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北宋东京的具体时空为依托，立足于朝堂之外，探讨士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交游活动及其与都市空间的互动。本书围绕地方士人融入东京社会这一主线，选择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等五种最有代表性的交游，并联系这些活动所依存的朝廷制度、社会习俗等历史背景，分析各种人际关系的生成与维系。本书的讨论虽也涉及名公巨卿、达官显贵，但研究角度则是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取向的转变，重点关注士人群体在朝堂之外的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的生活内容，以期对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士人社会的诸多现象获得更为丰富、立体而深刻的认识。

本书从法律和道德层面讨论了隐私为何对我们如此重要，而什么又构成对隐私的侵犯。从某种程度上说，侵犯隐私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爱德华·斯诺登对美、英等国安全部门对公民实施监控的揭露，使得人们对个人隐私的关注显著增加。互联网给各种形式信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所带来的风险，在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人们搜集、存储、交换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而随着网络日志、社交媒体以及信息时代其他发明的惊人增长，可访问私人数据的生成规模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这无疑会给我们的隐私带来令人不安的威胁。对于哗众取宠的媒体不断散布的谣言，人们常常在无比愤怒之余，也在不断降低自身对隐私域的合理诉求。雷蒙德·瓦克斯通过考察隐私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深入探讨了作为一种基本价值的隐私该如何与诸如安全、言论自由之间的利益冲突达成和解。

传统观点认为，清朝统治下的满汉矛盾十分尖锐，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之目的在于发起“文字狱”。本书作者在不否认“文字狱”与《四库全书》编纂存在密切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皇帝、官员与士人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博弈。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学术优势，主动参与《四库全书》遗书搜集、校勘和编辑等活动；满族官员主要担任管理之职。满汉官员形成了某种分工，并促成了《四库全书》的顺利开展。此外，本书通过对比“汉学家”和“宋学家”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充分肯定了两家各自之优长，尤其肯定了“汉学家”的“考据”方法所具有的现代性，打破了以往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暮气沉沉的观点。
本书是至今为止海外汉学界罕有的关于《四库全书》研究专著，且对清代政治史和学术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出版后获得了1989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

《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一书是一部关於汪精卫政治生涯的评传。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上重要而复杂的人物。他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长等，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於蒋介石。抗战期间，汪对日讲和，擅自脱离重庆，发表求和通电。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以通敌者的身份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本书基於充分扎实的史料基础，客观呈现汪精卫从革命到退隐，从联共到反共;从主战到主和，重新考察“革命者”汪精卫与“通敌者”汪精卫的复杂思想与行动，特别关注汪“主和”的思想、政治脉络，及“和平运动”的展开与沦落。既不赞同将汪精卫简单贴以“汉奸”标签，也不认为他的对日媾和与成立汪伪政府，是某些海外学者所认为的“舍身饲虎”的英雄主义行为。本书认为，汪精卫的“主和”，有超越个人权力动机的思想脉络与政治考虑。汪精卫的悲剧性，源於一个军事化时代的文人的处境，也源於自身的弱点。

“礼是郑学”之说来自《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而作者以此作为理解经典、分析经说的基本方法，重新梳理了汉唐经学诠释的发展脉络，提出汉唐经学传统是以如何理解郑玄为主轴构建而成的。本书以晓畅的语言带领读者走入古代经学家们的思维世界，回溯了从郑玄之学创立，到唐代《五经正义》的编订为止，近五百年间经学的发展历程。书中围绕郑玄学说以及后来学者对于郑玄的质疑、批评、调整和曲释、回归等等，从经说本身的内容发掘其中的演变关系与学术特色，提出了许多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论断。

相傳遠古時代有一種怪獸名叫「檮杌」。這種怪獸外表怪誕，好鬥不懈，且有預知吉凶的能力。隨著時間流變，檮杌的形象逐漸由怪獸轉為有魔性的惡人。更耐人尋思的是，檮杌也被視為歷史的代稱，擔負「紀惡以為戒」的功能。到了晚明，檮杌又被援引為小說，以其幻魅多變的特質，評述古今、敷衍正邪。檮杌由怪獸、到魔頭、惡人、史書、小說的轉變，是足以說明中國文明對歷史、暴力、敘事想像的一端。有鑑於歷史中的暴力層出不窮，我們必須尋思：歷史是對怪獸也似的暴力的記錄，或者竟是其體現？我們對歷史與怪獸的關聯，是戒慎恐懼，還是視而不見？這些問題到了二十世紀變得更為迫切。因為在一個嚮往啟蒙革命的世紀裡，暴力的怪獸早以更細膩的方式，深入我們生活的肌理間，而我們卻可能居之不疑。環顧此時此地，我們有可能已經成為一種龐大的，以民主進步為名的怪獸的一部分了麼？藉著這一論式，本書觸及歷史與文學間複雜的對話關係，如國家神話的生成，文類秩序與象徵體系的重組，「史學正義」與「詩學正義」的糾結，群體與個體的互動，還有更重要的，現代性（modernity）和怪獸性（monstrosity）的辯證，歷史和「再現歷史」的兩難。

