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媒介研究核心问题的批判观点。媒介怎样依附于权力？什么影响着媒介？媒体权力的实质是什么？全球化正在如何改变媒体和社会？该书通过研究亚洲、非洲、北美、南美、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探讨了媒体、权利和社会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本书认为，自由市场不但没有带来消费者自由，反而构建了一个由大型企业、媒体和政府密切合作的新的权力体系。
该书一改传统视角，将世界划分为五类：转型混合式社会、威权新自由主义社会、威权管理型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社会和民主管理型社会，打破了《报刊的四种理论》所开创的“四种体系”，开创了“五种理论”的研究范式，对目前仍在热议的全球化做出了全面而不同凡响的回应。 ( 学舫 )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研究了新传播技术对政党与选举、压力集团、社会运动、地方民主、公共机构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还分析了持续性的和争议性的政策问题，这包括数字鸿沟，互联网自身的治理，监视、隐私与安全之间的张力，互联网媒体领域的政治经济学。《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采用比较性研究的方法，提供了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大量案例。写作风格清晰而易于理解，这本最新的极具复杂性的理论书籍，揭示了互联网对我们如何“从事”政治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媒体推荐
传播技术的政治以及传播技术与政治，是所有新的传播技术问世前后都会牵涉到的问题。而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无非将形成两组关系，一是国家与新传播技术，二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前者是庙堂之上的云霄，后者是草根之下的土壤。它们之间尽管有此霄壤之别，但却相辅相成，这正是互联网链接式政治生态的奇观之一……《互联网政治学》的讨论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逻辑。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杜骏飞
本书的优点在于：具有典范性的主题架构、极其透彻的研究、对所涉问题的每个重要文献或观点的归纳。在互联网影响社会的文献中，该书将具有突出的贡献。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加里·查普曼
截至目前，查德威克提供了对互联网与政治这一领域的最为全面的理解。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论述了21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技术政治。这是一本令人永世难忘的著作。
——华盛顿大学 兰斯·本内特
本书是互联网与政治这一领域中最为透彻和全面的著作——查德威克以其对研究文献的饱学博览，给初涉此领域的学生提供了最为细致的导论性资料。
——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 布鲁斯·比姆博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为我们研究和保护史诗、口头传统和无形的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兴起于当今西方世界的媒介民主公共运动方兴未艾，它的政治意义何在？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萨帕特主义以及独立媒体运动引发了学界和政治界对批判性传播的关注。这股学术浪潮的主要关注点在另类媒体’和社会运动的“媒介策略”之上，如“通过媒介推进民主化进程”。《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乘这股学术浪潮之势，分析媒介自身的民主化问题，并将媒介作为对其他社会运动产生关键性影响的特殊领域，对新闻报道机制的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假设大众传播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民主赤字”，是“民主赤字”推动了全球化中心地带（北大西洋地区）的公共传播改革。《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的聚焦点是激进主义运动如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内容、媒介业界、媒介结构和媒介政策提出挑战并促使其改革。
《暨南新闻传播学术系列·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的创新之处是捕捉到了在文化与政治激烈交锋的边缘刚刚兴起的社会运动，它根植于三种传统学术性理论，即民主政治理论、媒介批判研究和社会学之社会运动理论，这些理论成为我们诠释媒介民主公共运动的理论依据。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深入思考和综合分析，我们为读者提供了对当代西方传播民主化运动独特而又新颖的思想见地。

