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现代医学和技术的高歌猛进曾让人类无比自信地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流行病。然而我们错了。
潜藏在自然界黑暗角落里的神秘病菌突然现身人类的大都市，导致成千上万人感染甚至死去。从导致上千万人丧生的大流感，到突然降临“天使之城”洛杉矶的鼠疫；从导致美国贵妇人神秘死亡的鹦鹉热，到感 染后会出现大出血的埃博拉，每次疫情的暴发都令人猝不及防，打击着人类的自信。
病菌的突然到来一时间会导致社会恐慌，甚至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但也有人迎难而上，去寻找病原体的真实面目。
通过抽丝剥茧的探案式写法，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微生物猎手”们是如何找到病原体和传播途径的，讲述了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挫折，遇到过怎样的阻碍，不同的“猎手”之间产生过怎样的分歧，最后又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以及尚有哪些谜题至今仍未被解开。
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人类文明空前进步，但也正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病菌的全球扩散。短短几个小时，病菌就可能乘着国际航班跨越大洲和大洋，来到我们的身边，并在短短数天内，感染城市里成千上万的人。
我们人类必将与病菌继续共存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性的流行病还将会不时地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过往的教训，在研究病菌的同时，不断改善导致瘟疫暴发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不再狂妄自大，也许，我们在应对下一场全球性流行病时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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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10场全球性流行病大暴发，9种潜伏在自然界黑暗角落的致命病菌突然出现在人类大都市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医学和技术的进步，我们曾自信认为自己已经可以预测流行病的暴发了，有些人甚至狂妄地以为人类已经征服了病菌。然而，我们错了。
大流感 1917年，从全美各地招募来的新兵被派往美国的几十座大型军营接受训练，准备开赴欧洲战场。然而，来自不同免疫学背景的人被迫在几个星期内大规模聚集在一起，这为流行病的传播创造了极佳的条件。一种致命的流感病毒正在伺机而动。
鼠疫 对于1924年的洛杉矶人来说，黑死病只是发生在中世纪的遥远传说，是不可能出现在这座以清洁著称的现代都市的。然而，“黑色死神”突然降临“天使之城”，将人类打了个手足无措。
鹦鹉热 “一战”后的美国歌舞升平。养宠物成了许多中产阶级以上人士的喜好，象征“忠贞爱情”的鹦鹉成了很多家庭主妇的新宠。谁曾料到，如此美丽可爱的鸟儿身上也潜伏着致命的病菌，贵妇人们纷纷中招。
军团病 1976年，两千多名“美国军团”的退伍老兵在费城一所豪华酒店举行年会，会后，相继有人患上肺病，并有人死去。导致疾病的元凶是什么？豪华酒店这样的现代建筑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艾滋病 1980年，美国一些城市的男同性恋群体中突然暴发了一种怪病——患者满口长疮，淋巴结肿大，免疫力低下。一时间，美国民众把矛头对准了同性恋群体，同性恋者迅速被集体污名化，甚至有人将这次流行病暴发称为“同性恋瘟疫”。事实果真如此？
埃博拉 2013年，有“血疫”之称的埃博拉在贫困落后、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的西非国家暴发。满怀热情的国际抗疫人员来到非洲帮助当地人抗疫，但随后他们发现，他们不仅面临着疫病的威胁，还要面对传统社会的不理解和挑战。抗疫之路充满坎坷！
寨卡 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夕，巴西一些地方突然出现了大量小头畸形婴儿病例。巴西社会出现恐慌，上百名卫生专家联名呼吁国际奥委会将此次奥运会改址或推迟。作者亲赴疫区，为我们一探究竟。他发现，疫情较严重的地区都是贫民区……
SARS 中国人的一段共同记忆……
新冠 正在席卷全球……
● 病毒猎手、防疫专家与无形敌人的精彩对决，悬念丛生，迭宕起伏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对抗疫情的前线作战人员，那么病毒猎人、防疫专家等“微生物猎手”就是防疫指挥官，实验室就是抗击致命病菌的中枢。他们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寻找导致疫情的真凶，探索和开发战胜疫病的“灵丹妙药”，为前线人员指明方向，带去希望。这是一场生死时速，他们越快成功，就会有越多的人得到救治。
然而，他们的探索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探索过程跌宕起伏。他们可能被既有的理论所误导，不断走弯路；可能被不同文化的人误解，在现场调查疫情时被当成“巫师”和外国间谍追杀；也可能自己也被病菌感染，生命垂危；甚至可能追寻一生，最终仍然一无所获。
然而，只要有人锲而不舍，一直追踪，真相最终将浮出水面，或者说，至少我们会离真相越来越近。我们将与病菌继续搏斗下去，希望之火不会熄灭。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重新定位和反思人类与病菌的关系
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我们的文明空前进步，但也正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导致了病菌的全球扩散。短短几个小时，病菌就可能乘着国际航班跨越大洲和大洋，来到我们的身边，并在短短数天内，在空间狭窄、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感染大量人口，导致成千上万人死去。
我们人类必将与病菌继续共存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性流行病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是“何时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过往的教训，先从人类力所能及处着手，在以科学对抗瘟疫的同时，不断改善导致瘟疫暴发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不再狂妄自大。也许，我们在应对下一场全球性流行病时能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
● 一本生命攸关的书，为普通读者量身定制超好读的瘟疫史著作
作者新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背景与从业经历，使得本书既能从容地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长卷与思想史深度，又不乏新闻广角的宽度和热点。尤其是，作者采取了一种探案式的写法，善于设置悬念，然后为读者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地揭开真相，让读者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很过瘾。
本书两位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译者，为相关医学专业术语增加了数十条注释，进一步为我们扫除了专业壁垒，更加方便普通大众读者的阅读。
●反思现代瘟疫史的经验与教训，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主流媒体倾力推荐
新冠疫情全球扩散，从历史中我们能学习到哪些经验与教训？本书荣获《金融时报》2019 年年度最佳图书；复旦大学高晞教授欣然作序，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等专家学者倾力推荐；《自然》《科学》《时代》《卫报》《新观察家》《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新华网》《学习强国》等百家国际国内媒体合力报道。

