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劳（1918—2002），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在本书中，彼得·布劳思考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成由人类交往构成的日益复杂的结构。作者通过对社会交往微观结构的分析，论述社会交往如何导致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交往的一个突出属性是社会交换，本书从制度层面论述了社会交换的过程和原理，试图用交换理论连接社会学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本书已成为当代交换理论的一部重要文献，也是社会学的基本文献。

《大学译丛•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是一本诠释性和比较性的论著，作者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主要思想及其代表著作进行了简洁而又全面的分析，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三位建立了现代社会学基本框架的思想巨匠。《大学译丛•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是社会学领域初学者无法绕过的参考文本，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和“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生命线”。
在《大学译丛•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前三篇中，吉登斯分别对三位大师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以此揭示他们在社会理论贡献之间的内在连贯性；在结论篇中，吉登斯讨论了将马克思与另两位大师作比较的主体思路，并厘清了以往在这一主题上的一些误解。
《大学译丛•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197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至2011年该版销量超过15万册。

该书奥地利著名社会学家舒茨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追随韦伯的脚步，将社会学当作奠定在行动理论上的一门学问，也就是说，重点在于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应该如何被理解或诠释。但是，舒茨更进一步追问，我们能否构造一个关于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与普遍理论，以便为社会科学奠定稳固的基础。因此，舒茨认为韦伯的理论在理解他人行动的问题上还有许多缺陷，从而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特别是要对“意义脉络”、“主观意义”、“客观意义”、“动机”的做进一步的探讨。对此，舒茨是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进行探讨，从而为社会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韦伯对涂尔干的社会学唯心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学唯物论这两个独立进程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他发展出一种多维性的社会理论。“比较宗教研究”是要与《经济与社会》互相诠释和补充的。以下两者，提供不同形式的理性行动之“目的”的宗教模式，与构成其“条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之间的互动，社会是经济和宗教这两大因素的互动。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2卷)》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史著作，也是作者建立其新功能主义研究纲领的开端。此第二卷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与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提炼出双方作为社会学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唯心主义的代表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作者指出，即使是在这两种成熟的古典理论中也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和模棱两可之处，而其追随者正是由此出发来修正这些古典传统的。

本书曾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同事的协助下完成的一部经典学术著作。
本书主旨是讨论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理斯曼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表现出来。
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掌握美国人的心理动态和人际关系特点，对研究美国人的性格变动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书探索了人类知识的一个传统分支，讨论了我们新近的过去。它还展望了世界范围的群氓时代。如果这种展望真的对应了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对于那些想要跟踪社会发展、理解未来某些特点的人们而言，这本书将是大有裨益的。

这是一部论述20世纪美国新中产阶级的著作，1951年出版后被誉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启迪之作”。它在首次出版之后的这些年里，成了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并不断地吸引着新的读者。
正如霍拉斯·M·卡伦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所说，这是“白领金字塔中每一层次的人都值得一读和值得思考的著作。它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
在阅读了这部有关白领世界的临床式报告之后——现在它对了解20世纪的生活品味和感情至为关键——希尔维亚·波特在《纽约邮报》上撰文指出，“这是我在这些年里读到的最能够激发人们痛苦思索的著作。只有那些天真的傻瓜才会否认其中包含了诸多真理，它足以使人们驻足下来，认真地品坊和聆听。”

