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vocative follow-up to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Predictably Irrational
Why can large bonuses make CEOs less productive?
How can confusing directions actually help us?
Why is revenge so important to us?
Why is there such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we think will make us happy and what really makes us happy?
In his groundbreaking book Predictably Irrational, social scientist Dan Ariely revealed the multiple biases that lead us into making unwise decisions. Now, in 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he exposes the surprising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s irrationality can have on our lives. Focusing on our behaviors at work and in relationships, he offers new insights and eye-opening truths about what really motivates us on the job, how one unwise action can become a long-term habit, how we learn to love the ones we're with, and more.
Drawing on the same experimental methods that made Predictably Irrational one of the most talked-about bestsellers of the past few years, Ariely uses data from his own original and entertaining experiments to draw arresting conclusions about how—and why—we behave the way we do. From our office attitudes, to our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o our search for purpose in life, Ariely explains how to break through our negative patterns of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will change the way we see ourselves at work and at home—and cast our irrational behaviors in a more nuanced light.

Amateur hour has arrived, and the audience is running the show
In a hard-hitting and provocative polemic, Silicon Valley insider and pundit Andrew Keen exposes the grave consequences of today’s new participatory Web 2.0 and reveals how it threatens our values, economy, and ultimately the very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at forms the fabric of American achievement.
Our most valued cultural institutions, Keen warns—our professional newspapers, magazines, music, and movies—are being overtaken by an avalanche of amateur, user-generated free content. Advertising revenue is being siphoned off by free classified ads on sites like Craigslist; television networks are under attack from free user-generated programming on YouTube and the like; file-sharing and digital piracy have devastated the multibillion-dollar music business and threaten to undermine our movie industry. Worse, Keen claims, our “cut-and-paste” online culture—in whic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freely swapped, downloaded, remashed, and aggregated—threatens over 200 years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obbing artists, authors, journalists, musicians, editors, and producers of the fruits of their creative labors.
In today’s self-broadcasting culture, where amateurism is celebrated and anyone with an opinion, however ill-informed, can publish a blog, post a video on YouTube, or change an entry on Wikipedi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ained expert and uninformed amateur becomes dangerously blurred. When anonymous bloggers and videographers, unconstrained by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r editorial filters, can alter the public debate and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truth becomes a commodity to be bought, sold, packaged, and reinvented.
The very anonymity that the Web 2.0 offers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we receive and creates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sexual predators and identity thieves can roam free. While no Luddite—Keen pioneered several Internet startups himself—he urges us to consider the consequences of blindly supporting a culture that endorses plagiarism and piracy and that fundamentally weakens traditional media and creative institutions.
Offering concrete solutions on how we can reign in the free-wheeling, narcissistic atmosphere that pervades the Web,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is a wake-up call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p>

《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内容简介：在Web2.0的世界中，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文化正在遭遇大批“业余者”的攻击。网络“剪贴文化”窃取了学者、艺术家、编辑、制片人辛勤创作的成果。网络博主的个人意见成为引领大众的舆论指标，YouTube上的自制视频取代了电视网，数字盗版压垮了音乐产业……面对业余玩票凌驾专业考虑、智力成果在网络上免费下载，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该如何重建信息的专业性和版权保护系统？作者并不反对科技，而是指出误用科技将对人类价值观、经济与创造力造成严重伤害。尤其是当一知半解的业余者与受过训练的专家变得模糊难辨，让人开始质疑信息的可信度之际，真相将成为可买卖与包装的商品！书中简洁有力的论述提醒众人：勿沉醉于民主理想，却扼杀了专业主流媒体的存在意义。

有些人是天生的演员，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角色，谋取自己的私利
在他们身上有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特质
当你几乎被他们的外表迷惑，几乎被他们的谎言操纵
请千万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群可怕的——毫无良知的人，也就是“反社会人格者”。
无良者并不会带着一副罪犯的狰狞面目，让人能轻易辨识、加以提防；相反，这些人自小开始隐藏内心深处想控制他人和不认输的真实性格，并且对外展现出迷人的个人形象，因此，一般大众往往臣服在这些人热情、复杂和性感的魅力之下，最后却被弄得遍体鳞伤。
哈佛大学知名临床精神病学专家玛莎•斯托特博士凭借25年的临床经验，为你剖析这些反社会性格者的真实面貌，厘清诸多冷血社会新闻的根源，并且提出了对付生活中的反社会人格者的13条规则，教你如何辨识反社会人格者，击败他们，保护自己！

本书是安・兰德对现今盛行的哲学教条以及因之而生的“负罪、痛苦、绝望、厌倦以及无处不在的逃避氛围”的挑战。
作为知识界最具争议的人物，安・兰德是一种理性的私利主义伦理学的倡导者，与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伦理学形成最为尖锐的对抗。这种道德观念的基础――“一种现时生活的哲学”――正由《致新知识分子》以洪亮的嗓音宣布出来……

《自私的德性》讲述了人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人必须受益于自己的道德行为。书中导言提到“攻击‘自私’就是攻击人的自尊，放弃‘自私’也就是放弃自尊。”

