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唐和宋的专题研究》内容简介：“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四字，正是百年名校东南大学的校训。在历史上，东南大学曾经赢得“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美誉。而今，她正秉承校训精神，不断追求，锐意进取，力图突破以往在理工科方面所取得的卓越形象，而朝着以工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方向奋力前行。1995年，东南大学恢复法学专业、成立法律系；2006年9月，东南大学在原法律系的基础上重建法学院。通过创办法学院并大力发展其他人文学科，东南大学正不断体现着集中华人文精神与希腊科学精神为一体的“止于至善”的校训之理念，不达“至善”境界，永不止步。
东南大学法学院虽然恢复重建时日尚短，然而，东大法学却已历经百年淳厚学术传统之浸润。东大法学肇始于民国时期1928年7月成立的中央大学法学院，首仟院长为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谢冠生教授。中大法学院人文荟萃，名流云集，为东南法学一时之冠。学界、政界著名人物韩忠谟、钱端升、杨兆龙、梅仲协、史尚宽、刘克镌、曾劭勋、黄正铭、金国鼎、范馨香、韩德培等，或曾任职于中央大学法学院，或就学于中央大学法学院，缔造了东南大学法学曾经的辉煌。
感念先贤中大法学精神，激励当下东大法学学人。当今中国，政治昌明，民生安定；经济腾飞，法治发达。东大法学如何在此盛世之下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添薪加火，对当下中国法治与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是今日东大法学学人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东南大学法学学术文库”作为肩负这一历史使命而推出的一套法律丛书，以为社会贡献一批有分量的法学作品为己任，以促进法学的繁荣发展为目的，勉力为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David Abram draws on sources as diverse as 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Balinese shamanism, Apache storytelling, and his own experience as an accomplished sleight-of-hand magician to reveal the subtle dependence of human cognition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e explores the character of perception and excavates the sensu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which--even at its most abstract--echoes the calls and cries of the earth. On every page of this lyrical work, Abram weaves his arguments with passion and intellectual daring.

"Long awaited, revolutionary...This book ponders the violent disconnection of the body from the natural world and what this means about how we live and die in it."--Los Angeles Times

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的「白雲山先天顯應雷壇」是一個道脈傳承久遠的道壇。根據該壇供奉的「祖師榜」、收藏的科本、立於當地的墓碑以及族譜、口碑，其啓教祖師是活動於明朝初年的道士雷子壽。經過數代傳承之後，該壇在清朝後期傳給戴姓道士。戴姓道士已傳承五代，迄今已有160多年的歷史，現在執掌道壇的是戴禮輝道長。壇班人員皆屬民間散居道士，能舉行大小20多種法事，基本上都是非常傳統的正一科儀。本書首先簡要介紹該道壇的基本情況（包括地理位置、道壇源流、壇班道士、壇場佈置、道壇法器、法服和科本），主體部分完整詳細地記錄授籙奏職、抱患預禳、清平醮儀和度亡超拔這四種法事的儀式流程，最後一部分是對數種道壇秘本的介紹和錄文。書末附錄180餘種贛西北流行道教法事板刻資料（包括經、符、神圖、文書等）的影印件。

本书是关于东亚道教研究的开山之作，它以比较宗教学为方法，将道教置于“东亚文化圈”中，以道教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半岛的传播历史为经，以神灵信仰、道教文献、教义思想、养生修道术、医学成就和文化形式为纬，以历史上东亚各国人士对道文化的解读与选择为突破口，第一次提出“东亚道教”的概念，对东亚道教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其中对“东亚道教”的内涵与外延、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的探讨，对道教与天皇制、律令制、神道教、武士道、花郎道、青鹤派、高台道、母道教等关系的研究，都具有独特见解。

