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的政治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我们一般认为记忆属于个体官能,不过,有些思想家一致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叫做集体记亿或者社会记忆,于是,本书涉及的问题是:群体的记亿如何传播和保持? 作者在短短十多万字的篇幅中,为读者论证了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亿性知识,是在 (或多或少是仪式的) 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作者见解独到地关注于这类社会记忆中的体化实践而非刻写实践,这对研究社会、政治和人类学的学者来说,不无理论启迪。

此書共收論文十二篇，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依研究旨趣與特色，大約可以分為：（一）明清禪林詩作與詩論（二）明清的思想概念與佛教兩個主要範疇。二者又都同時以明末清初佛教的文學觀為主要探討的範疇，嘗試將文學、禪學、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融為一體，從嶄新的角度重新省視中國詩學與禪學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堅實的文獻解讀為基礎，深入明清時期各種佛典、禪籍之中，抉發許多前人未曾討論過的重要資料，不拘泥於固有陳見，以第一手文獻作為立論依據，在歷史真相與理論架構之間力求兼顧，闡發佛教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與獨創性，同時也對佛教在文化傳衍的角色、功能及其限制加以反思。不論對於明清文學、佛教、文化史的研究都別開新境。2005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評審曾評論作者的研究「以文獻的稽考與詮釋為基礎，有本有據，不尚空談。在領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演示上，都有一新耳目的重要貢獻。」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陈维崧集(繁体竖排版)(套装共3册)》主要内容简介：陈迦陵俪体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全集、陈维崧集补遗、陈维崧集附录。

全書立足於作者優質學養，發皇於近年一系列明代園林文本研究，得以取精用宏，聚焦於「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斐然可觀。
全書擅長「文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於知人論世處，考鏡源流，精密縝密；於以意逆志處，掌握研究對象的微觀剖析，與文化脈絡的宏觀透視；遂能深耕廣織，既能抉幽鉤沉，呈現祁彪佳及其書寫的特殊性；且能出乎其外，十字架開，對應交會，對顯歷來書寫流變的生命情調，映射文化象徵的普遍性。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 《午夜北平》姊妹篇
★ 爱伦•坡奖得主保罗•法兰奇新著
★ 真实历史罪案带你回顾1930年代颓废、疯狂、美丽的上海
★ 再现这座城市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一段历史
★ 甲骨文X企鹅联合出版
【内容简介】
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罪恶深渊中的两个男人在围城之中，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在耽于享乐的上海，维也纳人乔•法伦得以积累资本并逐渐获得赫赫声名。他是歌舞表演之王，他的名字在臭名昭著的“歹土”夜总会“法伦之家”的霓虹灯招牌上不断闪耀。美国逃犯杰克•拉莱带着被酸液腐蚀的指尖，以“老虎机之王”的身份，在上海闯出一片天。“衣冠楚楚的乔”与“幸运的杰克”犹如两颗殒石在空中轰然相撞，随后又在狂乱的挣扎中携手合作，抱团熬过这座城市彻底沦陷前的最后一段日子。
保罗•法兰奇还原了旧日上海“歹土”外侨的生活，还原了那里的种种罪恶，生动再现了这座城市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一段历史。
【本书获誉】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1934）
毒品、堕落和风月场等主题总是很受欢迎……法兰奇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讲述了这一切。——加里•克瑞斯特（Gary Krist），《纽约时报》
老实说，我已不记得上次遇到如此引人入胜且读起来津津有味的非虚构作品是什么时候了。我一头扎到水下，读完半本书后才想起浮出来透口气。——“罪案元素”网站（Criminal Element）献给A.V.W

近代以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浪潮席卷全球，出版印刷业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渐次被打开，绵延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雕版印书业，不得不面对并经受全球现代化大势的挑战，开启向近代文化的转型。
本书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从1807年至1873年的六 十余年间，各教会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引介西式金属铸字印刷中文图书的过程，也即是一幅十九世纪西式印刷逐步登陆中国并渐次展开，直至发展成熟后被广泛采用的完整而清晰的全景图。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西式出版印刷从落地到成熟过程的精细之作，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及了解近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力作。

