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饶之海》四部曲，是三岛由纪夫生前最后写作的作品，包括《春雪》（1965）、《奔马》（1967）、《晓寺》（1968）和《天人五衰》（1970）。这部作品规模宏大，时间跨度久远，从大正初年（1912）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约六十年间，几乎涉及这个时期内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是一部全景式的巨著。这部被日本人称作“大河小说”的作品，对人生中的根本问题一一加以拷问，诸如生存、爱恋、战争、死亡和佛缘等，最后演绎出“世事皆幻象，人生即虚无”这样一个主题。
《春雪》是四部曲的第一部，也是四部曲中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松枝清显的恋爱悲剧和他的死，是三岛文学艺术美的升华。松枝清显与伯爵的女儿聪子相恋，在聪子被天皇敕许给洞院宫三王子治典王之后，仍与她保持联系并且让她怀了孕。聪子堕胎之后在月修寺私自削发为尼，清显亲赴月修寺欲会见聪子，被聪子婉拒。清显心力交瘁，回到东京次日离开了人世，年仅二十岁。

《到长安去：汉朝简牍故事集》收录八个取材自简帛文书与考古发现的汉朝人故事。从掩藏淤泥的千年情书到深埋黄沙的西域恋歌，从慷慨悲壮的戍边战士到情念笃定的官府小吏，从奴婢到王侯，从侠客到名士……翻开本书，见字如晤。故事之后，编写有相应的汉代社会生活及物质文化科普专题，结合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还原汉代日常生活具体情景。专题涵盖汉朝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律令刑罚、赋税徭役、官制、军事等诸多方面。读者在欣赏出土文献中隐藏的精彩故事的同时，也将展开一场对汉朝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全景式的探索之旅。全书文风隽永驯雅，故事情节绮丽动人，科普专题考据详确，可谓既是一部“硬核”历史小说集，也是一份靠谱的汉朝生活小百科。此次出版，特邀负笈道人依据故事情节绘制八幅水彩故事插画，以极具东方式美感的画风与考究细节，再现书中汉朝人物风采。
本书装帧上亦别具匠心，采用特殊细长开本，模拟简牍古朴形态；裸脊装帧，朱色锁线，便于读者平展赏阅；封面选用日本进口艺术纸，综合运用烫金、烫银、烫白等多重工艺；内文为80g艺术纸，水彩故事插画四色彩印，正文及150幅插图双色印刷。随书附赠原创海昏侯人物海报1张（26cm×34cm）、故事插画明信片1张（图案随机）、仿尼雅精绝古国遗址出土汉简制作书签1枚。
拂去残章断简的尘埃，随本书一同到汉长安去，看一看那些久被遗忘的山河故人，感受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吧！

十数年研究心得，读史论世。千余年时空穿梭，居今志古。
“古人”的故事是由“今人”讲给“今人”听的，叙述、理解、分析历史的历史学者是“今人”，其对象是“今人”，目标也应当是“今人”。 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一本重写的讲义，讲《汉书》，也讲其他。
细心的读者，总能在本书中读到你正在寻找的答案。
本书通过对《汉书》若干篇章的细致解读，分析《汉书》所叙述之历史过程与历史认识的根源，揭示记忆、回忆、追忆及谎言在历史叙述与认识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与局限；展现皇帝、官僚、侠士与儒生以及普通百姓的思想、言行与生活，阐明历史过程中人、社会与国家的不同作用及其局限；以现代人的思想与智慧，洞察历史真相，认识人类历史进程及其特征，阐发历史叙述中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思考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前世今生。
作者凭借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及推理，辅以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动人心弦的故事、幽默诙谐的语言，展现了汉代社会的历史图景诸多精彩断面，其中不时穿插深邃的洞察力与精辟的学术分析。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佳作。