本书是传播学领域里的一本名著，在对公共舆论的探讨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经过数千次电话调查，搜集了无数各种各样的谣言分析研究的结果。阐明了人们只有掌握了谣言的规律，才能找出控制它或者反击它的办法。作者充分运用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生动地论述了谣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作者搜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法国流行的种种谣言，阐述了他们的起源和流传路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们、人们是如何利用谣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还分析了谣言在明星制度、政治、金融、商业行为中的作用，不仅着眼于谣言本身，更对谣言背后所附带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作者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重要社会学著作，他通过系统的研究，探索自杀的原因和它的规律性。
《自杀论》是迪氏的一部重要社会学著作，它和《社会分工论》内容十分密切，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分工论》的续篇。因为在《社会分工论》的最后一部分已对社会分工而引起的社会病态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的一部分。可以把这一理论相应分解成三个综合论断：强制个体化命题、（世界）风险社会命题、多维全球化（普世化）命题。三个命题遵循同样的论证理路并相互强化。“风险社会”、“个体化”和“普世化”代表着现代化动力的极端形态。由于现代化动力的自我作用，现代化在21世纪初取代了第一现代性时代。在第一现代性下，秩序和行动逻辑的标志在于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即在人、群体、活动、行动领域和生活形态方面有鲜明的边界和区分，这就使得管辖权、资格和责任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这种明确逻辑——可以形象地称为第一现代性下的牛顿式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渐渐被一种模糊逻辑，或者换个比喻说，被一种海森堡式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不确定原则所取代。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的凯旋进行曲正在动摇其自身的核心原则。现代性本身正在激化，成为对现代化过程带来的无数风险和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的自觉回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作者阎云翔有过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他曾经在中国北方农村当过羊倌和乡村故事员，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担任人类学教授。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礼物馈赠文化的名著，以及另一部考察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下，这个村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变革。
在这部新作中，阎云翔记载了一场正在日常生活领域重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其中最深层的变化是，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阎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处在转型之中。对阎来说，这种新的现实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
从长远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将会走向何方？中国政府为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的新意识形态将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吗？这样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现实吗？抑或，国家会限制个体多元化的范围，以此让个体化像全球化一样向国家的利益低头让步？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阎立足于民族志的详细资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人类学分析，并对有启示性的相关社会理论做了深层次的梳理。他还在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的不同时代之间进行对比分析。阎的细腻描述和有理有据的阐释使他的跨文化比较进入了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即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以及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因此，《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和中国人，也对我们思考美国和美国人、西方和西方人大有帮助。

满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本书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本书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经由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和二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作为个人经历的微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得以建立联系，我们也可从中获得作为一种文明及其转型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的洞察。

在本书中，林郁沁围绕着1935年施剑翘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她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更、大的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

我想把这个研究报告当作一种手册，详尽叙述一种社会学观点。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建筑物或房舍的有形界限内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学观点来研究。我将描述一组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一种框架，这一框架能运用于任何具体的社会设施，无论是家庭设施、工业设施还是商业设施。本报告所使用的观点是戏剧表演的观点，其原理从舞台演出艺术原理引申而来。我将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

本书出版于1967年，是社会学领域的一本经典。书中考察了知识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得到代表它的制度和拥护它的人的维持和修正；现实是怎样通过社会互动形成的，人与其共同体之间的符号、象征关系。

《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本书共分五章，其内容为谣言：反教的手段、反教谣言的制造与传播者、个案研究等等。深刻、全面地探讨研究了谣言与近代教案。作者从反教方法入手，对我国晚清时期的教案作了自己独特的分析和研究，从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入手，以“谣言”为研究的契入点是本书的特点。书中不仅以大量的文字说明，同时穿插了多幅生动形象地漫画，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内容全面，分析深刻，见解独到，可供相关人士参鉴。

《背弃圣约》是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学著作。本书讨论了美国社会的宗教维度，剖析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所建基于上的各种神话，指出其缺陷，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背离其起初对于社会公正的誓约。贝拉在书中还对现代美国优先论提出了严厉批评。2000年，美国总统授予贝拉国家人文科学奖章，以表彰他为阐释美国社会团体的重要性做出的努力。作为一名卓越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唤醒了我们对美国民主制度核心价值的认识和对脱离社会责任的放任的利己主义现象的警示。

在本书中，柯林斯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传统，系统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渊源、构成要素、运转机制及其应用。通过互动仪式链模型，作者把微观分析扩展到了宏观层次，从而对社会分层、社会运动与思潮、社会冲突、思想发展及知识分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作者强调的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理论倾向，为许多社会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因此，本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理论新发展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