作者曾经请格林斯潘大胆地估算，在他看来，在我们的商业世界里，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就是完全自治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之人——占多大比例。他思考了片刻，有点伤心地回答：“在华尔街——大约5%；在工业界——大约15%。”
如果人类的最高美德是牺牲所有的欲望，人们不得不问：人类如何生存和获得幸福？
你生存的惟一希望就是通过信奉一种理性的、世俗的、自私的选择来挑战这种哲学。
哲学不是脱离真实世界的象牙塔，而是涉及到真实世界各个方面（从日常的商业交易到最广泛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问题）的现实必需品。没有正确的哲学作为基础和辩护，商品和理念的自由市场将会消失。
《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的出版是为了颂扬世界各地的那些商人，他们深知自豪地捍卫其职业的道德地位之必要性。
本书目录：
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
创造财富的品质
一个商人的答案
211条款:律师们违背正义
警告: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可能摧毁你的生命
移民
“尊重自然”的罪恶
医疗保健不是一种权利
商人为什么应该诚信
个人主义：种族主义的惟一对策
受到围攻的华尔街
“购买美国货”有悖于美国利益
美元和枪支
反托拉斯的哲学起源
反托拉斯彻底“回归”
更多的阅读材料
编后记：安.兰德协会

当今世界最大的恶是：有些人在道德缺席的状态下欣然接受集体主义；有些人在迫不得己需要表明立场时，为了保护自己，自欺欺人地否定发自人心的伦常；一个明显具有奴化色彩的政策出台后，有些人积极拥护，同时又用空洞的语言表明自己是热爱自由的人，不过，从他们的话语中你看不到任何实实在在有自由意味的内容，他们这么说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面目而已；还有些人认为，理念背后的内容不必证实；基本的信念无需解释，至于现实嘛，闭上眼睛不就看不见了吗？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有着大屠杀和集中营的世界时，他们只希望悲叹一句“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以此逃避自己应该背负的道德责任。那些想要实行奴隶制的人应有雅量还这制度以其本名。他们必须看清楚自己提倡纵容的东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什么是集体主义完完全全、确确实实、明确具体的本质内容，看清楚集体主义的逻辑内涵、集体主义以为基础的基本信念和这些信念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必须直面问题，然后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安·兰德作品系列。
安·兰德以卓越的才能奠定了她作为作家和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她在思想上对世人的影响正日益彰显。她的作品每年在全世界范围销售三十万册。在她逝世后，她的信件、日记和录音讲话被相继公开，使其过去未发表的一些作品和思想得以面世。在她逝世后的十五年里，安·兰德（和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影，文章和哲学讨论中。
本书收集了她1962年中每周一次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她对当时的新闻和文化事件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

如果人类的最高美德是牺牲所有的欲望，人们不得不问：人类如何生存和获得幸福？
你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信奉一种理性的、世俗的、自私的选择来挑战这种哲学。
我曾经请格林斯潘大胆地估算，在他看来，在我们的商业世界里，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就是完全自治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之人——占多大比例。他思考了片刻，有点伤心地回答：“在华尔街——大约5%；在工业界——大约15%。”

195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首次由兰登书屋出版。据说，这部小说当时已被12家出版社退稿，出版以后，恶评如潮但畅销无比，对美国大众的影响仅次于《圣经》，作者也因该书几乎激怒了整个成人世界：父亲、母亲、左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贬低她：“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醉心于她的学说。”咒骂她：“她患上癌症完全是她在哲学上和精神上犯错的结果。”在政治上，兰德是一个失败者，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她摆出的自我为中心的姿态；保守派不喜欢她的无神论；双方同时都反对她的个人主义。
然而，与青年马克思一样，兰德也是“不怕闪电、不怕霹雳、不怕天空中的惊雷”——或许，安·兰德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她提倡自私的美德，公开为资本家辩护，而且毫不掩饰她对庞大政府的憎恶。《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的销售已达千万，被称为“自私圣经”——在书中，与《资本论》对资本的批判一样，她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驳：在20世纪发动机公司，实行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开始人们都欢欣鼓舞，觉得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结果能干的人工作越来越多，懒惰的人的需求越来越多，工厂很快就倒闭了。看来，在对人性的缺点没有充分的了解时，在财富还没有达到无限充裕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显然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在她看来，财富是人类思想力的结晶，妨碍竞争、扼杀创意、执意维护既得垄断利益的资本家是可耻的；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赚取的金钱则值得尊重。
作为一部乌托邦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描绘了一个由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组成的世外桃源，有着田园诗般的诗意和现实社会中的欲望的满足。在这里，维系着一切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钱，金钱被视作为崇拜的偶像，是自由交换和公平正义的象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造者和思考者。小说结尾，由于强者罢工、抛弃了弱者，世界陷入了无边的黑暗，而乌托邦里则是一片和谐幸福。同时，兰德借书中主人公约翰·高尔特之口来说明了她的客观主义哲学：
财富观——财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工具，是人类思想力的结晶。当你判断某人德性的时候，请听他对金钱的理解：诅咒金钱的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金钱，尊敬金钱的人则依自己的本事赚取金钱。金钱是社会美德的气压计，远离告诉你钱是万恶之源的人。
历史观——文明就是一个逐步将个人解放出来的过程。人天生便会思考，让那些叫嚣说人的思想自由在创建工业文明后便毫无用处的吃人者从大学的经济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让他们拿起弓箭，穿起兽皮。每个独裁者都是神秘论者，每个神秘论者都是潜在的独裁者。
道德观——你生命中的道德的唯一目的是去获得幸福，让自己得到快乐便是他的最高道德目标。“牺牲”就是为了你并不在乎的东西而放弃你所看重的。人的生命是道德的标准，在生命里，快乐是成功的状态，痛苦则通向死亡。正如你不能对大自然进行伪装一样，你同样也不能对人的品格进行假造。武力与头脑是截然对立的；枪声一响，道德无存。
价值观——人类是真正的英雄：以自己的幸福作为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实质性的成就作为最高贵的行动，以理性为自己唯一的主宰。人不应该为他人而活，也不应该要求他人为自己而活。思考是人的唯一最根本的美德，其它的一切皆因它而生。自豪就是承认你是自己的最高价值，这和一个人所有的价值一样，需要去赢得。
哲学观——Ａ就是Ａ，一个东西就是它本身。存在是特性，意识是鉴明。存在是存在着的。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一面是正确，一面是错误，夹在对与错中间的则是邪恶。
2006年，好莱坞明星安吉妮亚·朱莉爆出希望出演即将拍摄的影片《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并自称是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的粉丝，还希望男友布莱恩·匹特出演男主角，顿时吸引了不少眼球，也使得这部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小说又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之中，2007年，这条消息已经得到证实，影片《阿特拉斯耸耸肩》最后确定的男、女主角为布莱恩·匹特、安吉妮亚·朱莉。
对于所有发现了《源泉》，并且就进一步扩展它的思想向我提出许多问题的读者们，我想说，我是在这部小说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源泉》只是《耸肩的阿特拉斯神》的序曲而已。
—— 安· 兰德