据自由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本书采用演绎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构筑社会结构基本理论，在西方社会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社会变迁》(第5版)清晰、准确、及时地分析了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视点、源泉、过程、模式和影响，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促进阻碍变迁认同的诸多因素，并着重强调了有计划或无预期情形下不同变选迁所导致的无法预料的后果与代价，对促成与评估变迁的方法或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不仅因为河流是流动的，同样，踏入河中的人也是流动的，而由无数独特个体组成的人类社会更是无时不在流动中变迁。社会变迁，在外部确立了现今跨越全球的联系方式，在内部则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也是最具个人色彩的领域。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于一七四九年开始撰写一首长诗。诗中，他以演讲的风格与口吻向读者训勉道：
“欲搜研人类历史，当自中国到秘鲁。”（Survey mankind，from China to Peru）。
可是住在伦敦的博士本人，对人类的搜察却只北达苏格兰，东至巴黎之遥。不过，令约翰逊博士欣喜的是，俄国人将他的思想文字译为俄文，诵咏于伏尔加河（the Volgariver）畔。我的欣喜之情不下于约翰逊博士。很高兴我的著作被移译为中文，在比伏尔加河更遥远的东洋之滨与读者见面。我很感谢译者陈正国先生提议翻译此书。
我不曾涉足秘鲁。倒是写过一篇关于秘鲁与其邻国智利的战争史——《太平洋战争》（War of the Pacific）。正如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页灰暗的史实。更令我怅然萦怀的是我一直未能造访中国；尽管我自一九三四年起便开始神游此地。我当时是一名剑桥大学历史系学生，正在周边寻寻觅觅，发掘论文题目。某位教授先生建议我研究中国——当时英国大学极为陌生的国度。中国的新鲜感吸引了我，而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更攫获了我的注意力。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成为此后世界变动的序曲。
我的中国研究成果是后来出版的《英国在中国的外交》（British Diplonmcy in China l880—1885）。我之所以停在一八八五年的主因是，在“眼蒙耳聩”的三○年代，有关一八八五年之后的外交档案都是极机密文件。此外，一八八○至八五年之间，中国的国际情势大有异于前者。首先，中俄情势在新疆问题上吃紧。许多国家觊觎中国的藩国朝鲜；法国深入控制了另一个中国藩国安南。一八八五年英俄外交危机发生。
在我的学生时代，剑桥是政治活跃的大学。例如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高涨，意大利法西斯党侵略了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剑桥的主要学生社团邀请逊位被逐的阿比西尼亚王访问剑桥，并颁了荣誉会员证给该名国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支持西班牙的军事政变，原有的共和体制被推翻。日本侵略中国一事同样在剑桥激起强烈抗议声浪。越来越多学生出来表达不满；当然中国学生会少不了出席。当时的中国学生会大约有三四十人，由来自马来等地华人与中国本地学生组成。印度学生会的人数多于中国学生会。他们也加入声援抗议之列。
我在剑桥认识了许多中国学生（其中有些人还是顶尖的网球选手）。其中一个学生比一般学生年长。因为他道貌岸然，像是孔子门生再世，朋友们都叫他“智者”。他的名字叫初大告。他常在学院的草坪上背诵古诗与朋友分享。他以美丽的英文翻译了一集《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s）。剑桥大学在一九三七年帮他出版了此书，还请他杰出的导师奎勒库奇教授（Professor
Quiller-Couch）为此书写了一篇为人称诵的序文。初大告将此书献给我，让我受宠若惊。过了半世纪，初大告又以中英对照方式出了另一册古体诗集。
我在印度滞留期间也认识了一些中国人。他们是因为战争才来到印度。我在一九四五年某次旅行，从印度攀越喀什米尔（Kaslmfir）山区进入拉达克（Ladakh），盛行佛教。拉达克的首府列城（Leh）是座小小的山城。我在当地认识一名中国军官。他驻扎当地，负责指挥拖运战争物资的骡队接泊，并将物资从一万八千尺的地形上运到新疆。他对诗的爱好与典型的中国人殊无二致。他甚至搜集、翻译了一些当地村谣。其中一曲村谣用感性语调描述一名新婚女子；她的眼眸仍凝住在父母旧居上，脚尖却已向前往夫家的路上迈出，通往不确定的未来。这名中国军官送了我一本袖珍中文字典。我于返家的旅途中，试图背记一些中文字，却毫无成果而言。
就在我踏上返乡之路的同时，第一颗原子弹掉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着结束。自此之后，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许多困难与恶劣情势。但远东情势的改变显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都多一点。而这些改变，远超出我在写一八八○年代的远东问题时所能想象之外。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the greatest German sociologist and a key fig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sent-day sociological thought.

