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间，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迁，世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鉴于此，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发展。本书正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改革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变革和转型过程。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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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本书是“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的前半部分。英文原版作为最早探讨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专著之一，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欧美许多大学中国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本书截取了原版中电报与清末时政的部分，单独成书。众所周知，互联网的出现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影响巨大，但技术与社会互动的机制极为复杂，当下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学术解释。本书着重考察清末电报（新技术）与时政的互动，乃是绕道历史，为我们理解今天互联网在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提供一个可信的历史参照。

本书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地阐释和研究。了解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社会分工论》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893年的博士论文，是其开山之作。一开始他就显示了他反对单一的功利主义思维的立场，他指出社会是多元的，是由种种矛盾的部分组成的，是要适应相互矛盾的种种需要的，必须有一种限定与平衡。他选取的题目是一个经济学的对象，但他却要从其中找出非经济的内核来。这《社会分工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社会分工论》已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

《哲学讲稿》是早年涂尔干在桑斯中学任教时，由其学生安德鲁•拉朗德所作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从内容上来说，由于该讲稿所面对的是些中学生，所以，无论是讲述方式，还是讲述内容，都不会晦涩难懂。也正是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哲学课程中所要求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构成哲学经典的各个哲学家的学说，这份讲稿就显得很通俗易懂，有些地方甚至还很口语化。
像其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想进一步竞争大学教职的毕业生一样，这位与哲学家柏格森同时代后来成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在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开始在法国的桑斯中学（后到圣·昆丁中学）教授哲学。所以，该书至少适合两类读者。
首先，这份讲稿可以让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普通读者，也能够很容易的跟着涂尔干了解和思考哲学问题。从“入门”和“普及”的意义上，只要是对哲学有兴趣，都可以从中发现其妙处。文字不难，内容简短易懂，并且讲稿还很体系化，读此书相当于经过了一次法国哲学基础教育训练。众所周知，哲学家辈出的法国，中学哲学教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相信有兴趣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慢慢体会到。
其次，对于想了解和研究涂尔干思想的读者来说，这份讲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犹如涂尔干早年在桑斯中学所作的演讲所言，当时的法国以及作为哲学教师的涂尔干，都力图通过中学哲学教育来实现对未来公民的培养，以克服和摆脱法国当时所遇到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是理解涂尔干思想的重要起点。从涂尔干思想发展角度看，在中学任教的这段时间是其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对理解他为何转向社会学研究，提出他的一整套社会学理论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所以，这本书在引介法国中学哲学课程讲稿，介绍涂尔干思想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断裂》一书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断裂”是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作者用这个要领来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一个命题：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并开始逐步定型化。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我们明确我们社会的历史方位是非常有意义的。

For two thousand years the disparate groups that now reside in Zomia (a mountainous region the size of Europe that consists of portions of seven Asian countries) have fled the projects of the organized state societies that surround them?slavery, conscription, taxes, corvée labor, epidemics, and warfare. This book, essentially an ?anarchist history,? is the first-ever examination of the huge literature on state-making whose author evaluates why people would deliberately and reactively remain stateless. Among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people of Zomia to remain stateless are physical dispersion in rugged terrain;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at enhance mobility; pliable ethnic identities; devotion to prophetic, millenarian leaders; and maintenance of a largely oral culture that allows them to reinvent their histories and genealogies as they move between and around states.
In accessible language, James Scott,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an eminent authority in Southeast Asian, peasant, and agrarian studies,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eoples of Zomia and their unlikely odyssey in search of self-determination. He redefines our views on Asian politics, history, demographics, and even our fundamental idea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civilization, and challenges us with a radically different approach to history that presen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less peoples and redefines state-making as a form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his new perspective requires a radical reevalu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of the lowland states. Scott?s work on Zomia represents a new way to think of area studies that will be applicable to other runaway, fugitive, and marooned communities, be they Gypsies, Cossacks, tribes fleeing slave raiders, Marsh Arabs, or San-Bushmen.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河北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其领头人耿长锁 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深入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1960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作者集中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以后在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减租减息到互助组、合作社，再到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分析了这先后进行的改革对农村社会及农民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它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进而探讨国家与农村社会，国家领导与地方干部的关系。
本书作者分别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来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学者，他们从1978年开始在五公村、饶阳、石家庄等地进行调查、访谈，查阅相关资料，先后与几百名农民及各级干部交谈，查阅了众多的有关档案等原始材料，从而搜集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整个研究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同时，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资料，停留在一般的叙述介绍之上，而是将五公村作为华北农村社会近代变迁中的一个典型，将其放在变动中的历史中进行考察，运用各自学科的理论，探讨这一变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现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从而使本书既有一般叙事的可读性，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本书对于我们了解、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农村问题，极有参考价值。
读者对象：近代中国历史、社会史、农村问题等研究教学工作者，中共党党史教研工作者等。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通过活生生的案例和事实，揭示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代际之间对土地态度的变化，中国农村人口离土的趋势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农民不愿种地”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最大障碍。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和匮乏成为中国农业面临的新问题。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如何拯救农业？脱离了农业特点和违背农业发展规律的种种做法会把农业推向危险的边缘。呼唤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全书30万字，通俗易懂，感人肺腑，富有启发性。不仅适合与农业有关的研究者、管理者阅读，也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农业教育和了解农民的教材。

本书已被公认为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转型和流动人口的最重要文献，曾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20世纪末，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该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城市的流动者的公民权问题？对任何地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在中国，这种棘手的情形变得尤为复杂。
在这部以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农民流动者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中，作者揭示了市场、农民流动者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流动者是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抗争并催生新的公民权模式的。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讲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化之一是农民工从农村向全国各地城市的流动。农民工既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也成为力图应对日益增长的不安定人口的城市政府的累赘。流动现象对城市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影响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非常关切的领域。在《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中，作者对农民工返乡——这已开始改变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作了领先的深入的研究。
墨菲在中国农村的深度田野调查为她探索农民流动对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基础。她的分析集中在促成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发生转变的农民工的经历和生存策略上，同时也考察了流动者、留守者和官员对变化的环境、障碍和机会所做出的反应。
这个前沿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用的比较案例。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本书内容涉及乡村土地、人事、精英角色、集体行为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特别关切的主题是，有关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角色、行为、规则和冲突的性质。因为它们能够展示乡村社会关系的状况，对于研究者理解乡村制度变迁的社会结构条件、推进和限制它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它的发展能力和方向颇有帮助。上述讨论是放在多年来学界使用的一个分析框架——国家政权建设之下，并试图发现，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公共关系、公共规则、公共权威角色、以及公务行为标准（这些方面，都是理想类型的现代公共政权建设）在乡村的存在基础。

本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一本民族志。为此，作者先后在1989年和1991年两次回到他以前曾经生活过7年的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光是礼物之流本身便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于是将他的研究目标限定在农村礼物馈赠文化方面最后成书。

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黄宗智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Cultural Sociology collects 31 seminal essays by renowned social thinkers that introduce cultural sociology to an emerging generation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