希區考克的經典傑作《驚魂記》（Psycho）中的主角，殺人時披著媽媽的衣服，代表何種文化意涵？
可以把《鬼娃也有種》和《亞歷山大大帝》兩部電影放在一起討論嗎？它們有什麼共同點？
《飛越杜鵑窩》裡的男主角被施以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象徵什麼？
美國作家菲力普．懷理的小說如今多為人遺忘，他在青史上留名的是締造了「大媽咪主義」（Momism）。什麼是「大媽咪主義」？
《殺母的文化》一書，作者孫隆基從構思到完稿耗時幾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書中，作者由「殺母」這一極為新穎的角度，深度剖析二十世紀的美國歷史文化。他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從眾多好萊塢影片如《驚魂記》、《魔女嘉莉》、《沉默的羔羊》、《午夜牛郎》、《超完美嬌妻》、《凡夫俗子》、《兇手就在門外》……，以及從小說、詩作、電視劇作等大眾文化的內容著手，一字一句地爬羅剔抉，證明「殺母」文化乃美國二十世紀大眾文化的主流。 事實上，「殺母」這個議題在美國大眾文化中無所不在，雖然有時遮隱藏其內，有時強顯揚於外，但整體而言，美國文化中關於「殺母」的資料份量，多到令人驚訝。因而，作者歸結成一句話：「殺母」意識乃是美國文化長久存在的暗疾。
關於美國「殺母」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殺母的文化》可說獨步天下。本書絕對是一部原創性十足的書。這一點，就連美國人都未由此角度詮釋自身的歷史文化，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作者孫隆基，借鑒於中國文化「慈祥及雷鋒化的媽媽」，和美國「妖魔化的媽媽」做對角線式的比較，反而看出了美國文化中的「殺母」真貌。多年以前，孫隆基寫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對中國文化予以硬心腸地批判；如今，他把矛頭指向美國……
本書共32萬多字，有些「份量」，但它不但內容有趣，而且容易閱讀。這只要看看本書目錄，即可感知一二。本書內文共分13分章、98節，外加附錄7篇。內文的章節之間，環環相扣，層次分明。作者將美國文化裡廣泛彌漫的「殺母」意識，追溯至19、20世紀之交的「世紀末」，指出它是一股與基督教背道而馳的世俗化潮流。該股潮流發展至世紀中葉，又與尼采傳統的仇母論與美國性別角色論匯聚成一股巨流，譜成「殺母」的文化背景。1960年代，則是美國「殺母」經典著作的高峰期，「殺母」意識成為美國文化中的「八股」與「共識」，出現於無數的電影、小說、詩作、專書。此時期的「殺母」，幾近泛濫程度，一如當年台灣的「反共抗俄」，成為一「時代精神」。繼之，作者探討至二十世紀末期「殺母」的後續演變與發展，包括：女性主義與殺母意識之間不同層面的互動，以及與「殺母」相關的「殺子」、「殺狂慕者（粉絲）」等議題。作者認為美國大眾文化的發展，其實是「分離和個體化」的深化過程。在這個「個體化革命」的過程中，「媽」代表人生的早期，被定位成個體成長的「路障」或「絆腳石」。要奪回或擁有自己的人生，唯有將「媽」除之而後快。
此外，本書的附錄共有七篇文章，對「殺母」主題從不同角度予以補充，包括：美國人如何看中國人性格、美國文化中的殺父幻想，「殺母」是否接近尾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對影響美國文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及其作品，皆有著墨，如達爾文、尼采、懷寧格、勞倫斯、佛洛伊德、蘇理文、馬爾庫塞、沙林傑。當然，書中也論及女權、女性主義者對「賢妻良母」的重炮抨擊，以及如費理丹(Betty Friedan)、黎契(Adriene Rich)、法拉黛(Nancy Friday)、亞堪納(Judith Arcana)……等人的重要作品。
本書同時也解答了美國文化史上一些重要課題，如原野理想、殺父娶母、大媽咪主義、邊疆理論、世紀末思潮、白色願望時代、杜鵑窩情結、性別教條、陽具型女人、吉力根學說、哈林的文藝復興、自然寫作、多樣相的變態、芝加哥七君子、M體質 W體質、「婦之性」（gynesexual）和「母之性」（matrisexual）、父母子「永恆三角」等等，全方位提供讀者對美國文化發展的深度理解。
《殺母的文化》一書，不只是具有學術的深度與創見，它論理邏輯清晰，脈絡清楚。本書可成為各大學歷史系、心理系、女性研究、文化研究等各學科的必備參考書。但同時，因本書保有作者一貫的獨特文字風格──筆鋒平實卻又批判冷冽，所以你可隨翻隨讀，放鬆心情跟著作者進行一場對無數部電影、小說有深度又趣味盎然的美國文化知性之旅。 2010年，如果你只讀一本書，建議你讀《殺母的文化》。
本書精采片段
在八o年代中期，美國禮品店出售給女性用的咖啡杯子，上面列了三個項目：希望我約會的男子，第一不是已婚者，第二不是戀母者，第三不是同性戀。
女性歷來以「媽媽」當角色楷模，因此新女性用「殺母」來超越媽媽。……「 把媽媽『殺掉』不是很好嗎？如果把媽媽放在神座上膜拜，等於是把女性限死在犧牲者角色裡。」
尼采看到「超人」與「末人」對立的地方，懷寧格則看到了「天才」與「婦人」的對立。
一個男人的靈魂被媽媽占有，總不會有好事。……在美國大眾文化裡，哪裡投下「媽媽」陰影，那裡就有精神病殺手。1956年的一部電影《死前的一吻》（A Kiss Before Dying）亦傳達這個訊息。它根據艾拉．勒文1953年同名小說改編，是我所知最早的把心理變態的系列殺手成因歸咎於「母親情結」的美國故事。
二戰時期，美國入伍的男丁在心身方面都不及格，連軍方也開始攻擊「媽」(Mom)：這些母親沒有完成為人母的基本任務。
美國的新婦女會對男人說：「你和媽媽之間作個了斷之後，再來找我。」……寫「七子之歌」的聞一多，在美國，會被認為在道德人格成長上出了問題。
科幻片《猴子發瘋》（Monkey Shines）主角的媽媽在他癱瘓後，搬來與他一起住，專職照顧他。如果這是一部中國電影，必定會歌誦母親慈祥、母愛的偉大，但「慈祥」這個造型實在超出美國文化的想像力。
有「母親情結」者，不只是證詞不被採用，他們簡直就是潛在的罪犯。把系列殺手的成因咎於媽媽，已影響到美國法庭之判案。……和一聽到「媽媽」法庭就判其證詞無效的美國心態相反，香港電影則有只需打出「母親牌」官司就必贏的情節。
「殺母文化」除了將母親妖魔化之外，甚至將一個孩子渴望母愛之人間常情都予以病態化。在任何東亞地區都會拍成「苦兒尋母記」的題材，到了美國電影裡，則蛻變成《送報童》（The Paper Boy）這樣的殺人孩童故事。
《德州電鋸殺人狂》師承的是希區考克的《驚魂記》，後者的靈感來自1950年代威斯康辛州戀母狂殺手愛德．堅。然而，《驚魂記》裡的戀母狂殺手只是穿上媽媽的女裝、頭戴假髮行兇。《德州電鋸殺人狂》裡的「人皮臉」反而更接近愛德．堅這個原型。很難想像：在美國文化以外，像愛德．堅這類變態人物會成為一整個次文化的鼻祖！
到了二十一世紀，美國「殺母」的題材似無衰竭跡象，但似乎也該到了推陳出新的地步。