★ 诗人余秀华深受关注的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精装再版，全新上市！
收录的150余首诗作是诗人写作渐趋成熟的成果。这些诗歌中，既有对爱情、亲情、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感悟，也有成名后，对新的生活经验的理解、表达。这本诗集中，余秀华不断探索、扩展自己的边界，诗人的个性更加鲜明，诗的语言和经验提炼更加准确。
★她的诗歌经验往往能直抵人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余秀华的诗歌，从她特殊的成长环境、生活体验中生长出来。带有村庄、土地的朴实气息，混合了女性丰富、敏锐的情感神经。她的诗歌往往有一种韧性，没有对生活的奉承，也没有对命运的妥协，而是一种容纳苦难的从容。
★ 余秀华的首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上市一个月，销量即突破十万。此后陆续出版的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也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热之后，当代诗歌退守小圈子，很难为大众读者接纳理解。而余秀华诗集的热销，堪称近年诗界奇观，令诗歌有机会进入更多人的阅读生活。
★ 2019年底央视主持人大赛中，选手李爽以生命坚持为切入点，讲到余秀华的生命坚持与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打开了倾听者的心门，令这部诗集又一次引发关注。
★ 封面优雅精致，由知名设计师尚燕平设计。精装小开本，方便携带；锁线装订，诗集可平整展开。用纸精良，文字排版简洁舒适，并配有数张彩色插图。具有极高的阅读与收藏价值。
◎ 内容简介
本书是诗人余秀华的第三部诗集的全新再版。收录经典诗作约150余首，呈现了诗人一如既往对爱情、亲情、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感悟，也有成名后，对新的生活经验的理解、表达。相对于诗人的前两部诗集，这本诗集中，诗人的个性更加鲜明，诗的语言和经验提炼更加准确，可以说是诗人渐趋成熟的诗歌写作成果。
◎ 名人、名家及媒体评论
余秀华是一位很本质的诗人。她的诗作表明她对人世间的很多事物有一种可贵而又质朴的领悟能力。她的诗歌写作中有一种罕见的抵制诗歌规训的东西，她既对当下的诗歌风向很敏感，又能有意识地警惕它们对自己的吸引。最重要的，她写得很质朴，有一种粗糙的蓬勃的感性潜藏在她的词语中，我觉得，这已经很难得了。
——诗人、北大教授 臧棣
余秀华说：“诗歌一无是处啊，但是，诗歌通向灵魂，灵魂只能被自己了解。”我写不出诗，于是偶尔在她的诗里安放灵魂。她的诗远比她和她的生活更惊心动魄、更明亮、更残酷。在她的诗中，我心安理得像她一样“只是耐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乐”。于我而言，这种陪伴无比珍贵。想必，她知道，这是她写诗的意义。
——主持人 陈鲁豫
我喜欢余秀华的诗，她的诗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有机的诗歌。“云里写诗，泥里生活”，这也是我自我借鉴的一句话。
——歌手 李健
在一个矫揉造作的时代，真诚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余秀华的诗作无异于天籁之音。
——学者 喻国明
这几年我读诗很少，但我感觉真的很难找到能出其右者。每一句都只有她能写出，都是她的逻辑和感受，顺着她的句子往下读，身上的每一条敏感的和麻木的神经都会被触动。
——诗人 姜渔火
余秀华坐拥自己的世界，与境遇无关，与身份无关，她就是这样纯粹的诗人。
——诗人 马灯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诗歌是一件极其雅致的事情，甚至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是，就有这样一位农村女性，长期生活在乡间，身体带有残疾。她却把那泥土中的生长，门墩上的期望，化作了最有力量的诗句。——《朗读者》节目

