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典籍，相传为春秋齐国相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作品总集。《管子校注(套装全3册)》内容庞大，体系整饬，基本上反映了管仲的治国思想，是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

孔子自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古代以孝治天下，汉代起就对《孝经》极其重视，唐明皇李隆基还亲自注释，宋代时列入“十三经”，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孔子是万世师表，郑玄是东汉经学大师，但《孝经》是否为孔子所著，郑玄有没有对《孝经》作过注释，历代都存有争议，皮锡瑞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严可均辑佚《孝经》郑注的基础上，补辑考校，征引群籍及郑玄他经之注，对郑注疏通发明，在还原郑注文本的同时，也抉发了郑注精义和古制古义，同时对《孝经》作了翔实的注释。并且爬梳汉以前征引《孝经》的文献，附于每条注疏之后，以证明《孝经》并非汉儒伪作。本书详于考证典章制度，举凡社稷、宗庙、丧服、祭享、朝聘、巡守、郊祀、明堂、辟雍、五等、五服、五孝、五刑，无不原原本本，是清代注释《孝经》的代表之作。
本书20世纪80年即已列入全国古籍整理规划，是“清人十三经注疏”的重要典籍。此次采用全式标点细致整理，以师伏堂初刻本为底本，勘误校异，并附录相关资料以助阅读，是展阅《孝经郑注疏》的绝佳读本。
马宗霍（章太炎入室弟子，经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郑（玄）注湮废已久，严氏（可均）粗加理董，其绪未宏，得（皮）锡瑞疏，而后郑君《孝经》之学于以大阐。又世人兼有疑经不出于孔子者，锡瑞仿丁晏《孝经征文》之例，更采汉以前征引《孝经》者附列于后，以证经非汉儒伪作，是其书不惟有功于注，亦且有功于经矣。——《湖南文献汇编》（第二辑）《孝经郑注疏提要》
伦明（近代藏书家、学者）：（皮）锡瑞治经专今文，颇攻郑氏（玄），而是书则笃守郑氏之说，尤详于典礼。——《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孝经郑注疏提要》

《大戴礼记》，西汉礼学名家、有“大戴”之称的戴德所编，原85篇，现存39篇。北周卢辩最早为之作注，今存39篇中有24篇保存了卢辩旧注。卢注存在词旨简略、大义虽举而微言仍隐的不足，故清代朴学大师孔广森以补卢注未备为职志，撰成《大戴礼记补注》一书。《补注》博稽群书，参会众说，校补经文、注文，疏通文义，极大推进了对《大戴礼记》的研究，是研究《大戴礼记》的权威读本。《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的作者是清代学者王树枏。王氏广泛吸收张尔岐、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四十余位学术大师的校勘成果，对孔氏《大戴礼记补注》详加勘定，查漏补缺，订正讹误，个别地方附带疏解经义。此次整理，《大戴礼记补注》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二十二年《顨轩孔氏所著书》所收本为底本，以咸丰十年《学海堂经解》本及《畿辅丛书》本为校本；《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以光绪九年《陶庐丛刻》本为底本，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为校本。

《穀梁》于汉代宣元时期曾置博士立于学官，其学大行。至于清代乾嘉汉学大盛，学者勾稽各经古义以阐明古学，唯独《穀梁》则或阙如，大概《穀梁》师说湮灭已久，其事尤难。廖平秉承清代汉学治学轨范，于《穀梁》用力尤深，所撰成《穀梁古义疏》屡经修订，体大思精，缀集汉人旧说，排比传例以发明汉学，以《王制》释《穀梁》礼制，论《春秋》封建、地里、官制、礼乐等悉本诸《王制》。其所发明，荦荦大者如《春秋》素王改制、托齐晋为二伯、八州方伯、伯子非爵称、十九国礼仪尊卑异同、九州分中外诸大义，以《王制》穿穴《穀梁》，诚所谓密合无间。虽会通三传而不逾家法，博通而精审，堪称晚清经学中突出的精深之作。