本科毕业又如何？ “其实助学金也是负债。如果说我欠债六百多万，男人听了会怎么想呢？”——二十四岁的小爱
结婚也摆脱不了贫困 “二十几岁的单身妈妈们人际关系薄弱，容易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有的人是受丈夫虐待，衣服都来不及换，身无分文就逃了出来。”
——“东京都爱心单亲家庭援助中心”工作人员
色情店成为“救命稻草” “这种工作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
——二十一岁的小花
本书由日本NHK电视台特别报道组所制作的《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等节目集结而成，重点关注女性与儿童贫困、单亲母子家庭及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在日本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非常值得中国读者了解、反思并引以为戒。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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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卢梭是启蒙思想家”，这是个充满现代理想主义的断语，会掩盖历史分析的诸多可能。他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时代的人，一个科学、迷信与伦理边界上的孤独者。生前他在变形，从启蒙哲学家到浪漫派，去世后又有两个卢梭，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卢梭是现代解释学里的变形体，他的故事在历史的大时刻会有不同版本。18世纪的法国，制度、风俗与人心是打不破的循环，文字悬空，知识体系分裂，理想无力改观现实，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生存理性交叠。革命家要冲散一切，却时时有无力感。个体的确定身份是不是旧制度的出路？什么能赋予个体以确定的身份？旧制度进退无路时，从普遍的破碎感里生长的理想既给人希望，又让人绝望，能否从卢梭生前身后的命运起伏中发现法国现代历史的悲剧性？“一七六六年的卢梭”是一个包含诸多可能性的起点。

本书为三卷本“兰克史学文选”的第一部，两位德国编者吕森和约尔丹教授为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系统评述了兰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为读者了解兰克提供了方便。《历史上的各个时代》（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直译“论近代史上的各个时代”），在兰克的五十多本着作中，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了解他的历史观念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代表作。
此书原为1854年兰克为巴伐利亚国王讲授历史的记录稿，在兰克逝世后的1888年正式发表。
在总共19次讲座中，兰克概述了直至他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历史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序言中，他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做了反思，提出每个时代都是特殊的，有其独特的原则和效能。继而，按照编年顺序讲述了一系列的历史性事件及其看法：罗马帝国时期，东方与西方的联系是基督教得以传播诚为世界性宗教的先决条件；形成民族国家和教皇特权的中世纪；欧洲大国产生的18世纪；以及兰克本人所处的“革命时代”，即他所称的危机时代。最终，他认为，人类虽然有可能在物质方面取得进步，但却完全不可能在道德方面日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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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
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只有从这个观念出发去观察研究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个体生命才有意义，也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和自己的理想。
历史学家的第二项任务，是寻找各个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及前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
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呈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更像是一条按其自身方式奔腾不息的长河。万物的造主俯瞰着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并赋予各个历史时代同等的价值。启蒙历史观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上帝面前，各个时代的人是权利平等的。
——利奥波德•冯•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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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言
序言
第一章 罗马帝国的基础
第二章 日耳曼移民和对阿拉伯人的征服导致罗马帝国的变化
第三章 加洛林王朝时代和德意志皇权
第四章 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制度时代（11－13世纪）
第五章 14世纪和15世纪
第六章 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
第七章 17世纪和18世纪大国的产生和发展
第八章 革命时代
译后记

郑孝胥在近代历史上，对政治、文学、艺术（书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参与伪满洲国而沦为汉奸，长期以来，论者多以政治标准评判其人，反使学界对他的研究不能深入，整体评价显得简单和概念化。这部书稿从实际出发，通过考辨史料，把郑孝胥1931年以前的生平与经历，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分析，在客观评价前人研究和合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理性思考，提出己见，形成了对郑氏比较全面的、清晰客观的认识，切实推进了郑氏研究。书稿在述论郑孝胥生平经历的同时，特别注意考察郑氏“这一个”人物形成的原因、契机，在清末民国的作为、交往，以及其对于历史的影响及意义，不仅呈现了郑氏的个体状貌，并且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近代中国的认知。