http://www.hongchen2006.com/html/87/category-catid-187.html
（幾近全文檢索）
潘绥铭
自从1995 年开始，我自己，后来又与刘振英副教授一起，带着我的6位女博士生与女硕士生，先后调查了13个“红灯区”。按照时间顺序，它们是：1998年的珠江三角洲的A镇、中南腹地的B区、湘黔交界的C矿；1999年的珠江三角洲的A镇B场（追踪调查）；2001年夏天的四川中部的A镇、B镇、C区；2002年夏天的东北的A市、B市、C市；2002年秋天的广东某市特区的A村、B村、C村。
前三个红灯区的情况，收集在《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之中(潘绥铭著，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四个红灯区的情况，可以看《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潘绥铭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第五个到第七个红灯区，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一起考察的，研究成果在《情景与感悟――西南中国三个红灯区考察》里面(潘绥铭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即将出版)。
上述的三本书所研究与反映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来自农村的“乡妹子”，她们基本上是在城市中没有过任何工作经历的女性。
现在这本书的内容，则是包括了上述后六个红灯区的情况，是两次社区考察与个案调查的结果。
第一次是我与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何为、张春萌一起，对于东北三个城市市区里的红灯区的调查。我们总计访谈了103个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城市户口的下岗、待业的女性。
第二次是我与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何为，在广东某个著名城市的市区，调查三个红灯区的结果。这三个地方都叫做“村”，其实都已经是标准的市区了，只是还保留着“村”的名称。我们总计访谈了115位小姐，其中大多数是原来的“工厂妹”，也就是那些虽然来自农村，但是曾经在工厂里打过工或者有过其他工作的女性。
由此可见，现在这本书所反映的，是中国性产业在最近几年中的一个显著的变化：许多原来是城市女工或者“打工妹”的女性，开始投入性产业，做了小姐，而且在小姐中的比例在增加。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反映的，与前面三本书差不多，仍然是那些比较“低档”的小姐。她们主要是在各式各样的歌舞厅、按摩场所（东北）、发廊、美容美发（广东）里工作。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调查那些“高档”小姐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里，“头面人物”永远是极少数，永远也无法反映出那些底层成员的情况，因而对于该群体来说，没有代表性。小姐也不例外。那些在封闭的VIP（大人物）俱乐部里服务的、活动于高级宾馆里的、被包做“二奶”的、能够在网上招客的、号称“鞋底永远没有土”（总是坐小车、踩地毯）的小姐们，虽然也仍然值得研究，但是却不能反映中国性产业的总体情况，甚至会产生误导。
其次，“高档”小姐们往往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更多的独立自主程度、更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她们更加容易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那些“低档”的小姐们却几乎是沉在海底，永无出头之日。即使在社会现在所说的“弱势群体”中，也仍然没有把她们包括进去。总该有人替她们表达与诉求。我们自愿做这样的人。
当然，这本书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猎奇。我们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来发现与分析一系列很重要的学术问题。总结起来，这样的学术问题至少有7个：
1. 性产业里所实行的生产关系与财产所有制，对其存在发挥了什么作用？
2. 小姐们从事这个职业，究竟是不是她们自己的“理性选择”？
3. 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看，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
4. 中国的任何一种社会组织要想存在，一是靠权力，二是靠亲情；三是靠利益。那么在红灯区里，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究竟是什么样呢？
5. 红灯区的社会结构，究竟是社会网络式的，还是科层结构式的？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
当然，现在这一本书是无法解释所有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相信，对于红灯区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简单反映现实而已，而是促使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学理论。这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的原创。说白了，如果从性产业里都看不出社会意义来，如果连红灯区都解释不了，那么一切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家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零年》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这一变革的规模几乎难以想象。纵观全球，大城市沦为一片废墟，饿殍遍野，人口大幅衰减，生活颠沛流离。人们开展了大范围的无情报复。与此同时，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成过去，光复掀起了无以伦比的喜庆狂潮，人们前所未有地纵情欢乐。1945年的一系列事件孕育了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去殖民化运动、日本和平主义以及欧盟。战胜者将社会、文化和政治“再教育”强加给战败者，力度之大，几乎史无前例。这种做法多半未经过深思熟虑，但正如伊恩•布鲁玛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以事后之明来看，这些举措实际上还是较为开明、人道和有效的。
这部作品布局宏大，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书中，作者信手拈来地谈及亚欧两地的影视艺术作品。也许没有人比伊恩•布鲁玛更适合撰写《零年》这本书了，这是他的力作。

