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为中国经济史与商业史研究领域的一位杰出学者所著，也是中国商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全书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的私人契约、宗族、近代商号、工厂制的引进以及商业诉讼等在中国商业发展中的演变脉络、效用及影响。其中科大卫教授主要介绍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国商业发展的两个阶段：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传统阶段，中国商业依合同和礼仪而立；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近代化阶段，中国商业不得不因公司法和会计标准的引入而进行调整。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始终贯穿着作者独特的研究旨趣：即从16至20世纪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主要趋势中观察中国的商业实践。无论是追溯传统还是观察现代，无论是研究制度还是探讨现实，作者始终把中国社会固有的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视为一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的存在：它可能受到冲击，却从来不曾被置换；它可能与西方的经验大相径庭，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那么，我们又将面对一个怎样的未来呢？这本书中的思考或许会在不经意间点亮我们的灵感。因为正如作者所说：“我们读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本书是一本以江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地区经济史稿。时间跨度达六个多世纪,范围涉及人口、生态环境、农业、工业、技术、农民、妇女、文化等。

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一经引进，迅速在我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革命，但这一理论对产权制度的过分强调掩盖了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本书则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近代欧洲经济的兴起，国家主权制度同样是近代经济革命的决定性制度变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综合提高。

《审判雅典》内容简介：古代雅典人是最早表明并践行，即使是没有特定家境和教育的普通公民也是可以做出负责任的政治决定这一观念的。出于这个原因，对于雅典民主的反应，一直是政治思想上的罗尔沙赫氏测验。无论是称赞雅典是现代民主的合法祖先，还是指责其为暴民的统治，纵观历史，评论者们所展现的更多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在本书中，珍妮弗·罗伯兹缕述了自其产生至当代的雅典民主接受史，并从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性别研究、教育理论等领域探索了历代学者对雅典的理解。

《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现代性虽产生于‘西方’，却不等于‘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与非西方都是现代性的载体，是现代性由先而后的历史展现过程--1840年，由英国挑起中英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在暴力、屈辱和反抗中开始了‘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过程。”本书以此观点为前提，顾了清末中国首次面对现代性问题时的反应，并探讨了对其后的历史进程的影响。

《民国的政治逻辑》内容简介：关于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中国产生了两个口号：其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其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两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国共在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之间的阶级关系。
国共两党尚未经过战场上的决定性较量，却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达成了变更国家政体并改组政府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革命并不符合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的逻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爆发出的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根本上讲，正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反弹与回归。

《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套装共2册)》将缕述尧舜以降之治理秩序演变的历史，并因史而求道，从演变着的治理秩序之中探寻华夏一中国治理之道。笔者无意于写作一部自命客观的、科学的历史著述，也不会纠缠于对历史细节的还原、描述，而将集中于考查华夏治理秩序史上几次立宪时期立宪者们的观念、行动，解析他们所构造的制度之渊源和内在机理，以把握彼时之治理架构及其所形成的秩序。由此，《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套装共2册)》将展开一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任务寻找、揭明华夏一中国的治理之道。”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2725 poems by Su Shi. It contains inscriptions,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s well as index. It is printed vertically in propagation. There are totally eight volumes.

《华夏治理秩序史（第2卷）：封建（上下册）》深入周代经典封建制度内部，依据古典经、史，重构封建制的治理架构及其运作机理之完整图景。澄清封建制，对于准确地认知华夏治理之道和华夏历史，对于完整地把握中国文明之深层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封建制乃是华夏历史之开端，在此一开端中，一定最为直接、真切地体现着这群人关于生命、生活、治理的认知、想象和希望。唯有通过解析封建制，借以理解封建制下人们的生活、治理，进入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才能较有把握地谈论中国人的精神，体认华夏治理之道，以及理解中国文明之基本性质。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学大师钱穆继其《国史大纲》后，首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作导论。故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方能获得著者写作之大意所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钱先生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特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本书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对此展开深入耙梳，相信会为学界研究此一问题提供一精致的文本。

本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共40册

《中国行会制度史》介绍了中国行会的起源、历代行会的演变及会馆等等。作者全汉升曾师从陶希圣，受傅斯年的提拔，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桃李满园，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代大师。 这是研究中国工商业同业组织的开创性之作，也是一部探讨从行会的起源、萌芽直到近代手工业行会、商业行会、苦力帮的通史性著作，为后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行会制度史》金书十章。头两章讨论行会的起源及萌芽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行会，接着的三章顺时代先后对隋唐、两宋、元明的行会加以论述；第六章则专章对会馆展开探讨；七、八两章阐释近代的手工业及商业行会；第九章专对近代苦力帮之史进行考察；结论部分析论行会制度的利弊与衰微原因。

沃林格的这部早期著作是从情致的反命题出发的，抽象与移情的对峙构成了全书的结构，全书的论点和框架均由这个对峙而来。抽象是一个至上的艺术律令，沃林格首先是单纯作为移情的对立面而否定性地去界定这个概念的。至于移情这个概念，沃林格则是从立普斯的美学中吸收而来的，但他与立普斯不同 ，他不认为移情是我们面对对象的审美态度以之为前提条件并始终以其为特征的普遍原则，他更多地是把移情描述为这样一种审美态度，这种审美态度仅仅适用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一切以之为传统的艺术作品和面对这种艺术作品的观赏者的态度，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这种极具人性意味的向自然的移情并不是天生自在的，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且，尤其是由艺术所催发出的东西。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触及到一个纲领性的核心，这不仅是艺术学和美学方面的核心，而且也是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面的核心。
◎出版之后短短十几年内，该书不断得到重新再版和修订，这本著作成了表现主义时代最杰出的艺术学文献。
金城出版社同系列作品还有：
《席勒美学信简》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33436/
《弗洛伊德论美》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87860/
《文明的忧思》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07815/