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Mao, and how artists and thinkers found autonomy in a culture of conformity
In the 1950s, a French journalist joked that the Chinese were “blue ants under the red flag,” dressing identically and even moving in concert like robots.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ficially began, this uniformity seemed to extend to the mind. From the outside, China had become a monotonous world, a place of endless repetition and imitation, but a closer look reveals a range of cultural experiences, which also provided individuals with an obscure sense of freedom.
In The Art of Cloning, Pang Laikwan examines this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when ordinary citizens read widely, traveled extensively through the country, and engaged in a range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The freedom they experienced, argues Pang, differs from the freedom, under Western capitalism, to express individuality through a range of consumer products. But it was far from boring and was possessed of its own kind of diversity.
Reviews
“A thoughtful contribution to the writing of a new and nuance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ng’s work brings a fresh optic to the question of how Chinese people lived, felt and made art in a fraught age of revolution.”
– Andrew Jones, author of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Pang Laikwan’s meticulous research draws the reader into a world in which this art of copying, of making models and of typifications framed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alm and then spread across the social landscape to fashion life itself. Offering new and exciting insights based upon impeccable research, this is one book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should not be missed.”
– Michael Dutton, coauthor of Beijing Time
“A major intervention into a fraught field. Luminously opening new and old channels of inquiry, Pang forc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rocesses and poli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ary decade.”
– Rebecca Karl, author of 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 Concise History

《公无渡河》的小说主人公是《韩国每日新闻》的社会部记者文正洙，他的工作就是围绕自己负责区域的警察署活动，进行采访。他采访的事件中包括儿子杀死常年性侵犯继女的父亲、小学生被自己饲养的狗咬死、躲避洪水的村民相互群殴、百货商店火灾、驻韩美军装甲车事件、多文化家庭等等，集中暴露了今日韩国社会中的焦点问题。《公无渡河》没有核心事件和情节，设有美军爆破场并正在开发的西海岸渔村“海望”成了小说的主要舞台，这个小小渔村便是当代韩国的缩影。陈腐的欲望、支离破碎的争斗和无可奈何的绝望勾勒出以海望为名的鲜活的现实。

吕碧城是近代杰出之女词人。其词作才气深得樊增祥、吴宓、钱仲联、龙榆生等名家的推崇。好为人旷放，行踪遍及英、美、法、德、意诸国，所作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中词坛别开生面。本书以最称完备之《晓珠词》为底本，复校以英敛之《吕氏三姊妹集》等多种版本，详加笺注。笺注者披阅近代诗文别集及各类报刊杂志数百种，历时十余个，用力甚勤。书末，附录了有关大量资料及笺注者所撰《吕碧城年谱》填补了晚清民国词苑研究的一个重

《吕碧城诗文笺注》主要内容：吕碧城不仅是近代卓越的女词人，而且于诗文创作亦同样才笔纵横，卓荤不群，造甚深。易实甫曾称赞通：其所为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吕碧城诗文笺注》笺注者长期从事吕碧城研究工作，继《吕碧城词笺注》面世后，又对吕氏诗文详加注释，细致校勘，龙富相关资料之汇集收辑，与其词集笺注可称珠联璧合，互映互辉，是吕碧城研究及近人文学研究所必备之参考书籍。

明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從姪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皇位，成為後世所知的明成祖。這場戰爭不僅扭轉了大明帝國的發展方向，更使建文朝相關議題成為一種禁忌，仿如暗影般籠罩整個明代，既困擾著成祖以降的歷任統治者及其臣民，也深刻影響了明代政治、社會、文化的運作和發展。
從永樂到南明，明代的官方與民間如何記述建文朝？本書嘗試探討明人對建文朝的歷史記憶，隨著時間推移如何被形塑、操縱、延續和遺忘，及其於不斷演變下呈現的樣貌與時代特色。曾被政治力量壓制的歷史記憶，其復甦與再續從來都不只是單純因為「人民永不遺忘」，而牽涉種種當代的現實需求及所欲突破的困境。隨著官方控制力的減弱，許多聲音逐漸加入這個「搶救」與「修正」該段歷史的場域，而各方角力的勝敗消長，其實也是明人認知自身處境、建立自我認同的深層反映。
本書特色
1.本書榮獲「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第42號
2.朱鴻教授專序推薦