《尚书今古文注疏》内容简介：书有孔氏颖连正义，复又作疏者，以孔氏用梅啧书杂于廿九篇，析乱书序，以冠各篇之首，又作伪传而舍古说。钦奉高宗纯皇帝鉴定四库书，采梅惊、阎若璩之议，以梅氏害为非真古文，则书疏之不能已于复作也。兼疏今古文者，放诗疏之例，毛、郑异义，各如其说以疏之。

尚书传自伏生，其徒歐阳、夏侯，西京立学宗，习徧天下。溯龙门著记，虎观讲经，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为主。雖其间有史公杂采之说，有三家歧出之说，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鲁壁，不列学官，盛於新莽，微於中兴。厥后杜、卫、贾、马赓续倡和，若故为今文树之敌者，而其从来亦远矣。夫经义不窮，引而日新，学涂众趋，则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势固然，无足怪者。汉书稱今文徒众，或善修章句，或增多师法，未嘗不各自为说。
若古文当日之不泯，亦非獨文字古也。史迁从孔安国问故，明孔氏嘗为故矣。迁书载尧典诸篇，多古文说，是古文有说矣。桑君长名传古文，其言散见地志、水经，与今文不同者，皆可决其为古文说。刘歆又从而推演之。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统曆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显背今文，由歆创说，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谓古文义说尽出於歆，或不其然。自郑君以汉末儒宗，杂糅今古，为书学一大变。东晋伪经传出，茫昧千年。本朝硕学朋兴，今古文界域始明，而亦因之。曲阿高密，强仞今文，蔽一。尊尚古文，故抑伏传，蔽二。不信史记，摈斥旧闻，蔽三。皮君鹿门治尚书最精，嘗为大传疏证、古文冤词平议二书行世矣。近复以今文尚书考证视余，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審，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蔽。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於所往。余读君撰箸，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义说，反求於心而未能释然，序君书，因併出所见相质，窃附於诤友之义云。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月正元日长沙愚弟王先谦谨撰。

《十三经清人注疏:周易集解纂疏(繁体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周易集解纂疏十卷，清李道平着。道平字遵王，一字远山，号蒲眠居士，湖北安陆人。嘉庆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举人。二十余年，始终与修安陆县志。

《诗三家义集疏》收辑西汉以来齐、鲁、韩三家诗说，兼取后人疏解，折衷异同，加以考核说明。辑录三家遗说，自宋代王应麟发其端，清代三百年间，范家相、冯登府、陈寿祺、陈乔枞、魏源等，都有考辑专著，此书出而集其大成。

《毛诗传笺通释(套装共3册)》主要优点首先是发挥了清代学者擅长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名物考证的优势，特别是运用了依声求义的方法来校勘、解释文字。诗经是羣经中产生时代较早的一部，文字多古音古义。而且毛诗依据的文本是古文经，其中假借字比较多。作者能广征博引，触类旁通，“以以音古义证其为互，以双声曐韵别其通借“有时一个字能处古书中找出十个以上通假的例证，并求出本字本义，从而纠正了清以前许多学者望文生义、产强附会的解释，比较准确地解释了字义和语法，使一些疑难问题涣然冰释。

本书是清人研究《礼记》的代表作。该书在郑玄《礼记注》和孔颖达《礼记正义》的基础上,博采宋、元以来各家之说,不仅对字句进行充分诠释,而且对典章、名物、制度详加考证,还对宋代理学有所阐发,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哲学、文教及礼仪制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

《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繁体竖排版)(套装上下册)》分为两册。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体记训篡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选。大戴礼记不在十三经之内。但它与礼记(小戴体记)是同类型的书，因此也收进去。对收入的书，均按统一的体例加以点校。
清代的经学著作还有不少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有待于今后条件许可时，按新的学科分类，选择整理出版。

淮南子据道家的“无为自然”说，概略地解说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以及政治、军事等人世间的百般事物。然而，也混杂了很多儒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在思想上没什么创新之处。但是，本书引用了许多传说、神话、寓言，文章富于变化，饶有趣味。更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神话片段，及机智幽默的民间言谈。