本書獻給被媽媽宰制的兒子們，以及受「母胎化」男性之害的眾多「第二女性」們。並把同情給予困陷在傳統「母親」角色、人格內容局限、心理天花板低沉的廣大女性。
本書對搞「拜老母教」之徒進行口誅筆伐，猜拆穿把人格不成長當做最高「美德」的騙局。不僅前所未有地揭露了中國人母親崇拜的本質，也對美國人的殺母幻想從事廣泛深刻的大解剖。本書展示了中國人的「集體化」傾向踐踏「個體」的施暴形式，也首次正視美國「個體」之形成在日常生活層次上散發的暴力。

以严肃的心情深究美国历史文化的惊人真相；以轻松的心情进行趣味盎然的美国文化之旅。 《美国的弑母文化》从构思到完稿，历史学者孙隆基耗时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作者从“弑母”这一新颖的角度，深度剖析美国20世纪的历史文化。 作者从百余部好莱坞影片以及美国上个世纪的众多小说、诗作、电视剧作等材料着手，运用历史学、影视学、心理学、社会学、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等相关理论，剖析并证明了“弑母”文化乃美国20世纪大众文化的主流。 本书分析了如达尔文、尼采、怀宁格、劳伦斯、弗洛伊德、苏理文、马尔库塞等人是如何影响美国的重要人物和作品的，还解答了美国文化史上一些重要话题，如原野理想、杀父娶母、大妈咪主义、边疆理论、世纪末思潮、白色愿望时代、杜鹃窝情结、性别教条、阳具型女人、多样相的变态等等。

胡适先生写日记之勤，令人钦佩。早期的留学日记，多是流水账，很短，只有两三句，但由于其无与伦比的连续性，读者读之，并不觉得枯燥。海外留学，读书、忧国、思乡成为胡适先生日记的三大主题，现在读之，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情之真，意之切。其中关于读书，日记中提到的最多，日记中经常提到当日看了什么书，以及零星的一些感想。
后来胡适先生的日记主要是札记的形式，胡适先生将这种札记作为思想的草稿，从中可以看到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轨迹。其中还有许多胡适先生的英文演讲稿，中英文对照，实为学习英语的好材料。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胡适先生用英语演讲的录像。由于历史悠久，图像与声音都很模糊，所以感觉有点滑稽。
胡适先生酷爱写日记的原因，他从自己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译成中国话就是：要是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胡适先生认为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