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个体的行为是无法预知的，但是，当个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群体的行为反而表现得有章可循，于杂乱中显现秩序和稳定。这是为什么呢？
围绕这一问题，作者从统计物理、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中探寻其中的缘由，发现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奇妙的结合点，以及它们共同的法则。从细菌生长的形态到交通流的运行，从流体相变到政治结盟，从电脑网络到市场交易，等等，莫不于纷繁多样中遵从一致的奇妙规则。
结论或许令人充满遐想，论证的过程却平易生动。作者小心翼翼地择取例证，谨慎地驱遣词句，以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方式，讲述各门类的知识与道理，实属少见。

☼- 卓越的当代美洲文学“跨界之作”，可疑的北美原住民魔幻现实
≌— 北美新魔幻，实力派作者的戏谑织梦，CBC甄选“加拿大必读书目” ！
☼- 颓丧的当代生活，男女在来去间，悬浮、孤独、渴望 ……
≌— 四则古老的创世神话VS 四部西方文学经 典， 重述世界的起源、 人与 世界的关系。
☼- 独特的叙事风格，幽默、戏谑，体会故事解谜又织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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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1993年获加拿大总督奖提名，同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奖，2004年选入CBC“加拿大必读书目”，被《纸与笔》评选为“加拿大小说世纪之作”。
小说编织了现代生活和神话故事两条故事线索。
现代生活叙事层面，片段式呈现了五个黑脚族当代成员生活：艾尔伯塔是一名大学老师，她在两个男友间维持平衡，想要一个孩子，但不要丈夫；伊莱从主流社会退回母亲当年的乡镇小木屋，意图阻止一项破坏保留地生态的大坝工程；莱昂内尔32岁，仍在为傲慢的老板卖电视机，却幻想重回大学……
同时，托马斯·金融合切罗基、纳瓦霍、黑脚等族的创世故事，用四个神话故事重复叙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两条线索在小说结尾交织，真实与想象重叠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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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推荐
充满野心和乐趣的小说……疯狂的逻辑和多个声音的叙述使这部小说必将成为美洲原住民文学和当代美洲文学中卓越的“跨界作品”。
——《波士顿周日环球报》
一部令人难以抗拒的有趣小说……金将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事件融合在一起，独创地表达他对社会的讽刺看法。
——《多伦多明星报》
金以奇妙的方式将过去和现在、男性和女性的世界、白人和原住民的世界、真实和想象的世界混合在一起。
——《开拓者日报》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是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富有盛名的代表作，自1960年出版以来，始终是读者获得史学通识教育、了解第三帝国历史的*读本。
经典史书，塑造思想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以下简称《第三帝国的兴亡》）起源于威廉·夏伊勒在欧洲和纳粹德国生活的真实经历，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缴获的德国文件、德国军官和文官的审讯记录和证词、幸存下来的日记和回忆录。虽然当时许多史学专家对威廉·夏伊勒提出质疑，认为时间沉淀不够长，不足以以客观角度撰写第三帝国的历史。但是，夏伊勒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手资料能为写作者使用，加之他自己独特的亲身经历，促使他无论如何都要写下这段历史。《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后，在全世界范围热销，出版当年仅在美国就售出了200万册，此后加印不断，成为史上销量惊人的历史类畅销书。同时，图书界和史学界也给予了高度认可，《第三帝国的兴亡》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图书奖、凯里-托马斯非虚构图书奖。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休·特雷弗-罗珀不吝赞美之词，说：“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记述客观，论断公正，结论无可辩驳。”60年来，这部史学著作始终在历史类图书的必读榜单占据重要位置，成为千万读者了解第三帝国历史的*读物。
中国史学通识读本，翻译界教科书
《第三帝国的兴亡》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更影响了世界各国的读者。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读过东京创元社推出的日语版之后，曾写道“我对这本书入了迷，还有他的《柏林日记》”。1961年，《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版开始进行翻译，译者由当时任职于新华社的董乐山领衔，还包括李天爵、郑强、陈庭祐、沈苏儒、李奈西、周家骖、程祁昌、赵师传，译稿由董乐山校订终稿。中文版出版以来，成为国内史学通识读本，广受读者好评，在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译本更成为许多大学翻译课堂的教学范文。
译林新版，全新增订
2020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役胜利75周年、《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版出版55周年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精装上下册增订版，主要增订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对照英文原版重新校订译文，针对全书三千多条人名、地名，按照通行的译名法则进行修订；
2，补充近200张珍贵历史照片，图文对应，并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图8张，采用拉页装订，全景式展现真实的历史场景；
3，编写大事年表、主要人物小传，为阅读增加辅助资料。此外，精装版本印制由精装工艺一流的南京爱德印刷厂承印，保障实体书收藏级品质。
1933年到1945年，被称为“第三帝国”的纳粹德国迅速兴起又急速覆亡。威廉·夏伊勒自1925年起开始观察纳粹活动，以亲身经历与采访手记，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缴获的大量秘密文件、军事命令、私人日记，以及纽伦堡审判席上的供词和证言等，全景式描绘了希特勒德国的历史。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根植于海量历史文献，以无所不包的视角，呈现出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全史、纳粹党兴起的历史渊源和掌权过程、德国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的转折等历史场景。书中描绘了纳粹德国每一项重大决策、每一次重要行动的制定过程与行为细节，生动地塑造出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德国军中反对派代表施陶芬贝格、英国前首相张伯伦等一大批地位、性格迥异的正反面人物，不仅忠实还原了历史事件，更对人性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展示与挖掘。作者威廉·夏伊勒以亲身经历的独特视角、新闻写作练就的出色文笔，以及对素材的深耕细读，为这部历史著作注入了生动而真实的生命力。