宗教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在设法了解一个宗教传统中人们的生活与宗教的关系。如果某一种宗教传统能够在一群人之中流传长久，除了其教义之外，必定是由于这种宗教信仰能够与人们的生活契合。本书运用大量的文献、考古材料，并结合西方宗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梳和辨析，追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发展的大势，从人外力量的性质、感应式的宇宙观、死亡与死后世界、人的神化等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并提出从官方、知识分子、民间三方面解读古代宗教现象的方法，为更准确地理解佛教、道教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是我国第一位埃及学博士，先为台湾“中研院”研究员，中学和西学的双重视角，使本书成为中国上古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著作。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诗圣”杜甫何以荣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称号？洪业身处日寇囹圄，欲以杜甫诗晨祷夕诵；自述平生以杜诗慰其大悲大喜。后寓居大洋彼岸，用英文写就《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 's Greatest Poet ），这部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的杜甫传记，迄今为止仍是海外汉学领域有关杜甫研究的最重要的著述。洪业的传记书写寄寓个人感情，全书译引杜诗达374首，融合史事，逐一析释，力求考实诗人生平踪迹。译者曾祥波专研杜诗，研、译相得，译笔生动流畅。书后附原书索引、洪业自述杜甫传记写作文章两篇；另选录洪业英译杜甫巅峰之作七律《秋兴八首》，中英对照，可资赏鉴。此书中译本初版于2011年，2014年收入《海外汉学丛书》，此为全新修订精装本。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通过故事的叙述，将基督传入晚明中国的历史过程完整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西方汉学界这一领域研究的名著，它建立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所持立场亦较为客观公正。无论出于学术研究还是了解历史的需要，《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都值得一读。

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九零后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一跃而下，10月1日0点0分，他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条微博“新的一天”，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天。诗集之名即来自于他写给人间的这最后一句话。
本书汇集了许立志2010年以来所写的近200首诗，其中大部分诗作是在富士康打工期间内完成的。在艰辛的打工生活中，在劳碌的流水线生产操作之余，他一直坚持颇具水准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朴素、斩截而又强烈，兼具抒情性与批判性，常以荒诞的或令人震惊的笔触书写悲辛的底层生活与幽深的死亡诗意，以此来为两亿多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

米尔顿·迈耶，德裔美国犹太人，身份复杂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二战时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这个问题吸引他在战后旅居德国，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这本极具影响的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访者。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伟大的和平庸的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精辟地写道：德国对纳粹主义的积极性很明显就是“小人物变疯了”。
本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作为一名兼具德国血统和犹太信仰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记者，米尔顿·迈耶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秉承良心的公正与无情的诚实。正是这一点赋予本书强大的冲击力量。
——沃尔特·L.多恩，《星期六评论》
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了我们政治的核心。对其根本性的探讨，不会比这部著作更出色、更人道和更清晰洗练了。
——奥古斯特·赫克舍，《纽约先驱论坛报》

本书是从横纵两个侧面对西方语言暴力进行的分析，分为五部分，汇编20余位法国学者的文章。
全书中心词是知识分子的暴力，但这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情况非常复杂，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表述：
知识分子通过语言暴力进入某个知识群体圈子，扬名立万，击败权威，为此他们在语言使用和表达形式方面不惜哗众取宠。
知识分子矛盾的地位问题：他们自恃博学而自我感觉居高临下，不同于蒙氓；他们往往不满足于文字、学术层面的一争高下，而会积极参与到社会斗争中，完成从思想理论的设计者到社会变革的实践者的转变，甚至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迫害。
他们对当权者既抱有批判的态度，又心存主动结交的心思。而其介入政治的目的往往首先是打击学界的同行。因而当权者往往乐于鼓动他们之间的争论、笔战，以此为借口介入知识圈子，名正言顺地去为知识领域制定规则。