如果计算机真正消除了文书工作，那么办公室的垃圾箱为什么老是装得满满的？为何银行自动兑款机前的队伍经常比出纳员窗口的队伍长？凡是思索过这些问题的人，都可在本书中找到答案。作者对最值得人们夸耀的技术的令人沮丧的“报复效应”，作了富有洞察力、发人深思、妙趣横生的探究。
从使美式橄榄球比英式橄榄球更危险的衬垫，到迫使吸烟者吸得更多的“低焦油”香烟，从造成新的抗药菌系的抗生素，到需要更快的信息处理机和更多的辅助工作人员的计算机软件，爱德华·特纳几乎提供了一切技术革新的意外后果，并告诉人们如何在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世界里生存。

作者E. M. 罗杰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传播学学者，他的这本《传播学史》对传播学的历史和建构作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最显著的特点是：资料翔实；将理论、历史和个人传记结合；时间跨度较长。全书分“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传播学领域的建立”三部分。

《认真对待权利》是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的成名之作。它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写成的。在这个阶段中，国内种族歧视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善良违法问题等等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围绕着什么是法，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谁在什 么情况下应该遵守法律，在 没有成文法依据，也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法官如何审判案件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德沃金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尖锐地批判了美国法律传统中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提出了政府必须平等地尊重和关心个人权利，不得为了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利益牺牲人权的观点。他在本书中论述的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律与道德理论使他成为本领域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