《无声的声言》是跨文化传播（交际）学的奠基之作，视野宏阔，洞见深刻，理沦崭新。霍尔按知觉程度将文化分为显形、隐形和技术性三个层次，按内部构造将文化分为元素、集合和模式。他系统讲解直观而实用的“文化教学示意图”，解说文化变革，提出“文化即是交流”的命题，首倡“时间语言”和 “空间语言”，并给予生动的解说，意在帮助人们挣脱文化枷锁，逃离文化囚笼。
跨文化传播（交际）学之父爱德华·霍尔筚路蓝缕的精心之作前无古人，达到了后人也难以企及的高度，魅力经久不衰。
《无声的语言》在传播学的发展中给人启迪，在“和谐世界”的构建中给人信心，它扫荡隐形障碍，提高文化觉悟，激励世界各国人民互相学习和尊重。
(正在采用)

本书作者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文笔，向读者介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美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可预计的将来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欧文・M．费斯在这本敏锐的著作中指出――这正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针对的问题。费斯阐明，对于政洽捐款开支、仇恨言论和淫秽出版物所施加的限制如何可能根据第一修正案予以辩护，而不是遭到其反驳，作者由此而重构了相关的辩论。他提醒我们，国家可以成为自由的朋友，可以保护和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而剥夺这些言论可能使我们的民主丧失其全面和丰富的表达。

本书着重研究了新的信息流动模式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作者继承了场景理论和媒介理论，提出了将面对面的交往研究与媒介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切入点：社会“场景”结构。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机制是：角色表演的社会舞台进行了重新组合等。

《时间社会学》讲述了：除了一个绪论和回顾以外，《时间社会学》由五个主要部分组成。前面几个部分（第一、二部分）涉及哲学和概念的问题，而后面几个部分（第三、四、五部分）则涉及具体的研究课题。读者将从有关时间的基本哲学假定的讨论（第一、二章），到有关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的种种理论（第三～六章），再到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从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时间研究中产生的（第七～十四章）。读者将发现《时间社会学》并不局限于社会学这一个学科的贡献，还包括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著作——例如，社会哲学、社会史、工业经济学，特别是人类学。我希望这种多样性能拓宽《时间社会学》的范围，丰富《时间社会学》的内容。

