探讨了所谓孔安国《序》、后《序》的真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