《中国神话史(插图珍藏本)》是中国第一部神话史，中国古代神话，一向以零散不成体系著称，致使我们这个拥有神话资料最丰富的国度，国一度被外国人误解为缺乏神话、乃至没有神话，袁珂先生首次将散落在群籍中的吉光片羽遴选、缀集起来，用简练、通达、优美的文字将从上古迄于明清时代的神话材料，作了纵贯的系统的论述。对少数民族神话则联系汉族神话，作了横向的分类的鸟瞰式介绍，勾勒了中国神话的历史全貌。此外，《中国神话史(插图珍藏本)》还专章叙述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状况，神话对历代文学的种种影响，等等，材料丰富，剖析透彻。
在《中国神话史(插图珍藏本)》中，袁珂先生的广义神话学的观念拓展了神话学的空间，他指出：“在混沌状态综合体中和宗教结合紧密具有原始性的神话，一般可称之为狭义神话；从混沌状态综合体中脱离出来，走向神话本身固有的文学因素的文学道路以后，我们就可称之为广义神话了。”他认为，广义的神话从原始神话以后，沿着两个方向演进：一是文学化，成为神话小说和有神话意味的说唱文学。二是与宗教和民俗相结合，成为仙话中的神话和民间神话故事。这样，神话史的编撰有了重大突破，神话史也一直写到了近现代。