戴安娜·克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她的著作《无形学院》享誉学术界。
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这部新作中，克兰结合生产和消费这类文化形式的语境，全面梳理了流行文化和艺术社会学领域的大量文献，以及传播学、文学批评、电影研究、美国文明、经济学和艺术批评等学科有关媒体文化以及艺术的社会组织与阐释的原始材料，考察了二战以来文化生产性质的转变及其发展趋势，使用清晰、简洁的语言和事例描述和分析了在文化研究内部构架“文化生产”观点的中心问题。同时，作者也追溯了社会划分类型影响文化消费的日益复杂的方式，概述了阐释媒体文化中主要的“意义”阐释理论，并回答了“媒体是怎样塑造和构架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这些产品的广义语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相比之下，都市环境是如何扶植或约束都市艺术文化的？”等问题。

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序 言
陆月宏 译
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变得习惯于后工业主义了,它对于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具有意义的。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而来的,是事情开始变得暧昧不清。有关后启蒙运动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至于一只猫都会逡巡不前而不敢冒险涉足其间。它暗示了一种它无法命名的“逾越”,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它暗示了它所命名的东西,同时否定了它与熟悉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过去”加上“后”——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脱节了的现实的基本处方。
本书是一种追踪词语“后”的努力,这个词语“后”有时被命名为“晚期的”,有时被命名为“超越的”。它不断地做出一种努力,即努力去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历史发展所赋予这个词语的含义。这种努力只有通过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只是经由词语“后”,它们的生命才得到了人为的延长——冲锋陷阵般的格斗才能获得成功。鉴于这些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不仅藏纳于其他人之中,而且残留于我自身之内,所以,与之作搏斗的噪音有时会回响于本书之中,这种噪音的响度部分地源自我也不得不与我本身所面对的对象进行格斗这个事实。因此,某些事情也许会显得刺耳,表现为极度的冷嘲热讽或鲁莽。通过习以为常的学术的平衡行为,人们是无法抵抗来自陈旧思想方式的强大牵引力的。
在根本上,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倒不如说,它孜孜以求的是另一种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以下内容写作于一种19世纪早期的观察者的心态之中,这个观察者注视着从衰退中的封建土地改革的外表后面涌现出来的尚未得到认识的工业时代的轮廓。在结构变迁期间,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与过去结盟,阻碍了我们对正从四面八方侵入地平线的未来山峰的观察。就此种意义而言,本书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而没有采取任何方法论上的防御措施。
此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评价之上,即我们是见证人——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发生于现代性内部的一种断裂的见证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这些划时代的区别如今正在显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我想要在本书中加以表明的。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分化的则源自对社会发展迹象的观察。在获得清晰的景象之前,无论如何,一种稍远一些的未来必须进入视野之中。
我将涉及的理论上的骑墙态度,在实践上也有其对应者。那些在“当代非理性”的袭击面前空前紧密地依附于带有19世纪前提的启蒙运动的人,在每一点上都与另一些人一样受到了决定性的挑战,这些人试图把现代性规划连同其所附带的畸形产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在这里,不必给自陷危境的文明令人恐怖的全景画再添加任何东西,这种景象在舆论市场的各个部分都业已被充分描绘。这同样适用于一种“新窘困”的各种表现,这种“新窘困”已丧失了工业世界组织性的二分法,而工业世界甚至在它的各种对抗中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相继而起的第二步。它所做的是将这一步骤上升为解释的主题。问题是,如何以在社会学上受到启发和得到训练的思想来把握和概念化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这些当代精神中的不安全感既在意识形态上愤世嫉俗地进行否定,又有屈服于非批判性的危险。为此目的而提出的引导性理论观念,能够再一次地以一种历史类比的方式来加以阐明。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
无论如何,这种类比的局限有助于澄清论点。19世纪,现代化在其对手的背景之上发生了:一个传统的道德观念世界,和一个要被认知和掌握的自然。今天,在21世纪的门槛上,在发达的西方世界中,现代化业已耗尽了和丧失了它的他者,如今正在破坏它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前现代性经验视域之中的现代化,正在为反思性现代化所取代。在19世纪,等级制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遭到了解神秘化;今天,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古典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之中,也发生在工作、闲暇、家庭和性的存在模式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为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进行的现代化所代替,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和政治医书所没有提供的。正是这种展开于工业社会和现代性之间的对抗性,扭曲了我们进行“社会测绘”的努力,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中来构思现代性。本书的论点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
这种存在于对传统的现代化和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存在于古典的现代化和反思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我们的思想。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在对当代生活形形色色的领域的穿行中指向这一点。尚不清楚的是,工业社会精神的哪些支柱将在这种第二次理性化中崩坍。而这种第二次理性化在今天仅仅处于开端。但我们有良好的理由来对此加以猜度,即这种情形甚至将发生于一些最根本的支柱,例如,功能分化或与工厂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
从这种陌生的视角中将出现两种后果。迄今为止,它仍保持为不可思议:在其纯粹的连续性中,按照完完全全的常态来说,工业社会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进而言之,这种视角意味着,如今正在颠覆着世界的反现代主义剧本——新的社会运动,对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性的驳斥,倒不如说是对于超出了工业社会轮廓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表达。
