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制度是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古时代文书行政研究的題中之义。自秦始皇建皇帝号，改“命”曰“制”、“令”曰“诏”，经西汉的发展完善后，王言形成制书、诏书、策书（册书）、戒敕四种较为规整的御用文书体制（文体），历汉魏而不移。北魏的王言之制承继魏晋，其文体亦与之同。作为皇帝御用文书，制书、诏书、册书、敕书四者具有书式、行用场合、行政机能之差异。以行政机能而言，制书、诏书与敕书皆可在官僚系统中流通并发挥政令效力，如颁行法令、处理政务，而册书则与前三者存在较大差异，最直接的体现有两点：其一，册书作为礼仪性皇帝文书，不需要官僚署位；其二，册书的生成必须以册命制书或册命诏书为前提。据书式而言，制书行用“制诏御史”（西汉）、“制诏三公”（东汉魏晋），诏书行用“制诏某官某”式，册书行用“皇帝咨某官某”式等。北魏制书的书式，管窥所及，见于史载的制书（诏书）式既有“制诏”式亦有“门下”式，这是南北朝时期王言生成与出纳程序发生变革之后的政治现象。除了以上四种文书体之外，还存在一种文书——玺书。玺书虽然属于诏书体的分支，因具有独立的公文书式与行用方式，所以本文将其列为一类文书体，并进行讨论。
制书、诏书等四种王言，既然是北魏皇帝的命令文书，则必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皇帝并不一定要亲自草拟，故而皇帝设立草诏机构，以协助完成王言制作。拓跋珪建魏之初已经效法魏晋制度，设立中书省“绾司王言”。太武帝至献文帝时内侍省成为王言草拟、出纳的主要机构，中书省虽有草诏权，却主要体现在“职典文词”。职是之故，在北魏皇帝亲拟诏书之外出现复合式草诏机构。孝文帝前期，冯太后临朝时开始恢复中书省的部分草诏权，但并未跳脱出前朝构造。至孝文帝废内侍省，中书省的草诏权才回归到到两晋时的轨道上。即便中书省恢复了制度内的草诏权，却非稳定不移，在孝明帝时期，具有内侍性质的门下省一度侵夺中书草诏权，形成草诏、出纳合二为一的政治现象。确切而言，自胡太后返政后门下省参预到草诏环节，至高澄任中书监而将草诏权扳回中书省，这一段时期的草诏权基本处于游移状态。这或许与皇帝权力的式微不无关联。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无论中书省还是内侍省，亦或一度掌草诏的门下省，其草诏权来源一则在政治运作层面受制于皇帝，或随皇帝意志而调整，二则在政治机理层面受制于拓跋氏的内侍传统。
草诏权是王言生成的核心，其所指与归属，决定了王言的生成机制与操作原理。除了皇帝是当然的草诏者外，在北魏的制度设定中，中书省是法定草诏机构，并受旨草诏、构成王言生成机制的一种。中书省草诏是王言生成的重要渠道，却非唯一渠道，因为王言的生成机制并不只有草诏行为这一种，还包括由上行文书转化为王言的生成机制。根据北魏王言的生成机制与程序，本文将皇帝亲拟诏书（或制书）、中书省（或内侍机构）草拟诏书（或制书）这两种方式生成的皇帝文书目为“第一品王言”；将官僚机构奏书、臣僚表疏启（上行文书）所引发的皇帝诏答——“诏曰（云云）”、“诏可（制可）”目为“第二品王言”。《魏书》所载皇帝文书在皇帝亲诏、中书草诏方面并无明确划分，所以对第一品王言的考察主要基于两点原则：一，史料明确称“亲诏”或皇帝草诏者，划为第一品王言的第一种；二，史料明确称某某官草诏者，划为第一品王言的第二种。若不满足二者，如见于史载的“制曰：云云”或“诏曰：云云”，是归入第一品王言抑或第二品王言的范畴，尚无判定标准，只能依据内容与语境作出判断。第三章所探讨的草诏者与草诏机构，是第一品王言生成机制的运作媒介。由皇帝批答奏书或表疏启而产生诏书或制书的程序，构成第二品王言的生成模式，这一模式有两套系统：一，官僚机构（尚书省）上奏书，皇帝诏答“可”（或“诏曰：云云”），奏书署位与皇帝诏答是王言由生成、执行到调整、再执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二者支撑着第二品王言生成到出纳的程序；二，臣僚上表疏启，皇帝诏答。在第二品王言生成的模式中，两套系统虽然相互独立，但绝非完全隔绝，二者沟通的关节点在皇帝，确切的说是引导文书流通的诏。当皇帝下诏“付外详议”，将臣僚的表疏启转入官僚机构中时，第一个系统的王言生成程序便被启动。无论是第一品王言还是第二品王言，最顶端的裁决者皆是皇帝，皇帝之下还有一套辅助草诏或答诏的秘书机构（中书省、门下省），所以即便是在第二品王言生成程序中，草诏机构也会参与其中。在王言生成系统中，无论是作为命令文书的制书或诏书，还是作为草诏者的皇帝或中书省（内侍省），皆构成王言制度的不同面向，并在同一政治行为中发挥相应的功能，共同将皇帝、皇帝——臣僚两种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或国家政策、制度。
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王言既是制度革创的载体，亦是政治决策的最重要方式，经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第一须遵循王言之体的书式、用语，第二须遵循王言的生成与出纳机制，二者构成王言制度的双重面向。包括北魏在内的魏晋南北朝的王言，在参与制度革创与决策过程中，必然具有这两个面向。在这两个面向中，王言既是改革制度、完成国家决策的媒介，亦是反向考察北魏及南北朝政治史的一扇窗。