在200多年前，美国立宪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汉密尔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正是在这一问题的激励下，开始了他对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思考，这一思考虽然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并着眼于美国立宪实验的经验，似乎并非有些喜欢独创理论的人所喜欢的那样是奥斯特罗姆教授自己所独创的理论，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智慧的美玉”却依然值得我们珍视。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制度的抉择，的确是强力和偶然性决定的，人类似乎还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府制度。但是，美国的立宪实践，却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虽然政府的建立出于机遇和强力是大多数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但是美国立宪实践表明，人们能够通过理性的行为和榜样，并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并维持立宪政府体制。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就是指导这一制度设计的蓝图。　　奥斯特罗姆认为，要设计复合共和制，首先要假定，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个人是最基本的考虑单位。政府的行为派生于个人的利益；如果要有效果，政府行为必须与个人的行为相联系；这样，政府的运作就能够与具有特殊行为能力的个人行为相协调。其次，还要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然后假定，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理性和正义的条件、社会组织条件取决于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持久的双赢关系，而不是双损关系。　　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立宪的选择。立宪选择与法律的选择有根本的区别。法律是政府制定的、政府能够更改的，而宪法却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改革的。“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界定自己的权威，那么它们就不会有积极性来制约权威的运作。进而言之，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有积极性去运用这些特权来牟取私利，并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宪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约寻求这种机会，使这些人遵守……‘限权宪法的一般原则’”。立宪选择有着特别的程序，它始于非正式的建议的程序，然后再进入批准的程序，并且在批准程序中可以应要求而进行修改。这一程序不同于政府制定操作性法律的立法程序。要使宪法高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确立司法独立。而且宪法如果要成为操作性的法律工具，就要设计得非常精确、严密。宪法不应该是一种一般道德的陈述，自然也不应该只是一种宣传品，或者是某些人意志的表现，而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真正起到促进双赢关系、遏制双损关系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认为，政治制度设计是一项高度艺术性的工作。为操作性的政府体制设计一部宪法，不可能是任何单一价值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价值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更大的收益要求各项价值之间的均衡，在此各类价值并不维持恒定的比率。所以，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往往主要派生于某一特定价值的最大化。完备类型的概念如完备的民主、充分的自由、彻底的平等等，是一种有用的概念，但只能作为设计的出发点，而不能当作是终极的目标。这一分析，显然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原理。　　奥斯特罗姆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归纳出了如下政治制度设计的定理：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没有人适于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由于同样的理由，不，由于更充分的理由，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手段必须与目的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任何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自由裁量权；那里的一成不变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的，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个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这六条定理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用于解决如下六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党派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用共和制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比较难以处理的是第十三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　　第十三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就是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单一共和制的病根。那么，如何遏制多数派实施暴政呢？奥斯特罗姆认为，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通过把政府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基础上，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用足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就能够摆脱多数派暴政的弊害。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认为，要解决多数派的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建立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的根本局限之上。规模原则表明，在任何协商集团中都存在着基本的限制条件，它起源于这一事实，一次只能有一位演说者能够被倾听并得以理解。有序的深思熟虑，要求演讲和沟通都遵守一次一个的规则。任何大型协商大会的运作，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大会，都取决于选择若干人去行使设定议程、控制协商的特权。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领袖人物主导性逐渐增加，而集团成员在协商方面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少。民主安排让位于寡头控制。　　政治代议制可以部分地解决规模原则的问题。这是共和制有别于民主制的地方。通过选任代表的制度机制，共和制政府比直接民主制能够涵盖更多数量的人民和更广阔的地区。不过，即便是在政治代议制中，规模原则也起作用，为了防止少数人专制，就有必要使代表达到一定的数目，而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弊端，则又必须限制代表的数目。“规模原则既适用于代议机关，也适用于政府单位的综合规模。如果不注意规模原则的约束，那么政府的外貌可能变得民主，但是使得它得以活动的精神将是更多的寡头政治”。　　奥斯特罗姆认为，多数统治只能导致更多的冲突，而不会导致持久的政治稳定，因而也不能保障包括多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一个共和国一旦得了共和病，邻国也很快会感染上这种疾病，最终使政治秩序陷入互损的逻辑而无法自拔。他概要地描述了共和病的成因及其流行的机制：“如果一个多数派能够支配一个共和国的政府，并运用其支配地位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私利，那么受其损害的人就会通过结盟的力量来试图使其损失最小化。在没有其他办法来寻求更为合意的解决方案时，遭受的剥夺越极端，受剥夺者就越会愿意运用极端的手段。冲突就可能升级到这一点，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党派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并运用强制统治工具进行相互之间的战争。如果一个邻近的共和国为一个党派所支配，而该党派与一个共和国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党派关系密切，国内问题很快就会损害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冲突就会在相互谴责中升级，图谋干预对方的事务，相互图谋实施集体性质的制裁。这样，共和国的宪法就会让位于维持有组织战争状态的要。”　　人类自治能力具有局限性，这并不表明人类应该屈从于单一权力中心的统治，成为寡头铁律的奴隶。没有必要由单一权力中心来支配所有其他人。较小的利益群体能够根据自治原则组织起来，并在治理自己内部事务方面保持自主。为若干不同社群所共享的利益集团，能够组织起来，成为自主自治权威主体。该原则可以从地区性利益社群扩展到全国乃至国际利益社群。共和制度既能够在较小的社群中也能够在较大的社群中得到培育。联邦体制中有许多政府单位，单一制全国性国家中只有单一的终极权威中心，任何一个党派取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在联邦体制中要小于单一制全国性国家。自治原则运用于联邦体制中共存的政府，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意味着共和国要有适当的结构与范围。只是扩大共和国的范围，可以包容更加多样的利益群体。但是，如果在整个国家只创建了一个单一的政府权威中心，规模原则所固有的寡头倾向就会使一个派别轻易地支配其他利益群体。在复合共和制中，不存在任何单一垄断的公共权威。建立多个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威。每一个权威均为自治共和制原则所支配。适当的结构，才是复合共和制有别于单一共和制的核心所在。复合共和制的活力就在于当政治制度覆盖面相当大时，它能够包容更多的利益，并且不必借助于高度集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特别适合于大国，它能够使大国在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同时不因受规模原则的制约而蜕化为专制制度。　　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如果一个共和国是一个小国，它就会被外国势力所摧毁，如果它是一个大国，则会为内部的不完善而摧毁。”奥斯特罗姆认为，这一结论适合于单一制共和国，而复合共和国则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因为复合共和制意味着全国性政府也直接面对公民个人，而不是封建制式的“分级管理”，即每一级政府各自管理下级政府，而不面对公民个人。在复合共和制中，有限的全国政府能够塑造得就有关超出单个地方政府范围之外的事务，代表人民作出决策。但它的权限是有限的，仅限于与公民有关的具有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在复合共和制中，“每一个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全国政府，都被设计得具有其自己的意志，并在本质上相互独立。每一个政府都能够代理公民个人，关心个人的希望和恐惧，拥有一切手段，并有权采用一切方法，以执行委托给它的权力。那些可以分别提供的事务，则根据自治原则，由各州内的政府处理。那些需要共同关心的事务，不能由各州分别处理，则要根据共存运作的自治原则由有限的全国政府处理。”复合共和制原则提供了节约使用各级政府优势的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优势，从而能够避免邦联性质的共和国的错误，自然也能够避免大共和国必然成为专制国家的错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奥斯特罗姆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概括了复合共和制中全国的樊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安排。这些原则与现代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的原则是一致的。当然，复合共和制也安排了众多的政治代议制度，从而使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复杂性的利益能够有适地适时的、各种各样的代表途径。　　任何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倾向。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国性政府，其权力扩张的可能性最大。如何制约政府的权力扩张，从而使其成为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呢？取消政治权力，使每一个人在政治权力上人人平等，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政府的基础都是政治权力的不平等配置。要控制政府权力扩张，关键在于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权力横向配置遵循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就是制约政府权力扩张、保障有限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些安排是立宪安排，不能为直接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所改变。这些安排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原则。　　当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安排只是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最核心的措施还取决于个人的权威，取决于复合共和制中多个决策权威中心的相互分立和制衡。“复合共和制并不只是联邦政府体制中多个自主政府单位的复合，而且还是每一个政府单位内决策结构的复合。如果任何一个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取得了支配其余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的地位，并长时间得以维持，那么这样一个体制就失败了。要维持这样一个有着许多否决权的、复合的结构，主要依靠使宪法作为可实施的法律进行运作。只要人民理解这样的逻辑关系所固有的基本概念，并拥有适当的结构来恰当地落实这些概念来约束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制约行使政府特权者，我们就可以预料这样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在实践上是非常复杂的。复合共和制用立宪选择原则来规范和控制政府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一体制的活力，关键就在政治治理关系中由人行使的权威。”因此，限权宪法的一般理论所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或者个人的权威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关键因素。它表明，“任何个人能够有权向政府当局就政府是否恰当地行使了其特权提出并实施法律的诉求。立宪政府体制结构中统治者要服从法治，这一结构的根本要素是，任何个人能够提出诉求的权威，或者任何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个人的权威也需要有适当的制度保障，从而使个人在寻求权利救济时不至于去寻求不正当的暴力手段，或者寻求不正当的行贿、寻租等手段。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既有实体的制度安排，也有程序其的制度保障，从而实现有限政府，制约政府的权力，这显然也是复合共和制的基本要素。　　复合共和制分立的决策结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构造，以此为基础的政府权威组织，为个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使个人个别地和集体地表达其偏好，对政府权威机构提出要求。通过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的限任制可以得到政治救济。通过参众两院大量的议席可以得到立法救济。通过忠实地执行法律的行政责任制可以得到行政救济。