列子其人，在庄子书中屡次出现，有时尊称他为子列子，还专有列禦寇一篇。“禦寇”也作“御寇”或“圄寇”。禦、御、圄三字古音全同，自然可以通假。这个人实有其人，因为提到他的不止庄子一书。然而庄子逍遥游却把列子写成神仙：
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但同一庄子，在让王篇又说：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
便又是凡人，要吃要喝。吃喝不够，面黄肌瘦。这自相矛盾的情况，倒并不是由于庄子全书非出于一人手笔，而是庄周把实际存在的人物寓言化。庄子天下篇说，“以寓言为广”，寓言篇说，“寓言十九”，庄子中把实际人物寓言化的例证很多，这只是其一。把列子神化，也许意在说明列子虽然是“有道之士”，能憑空飞翔，还有待于风，并非真能“逍遥游”。
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在当时影响却未必很大很深，因为庄子天下篇评论过墨翟、宋
研、尹文、田骈、慎到、惠施等人，赞美了关尹、老聃，也敍述了自已，却不涉及列禦寇。荀子非十二子篇也不提列子，司马迁作史记更没有一字涉及列禦寇，高似孙子略因此怀疑此人的存在，但论证还不足以使人信服。列子必有其人，其主张正如庄子应帝王中所叙：
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豖如食人。于事无　与亲，彫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无为名尸，无为谋　府 ，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　，亦虚而已。
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篇也都说“列子贵虚”，和庄子所说相合。看来这个列禦寇心情上摆脱了人世的贵贱、名利种种羁绊，任其自然，把客观存在看作不存在，因之一切无所作为。庄子所敍，自有所本，未必是故意塑造。至于战国策韩策二说史疾治列子圉寇之言而贵正一，则近于儒家的正名；不可能认为是列子的正宗，只能估计是战国说客因列子已不被人所真知，假借其名，以为游说的招牌而已。

老子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学术名著，历代注释者甚多。河上公老子章句是现存老子注本中成书较早，影响较大者。但是，关于此书作者及成书年代，古今中外的学者虽已作了大量的考证，至今仍聚讼纷纭。下面我们就此书作者、时代、思想内容及版本情况略作介绍。
河上公章句相传为河上丈人或河上公所撰。西汉司马迁最早提到河上丈人，史记乐毅列传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膠西，为曹相国师。据史书记载，上述河上丈人的弟子乐瑕公、乐臣公、盖公，皆系战国末至西汉初年的著名隠士，遊学齐国，以黄老之学显名于世。战国后期的齐国，正是黄老道家学派兴盛之地。河上丈人作为黄老学派的一位祖师，盖亦为战国时人。此派学说的要旨是“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以清静无为治国安民。其说经盖公传授曹参，又因曹参入京为汉相国，遂成为西汉初统治者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

《神仙传》是一部著名的道教经典。该书记载古代传说中八十五位神仙故事，大体继《列仙传》而作，体现了早期道教的神仙风气。胡守为先生以质量较胜的《四库全书》本（用毛晋辑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和征引文献，做了精心的校勘，使《神仙传》有了一个较为正确可靠的版本。

《庄子校诠(上下)》为王叔岷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本为底本，参验《庄子》其他写本及刻本。在引用郭象的《庄子注》及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之外，征引力求详尽，囊括了历代注庄、解庄的重要著作。例如，宋代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陈碧虛的《南华真经阙误》；明代焦竑的《庄子翼》；清代王夫之的《庄子通》和《庄子解》，宣颖的《南华经解》，姚鼐的《庄子章义》，俞樾的《庄子平议》，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马其昶的《庄子故》等。对于诸家旧说，或重检所据之资料有无谬误，或对浅近者作进一步的解释；对已成定论的旧说加以重新审定，力求使义理的阐发契合庄子的原意。

在中国早期的神仙传记集中，刘向所撰《列仙传》为现存较早的一部，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书十分关注。然而有关此书的校订，自清人王照圆及钱熙祚校正、胡珽校讹、董金鉴、孙诒让校以来，一直未再出现较为完备的校本，《列仙传校笺》为王叔岷先生所做之校笺工作。

