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礼学复兴，对儒学思想而言，不只是理学转型，更是礼学转型。礼学成为十八世纪以降儒学思想的主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学思想的另一种型态:经验界的秩序。这种直指经验世界之秩序安排的思想，因其兼具理念与形式，故在展开时，与理学产生必然之歧异。礼与理对话，成为儒学思想的另类交锋。此一儒学型态的开拓，不仅能解答学界极为关切的“礼教议题”，更能呈现礼经、礼制和礼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脉络里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人伦日用经验面向的另一章。

本书主要讨论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首先介绍以礼代理思想，再次说明嘉道间崇礼思想之蔚起，并分析此一崇礼思想与当时理学界产生之争辩，最后讨论礼学思想之社会实践，以证明清学在思想与经世间的联系性。

《语言问题》是赵元任教授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演讲记录。全书十六讲，系统地讲述了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有关系的各项基本问题，是作者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马氏文通》出版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可还是值得一读。它是我国第一部讲语法的书，研究中国语法学史的人当然非读不可。可是我说值得一读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把它当作考古学标本向读者推荐的。我推荐它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
首先，《文通》收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句。比它后出来的讲古汉语语法的书好像还没有一本里边的例句有它的多。这些例句里边有不少，作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就是现在也仍然缺乏令人满意的分析。但是《文通》把它们摆了出来，而后出的书，包括我自己的，却把它们藏起来了。也许，为了教学的方便，不能不这样做，但是对于这门科学的进步，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其次，《文通》的作者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他要尝试指出其中的规律。例如，疑问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否定句里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都是《文通》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的。又如吾、我、予、余用法的异同，尔、汝、若、而用法的异同，作者都尽可能加以分辨。有时连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也不放过，例如他说：“吾、我、予之为偏次也，概无之字为间，而余字有之，故特表之。”尽管这些规律不见得概括得很周到，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又其次，作者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例如他说：“偏正两次之间，之字参否无常。惟语欲其偶，便于口诵，故偏正两奇，合之为偶者，则不参之字。凡正次欲求醒目者，概参之字。”又如：“樊哙传，《史记》云：‘东攻秦军于尸，南攻秦军于犨’，《汉书》云：‘东攻秦军尸乡，南攻秦军于犨。’曰‘尸’曰‘犨’，两地名皆单字，皆加于字以足之；至‘尸乡’，则双字矣，不加于字者，殆为此耶？”又如：“凡外动字之转词记其行之所赖用者，则介以以字。置先动字者常也，盖必有所赖用而后其行乃发，故先之。《孟子•尽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诸句，其转词皆介以字。又若《尽心上》：‘附之以韩魏之家’……诸句，转词介以以字置于止词之后者，盖止词概为代字，而转词又皆长于止词，句意未絶耳。”又如：“《孟子•滕文公下》：‘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于义当云‘梓匠轮舆之志……’，用其字，所以缓其气也。”这样的话，全书很多。语法和修辞是邻近的学科。把语法和修辞分开，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把语法和修辞打通，有利于作文的教学。后者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也是晚近许多学者所倡导，在这件事情上，《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启后之功。
《马氏文通》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它用“字”表示汉字和语词两个意义，它把皆、众、具、悉、徧、都、咸都归入代词，等等。这些都容易看出来，也可以不算大毛病。对读者说来，主要缺点有两个。第一，《文通》分析句子成分，既有“起词、止词、表词、转词”这一套，又有“主次、宾次、偏次、同次”这一套，体系殊欠分明，论述自难清晰。第二，“句”和“读”轇轕不清，虽经何容(《中国文法论》作者)爬梳，其间仍多疑义，只要细读卷一和卷十所列整段文字所加句、读，就知道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闹清楚。
至于书中取例不分时代，论述自然笼统，那当然是不够科学。可要是想到在《文通》问世八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也还没有比它前进多少，那末，我们就更应该多要求自己而少责备《文通》的作者了。