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有权要求考虑其申诉状以及要求判决以纠正错误，以此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最后，通过变更和修正宪法本身的活动，可以得到宪法救济。　　多种多样的决策结构，能够容纳单个或者集体行动的个人需求，这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个人的疾苦众所周知，并为公共协商所考虑。这样的制度可能在阻挠恶法的时候也阻挠良法。但是奥斯特罗姆认为，“分歧大到这一地步，以致人民将选择救济措施以增进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说持不同意见的人会看出采取其代价高于寻求另外一些解决方案的某一措施所可能导致的结果。在存在实质性分歧的情况下，延迟采取措施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小，而无法估计采取轻率行动所带来的成本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大。”如果这些制度安排妨碍了国防这样的紧急的危害，那么宪法可以通过紧急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状态下所特有的紧急处理权。但并不一定为了偶然的紧急问题的需要而牺牲复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因为紧急问题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问题。并且为了避免紧急处理权被滥用，紧急处理权本身也应该符合特定的程序，并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审查，以减少紧急处理权遭到滥用的可能性。　　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基础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可以被用来使这些可能性最小化，即某些人，尤其是某一多数派，在决策中占支配地位并剥削他人，牟取先发制人的优势。这些安排允许任何人运用实践和结构多样的制度设置去表达其根本的利益。不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单一结构。相反，我们假设任何决策的基础可能是错误的概念，没有适当地计算过对个人的后果是什么，对社群的结果是什么。当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有机会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时，有机会提出另外的构想时，有机会参与理性协商过程时，纠正错误之策略就有了美好的前景。”　　显然，复合共和制的构造并不是简单的事，它需要“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但当人们更多地了解复合共和制的基本道理的时候，要进行这样的努力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在最后一章，奥斯特罗姆指出，人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从所谓活生生的事实出发，而应该从立宪层次的分析出发。立宪层次的分析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当代政治学的重要特点是关心“活生生的现实”，而不关心立宪选择实验的设计。奥斯特罗姆说：“任何看过足球比赛的人都会明白，要全面、彻底而有效地描述‘活生生的现实’是极其困难的。没有有关想要成为什么的知识，没有有关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想，人类认知的能力还不足以描述政府体制及其在社会中运作的活生生现实。”　　他引用了当代语言哲学学者约翰·瑟尔(John Searle)对足球游戏的分析。瑟尔的分析对于迷恋于运用纯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人无疑是一付有效的解毒剂。瑟尔认为，只有在显然了解规则如何把社会事实“构造”成“制度的”事实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活生生现实。游戏规则的基础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即游戏要变成什么，游戏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玩法。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游戏规则时，足球游戏的活生生现实才是可理解的，瑟尔认为，人类制度的活生生现实不可能被理解为“粗俗的事实”。为了说明这一点，瑟尔建议请一组高度训练有素的科学观察家去制定可用于描述美式足球游戏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认为这些科学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个“周期性群集的法则”。瑟尔以如下方式阐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在统计上每隔一段时间，穿着类似有色T恤之类东西的有机物大致以圆的形状群集在一起(列队)。然后，同样每隔一段时间，圆形的群集继之以线形的群集(球队排队以备踢球)，线形的群集则继之以线形的渗透。”发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后，我们的科学观察家大概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足球游戏的活生生现实的科学见解了。显然，这样的科学研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避开理论，避开立宪层次的分析，亲近事实，观察家就使自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从而无法理解游戏的意义，公平游戏的策略范围，以及什么是不公平的游戏。　　对足球是如此，对政府来说，实际上也是如此。对此奥斯特罗姆的结论是，“我们只能把政府的结构和程序，或者人类社会现实的其他方面，理解为制度事实。制度事实存在，因为规则构造了人类社会关系。我们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的游戏，即游戏是根据适当和公平的规则与标准构造的。规则界定可以采取行为的范围和限度。我们参考想要成为什么，并在什么可能出现的意义上，去理解规则以及规则规范关系的意义。”　　在译者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由客观事实所组成的世界，而是由价值、逻辑和事实共同组成的世界。对于不同的人类社会来说，事实是多样化，但价值是普遍的，逻辑对于世人也是通用的，而理论则是人类创造的概念和命题体系，是基于一定的价值、以特定的事实为基础而确立的因果法则的概括，是可普遍的价值和多样化的事实通过逻辑原则而结合起来的概念和命题体系。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一些普遍的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它产生于200多年前的美国，是用来解决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即避免欧洲各国混战的局面，避免霍布斯式的中央集权的弊害，补救邦联制度的失败，为北美来建设和平而稳定的政治环境。就如本书第八章所探讨的，由于200年历史的变迁，这一理论产生的事实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经受了工业化的挑战，也经受了奴隶制度引起的南北战争的挑战，更经受了机器政治和老板统治的挑战，在20世纪，又经受了颂扬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公共行政理论的挑战。在新的环境下，普遍的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必须有新的重述，以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如果说哈耶克的贡献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条件下重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那么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条件下重述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从而为解决本世纪出现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探讨了解决的可能性。　　的确，奥斯特罗姆教授所重述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产生于200年前的美国，但并不一定只适用于美国，而且也并不一定只适用于200年前的美国。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200年前根据复合共和制理论确立的美国联邦体制任何国家都不能仿效，即使当代美国联邦体制也必须有所创新，因为它是复合共和制理论在200年前美国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事实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联邦体制也面临着各种危机的挑战。在20世纪，美国的联邦体制正在走向日益强化的国家化所产生的泥淖中。在这种情况下，奥斯特罗姆认为，美国应该回顾过去，重新依靠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以新的问题为背景，探索把自己从中央集权的陷阱中解救出来的途径。因此，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未必不能运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欧洲，都着眼于各自所面临的事实，运用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重新再现昔日的创造力，奥斯特罗姆并不觉得奇怪。就在书的结尾处，他善意地祝愿，“如果法国把自己从过分的中央集权中解放出来，并走在欧洲发展的前沿，我将不会感到惊奇。如果这样，西班牙也不会远远落后于他国。意大利，产生启蒙的自由城市的故乡，也可以体验新的复兴。在这些情况下，德国就会抛弃忧虑，创造新水平的成就，在其自己的文化成就与其他人民的文化成就关系上再次变得外向。英国也将继续仔细考虑议会能否改革自身的难题。欧洲可以再次迸发思想发展的火花，在欧洲共同体中创造新的制度安排集合，取得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把人类文明带向新的境界。我们可以再次把人文明推向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学会把自己的政治实验奠基在人类自主治理的能力基础之上。获得这一能力，靠的是学会如何运用理论推测、审慎思考以及自由选择，来构思、指导并阐释多样化立宪选择的意义。在这样的天地里，如果解放神学要为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它们就需要使自己在思想上、精神上贴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在这段话中，如果加上中国，说中国也将因此而避免高度中央集权的弊害，也将避免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弊害，同时也避免分封制的弊害，从而复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奥斯特罗姆肯定不会反对。他在跟译者的多次交谈中，多次提到古代中国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当代中国学者也可以以此为基础，在当代重述古老中国有关制度设计的理论，从而为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社会进一步加强相互沟通和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各自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学者能够在中国的背景中，重述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而解决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弊害、分封制的弊害，尤其是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有组织的战争状态的弊害(霍布斯要避免的是无组织的战争状态)，那么中国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就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自然我们也可以以此为世界的政治发展贡献点什么了。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多的是强力和偶然的机遇，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高度集权的制度，就是有组织战争的诸侯割据制度。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的确使中国避免了战国时代各国为了争夺霸权地位而相互战争的局面，避免了近代欧洲所面临的有组织的相互战争的局面，更避免了分封制的弊端，实际上也十分巧合地实践了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是高度不稳定的制度，它可以暂时解决战乱问题，获得权力高度统一所带来的政治和平，但是它作为高度集权的巨型帝国，很快就从内部腐烂，如果没有外患天灾，通过苟延残喘的改革，也许有一段时间的中兴，并延续几百年的停滞的繁荣，而一有外患，或者一有天灾，这个巨型帝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然后，人们又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来用武力统一天下，重建巨型帝国。于是就形成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当代中国人幸运的是1978年以来开始摆脱政治斗争之道，开始建设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这一进程的开始依然是强力和机遇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中国已经进入了良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时期。市场文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政治条件。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是继续依靠机遇和强力，还是通过可能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呢？　　无疑，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指望依靠现在所拥有的智慧就能够立即设计出一套绝妙的方案，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有起码的信心，人类社会的制度恰恰是由人来设计、由人类行为塑造的。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才需要吸取世界各国的成功的经验，吸收世界各国的理论努力；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在经济上才需要市场制度安排来有效地使用我们有限的能力，而不求助于所谓人类的精英；在政治上我们才需要依靠复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而不求助于以无限理性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迷信知识，但我们对知识也抱有起码的信心，而当有适当的制度机制来充分开发并利用有限的知识的时候，知识的力量显然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尽管它再大也不可能成为救世主，使人类立即进入所谓摆脱了必然性的虚幻的自由王国。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努力是以美国的实践为背景的，但是我们并不必要以此来否定它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的事实为基础，针对中国政治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重述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或许在此基础上，我们真能够学到点什么，从而充满信心，真正开始我们自己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不再依靠强力和机遇，而把自己的命运落实在自己的自治能力基础之上。毕竟，就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充分地开发并用足人类的自治能力，把自己奠基在人类的自治能力基础上呢？本书告诉我们，复合共和制就是这样一种难得的制度安排。当然这一主张也是可以争论的，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的那样，“我欢迎其他人对这些可争论的观点作出反应，希冀厘清人类社会秩序的本质和构造。我们从何处出发，在当下的情境中我们可以做什么，亲爱的读者，希望你们深入思考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学术探究，也应该建立在人类能够学习但也可能犯错的假设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的学习中.不断地发现错误，并通过每一个人自身的努力来减少错误。然后，我们就在逐渐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了