本书集中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北魏早期拓跋魏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百年间各种书迹的研究成果。全书分盛世碑铭、砖石墓志、砖文瓦迹、手书文字、造像题记、代魏遗踪六个部分。作者把碑文所蕴涵的历史信息、碑铭文字的释读、考证以及碑刻书迹的书刻风格结合起来加以考查，将一砖一石置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阐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研究：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以北魏洛阳城市风貌为主题，从建筑材料、建筑色调、夯筑技术、建筑渊源等方面考察洛阳的建筑风貌，借助交通网络、经济结构和里坊制度等内容分析洛阳的社会风貌，以礼乐制度、宗教信仰、文学特色为例展现洛阳的文化风貌，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洛阳城以及朝鲜半岛所反映的洛阳风貌之余波窥探洛阳风貌的流布与延伸。北魏时代洛阳地位显要，洛阳城与周边地区、与西域和外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其文化因子随之漂移，并在遥远的异乡留下足迹。本书着眼于城市风貌这一视角来研究洛阳，进而评判洛阳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之地位，可谓一种新的尝试。

大同是山西省内外著名的历史文物大市，是5000文明史上一颗灿烂璀璨的明珠，更是华夏子孙后代的一笔丰富遗产，本书收集了众多名家大腕的研究力作，从不同角度上阐释了“魏都”与“煤都”的沿革与变迁。很多文字还是第一次与世人见面。例如《北魏平城双阙考》、《如浑西水辩》等。

《平城史稿》分为代魏平城，平城遗踪，帝都事略，城外拾遗四个部分，主要收录了作者关于北魏平城历史、考古、书法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论文29篇。

《北魏史》完整详实的叙述了北魏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对北魏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进行阐述，展示出北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北朝研究(第2辑)》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平城北朝研究会和云冈石窟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北朝史暨云冈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作为首届中国大同云冈旅游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2000年8月14日至17日在北魏故都平城举行的“北朝史暨云冈学术研讨会”，虽然规模不算大，时间也不算长，但是开得很紧凑、很集中，学术气氛非常好。

北魏洛阳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城南拓展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唐洛阳跨洛水建城开创了先例，对后世影响极大。然而相较于宫殿、里坊、市场、寺院、园林等研究之兴盛，北魏洛阳城南的研究略显沉寂。本书利用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人地关系学，从居民与居住环境相互关系的视角，试图揭示北魏洛阳城南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是居民对居住环境不同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

拓跋濬（440~465年），北魏第五任皇帝。在位期间，始建了云冈石窟，对内与民休息、整顿吏治，对外养威布德、怀缉中外，成功带领拓跋鲜卑游牧政权踏上封建制转型的道路，为后面的太和改制打下了基础，成为北魏制度转型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人物。

本書從文學角度，探討南朝作家描寫或想像的都城建康以及荊州、江州等地域。全書共分六個章節，第一章「安全之城」，探討江海書寫與建康的連結；第二章「神聖之城」，從佛教地景與權力結構探討都城的空間意涵；第三章「繁榮之城」，論南朝作家透過書寫長安洛陽，折射其都城建康；第四章「毀滅之城」，探討經歷浩劫的前中後三個時期，建康書寫呈現的差異。最後兩章則將重心放在建康以外的空間，第五章論南朝作家的荊州書寫；第六章則論南朝作家的江州書寫。希望從空間論述出發，探討文學作品背後紀實、想像、創傷、權力等複雜的面向，以及其所象徵的多元文化意涵。

本論文集《大夏與北魏文化史論叢》以2019年9月19-22日在陝北榆林學院召開的“大夏與北魏文化史暨統萬城考古國際學術論壇”為基礎，增加美國、德國、日本等前輩漢學家中國中古史譯作數篇綜合而成。这些论文，都是對大夏、北魏以及五胡十六國文學、歷史的最新研究。内容包括文學、歷史、考古、經學各個方面，既有個案的考證，也有宏觀的思考，體現了當下對十六國北朝文史研究的新探索。

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王朝叛亂必然有著它生發、變化的前因後果，其不可能突然出現而又憑空消失。北魏是歷史上第一個成功統治華夏文明中原腹地超過百年的非漢族王朝，我們陌生的洛陽時代以前的北魏叛亂史及其實質將透過本書得以揭示。