现代性的全球性影响与它的工业社会规划的局限和僵化形成了对立。通向这种观点的道路,为一种尚未破裂的、仍旧依稀可辨的神话所阻塞。19世纪的社会思想本质上就受限于这种神话,而且它还给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投下了一道阴影。这种神话断言,发达的工业社会,连同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的生产部门,它的立足经济增长的思想范畴,它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与它的民主模式,是一个彻底现代的社会,是现代性的顶峰——甚至设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历史之终结的疯狂笑话。这个观点对于这个时代拥有特殊的迷惑力,在这个时代中,创新正从传统的重压之下稳步地解放出来。或者,换言之,我们无法想像另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因为就我们的范畴所及,不存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工业社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古典理论家们,业已将他们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必然性,转化为隐蔽的先验性。为康德所激发的问题——什么使社会成为可能?——已经演变成一个一般而言有关资本主义的功能前提和现代性的必然性的问题。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断言,即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家庭、职业、工厂、阶级、工薪劳动、科学、技术——但同时,这些东西在原则上又没有变化,这种断言的古怪方式就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明证。一般而言,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地革命的社会。但在每一场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却仍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同时,我们必须与传统的财富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必以一种误解和悲伤的方式转向新现代性。无论如何,这种新现代性始终残存着陈旧之物。追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追踪带有“改变体系”的味道,会使得到宪法保障的“自然权利”陷入危险。另一些人已经避难于某些核心信念之中——这些信念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量化方法、专门化——根据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的忠诚观念,他们盲目地抨击任何散发出异端气味的东西。
然而,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至少不是因为在今天19世纪的世界正在走向终结。甚至这样说也是一种夸大其辞。正如我们所知,19世纪的社会世界确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业已被摧毁过几次——在思想上。在这个领域,它在适时地诞生之前,就已经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9世纪晚期尼采的观点或“古典的”(这就意味着:陈旧的)现代主义文学有关婚姻和家庭戏剧的舞台作品,是如何在实际上发生于21世纪开端时我们的厨房和卧室之内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在推迟了大约半个世纪或甚至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很久以前发生于思想中的事情正在如今的生活中发生。
我们也经验到——超出从前只在文学中加以想像的东西——人们必须在故事讲完之后继续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一部易卜生的戏剧中经验到帷幕落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经验到后资产阶级时代舞台之下的现实。或者说,关于文明的风险: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这种文化批判业已变得僵化,因而我们不再能够满意于文化批判的诊断,这种诊断总是更多地意味着某种告诫性的悲观主义。如果“超出”没有如实地得到认识并被摆脱,那么整个时代就不可能进入某个超出从前所定义的范畴的空间:人为地延长了过去对于权威性的要求,这个过去已经洞察到了逃出它手掌之外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这本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主导性的观念从两个角度发展而来。首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相互掺杂将用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来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第一篇)。在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之中,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从技术—经济“进步”的力量中增加的财富,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在早期阶段,这些还能被合法化为“潜在的副作用”。当它们日益全球化,并成为公众批判和科学审查的主题时,可以说,它们就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落中走了出来,在社会和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核心的重要性。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比照着财富分配的“逻辑”(它至今决定着社会—理论的思考)而发展起来。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与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第一章和第二章)。
然而,这些“社会危险”与它们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潜力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方面。当人们把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就显现出来(第二篇和第三篇)。一方面,在昨日、今日和整个未来永存的阶级或阶层化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筹划为一个扩展的群体社会。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的有效性,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种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正处于不断丧失传统特性的过程之中(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变成了常规的和标准化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核心家庭奠基于男人和女人被硬性划定的和(不妨说)“封建的”性角色,这种角色开始与持续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将女性投入于工作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离婚,等等)进行搏斗。