該書收錄了柯睿教授已經發表的6篇英文版論文：《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李白的紫煙》《李白<大鵬賦>》《蜀道：從張載到李白》《登高詩：登泰山》《法幢與經幢——李白的佛教碑銘》，翻譯成中文集結出版。
《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最初發表於1986年，此文是西方語言中首次嘗試以比以往更為確鑿的方式展示道教對李白的意義，以及李白在詩歌中如何運用其宗教文獻和實踐的知識。文章的重點是對李白詩歌中幾個術語的闡釋，這些術語直接出自上清道文獻，從未獲得學者們的準確理解。
《李白的紫煙》一文對李白有關道教的作品展開進一步研究，分析其所使用的一個奇特迷人的意象。對李白而言，在三種普遍和基本的顏色白、青、黃之後，在其詩中最常使用的顏色就是紫色。在這一點上，李白在唐代詩人中是不同尋常的。紫色與道教的關聯很可能是李白喜愛這種顏色的主要原因。
《大鵬賦》是李白最著名的賦，因為文中確認了與詩人自己的關聯，慶祝他早年與偉大的道教宗師司馬承禎的相遇。本書所收的《李白<大鵬賦>》基本上是帶有注解的翻譯，嘗試為西方讀者提供完整的背景知識和必要的參考資料，以便理解這篇精湛的作品。
《蜀道：從張載到李白》中作者將這《蜀道難》與另外兩篇不同體裁但內容類似的作品聯繫起來——賦作《劍閣賦》和詩篇《送友人入蜀》。作者推測這三篇作品是在同一場合的創作。
《登高詩：登泰山》是筆者融合文學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的早期嘗試。在討論了一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篇後，這篇文章的後半部也是最長的部分細緻地研究了李白在742年初夏造訪此山時所作的六首詩。脫離對中古道教的文本和傳統的參考，這六首詩中的很多意象和典故就無法被恰當地理解。
在《法幢與經幢——李白的佛教碑銘》中，筆者嘗試闡明李白的一些帶有佛教靈感的詩篇，尤其是他為佛教寺院中的常住器物所撰寫的兩篇長長的碑銘。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希望理解我們致力於研究的作品的作者，就必須盡可能多地瞭解他們的物質世界和想像世界的所有方面。否則我們會排除（不論有意還是無意）那些本來要求努力融攝不同背景的成分，這些不同背景足以挑戰我們樂於接受的一致性觀點。

1518年，葡萄牙海盗在地中海上抓捕了一位北非外交官，他叫哈桑·瓦桑，来自菲斯，正奉苏丹之命出使土耳其。这是海盗们头一次抓到身份如此显赫的穆斯林，如获至宝，将他敬献给教皇利奥十世。哈桑·瓦桑被关押在罗马圣天使堡。一年多后，他表示愿意改变自幼抱持的信仰，皈依基督教。教皇亲自施洗，并为他改名约安尼斯·利奥。改变信仰大概只是哈桑/利奥为获自由的权宜之计。在意大利生活九年之后，他销声匿迹，很可能伺机回到了他成长和热爱的北非伊斯兰世界。
滞留意大利期间，哈桑/利奥以基督教世界的欧洲读者为对象，撰写了一部《非洲寰宇地理志》，回忆和记录自己早年出使埃及、土耳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地的见闻经历。这是中世纪欧洲的第一部非洲地理志，出版后风靡一时，甚至塑造了此后数百年间欧洲人对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认识。
在本书中，著名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利用手抄本、档案和同时代人物的著述等种种资料，对哈桑/利奥这一身处16世纪两大对立思想世界的夹缝之中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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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而富有想象力……因其新锐的史学技艺，戴维斯教授已成为当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中的标杆性人物。她能从乏善可陈的档案材料中开掘发人深省的洞见，她在人类学和文本批评方面的技巧堪称出神入化，她擅长从个别历史人物的人生与经历中提炼广泛的历史认识，这一切都使得戴维斯教授堪称当世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The New York Sun

《宋史研究丛书（第四辑）：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是在史泠歌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政治历来是个敏感的话题。从皇帝的疾病、医疗条件，从民生出发，历史上若一个英明又顾民生的皇帝长寿，与百姓而言，是大福，若一个昏庸无用的皇帝当政，则把黎民置于水火之中。但这仅是相对而言。元人张养浩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氏之前、之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此句诗的最佳注解。

中国において今でも信仰される神々の多くは、元帥神という武神から変化してきたものである。しかし、道教や民間信仰におけるその変容については、不明確な部分が多かった。本書は、道教経典や民間信仰の神学類書、さらに通俗文学の資料を博捜し、中国の武神の発展と変化の過程を解明する。