《仪礼》与《礼记》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本书是近代国人对这两部经典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全面系统研究的首部专著，无论对于社会学研究还是礼学研究，都具有拓宽新视野、开辟新领域的重要意义。作者对于史料删繁就简、去芜存精，分门别类之精当，分析评论之高妙，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介：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的代表作，自初版以来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著作和重要理论源头之一,被译成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等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阅读，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领域。本书收录了默顿从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探讨了理论社会学、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研究、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研究及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并强调了在功能分析中区分负功能和正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等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的范式,系统地奠定了功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在默顿的所有著作中，被引证次数最多的就是这本《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导读：
默顿使社会学具有了神圣的感召力，一个人一旦受到默顿的感染，他将毕生为之奉献。
——詹姆斯·科尔曼
译者的话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默顿1910年7月4日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工人家庭。1931年获得坦普尔大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哈佛大学任讲师。1939年至1941年在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57年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自1941年起，默顿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执教，先后担任过该系的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并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和特殊贡献教授，1984年退休。默顿曾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为了表彰默顿对社会学所做的杰出贡献，美国总统向默顿颁发了国家科学奖章，他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社会学家。默顿还获得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二十多所美国及国外大学的荣誉学衔，曾担任过若干学术团体的主席和数十家美国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的名誉成员。2003年2月23日，默顿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全书由四编二十一章近一百四十节构成，规模宏大，大致以“理论社会学——结构和功能研究——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研究——科学社会学”的线索展开。
从第一编“论理论社会学”中可以看出，默顿对美国社会学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验社会学”转向“理论”社会学，即由过去的局部社区、个案和事实的研究取向转向社会系统、抽象和复杂问题的研究取向，做出了重大贡献。换言之，默顿把以涂尔干、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欧洲社会学的思辨传统和理论取向，批判地、创造性地引入了崛起不久的美国社会学，这使他既不同于他的导师和同仁帕森斯那种过于宏大、抽象的理论风格，又对社会学理论发展与经验研究加以糅合，竭力摈弃过去那些理论与经验相分离且各执一端的倾向。这无疑也是默顿继帕森斯之后成为最富盛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默顿的重要贡献体现在这一编所阐述的三个主要方面：中层理论、功能分析方法（尤其是关于显功能和潜功能的论述）和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相互影响。
第二编“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研究”实际上是默顿全面展开他的中层理论和功能分析方法并使二者结为一体的范例。基于中层理论的原则，默顿不是去创立有关如何实现功能要求的高度整合的“总理论”，而是着力于功能分析，始终明确地强调分析不断出现的结构模式、功能模式和行动模式的经验后果。默顿没有使第一编所获得的三个方面的主要成果陷于抽象而空洞的窘境，而是继续把它们融入到第二编阐述的三个主要方面：社会结构和失范（又称“反常”）、科层结构与人格、参考群体理论。
默顿雄辩而深刻地表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家应该依靠发展“中层理论”而不是泛泛的一般理论来促进自己的学术活动。在社会学中，在关于经验问题的具体而又必要的研究假设与统一的理论体系之间，中层理论充当着中介；因而，中层理论可以原则上应用于指导经验研究。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关于社会系统诸多方面（如社会行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概括性理论与关于社会问题的具体、有条理和详细的经验描述之间架起“桥梁”，中层理论才能成立。中层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功能分析方法，因为它不是综合的统一理论，而是社会学分析的战略。功能分析方法具有它依赖的经验材料所证实的优点，即：尽管多种不同的中层理论有可能被包括到更大的理论体系中，但真正予中层理论以检验的则是看它能否用于产生在一定背景中得到经验验证的预测性假设，以及看它能否充分解释在上述背景中所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中层理论从一般理论逻辑地推导出来，它使对一般理论的决定性检验坐落于能否被用来产生经验的假设。一般理论只有经过中层理论而与获得的经验后果相符合，才不致过于苍白无力而成为多余的。
在第三编“知识社会学与大众传播”中，默顿注意的焦点是社会学关于知识以及知识的基础、类型、功能、组织、背景、媒介、传播等问题的研究，评价了曼海姆所开创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特点、取向和状况。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所谓欧洲的知识社会学与所谓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能否进行比较或相互“补充”？二者如何从欧美不同文化的背景出发，在社会学意义上实现交叉或沟通？作为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大纛，默顿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入、有趣而又非常值得回味的解答。
第四编“科学社会学研究”是默顿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独占鳌头的又一证明。1936年，年仅二十岁的默顿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年，这部现代社会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尽管默顿后来把研究重点转向发展社会理论，尽管科学社会学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在美国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之父的地位已经确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高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重新确认了默顿的贡献。这与以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美国科学哲学的崛起遥相呼应，一时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彼此砥砺，相得益彰，蔚为壮观。