当独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时，我们该怎么办？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我们该和医生谈些什么？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影响世界的医生阿图•葛文德结合其多年的外科医生经验与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伤感而发人深省的故事，对在21世纪变老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清醒、深入的探索。本书富有洞见、感人至深，并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路线图，告诉我们为了使生命最后的岁月有意义，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作者选择了常人往往不愿面对的话题——衰老与死亡，梳理了美国社会养老的方方面面和发展历程，以及医学界对末期病人的不当处置。书中不只讲述了死亡和医药的局限，也揭示了如何自主、快乐、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书中对“善终服务”“辅助生活”“生前预嘱”等一系列作者推崇的理念，都穿插在故事中作出了详尽的说明，相信会给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以启迪。
众多专家、媒体推荐。创新工场CEO李开复：作为一名医生，阿图•葛文德关注的是医疗的局限以及人的尊严。作为凡人，我们都将面对人生的终点，《最好的告别》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新知》杂志主编苗炜：希望大家有机会能看看阿图•葛文德医生的著作，他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医学，知道医学的局限和可能。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这是阿图•葛文德最有力，也最感人的一本书。《自然》杂志：难得读到这样一本发人深省的书。
[编辑推荐]
亚马逊年度好书、《纽约时报》畅销书。
人终有一死，如何向死而生。“全球十大思想家”、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划时代之作。
奥巴马、李开复、余华、刘瑜、苗炜力荐。
湛庐文化出品。

这本诗集首次结集了张枣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诗歌作品130多首，展示了这位当代最“低产”的杰出诗人的全部诗歌面貌。其中首次收集了诗人《镜中》之前的许多作品，给读者展示了一个《镜中》之前张枣。也收入了张枣后期的全部重要诗作。如《大地之歌》、《父亲》、《告别孤独堡》以及诸多短诗，包括张枣在病中的诗作。张枣生前的好友及学生搜集了诗人迄今能见到的全部诗作，编成这本诗集。