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改变,正如与工业社会“核心家庭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婚姻、亲子关系、性、爱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根据(工业)工作社会而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却直接将目标对准了工业社会的有序模式:工作时间和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微电子技术带来了一种跨越生产各部分的部门、工厂和消费者之间的新的网络化。但随之而来的是,早先的就业体系的法律前提和社会前提被“现代化掉了”: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以一种崭新的多元化不充分就业形式出现的职业体系,伴随而来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危险和机会(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包括方法上的怀疑论)在工业社会中获得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论(首先)局限于外在的研究对象,而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却在内部风起云涌的怀疑论面前被保护得严严实实。怀疑论的区分对于专业化的目标是必要的,正如它在易错论的猜疑面前是不稳定的一样: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在它的内在和外在关系方面都经历了非连续性。在这里,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怀疑论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危险之中,因此,科学既被普遍化了,也被解神秘化了(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和形式伴随着工业社会而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这些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受到了削减。被制度化为“进步”的亚政治的创新依然处于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它们而言,民主程序是虚弱无效的。在反思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这种情形变得成问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接过了塑造社会的领导性角色(第八章)。
换言之:一种内在于工业主义中的传统性的组成部分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被铭刻在工业社会的建筑物上——铭刻在“阶级”、“核心家庭”、“专业工作”的模式之上,或铭刻在对“科学”、“进步”、“民主”的理解之中——同时,它们的基础开始在现代化的反思性中瓦解和粉碎。听起来也许令人奇怪,为这种情形所激发的时代愤怒,并非现代化危机的产物,而是现代化成功的产物。甚至针对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反思性现代化不是意味着更少而是意味着更多的现代性,一种针对古典工业构架的道路和范畴而被激进化了的现代性。
我们正在经验一种变化之基础的变迁。不过,为了构想这些假设,工业社会的形象必须修正。就其蓝图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它内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陈旧的或传统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工业时代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论——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在其制度中,这些原理只能在一种部分的、部门的和有选择的基础之上得到实现。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工业社会通过其体制而使自身变得不稳定。连续性成为了非连续性的“原因”。人们从工业时代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他们在宗教改革期间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进入社会一样。由此所产生的震动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这就是风险社会的轮廓。这是机会吗?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的发现和学习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部分变得更聪明一些。存在着一种从结论出发重写和重新构思本书的巨大诱惑。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乏时间。如果我这样做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还会再次出现。这再一次强调了本书论点的过程性特征,而不应该被理解为对缺陷的空白检查。对读者来说,它提供了单独地或以不同的秩序阅读各章的好处,并促使他们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反对和增补这些论点而进行彻底的思考。
或许每个接近我的人都业已在某些地方遭遇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卷帙浩繁的已有文献,以及我对于他们的评论的请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完全满意于不断浮现的变化。一切都渗透于其中了。这种在我的研究活动领域中主要与年轻学者的合作,在这个文本中或在此处的序言中都无法被充分地谈及。对我而言,它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激动人心的体验。这个文本中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对于个人谈话和共享生活的“剽窃”。虽然只能挂一漏万,但我还想致以谢忱:感谢E.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每天所度过的非凡生活,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为了我们相互之间从不缺乏的尊重;感谢M.雷里希,为了诸多的思想、谈话和复杂的材料准备;感谢R.许茨,为了她的神圣而富有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鼓舞人心的想像;感谢W.邦斯,为了几乎涉及本书所有部分的成功而富于探索性的谈话;感谢P.贝尔格,为了他向我提供的一份大有助益的反对意见;感谢C.劳,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对某些固执己见的论点的支持;感谢H.施托姆普夫和P.索普,为了他们的诸多启示,为了他们富于创造性地提供的文献和经验材料;感谢A.沙赫特和G.穆勒,为了他们在打印文本时的可靠与热情。
我也体会到了来自同事们的令人愉快的鼓励,它们分别源自K.M.博尔特、H.哈特曼和L.罗森迈尔。重复和错误的形象总会存在,因此我有意识地要保留瑕疵的痕迹。
任何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了湖泊之闪光的人都没有出错。本书的主要部分写作于山顶空地,这座山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阳光、微风或波浪的评注直接被纳入书中。这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场所——受惠于阳光灿烂的天空——由热情好客的弗劳·鲁多尔菲女士和她的家庭所提供。他们甚至禁止他们的孩子在靠近我的地方玩耍,禁止他们的家畜在靠近我的地方吃草。
一份来自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学术津贴为这段闲暇时间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它,也许这项学术事业就无法进行。为了我的方便,我在巴姆贝格大学的同事P.格罗斯和L.瓦斯科维奇同意推迟他们的休假学期。我真诚地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对我的错误和夸大其辞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也许还要感谢那些没有打扰我的安宁并忍耐了我的沉默的人。