“世情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最高水平，经典之作有《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及《歧路灯》等。它们的诞生，将读者从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神佛妖魔的 遥远世界，拉回眼下的现实生活。书中细说凡人的吃饭穿衣、喜怒哀乐，让读者从平凡中品味出生活的乐趣。
《金粟儒林篇：从清代说部看士人生活》通过对《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和《歧路灯》三书做一番探讨，小说主人公多为士人，与市民比邻而居，更觉熟悉。本书的讲说模式，依然侧重银钱经济、世俗生态，书名冠以“金粟”，也仍取“食货”“物欲”之义。
本书不是纯学术著作，不过尝试以小品的形式，聊聊小说人物，谈谈书背后的历史。熟悉这几部小说的读者，不妨换个视角跟作者重新审视这三本书；没读过的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看一下清代社会的银钱经济，世俗生活。

所有的历史遗存都源于记忆与遗忘的缠斗，这里面不断复活与竞争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个体的心性与情绪。本书试图追索的个体生命、记忆片段与思想竞逐，无疑都是近代中国的流风余韵，中间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波一波历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壮怀激烈，屡 败屡战，摇曳不定的潮与流值得重访与细分，而此前对于这些面相的讨论过于趋实，而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灵魂，殊不知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着曲曲折折的灵魂，只有人“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如果对此不能另辟蹊径，重拾对于“人事”之重视，发潜德之幽光，当然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孕育这些灵魂的社会。

艺术史研究中长期以“仕女画”或“美人画”来表述以女性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但这样的术语不仅相对晚出，在形成过程中还带有一定的画科定位和评论取向，也无法囊括所有围绕“女性”产生的绘画作品。本书中，巫鸿先生提出了“女性题材绘画”这个概念，并引入“女性空间”作为讨论的核心，意图把被孤立和抽出的女性形象还原到它们所属的图画、建筑和社会环境中去。
围绕“女性空间”，作者梳理了从战国到明清各个历史阶段中女性主题绘画的发展状况——从武梁祠的列女画像砖到南北朝的《洛神赋图》，从青楼名妓的自我表现到展现理想化美人的《十二美人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女性”在各种绘画场景和时代中的不同呈现，重构其所从属的原作；结合艺术评论、时代背景等因素，深度挖掘作品背后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相互影响，进而思考女性题材绘画在社会、宗教与文化环境中的意义。

本书作者是一位地道的美国人。这是他研究中国宋代人物和文献的一部论文集，包括7篇专文和1篇书评。原用英文写成并在西方学术期刊正式发表过，现经过多方努力，已译成中文。书中运用文本考古学的方法——即深入分析研究历史文献产生和流传、改造的历史，力图恢复文献本身的面貌，还原文献作者原本的真实意图及被篡改的经过，在个别案例中甚至建立起一个文献不断被后人改造的链条，揭穿了许多历史真象，如秦桧和蔡京的功过善恶、金人攻陷汴京的隐曲等。通过细密的文献考证，作者证明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道命录》等史家著作的可信度，同时使朱熹及其后来道学家对历史文献大做手脚的事实浮出水面，拨云见日，令人耳目一新，使人们对11－12世纪那段宋代历史产生颠覆性的认识。本书极具史学方法论上的意义，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意义，相信将对宋代思想史、宋代人物和宋代史学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南明时期（1644—1661）经历了四个小朝廷，其间士人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本书通过细致考订南明诗歌，可以见出士人们不约而同地述说着同一个主题，即“帝国的流亡”。本书上编“诗歌中的流亡”，描述朝廷和士人大规模流亡的状态，疆土日渐沦丧、人心涣散，以至于士人最终在精神上无所依凭，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死亡、返回故乡和皈依佛门。下编“流亡中的诗歌”返回诗学主题，意在讨论诗歌对于南明士人来说，意义究竟何在？分为绝命诗、殉国诗、悲伤的诗学等专题。
《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在考辨文献的基础上进入士人的生命史，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抵抗、如何抵抗，以及在抵抗的姿态下所发生的种种境遇，设身处地的体会传统士人在困境中的痛苦抉择，还有他们身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精神。
这部英才早露的著作是未完成的遗稿，现在成书的部分，基本实现了作者原拟目录的六七成。让人稍感欣慰的是，作者的研究意图和核心论旨，在书中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根据记录，张晖最后一次的修改保存到他猝然去世，仅相距四天。张晖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但书中新鲜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正如同他拼命治学的精神，能带给我们持久的启示、激励和感动！