中国古典小说的概念非常宽泛，内涵很广，类别很多，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古代小说限和分类，在目录上是一个有待研究论的问题。古人所谓的小说家言，如《四库全书》所列小说家杂事之属的作品，今人多国偏重史料性的笔记，中华书局已摘要编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陆续出版。相当于古代的方文言小说。为了便于对举，参照古代诗体的发展，把文言小说称为古体，把“五四”之前的白话小说称为近体，这是一种粗略概括的分法。本丛刊选收历代比较重要或比较罕见的作品，采用所能得到的善本，加以标点校勘，如有新校新注的版则优先录用。个别已经散佚的书，也摘要作新的辑本。
牛僧孺《玄怪录》（宋人改称《幽怪录》），是唐代小说的一部代表作。但长期以来见不到传本。《玄怪录》最早著录于《崇文总目》小说类，十卷。
根据初步的校勘，明刻本的四十四篇中，有《元无有》等二十五篇见于《太平广记》，其中《杜子春》、《张老》、《裴谌》、《尼妙寂》、《柳归舜》、《刘法师》、《刁俊朝》等七篇，《广记》引作《续玄怪录》；还有一篇《敦代公》，见于《说郛》。其于十八篇中，有七篇亦见于《类说》本《幽怪录》，但只是节要，文字极为简略。此外，还有许多篇用见于《异闻总录》和《古今说活》、《艶异编》、《广艶异编》、《逸史搜奇》等书。
《玄怪录 续玄怪录》为竖排繁体字。

李剑国《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共约85万字。
书稿主体是重新辑录的《搜神记》和《搜神后记》。作者对古书中保存的二书引文、佚文做了竭泽而渔式的搜索，并逐条进行考证，对各种异文进行比勘，在此基础上遵从“从早”“从众”“从干”的原则完成了二书的新辑，可以说是无一言无根据。作者同时对通行的胡应麟本做了系统完整全面的勘订，指出并纠正了很多错误，对汪绍楹的校注也多有修订。此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有可能替代当前通行的胡应麟辑《搜神记》《搜神后记》的新辑本。
书稿的前言非常精辟，澄清解决了不少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很有价值的观点，学术价值相当高。尤其是指出现在的通行本胡应麟二十卷本《搜神记》既没有干宝原书作依据，也不是胡应麟原定稿，极可能在辑入《秘册汇函》时又被姚士？？、胡震亨动了手脚，大量取他书文字以充篇帙，远达不到善本的标准。作者最后总结出《搜神记》《搜神后记》二书存在的十四种问题，可见现在做新辑本是十分必要的。
书后附有五个附录，便于读者对旧本（通行本）《搜神记》《搜神后记》中的疑目伪目有所认识，并整体快捷地把握新辑本与通行本的异同。
总之，这个新辑本资料扎实，态度严谨，所辑内容较之旧本更全面、更接近原书，学术水平与价值都相当高，将对《搜神记》《搜神后记》乃至整个古体小说的研究产生很大影

《拾遗记》记载了上起上古伏羲，下至西晋末年的丰富而神奇诡怪的传说、故事，兼有志怪和杂录两类，因其成书较晚，已将之前许多神话传说的零星记载，铺衍成了情节婉转、辞藻华美的故事，如皇娥、赵高的故事等。其文采和想象，也开启了后来唐人传奇的先河。诚如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所说：“《王子年拾遗记》的特色在描写的细腻，这在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中是无可比拟的，与唐传奇则已相当接近了。”
齐治平先生的《校注》勘正讹脱，拾补佚文，对所涉史实、典故，做了简明扼要的注释，并对指出许多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来龙去脉，还试图透过对本书怪诞故事的查考，揭示其背后真实的历史，是目前最好的一个《拾遗记》校注整理本。本书为1988年订补本的重印本，并恢复了齐先生《拾遗记校注》的旧称。
古钟：校注者试图通过某些怪诞的表象，洞察其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不仅探索了该书许多故事和其他体裁的来龙去脉，指出它的前驱、蓝本和对后世小说的影响，而且还剖析了该书所由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乃至这些复杂背景、环境在该书中的生动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