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系统地阐述了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科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发挥着一种为其他社会建制所不及的独特功能，即科学保持着某种自主性。正如默顿所说，以往人们过多地注意社会对于科学的意义和影响，而他要研究科学对于社会的意义和影响。默顿在阐述了科学与社会秩序的互动、科学在民主社会结构中的特性等问题之后，凸显出其科学社会学最富有特色的方面：基于对近代科学史的考察，他指出，科学的兴起是早期新教的重大成果之一，而十七世纪新教的清教形式为近代经验科学的发展筑起了基地。另一方面，对于宗教，科学自身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功能自主性，这种功能自主性最终使科学彻底摆脱宗教的保守思想方式。因此，科学与宗教之间，具体来说，科学与新教、清教之间，存在着比人们所料想的更为重要、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些关系被埋没或误解了数百年之久。如果说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端归于新教伦理，那么默顿则指出科学发祥于新教的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合理性思想。对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的真谛，默顿心领神会，并使韦伯过于含蓄、笼统的思想“萌芽”长成活生生的科学社会学的“参天大树”。
默顿一生著述颇丰。他发表的大量学术著作和论文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默顿的理论及著作也大量被译介到国内。然不难发现，默顿的全部理论和观点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他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堪称默顿思想和学说的一个缩写本“大全”。
1968年增订版序言
本书这次重新印刷不是新的修订版,而只是增订版。1957年的修订版,除了简短的导论被大大地扩展成了本版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外,其他基本未变。仅有的变动都是技术性和无关紧要的,诸如校正印刷错误与增补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
最初写作构成本书的诸篇论文时,并未打算写成一部有连贯章节的著作。因此,那种期望这些论文现在的排列会展现出一个由严谨的内部联系所主导的自然演进过程的想法是徒劳的。然而,我还是不愿相信这本书完全没有连贯、统一和重点突出等诸种优点。
为了做到尽可能的连贯,这本书被分为四编。第一编展现了一种理论取向,根据这种取向,随后讨论了三类社会学问题。后三编各有一简短的导论,目的是想使读者不必自己去寻找由前一编到后一编的逻辑路径。
为了全书的统一起见,这些论文是着眼于两种社会学关切的逐渐展开和发展而组合起来的,这两种关切贯穿于全书,是通过各个章节中的观点而不是在考察一个特定主题之中得到充分表述的。这两种关切就是对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研究之间相互作用的关切和对整理实质性理论与社会学分析——特别是定量分析——程序的关切。
可以认为,这两种目的并没有受到范围过于局限的损害。事实上,假若我暗示这些论文涉及了那些广大而模糊的领域,那么这一过分的论断只是强调了产出的微不足道。但是,既然理论与研究的结合、理论与方法的整理是贯穿于本书各章节的关切,那么就理论取向说几句,正如在第一编所提出的,就是适宜的。
第一章阐明这一情况:社会学理论的历史与目前的应用理论的表述之间,虽然它们的功能是互动的,但却是不同的。我们几乎无需指明当前的理论社会学依赖于以往的理论社会学的遗产。然而,我相信,考察对于真正的社会学思想史而不是一系列按年代整理出的社会学学说概要的知识要求,还是有价值的。这就恰如考虑当前社会学理论如何吸取前人理论是有价值的一样。
由于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社会学中层理论予以很大关注,所以就有理由根据这一时期发展出来的对这种理论的应用和批评来考察一下这种理论的特性和作用。第二章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
第三章为被描述为功能分析的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个框架。它是以一种范式为中心的,这种范式整理了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诸领域发展出来的功能阐释中一直隐含(偶尔也显见)的那些假设、概念和程序。如果放弃发现一词的广泛含义,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范式的诸因素主要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它们部分是通过批判性地仔细考察那些把功能取向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学者们所作的研究和理论讨论而得以认识的,部分地是通过重新检验我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而得以认识的。
第一编的最后两章概括了现今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公认的各类相互关系。
第四章区别了那些被社会学理论这一常常含糊应用的术语所包括的相关但又不同的研究:方法论或程序逻辑、一般取向、概念分析、事后解释、经验概括和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在考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时——它们联系的事实就包含了它们的区别——我要强调在理论中一般取向的局限和功能。社会学从这种一般取向中,要比从一系列由一般理论导出的、被经验证实的、具体的一致性中得到更多的充实。因此,我也要强调和试图描述经验概括的重要性和不完全性。在这一章中,所指出的是这种毫不相同的概括可以通过一个整理过程而得以核实和加强。因而,它们就成为一般规则的例子。
第五章考察了理论与研究之间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方面,即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各种各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仅仅是读过而并未从事过经验研究的人,才会一直相信研究的惟一的或更为主要的功能是为了检验先前建立的假设。该研究代表了一种基本的但却狭隘的、远不是惟一的功能。在理论发展中,(经验)研究起着比这种被动的确证作用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正如这一章所详细指出的,经验研究对社会学理论也有引发、重新阐述、重新确立和澄清的作用。因而,经验研究促进了理论的成熟。很显然,那种远离所有经验研究而只凭道听途说的社会学家,会冒着同经验隔绝的危险,而经验研究很容易把他的注意力转到新的、富有成果的方向上去。他的思想里还没有经验准备。他还不会有常常被称为偶然发现的经验,即由对新发现(而不是按图索骥)有准备的头脑偶然作出的发现。由于注意到这一点,我把偶然发现作为经验调查的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哲学。
马克斯·韦伯赞成的观点是对的,即一个人不必为了了解恺撒而成为恺撒。但是,对于我们理论社会学家来说,有这么一种诱惑,常常好像为了解恺撒而不必研究恺撒。然而,我们知道,理论和研究的互动既有助于对特殊个案的理解,也有助于一般规则的形成。
我感激芭芭拉·本根精心编辑了前两章;感激哈里特·A.朱克曼博士对这两章初稿的批评;感激玛丽·迈尔斯女士把涂改不清的手稿变成了清晰的打字稿。在准备这些导论性的章节时,我还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罗伯特·Ｋ.默顿
纽约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
1968年3月
1957年修订版序言
在这一版中,大约三分之一多的内容是新的。这一主要的变化包括四个新的章节和两个文献附录,这些附录回顾了它们所属那些章节所涉及的问题的近来发展。通过改写那些应该很清楚却并不清楚的段落,我也试图改进书中各处的阐述,并且我已消除了几个绝不应犯的乏味的错误。
在这一版所加的四章中,有两章来自已出版的专题文集,其中一本已脱销了,另一本也同样近于见不到。“影响的模式:有地区性和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人物”一文首次出现在1948年至1949年的《传播研究》(P.F.拉扎斯费尔德和F.N.斯坦顿编)中,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处关于在社会中个人影响之作用的系列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章介绍了“影响”这一概念,区分了两类不同的影响,即“地区性”影响和“世界性”影响,而且把这两类影响与地方社区中的影响结构联系起来。“关于参考群体行为理论”是与艾丽斯·S.罗西夫人合作写成的,最初发表在《社会研究中的连续性》(R.K.默顿和P.F.拉扎斯费尔德编)中。它利用了《美国士兵》所提供的大量证据,来阐明在某些条件下,人们要使自己遵从不同群体的,特别是他们所不隶属的群体的规范。
在这一版中新加的其余两章从前未发表过。第一个是“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这一章试图加强近来对被称为失范的社会规范解体的经验和理论分析。第二个是“参考群体和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连续性”。这一章试图说明当前对参考群体行为的研究的一些特定社会学含义(不同于社会心理学含义)。目的则在于考察社会结构的某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在对参考群体的社会学分析能够取得进一步发展之前必须解决。
文献附录主要涉及到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还相当详细地涉及到近代科学发展中新教的作用。
我特别要感谢埃莉诺·巴伯博士和玛丽·克林克夫人所做的校对;感谢伯尼斯·泽尔迪齐夫人所做的索引准备工作。在修订本书时,我受惠于福特基金会为行为科学计划提供的一小笔资助,这笔资助是没有事先限于某个特定项目的资助表中的一部分。
罗伯特·K.默顿
纽约哈得孙河畔黑斯廷斯
1956年感恩节