《修辞学发凡》共分十二篇。第一篇概括地述说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全貌。指出修辞现象有消极和积极两大分野，又指出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和修辞所须适合的题旨和情境。第二篇述说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述说消极和积极两大修辞分野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联系。第四篇述说消极修辞的一般情况。第五篇至第九篇述说积极修辞，其中第五至第八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格，第九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趣。第十篇述说修辞现象随种种不同情况而变化，以及它的统一的线索。第十一篇述说语文的种种体式，特别详述了体性方面的体式。第十二篇结语，述说修辞学的变迁、发展，并指出研究修辞学应有的努力。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余英时是当代最具影响的史学家之一，他从史学的立场去认识、诠释中国历史与思想的独特传统及现代价值，试图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更新与重建奠定历史和思想的基础。余英时秉持独立而开放的精神，饱含中国文化的情怀，以几十年宏博精深的著述探索融贯中西、化传统为现代的中国人文研究之路。唯其著述宏富，亟需一部编选精当、足资导引的文选，何俊教授编选的《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本书著者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达半个多世纪，在研究与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写下了一系列论文。本书所选论文，一方面着重介绍学习、研究的切身情况、体会，另一方面评介若干重要的专书、专著。目的在于指导对古典文学有意深造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使他们打好扎实的基础，具有学习、研究古典文学的独立工作能力。
全书内容按性质分为六辑，它们是：一，学习、研究、撰述方法概论 ；二，研究情况和体会；三，关于古代散文；四，关于古代文论 ；五，总集专书评介；六，古文论专著评介。
著者认为，对有志于深造古典文学的本科生、研究生来说，关键是培养他们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在确定选题后，能找到各种有关的材料；能读懂这些材料，对其内容有准确的理解 ；能运用理论（特别是文艺理论）来分析这些材料，产生自己的看法、观点 ；能写出综合有关材料和研究成果、发表自己观点的论文。为此，研究者必须具备较强的文献修养，较好的表达能力。本书的内容，就是围绕上述关键和基本要求展开论述的。

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是一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全书共15卷，分成17冊（第5卷及第9卷分上下冊），目前已经出版1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11卷。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也许有的问题，是我们早 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所有这些来自于另外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东西，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

《西方哲学史（修订版）》是一部系统讲解西方哲学史的大学教材。与国内现有的同类教材相比，《西方哲学史（修订版）》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突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和精神实质，将哲学史看作是哲学思想在历史过程中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力图把不同时空背景中呈现出来的各个哲学派别和各种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把握；在内容上分为五章，即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16—18世纪西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的终结与向现代哲学的过渡；修订时更注重章与章之间的启承转化，力求体现一种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思路清晰严谨，资料丰富详实，文字顺达优美，融深邃的思辨和广博的知识于一体，是引导大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探究西方哲学堂奥的难得向导，适合高等院校哲学专业学生及有兴趣的读者学习使用。

一部美学史并不单一的只是纯粹美学理论的历史，而且还是人类心灵自我展现的历史，或者说，在那些看似抽象的理论背后，我们所感受到的乃是各个时代人类精神脉博的跳动，这是一种精神的还乡历程——请跟随吴琼来一次西方美学的精神漫游吧。
本书是关于西方美学理论的专著，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1978年作者曾作过修订。

中国近代诗文评论集。著者清代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 。《艺概》是作者平时论文谈艺的汇编，成书于晚年。全书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共6卷，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举少以概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这是刘氏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一书的特色。《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谈到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认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并能够正确对待不同旨趣、风格的作家作品。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出“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淡丽等等。《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的《古桐书屋六种》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标点本。

《傅斯年古典文学论著》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两大部分，系作者为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诗经》的课堂讲义。此两种讲义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

《现代中国文学史》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本书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及文体形态的系列个案研究。作者从先秦至明清一些具有重要文体史意义而在文学史研究中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文体与形态入手，对文体形态的语言形式、体制、渊源、流变及文体形态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等问题作历史的考察，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形态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和文学史意义。本书为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文心雕龙义证(全3册)》编写的总原则是“无徵不信”。笔者希望能比较实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龙》原书的本来面目，发现其中有哪些理论是古今中外很少触及的东西；例如刘勰的风格学，就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对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会起一定的作用。 这样来研究《文心雕龙》，可以帮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以指导今日的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作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借鉴。

集注我国齐梁时代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原书曾在我社出版，现作者加以增订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