罗洛·梅是美国著名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撰写了20余部学术专著，他以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心理学洞见，系统阐述了他所处的美国社会中人们的心灵现状，深刻剖析了美国社会现代人的心灵困境，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存在心理学思想和价值观念，阐发了他那独特而又与正统的科学心理学大不相同的“人的心理学”体系。《创造的勇气》就是罗洛·梅所撰写的20余部学术专著中的一部。本书以一个艺术家的独特视角，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了一种独特的创造心理学的新见解。
“我们生活在一个旧的时代正在消亡而新的时代尚未诞生的时期。”美国存在心理学大师罗洛·梅在《创造的勇气》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当前时代的心理危机。在本书里，罗洛·梅以入木三分的理性分析，深刻剖析了创造的本质、过程，以及创造性与勇气、潜意识的关系等，阐述了他一贯信奉的有勇气的自我肯定，在面临存在的挑战时人的潜意识力量和存在抗争的意义。阅读本书会给我们带来人生的感悟，帮助我们通过勇气的培养、焦虑的克服和自我的选择而实现人生的价值。
目录
第一章 创造的勇气
第二章 创造的本质
第三章 创造和潜意识
第四章 创造与交会
第五章 德尔斐神殿是治疗师
第六章 论创造的局限性
第七章 形式的激情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