一段明末清初的历史真相，一部壮烈恢弘的家族史诗
赵世瑜、陶继明作序推荐
嘉定建县800周年特别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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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侯家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官员、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生平对儿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生活于明朝末世的侯家子孙，一直用思想、用行动践行这一目标。
☆ 明末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腥风血雨让嘉定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在朝代鼎革的大时代背景下，从小处着眼，用鲜活、珍贵的细节，还原一个个珍贵的历史瞬间，让读者可以从一个家族的荣辱变迁，窥见中国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变。
☆ 嘉定，古称“疁城”，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嘉定建县的申请正式获准，以年号为名。本书出版之时恰逢嘉定建县800周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上海市嘉定地方史专家陶继明作序推荐，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联合推荐。
◎内容简介
侯氏家族是嘉定明代中叶至明末的名门望族，忠烈之门。侯氏起始于一户普通的耕读人家，以读书科举起家，终达“一门三进士”的辉煌。“第一等人”，是侯氏家族中的首位进士侯尧封的人生追求和宏大理想，后来成为侯氏的家训。《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以侯氏家族的侯峒曾为中心人物，广泛搜罗前人未用、少用的史料，试图还原一段尘封的真实历史，用鲜活、珍贵的细节消解由来已久的模式化人物形象。时代的更迭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碰撞出无数令人唏嘘的细节，让今人感同身受。通过这个故事，读者也可以具象地窥见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生活。
◎ 名人推荐
之所以说本书适合于大众阅读，并不是说本书没有学术性，因为作者毕竟受过专业训练，利用了大量文献，比如地方志、侯峒曾的文集，等等……根据这些原始材料，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发挥。这种叙事风格很类似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读过《张居正大传》和《陈子龙及其时代》的读者一定熟悉这种传统。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全书尽管写了侯氏家族的兴衰，涉及侯氏家族中许多人物的荣辱浮沉，但落笔以侯峒曾、侯岐曾兄弟为轴心，主从分明，不蔓不枝；此书的语言和文风有欧化的印痕，明显受到海外汉学家史景迁的影响，将严谨与通俗相结合，辅以合理的推理和想象，注重文学性、故事性，注意打捞历史深处那些令人忽视的细节；作品巧妙地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边界，将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使严肃而沉重的题材鲜活起来，读之觉得生动、细腻，有很强的可读性……
——陶继明（上海市嘉定地方史专家）

古代中国人寝室的种种特征，远不是房屋构造或家具布置的技术问题，而是与古代中国有关的传统观念深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认为“男女居室”是“人之大伦”，而男女之间的“大欲”就和食欲一样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所以性交这件事，从哲学上说是值得讴歌赞美的，从伦理上说则没有任何羞惭可耻之处（至少合法的性交是如此）。
戴震深刻指出，禁欲在实际上既不可能，却硬要在理论上加以强调，结果只能造成普遍的虚伪：“此理欲之辨，是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随着个人隐私权日益受到尊重，人们普遍放弃了禁欲主义流行时代那种自觉充任“道德警察”“道德法官”的做法。