简介：
本书是杰出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杰弗里·C.亚历山大二十多年来理论批评的总结，全面而深入地反思了帕森斯之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发展。亚历山大指出了新一代理论家对帕森斯的激烈反叛中所存在的偏颇与误解，并进而澄清了帕森斯及新功能主义的主要理论关切与目标，探索了超越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使社会学理论更好地应对经验现实的途径。
前 言
本书第二章至第八章完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充满了合作的理论研究设想。如果没有我第一个博士生科洛米的激励，我也许不会提出这个新的理论设想；他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并给我不断的鼓励，使这个设想最终成为现实。而苏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合作者，他和我私交甚好，并在自己的文章中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
我的德国同事和朋友蒙克在整个时期内也是一个密切的合作者。他不仅给我以思想的启发，而且还证实这个理论性的修正运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斯梅尔塞、艾森斯塔德和巴伯是我忠实的良师益友，他们也做出了创造性的工作，使我有关新功能主义的设想得以成形。
在我致力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设想时，一开始，我详尽阐释了它的理论潜力，但后来，我意识到了它的局限性。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私人感情方面，我都从我的瑞典同事艾尔曼的友谊中获益良多。最后，我必须对莱默特表示深深的谢意。查尔斯不顾我们两人理论倾向上的差异——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两人理论倾向上的差异——他从一开始就肯定了我的学术探索。作为本书最合适的编者，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他扮演了重要的批评性角色。
杰弗里·C.亚历山大
墨西哥城

拉尔夫・达仁道夫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是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本书被作者称为其“社会科学之总和”，意在研究本世纪工业社会的社会冲突，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冲突。该书的基本命题是：“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围绕着这几对矛盾，作者展开深入的论述，表明自己的见解。同时作品也介绍和分析了很多西方著名社会学家的各种社会冲突理论。对了解和研究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冲突，也会有所裨益。

“污名”之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要归功于戈夫曼。在本书中，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作者分析了蒙受污名者的自我感受以及他们与“常人”问的微妙互动，重点阐述了蒙受污名者在人际互动中进行“信息控制”的各种技巧。

本书主要描述和评论当代社会学理论大家的核心思想与主张，以及他们对社会及社会行为提出的种种独特理论与解释方式，对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各种观点进行简洁明了的归纳。内容包括功能主义理论、冲突论、进货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理性选择理论、身体社会学、社会生物学等理论，并把对正式教育系统和女性的关注作为一条主线，串联起各种理论。同时，本书直接引用了大量经典文献的原文，以保证原汁原味地展现理论家的见解。第六版更新和增补了社会学研究者和普通人在理解日常生活事件时如何使用某一种社会学理论的经验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