与此前的许多技术发展一样，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化时代同样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根本性变革的许诺：通过电脑，我们可以超越时空和政治。在本书中，文森特·莫斯可透过技术发展和经济泡沫的迷雾，试图探明围绕数字化新技术出现了哪些迷思，以及为何人们对这些迷思坚信不疑。他认为互联网时代投资者如此狂热的动因并不是他们对经济规则的无知，而是对赛博空间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这样的迷思的坚定信念。
莫斯可指出，迷思并不是一些可以被纠正的错误观念，而是一些可以将我们从日常的平庸带入卓越的可能性的叙事。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对赛博空间的认识置于我们对文化——特别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后冷战时代关于历史、地理和政治终结的迷思——的认识之中，这将会增进我们对数字化世界的理解；我们有必要通过“双眼”，即同时从文化的和物质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
在对赛博空间的迷思，以及历史上由过去的技术进步(电话、广播、电视等)所引发的类似的迷思性主张进行分析之后，莫斯可将我们带到“9·11”事件发生的“零点地带”、在本书最后一章，他对世贸大厦双子座所象征的传播、信息和贸易，以及这些象征在政治、经济和赛博空间迷思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批判性思考。

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其中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工。还有从两种主要类型的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

《大众的反叛》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大众民主”正在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主导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公众逐渐取代传统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欧洲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支配力量，其话语也逐渐具有威势话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训练和理性涵养，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情况——诸如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动、轻信政治投机家的承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等等。这一切被作者加赛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并在这部影响卓著的作品中做了详尽的表述。在书中，作者对于公众主导社会生活所包含的危险性进行了准确地预见(后来欧洲公共生活的巨大灾难不幸应和了作者的预言)，并进而质疑了公众能胜任这种支配角色的带有先验特征的命题。虽然现代社会的技术让公众具备了支配的能力，但是否就有这样的资格呢?是否应该存在着一种克制的力量呢?……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避免公共灾难是有巨大帮助的，这也是我们将这部著作引见给中国读者的最主要的动机。

新闻界创造不出民主，民主也制造不出新闻事业，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正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媒体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本书中要论述的核心问题。以美国媒体为研究对象，但辅之以比较研究的文本背景，作者把新闻理解为既是故事讲述又是事实指向的操作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新闻报道规范与框架下，作者围绕今天的公共知识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这二者之间所产生的诸多争辩进行了阐释。本书为舒德森近年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文集。

伯克利的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学生运动的报道如何抑扬褒贬；运动中公众人物的声誉如何与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断升级；媒体的选择如何影响60年代这场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
作者托德·吉特林曾经参与了当时的报道，他不但目睹了媒体是如何歪曲报道的，而且还看到了学生运动自身复杂的结局。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在吉特林对于媒体报道和学生运动丰富的叙述中，他的朴素的描写，他的的对于人性的思考方式，为我们在大众传播时代观察民主的意义以及媒介与民主不断扭曲的关系提供了个独特的视野。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上那段重要的时期，本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本《超越文化》是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作者在书中对各国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并提出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理论，包括高语境和低语境理论，单向时间习惯和多向时间习惯等，对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影响巨大。这本书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大量引用和借鉴，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意义重大。

为什么“民主”这个曾经的“坏东西”会变成“好东西”？作者以成熟的西方民主为例，深入浅出地展现了现实世界中民主体制的许多实证性问题。作者从民主的起源和演化讲起，逐一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西式民主的机制与运作及其实效与反思。全书不仅是对西式民主的介绍，也是对其的进行反思。

《大家小书-乡土中国》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锰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大家小书-乡土中国》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