塔米姆·安萨利是一位阿富汗裔美国人，他出生和成长在喀布尔，于1964年移居美国，兼有阿富汗和美国两国血统。他讲述的阿富汗故事饱含对故国家园的深切关怀，从局内人的视角为我们解读阿富汗动荡不安的内在原因。他坦言，在阿富汗，西方式的民主没有植根的土壤；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阿富汗人将无法生存。
阿富汗是中国人熟悉又陌生的邻国，然而，我们对这个深陷战争漩涡的国家知之甚少。干旱、贫瘠的土地，培育出阿富汗人独特的群体意识；永无休止的争夺、频繁的政权更迭，造就了阿富汗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它提醒每一个潜在的入侵者：你们能留下的只有坟墓，而且什么也带不走。
阿富汗的先民在史前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原始文明，这里自古就是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各种政治势力的交结之处，不断处于外族的征服和统治之下。过去的200多年，阿富汗每隔40年就会有强权侵入，干预其发展，破坏已取得的进步。阿富汗深陷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断裂的洼地，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辉煌的往昔是模糊的，历史必须重新开始。
现代阿富汗的历史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充满了荒唐、惊悚和悲伤。两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隔40年，就会有一个大国强行阻断阿富汗的发展，破坏其取得的进步。待强权退出，阿富汗历史才能重新开始。
这是一个被自己的恶魔破坏的国家，这是一个被反复争夺和统治的国家。塔米姆·安萨利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来解读祖国的历史，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讲述了长期以来外部世界从未完全了解的阿富汗内部斗争，剖析了现代入侵者屡战屡败的致命原因。在这里，外国的干涉和入侵不是主旋律，它们只是扰乱了阿富汗的发展，阿富汗人有自己的故事，这是与所有入侵完全不同的：高高在上的私权力、根深蒂固的部落文化、走火入魔的极端思想、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塔米姆·安萨利带领我们走进一个“真实的阿富汗”。本书叙事流畅，为我们了解阿富汗这个长期处于国际话语权之外的国家提供了启示性的见解。

当简•爱和罗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的差异，终于站在神父面前要宣誓结合时，一个疯女人的出现粉碎了简•爱的一切梦想，这个疯女人就是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这个疯女人毁掉了庄园，弄瞎了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火海，但也因此成全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姻缘。
本书问世前，大多数读者对伯莎这 个疯女人并不太重视，自从有了本书，人们忽而重新发现了一个类别。这些疯女人公然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作恶多端、自取灭亡……但本书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告诉我们，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她们将这个疯女人从阁楼上请下来，就是为了抨击父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
《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也是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研究，梳理并归纳了构成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传统中一系列重要的意象、象征与隐喻，如天使、魔鬼、月光、水、面纱、蛛网等等。
此书自问世以来，以其激进的批评姿态和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全新阐释，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博尔赫斯的创作涉及三类体裁，散文、诗歌和小说。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像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是散文。”
本书收录了他创作于1975年的诗集《深沉的玫瑰》，共计27首。作者对诗歌的美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有很深的造诣，他提出“语言本是魔法的符号，后来遭到时间变本加厉的耗损。诗人的使命就是恢复它原本具有、如今已经泯灭的优点。”同时博尔赫斯提出诗歌的任务：一是传达精确的事实，二是像近在咫尺的大海一样给我们实际的触动。在这部诗集中，博尔赫斯致力于发掘事物特有的美感以及词汇被忽视的价值，赋予诗歌更丰富的内涵。

“科幻鬼才”菲利普•迪克成长于西方科技文明创造出的崭新辉煌的时代。彼时，人类进入了太空，登上了月球，成功制造出第一台工业用机器人……科技的蓬勃发展也催生出主流科幻小说对人类创造力的无比自信，克拉克、阿西莫夫和海因莱因撑起了西方科幻的黄金时代。可是，迪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主人公迷惘于亦真亦假的世界上，挣扎于文明的陷落中，充满了对生命的依恋和对人性的追求。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是菲利普•迪克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描述了从一天早晨到第二天早晨的二十多个小时，主人公里克•德卡德为了赏金追杀几个仿生人的过程，历经无数变故，狗血共桃花一色，阴谋与暴力齐飞。小说里的人类受到地球辐射尘的影响，相貌丑陋，很多在心智上都发生了退化，而仿生人却外表堂堂，多才多艺。当仿生人在外表和心智上无限逼近人类，甚至表面上已经超越人类时，人究竟何以为人？
1982年，菲利普•迪克去世后不久，根据《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上映，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电影笼罩着一种迷离、朦胧、似幻似真的基调，描绘了一个末世大都市洛杉矶，是后世无数赛博朋克电影的鼻祖之作。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这个哲学终极命题的探讨，让这部电影成为科幻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也赋予其历久弥新的魅力。
2017年，电影续集《银翼杀手2049》在北美定档10月6日，也即将与中国观众见面。关于生存和生命的意义，我们永远没有确切答案。
核战后，放射尘让地球上的动物濒临灭绝，地球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为了鼓励残存的人口移民，政府承诺，只要移民到外星球，就为每人自动配备一个仿生人帮助其生活。仿生人不满足于被人类奴役的现状，想方设法逃回地球。
小说主人公里克•德卡德是一名专门追捕逃亡仿生人的赏金猎人。在一次追捕行动中，里克遭遇了新型仿生人前所未有的挑战。九死之后，能否一生？在与仿生人的接触和较量中，里克发现自己对仿生人的看法和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究竟是福还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