東晉道教上清派是一個特別專注於心念的道派。它以茅山為中心，以存思身神為主，並配合符、籙、咒、印、叩齒、咽津、食氣、導引、誦讀經文等法門來修行。它對後世道教影響深遠，不僅使茅山成為道教勝境，其主要經典《大洞真經》，到了宋世，更融入文昌帝君信仰，形成川、滇一帶的《洞經》文化。本書凡十六篇五十萬言，分別論述上清經派的起源、修煉法門，及陶弘景與上清經派的關係。

“汉晋道教仪式”和“古灵宝经”是两个各有其 独立性然而又具有深刻内在关联的课题。由王承文* 的《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上编围绕斋戒制 度和定期斋戒制度，对汉晋道教仪式的起源、发展脉 络及其与古代国家祭祀和印度佛教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作了新的探讨。下编围绕敦煌本《灵实经目》，对古 灵宝经出世时间、版本、分类、教义思想以及经典之 间的内在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作者在大 量实证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亦力求对汉晋道教 的基本问题进行新的阐释和推进。

*《美丽新世界》《知觉之门》作者、英国文豪阿道司·赫胥黎晚年“知识井喷式”写就的大案纪实作品。他梳理了近300年来针对“卢丹神父附魔案”留下的相关文字资料，详实、精密、准确地记录下了这件足以被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的真实事件。
*法国历史上的巨大污点：究竟是俊俏的风流神父，与17名修女之间因荒淫无度引来魔鬼附身，还是被权力精英阶级嫉妒，故而栽赃陷害？身临其境地看一个人如何一步步失去自己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并在酷刑后被火刑处死。赫胥黎用400余页的文字带领我们走入那个狂野荒蛮的时代，并分析了“卢丹冤案”对此后300余年来欧洲社会、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
*中文图书里罕见的、详细纪录了人类历史上容易被学界忽略的一段时代——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之后、大革命的曙光来临之前，那个荒蛮与文明、蒙昧与进步并行于世的怪异时代——的精妙著作，堪称法国版《叫魂》，写作时间却比孔飞力早了近40年。
*英国《卫报》评选的“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图书佳作总榜，排行第9名。同名改编电影《卢丹的恶魔》由著名艺术电影大师肯·罗素执导，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外国电影”等多项大奖。时至今日，由本书改编的同名歌剧仍在欧洲大陆上巡演，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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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丹的恶魔》记录了欧洲历史上一件巨大的冤假错案。事情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结束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公元十七世纪中叶。当时法国小城卢丹的教区长名叫于尔班·格兰第，此人博闻强识，仪表堂堂，只可惜他同时也是一枚情种，暗中欠下许多风流债。这些丑闻令他在卢丹与很多人结仇，敌人们决心要报复他。
不久，当地修道院的一群修女被“魔鬼附身”，并声称全是因为格兰第神父与魔鬼签下了契约，使群魔来到中间与她们荒淫无度，才令她们被污鬼附身。经过宗教法庭和世俗法庭的审判，格兰第被判有罪，不仅身体受到非人的酷刑，最终还被火刑烧死。
作者阿道司·赫胥黎梳理了近300年来针对这一真实事件留下的相关文字资料，进行了严肃缜密的推论，推翻了修女们被魔鬼附身的说法，同时点出了十七世纪的欧洲在政治、民生、宗教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因赫胥黎在写作这本书时，语气上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行文奇特，读起来相当有趣，尤其是用大篇幅对修女们的淫乱行为、驱魔人的驱魔仪式、普通民众的野蛮无情进行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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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丹的恶魔》用真实的史料曝光了法国教会内部在处理‘卢丹附魔案’时的腐败和勾心斗角，对愚昧的群众也做了最独到的点评，是赫胥黎最好的作品。”——《卫报》
“像是一本奇怪的历史小说，但它的描述却基于坚定的事实和艰苦的研究……赫胥黎敏锐锋利的写作技巧、他重现那个消失时代气味和味道的能力无可匹敌。这无疑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故事听起来像小说，但它不是。”——《纽约时报》
“《卢丹的恶魔》让就连不喜欢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的读者都兴奋万分！作者的博学和活力同样让人着迷。”——《泰晤士报》
“通过这次臭名昭著的附魔冤案，赫胥黎将宗教的神秘主义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呈现出了与众不同却令人信服的历史画面。”——《华盛顿邮报》
“赫胥黎的杰作，也许是有史以来关于灵性最有趣的书。”——《华盛顿邮报书籍世界》