《霓虹灯外》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的著作，在城市史、上海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有着无法回避的地位。第一部 “寻求都市梦”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转变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上海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层次，并以人力车夫为例，描摹了移民群体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在第二、三部 “立锥之地”和“上海屋檐下”，卢汉超以细致的笔触再现了上海棚户区及石库门里弄的生活场景，对上海中下阶层市民的居住空间和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叙述和细致的描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全方位体现了传统力量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非凡韧性。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卢汉超的代表作，2001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 在上海史、海外中国城市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等多个领域，《霓虹灯外》均是无法回避的经典论著，也是城市中下阶层平民生活研究的开山之作。
★《霓虹灯外》有着辉煌的学术成就，史景迁、罗威廉、彭慕然、柯文、周锡瑞、林培瑞、史谦德、柯博文、王赓武等海外汉学名家对本书都有很高的评价。
★ 本书聚焦非凡之地的普通人民，让“大众”回归到历史书写的中心。如作者所言，“在城市精英投射出的令人晕眩的光影映照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显得模糊不清。然而，正是这些为数众多而又地位微贱的‘小市民’编织着城市经纬中*丰富多彩的部分。”
★ 此次修订再版，增加了致谢、索引及地图，并对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
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再现了拥挤不堪又充满生机的上海里弄家庭，它们构成了旧上海市民的主体。他为我们呈现了商贩和收粪工的吆喝、购物和学堂的节律、男欢女爱和穷困苦难、房间和阁楼的布局，以及空间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犯罪的普遍性。对于丰富多彩和不断发展的民国上海研究 而言，本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如果你问西方人,他们知道中国的哪个历史名城，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上海”。但他们的“上海”是那个有外滩和南京路，有赛马场和百货商店的城市，而不是卢汉超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所描述的上海街区。如果要了解普通上海人在民国时期是如何度日的，他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们如何在城市生活、他们如何谋生、他们如何玩乐、他们如何在社区里相互交流——这是你必须读的一本书。
——罗威廉（William Rowe）
我们印象中的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最西化、最现代化的城市。但通过卢汉超对于上海大多数居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呈现的是另一个上海。这些“小人物”主要是来自贫困农村的移民，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生活是“西化”还是“现代化”。正如卢先生在这本开创性的书中所言，他们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熬过周围发生的巨变，有时以创造性的方式适应这些变化，有时遵循中国过去的传统，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卢汉超建议，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就必须摒弃“现代”和“传统”等简单的二分法，超越“中国人”和“西方人”等定义松散的概念标签，尽可能不要盲目关注上海人是如何应对人类基本需求的。
——柯文（Paul Cohen）
上海日常生活的这一面从没有像本书这样表现得如此鲜活；这是卢汉超先生研究的核心贡献。使我们对这个备受关注、至关重要的中国大都市的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有了新的重要认识。本书的研究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这项庞大研究的细节密度和文献记录的完整性，让我心生敬畏。在我看来，《霓虹灯外》的学术成就极高。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引人入胜、深具启发性的著作。
——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从卢汉超先生对二十世纪初上海清晰鲜活的描写中，我们了解到弄堂的形态、成排房屋的设计、转租的规则、门环的形状、人力车坐垫上的弹簧、小贩的吆喝、街角的剃头摊、工厂的工作、如何倒空和清洗马桶，以及对邻居私事守口如瓶的责任。简而言之，我们对当时上海的一切都应该从这个基础上理解。这是一本令人愉快又有启迪性的书。
——林培瑞（Perry Link）
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本书将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城市绕不过去的一环。研究成果很有说服力，令人振奋。所呈现的材料生动而引人注目。文笔流畅。
——史谦德（David Strand）
卢先生笔下的上海不是外滩，不是外国居民，不是政客，也不是南京路。相反，他再现了居住在上海的绝大多数平民——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在这个引人入胜的研究中，他让我们体会到了“老上海”的日常节奏、景象、声音，甚至气味。
——柯博文（Park M. Coble）
《霓虹灯外》是对中国平民生活讨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它提醒我们，在坚持传统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是多么享受上海的秩序。这本书描述了传统如何延续，市民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开始新生活的，以及他们如何为未来的现代中国人创造新的欣赏和学习条件。本书记录了一段历史，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新的生活选择，值得被广泛阅读。
——王赓武（Wu Gungwu）
卢汉超先生这本组织严密、叙述生动的著作，讨论了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城市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性问题：资本主义、西方影响和区域历史文化在塑造非西方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平衡。卢汉超生动地叙述了当时中国最大城市的本地居民和农村移民（即所谓的小市民）是如何在西方殖民统治对城市工商业影响的高峰时期生活和谋生的。《霓虹灯外》所利用的材料范围宏大，从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到对七个街区的老市民调查。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卢先生对上海里弄住宅，也就是石库门的生活写照。本书所显现的，是上海的城市化反映了来自中国农村的外来移民涌入城市的态度和愿望，以及他们由城市的街道、商店和房屋所形成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卢先生强调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是从中西文化的各种影响中编织出来的，他挑战了上海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的传统形象。本书证明了中国城市研究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地的城市学者将在这部城市社会史的典范作品中找到理念和方法。
——城市史研究学会（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

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 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左传》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
——唐诺
唐诺反复出入《左传》的世界，一次次试图走入子产、赵武、申公巫臣乃至孔子、左丘明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头脑在其时其地究竟看到、想到了什么，他们某一言行究竟有着何种深远的积淀与思考，从而认出藏在历史缝隙里最好的人最好的事，也让春秋时代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深邃、立体可感的世界。情欲之事、鬼神之说、弭兵之会、小国家的大灵魂、两千多年前的梦、春秋战国的繁花般思维……由此出发，作者旁征博引，以文学的视角，围绕八个问题进行叩问和延伸，令人惊叹地将实然历史变成哲学思索的场域，陈旧的千年文本开始荡漾进此时此刻，是为《眼前》。

先生为文著述，从不空泛议论，人不发无根据的意见，本书述先生史学之源以及史学思想、治史方法，必依据史实，并尽量广搜群籍，尽量避免单文孤证，从师教也。
本书述先生三部专著三篇文章之主旨，着眼于先生著书之用心所在及论述的特点，间或涉及书文的内容，但非重复其内容也。先生读两《唐书》札记千余条，实学习寅恪先生史学指示门径之著作也，为了便于初学者，谨略加疏证其中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