唐代女性在临终前最放不下的是谁？
为什么有许多唐代女性要在遗言中特意交待不与丈夫合葬？
唐代女性的遗言会得到执行吗？会由谁来执行？
一个信佛的唐代女性在临终前会怎样安排自己的后事？
……
这些问题都能在《离形去智，无累乎物：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一书里找到答案。
本 书一共搜集了２３６例隋唐时期女性遗言，考据范围甚广，数量庞杂，有待字闺中的女子、官女子、比丘尼、皇帝后妃、官妓、官员之妻、平民女子等等，透过遗言考察隋唐时期女性在临终前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所乐所痛，并关注这些遗言的实现与否， 即逝者的后代或亲朋对其遗言或遗嘱的态度。从隋唐人的临终关 怀，可以看出不同身份的女性临终前所关心的主要内容及不同类型的生死观，其中展现出当时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隋唐社会及女性的了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遗言是对亲朋真实意思的表达与真实情感的流露，纵使有所隐晦，一般不会作假虚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当作在世者勘破生死的一把钥匙。遗言体现了逝者的人生总结、社会认识、生命感悟、处世态度、思想智慧，因此我们可以透过遗言，对死者死亡观进行思想史的解读。隋唐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相对较高，从她们的遗言中可以发现不同身份女性临终前的关注内容及不同类型的生死观及临终心态，借助亲人对她们遗言的执行情况，可以对唐代会及女性地位进行另一视角的考察。

考察古典诗词及抒情文类,在传统裂变和融摄中的生长与衍异.作者包括王德威﹑胡志德 (TedHuters)、郑毓瑜、贺麦晓(M.Hockx)、魏爱莲(E.Widmer)、方秀洁、奚密、林立、黄锦树、胡晓明、张宏生、魏泉、张晖、黄运特.

While the customary path to achievement in traditional China was through service to the stat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certain individuals had been acclaimed for repudiating an official career. This book traces the formulation and portrayal of the practice of reclusion in Chin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hrough the sixth century, by which time reclusion had taken on its enduring character.
Those men who decided to withhold their service to state governance fit the dictum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of a man who “does not serve a king or lord; he elevates in priority his own affairs.” This characterization came to serve as a byword of individual and voluntary withdrawal, the image of the man whose lofty resolve could not be humbled for service to a temporal ruler. Men who eschewed official appointments in favor of pursuing their own personal ideals were known by such appellations as “hidden men” (yinshi), “disengaged persons” (yimin), “high-minded men” (gaoshi), and “scholars-at-home” (chushi).
What distinguished these men was a particular strength of character that underlay their conduct: they received approb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ir resolve, their mettle, their integrity, and their moral and personal values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threat, or temptation. This book reveals that those who opted for a life of reclusion had a variety of motivations for their decisions and conducted widely divergent ways of life. The lives of these men epitomize the distinctive nature of substantive reclusion, differentiating them from those of the intelligentsia who, on occasion, voiced their desire for disengagement or for retreat, but who nevertheless found or retained their places in government office. Throughout, the author places the recluse and reclusion within the social, political, intellectual, religious, and literary contexts of the tim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1911 and the rise of a vernacular language movement, most scholars and writers declared the classical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to be dead. But how could a longstanding high poetic form simply grind to a halt, even in the face of tumultuous social change? In this groundbreaking book, Shengqing Wu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style poetr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rawing upon extensive archival research into the poetry collections and literary journals of two generations of poets and critics, Wu discusses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lassical form with its densely allusive and intricately wrought style. She combines close readings of poems with a depiction of the cultural practices their authors engaged in, including poetry gatherings, the use of mass media,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translation, to show how the lyrical tradition was a dynamic force fully capable of engaging with modernity. By examining the works and activities of previously neglected poets who maintained their commitment to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ls, Modern Archaics illuminates the splendor of Chinese lyricism and highlights the mutually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the modern and the archaic.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异类：狐狸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叙事》以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中的各类狐狸故事或狐狸意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各类狐狸形象及其嬗变原因，以及狐狸形象的塑造与中华帝国晚期社会、文化，尤其是与宗族、家庭、女性地位、士子心态等的关系。本书兼具学术专业性与大众可读性。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全面系统地对汉语修辞学进行研究和探讨，努力创建新的修辞学体系。全书从汉语交际活动出发，力求解决表达及理解方面的问题，帮助读者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促进民族文化素质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