这本《趣味》的1-3章是第1部分：「邀请与导览：笑着脸谈经济思想史的功用与趣味」。4-24章是第2部分：「人物与派别：开着心讲经济思想史的人物与见解」。第3部分的主题是「观念与辩驳：凝着神辩经济思想史的洞见与疑惑」，介绍思想史的对立性概念与见解。第3部分的性质和《趣味》很不相同，需要另写一本《经济思想史的争辩》，内分(1)微观篇：人物与见解、(2)宏观篇：学派与概念。《趣味》的对象是大学生和社会大众，《争辩》的内容较深范围较广，厚度和《趣味》相当（约35则主题）。

从此以后我们探讨日本的国民性，《日本边境论》是绕不开的著作。
——日本作家 养老孟司
《日本边境论》为日本知名学者内田树 的代表作品，也是迄今为止，论述日本人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此书获2010年日本新书大奖第一名，入选“读过后觉得最有趣的书”，总销量超过1000000册，在日本国内被《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长期跟踪报道，中文版尚未出版，就被《东方早报》《书城》《广州日报》《晶报》《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先后报道，引起文化圈的广泛关注及讨论。
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章从日本历史的角度，第二章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角度，第三章从日本人的哲学思想角度，第四章从日本语的语言特点角度，围绕这四个方面论述了日本人的“边境心态”（ 即日本人总是喜欢置身于“边境”，在“外面”的世界里寻找自己不可抗拒的“中心”，这个中心有时是某个强大的国家，有时是某种强势的文化等）。

法律的进化，尤其是在亨利二世时期，至今仍是中世纪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之一，这一领域的二手资料已经变得扑朔迷离且极为分散。另一方面，历史编纂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在贵族政体的历史方面——呼唤从法律的维度对历史进行研究。约翰·哈德森对英国普通法形成所做的权威而通俗易懂的介绍，除了适合于学者阅读外，也明确地以学生和一般读者为对象，因此一定会受到广泛的欢迎。该书的论述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跨越一个半世纪；该书在一个很坚实的论述体例内将法律的发展与更为广泛的同时代的观念、社会和政治的变革融为一体。
哈德森博士探讨了法律在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功能的运作：人们如何为自己的利益运用法律，法律又是如何被用来控制他们的。法律是解决争端、化解诉讼、调整行为的手段。通观全书，他通过对特定案例——有的充满戏剧性、有的则骇人听闻——的详尽讨论，娴熟地阐明并激活了这些主题。

本书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半个世纪内的经济增长，主要关注现代产业的发展，即基于国外引进的产品、原料、技术及制度管理的经济活动。棉纺织厂、铁路及轮船运输、西式的商业银行，将在作为研究现代行业运转的典型例子在本书中予以考察。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政治与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规模与影响与同时期其他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十分相近。
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两个地区向外扩展：以充满经济活力的大都会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以沈阳（奉天）、鞍山、本溪、营口（牛庄）及位于今辽宁省东南的大连为工业与交通中心的满洲地区。上海是19世纪40年代西方受商业利益驅使以武力胁迫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批条约口岸之一。它位于中国国内贸易交通要道——长江的入海口，并得益于这一有利位置；在19世纪条约体系使中国主权部分丧失后造成的贸易和生产扩大之前，上海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上海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几乎全部受控于国内或国外的私有企业。从一开始，这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就与传统经济建立了紧密的纽带，从而取得投资资本，原料、劳动力及销售市场。
满洲的发展源于私人企业与外国政府影响的结合。影响满洲的首先是俄国；1904-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日本继之成为对满洲影响最大的国家。20世纪20-30年代满洲的大型采矿业与冶炼业不断发展。不过这种发展对日本的经济比对中国的经济更为有利。与此同时，大片未开垦土地和中日政府不断扩建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华北的大批移民浪潮，并引发了满洲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新的经济形式从江南与南滿的城市中心以多种途径传播开来。一些作为上海、大连及其他大型城市出口产品及原料供应地的主要贸易中心城市也逐渐开始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它们广泛的贸易联系，同时促进了交通业、通讯业及金融业的发展。工厂的扩大及交通网络的深入，进一步带动了对电力设备、维修行业和其他附属设施的新需求。因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汉口、哈尔滨、长沙及昆明等中心城市，尽管仍远远落后于上海、天津，但也已孕育出了相当规模的现代行业。在一些更次要的的城市中，类似的发展也在以较小规模地进行着。

本书不仅探讨梁朝的文学作品，更旨在检视梁朝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就此提出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史和文学史问题，重新评估和挑战对这一时代文化史以及文学史的现行主流观点，并探索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历来对梁朝的忽视与贬低。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希望本书对于梁朝的讨论，不仅会加深我们对于中国中古时代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反思现当代中国国学研究乃至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取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迎汉献帝至许都，此后，“奉天子以令不臣”，逐渐集军权、政权于一身，开始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新篇章。
以伏皇后、杨彪、唐姬为首的一批效忠汉室的志士谨遵献帝临终前嘱托，从温县司马防家秘密迎立献帝的同胞弟弟刘平入宫，从此展开了与满宠、郭嘉、荀彧为首的曹营一轮轮惊险紧张的搏杀。
刘平终究能不能力挽狂澜？官渡之战，胜家真的是曹操吗？究竟谁在幕后操纵三国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