From the fifth century BC to the present and dealing with Confucianism, Daoism, Buddh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this book explores the four periods of paradigm shift in the intertwined histories of Chinese relig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It serves a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eight-volume Early and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杭州市一位年輕的歷史研究生雷懷素，在這一場全國矚目的文化名塔考古盛事中，參與了雷峰塔遺址的清理工作。對於懷素而言，雷峰塔倒塌的這個事件從來都不是靜靜躺在書本?頭的歷史記載，而是伴隨著沈澱在他生命盡頭的濃稠情感經驗的童年回憶。
隨書附贈光盤一張。

What was cinema in modern China? It was, this book tells us, a dynamic entity, not strictly tied to one media technology, one mode of operation, or one system of aesthetic code. It was, in Weihong Bao’s term, an affective medium, a distinct notion of the medium as mediating environment with the power to stir passions, frame perception, and mold experience. In Fiery Cinema, Bao traces the permutations of this affective medium from the early through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exploring its role in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Mapping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cinema in China in relation to Republican-era print media, theatrical performance, radio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and architecture, Bao has created an archaeology of Chinese media culture. Within this context, she grounds the question of spectatorial affect and media technology in China’s experience of mechanized warfare, colonial modernit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public into consumers, national citizens, and a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subject. Carrying on a close conversation with transnational media theory and history, she teases out the tension and affinity between vernacular, political modernist, and propagandistic articulations of mass culture in China’s varied participation in modernity.
Fiery Cinema advance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affect and medium as a key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 of cinema to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sses. By centering media politics in her inquiry of the forgotten future of cinema, Bao makes a major intervention into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media.

本书收录文稿34篇，分为笔谈、札记、序跋、书评、忆旧、自述六辑。笔谈就当前宋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略抒管见,由五篇文稿组成。札记收录研习钱大昕、钱穆论著的读书报告各两篇,可视为研习钱大昕、钱穆有关宋史论著的导读。序跋所收九篇序跋系自著或合著的引言、导言、前言、结语、余论和后记。书评收录文稿七篇，均为退休前所作。追忆涉及蒙文通、邓广铭等史学家的治学方法。自述讲述了笔者研习宋史的历程及心得。

安禄山因发动安史之乱兼之特殊身份与宗教信仰而为学界所重，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密切注意，相关研究极多，亦颇多发覆。《安禄山事迹》是研究安史之乱的重要文献，本书主要围绕此书，结合考古学资料，考察发生在安禄山、唐玄宗以及二人之间的物事，意在揭示有着宗教信仰的安禄山、唐玄宗的生态。本书可以说是一个杂色拼盘，将不同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意在表达安禄山种族文化及其服散的状态和陵寝的可能形态、帝王道士唐玄宗的宗教实践及在安史之乱中所起的作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讨论撇开了大的政治事件，而将一些琐屑碎事置于重心位置，只是想讨论安禄山及唐玄宗生活与政治中的另一面向，并没有以此偏盖全的意思，读者阅读时内心自当明白、把握。

《中国禅学研究入门》并不是要对近代以来禅史研究作一全面的综述性报道，而是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试图把禅史写作放到具体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书写的脉络中去分析其流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英三大语系对禅史的研究都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中国禅学研究入门》的“入门”主要分成三部分来对其进行论述。

“宝文堂书目”另有一个特点不是书名下边多注明板刻，足以考见明代板本源流晁氏收藏宏富颇有在其他著録中不见或罕见的书画名，如子杂门著録“东轩筆録续绿”“续绿”除见于宋史艺文志而外，别处几未见过；乐府類著録“稼轩余兴”，恐怕是辛弃疾记号的别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几乎僅见于本目的著録；医书類著録“东坡集乐方”可能是“苏沈二内翰良方”苏轼医方部分的蓝本，沈括医方部分的蓝本是很清楚的苏轼的却一直没有搞明白，这材料就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红雨楼书目”所收明代集目较多，“明诗选”部分更详注作者的履歷，是有明代艺文的宝贵资料。若以本目与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明代集部互勘，呆互为補充。这是本目另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