拓跋珪，又名拓跋涉珪、拓跋开，鲜卑人，北魏开国皇帝。其尚在襁褓中便丧父，六岁时国破家亡，随母避难于独孤部。刘显作乱，其九死一生，然壮志不灭，十六岁终得复国。同年迁都盛乐，改国号魏，史称北魏。此后，其南征北战，灭铁弗，战高车，平定中原。398年迁都平城，兴佛教，推汉制，掀起空前民族大融合。此后，受奸佞蛊惑，痴迷寒食散，致心智迷乱，乱杀无辜，众叛亲离，引发朝政动荡。409年，其被亲子谋杀，壮志未酬，可叹一世英略。

崔浩字伯渊，出身世家名门大族，文韬武略举世无双，有张良之谋、诸葛之智。为北魏三朝元老，官至司徒，政事筹策，无与伦比，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最终形成南北对峙格局起了重要作用。他才艺通博，是学冠时彦的通硕大儒，在文学、书法、天文、历法、律法、饮食、宗教等方面均有造诣，特别是其书法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他谋国不谋身，因直笔修史，终陷“国史之狱”身死族灭，让人扼腕叹息，也让北魏文坛沉寂多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套装全4册)》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本介绍国外古典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古代文学流派及重要作家相关资料的不定期刊物，前后共出过11期。本套书共4卷，将原刊汇为一编，以飨读者。本卷收录了原刊的第1一3期，分别介绍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者的有关言论，近代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以及论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有关文章。

中国是世界上以文字记载历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记载中国历史的史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珍贵宝藏，也是世界人民的珍贵宝藏。把从《史记》以来的史书予以整理推广，是时代对我们这一代研究者、出版者的要求，也是“治世修史”、国家繁荣的具体表现，是宏扬祖国文化的具体措施，在现代与将来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许嘉璐同志任主编、安平秋同志任副主编的《二十四史全译》，发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整理、今译的作者，均是各文科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专家教授，他们中有著名学者许嘉璐、章培恒、黄永年、曾枣庄、倪其心、李修生、安平秋等。在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及教育部高校古委会的全力支持下，历经八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近亿字的煌煌巨著。此后五年，经全国二十几位专家、编辑的反复斟酌、修改，统一体例、精心校对，于近日完成，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译者、编者、出版者的强大阵容，为本书的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全本)(套装上下册)》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与其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同，这是一本“活”的文学史，对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既有深入浅出的概括分析，又有充分细致的史料展示。所“写”之“真”，即在于论述分析的客观，和所收史料的丰富全面。此书在手，可免读者“海选”资料之累。

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国社科院任钱锺书先生助手多年，二人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始终保持密切的来往。王水照对钱锺书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钱锺书启发。王水照认为钱锺书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表，实为学界之憾。而关于钱氏曾被诬告的经历、学术究竟有无体系、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碰撞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以亲身见闻，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给出了答案。本书共分四辑，涉及钱锺书的生平曲折、为人处世、学术成就尤其是宋诗方面的成就、对钱锺书手稿集的解读与探讨等多个领域，既有作为学界同仁对钱锺书学术上的精辟解读与探讨，亦有作为朋友、学生角度的温情缅怀，多有一手材料和独家见解，洵为研究、了解钱锺书不可不读的著作。

目前華文世界最完整的白先勇一生作品的匯集，包括長短篇小說、散文、史述、雜文、評論、劇本、演講、座談，以及華文世界對白先勇作品最重要研究，最深入的剖析，以及跨越四十年，多面向的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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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0年代創作起始，白先勇的文學歷程，貼近臺灣與華人世界脈動，從個人生命延伸國族歷史，堪稱最具影響之當代文學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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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爾雅、允晨、聯合文學、聯經、皇冠、迪志、遠流、印刻、現文等九家出版公司，以及白先勇先生的師友故舊的鼎力支持，編輯歷時一年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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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文學創作，涵蓋小說、散文、戲曲、評論，面向豐富而遼遠。結合現代主義的技巧，與寫實主義的精神，他善於刻畫時代變革，反映新舊價值，以中西文化衝擊下的角色人物，直取人生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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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遲暮、英雄老去，人生即如王謝堂前燕子，蒼涼而無常。白先勇的文學世界，關懷弱勢，筆下悲憫有情，更在作品中建立道德體系，賦予人生尊嚴與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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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家董陽孜為每冊書名重新題字，氣勢磅礡，文學藝術美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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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衣設計，為董陽孜書法集字燙珍珠白與燙黑，是承襲毛公鼎與散氏盤銘文的現代型式，象徵白先勇作品的經典性。書盒23公分 × 36公分，精緻典雅，適於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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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作品，蓋半已英譯出版，更有韓、日、德、法、捷克、義大利等語文版本，影響無遠弗屆。關於「白先勇學」研究論述，為數千百，為兩岸三地與世界文壇重要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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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讓文學不只是文學。作品數度改編為舞台劇、電影、電視劇，充滿影像魅力，受到千萬觀眾熱烈迴響。近年白先勇致力「崑曲」推廣，以《青春版牡丹亭》啟動崑曲復興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