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的是作者自2016年来发表的有关“民族话语”的主题论文，对现行的“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进行了分析，讨论中华文明传统具有非无神论的世俗性，这是中华文明与当代其他主要文明体系之间的主要区别，由此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社会伦理和群体认同结构，同时试图说明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为什么不可能产生于中国的土壤。

《 研究》介绍了《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女真时期传流下来的著名萨满史诗，流传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东海女真人中间。《乌布西奔妈妈研究》着力于对《乌布西奔妈妈》文本进行系统解读。鉴于《乌布西奔妈妈》具有多学科的价值，《 研究》作者郭淑云试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注重史诗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等多学科交叉视野的观照，力求以多元视角透视研究对象，对《乌布西奔妈妈》作一全息解读。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北方民间宝卷的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北方民间宝卷的整体研究。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形式变迁、与其他民间文艺的交互影响、区域特色、南北民间宝卷的对比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系统的分析。下编是专题研究，针对宝卷研究领域中缺乏深刻细致的个案研究这一现实，选择了《孟姜女宝卷》、《黄氏女宝卷》、《白马宝卷》、《红灯宝卷》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书稿的最后部分是余论和附录。余论着重探讨了“非遗”对北方民间宝卷的影响，从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北方民间宝卷的保护、开发的对策和建议。附录“经眼北方宝卷提要”对笔者所经眼116种北方宝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为学界提供一批有价值的宝卷研究的新资料。

本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内容丰富，篇幅甚巨，达八十馀万字。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按系年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遇叙说有异同者，则加以考证。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

本书以《新唐书·吐蕃传》为纲目，根据藏、汉文有关史料，对其所记的西藏吐蕃王朝（第七世纪至第十世纪）的史实，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加以增补或考证，对史实的出处加以笺注，对其讹误加以修正。内容以汉、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吐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重点。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d why is it capable of arousing such intense emotions? In this major study, Azar Gat counters the prevailing fashionable theories according to whic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are modern and contrived or 'invented'. He sweeps across history and around the globe to reveal that ethnicity has always been highly political and that nations and national states have exis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statehood millennia ago. He traces the deep roots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human nature, showing how culture fits into human evolution from as early as our aboriginal condition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kinship, defines ethnicity and ethnic allegiances. From the rise of states and empires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book sheds new light on the explosive nature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s well as on their more liberating and altruistic roles in forging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图像民族志——庄学本摄影集》是上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人类学摄影大师庄学本先生的摄影集，分为羌族、戎族及彝族三册。书中的照片拍摄于1934年至1942年间，记录了羌、戎、彝等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宗教、服饰、物产以及地理环境等。除了这些照片外，书中还加入了部分馆藏羌、戎、彝族服饰图片。书中的所有照片及服饰图片均来源于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大部分图注引自庄学本原始旅行笔记。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写于1925年，是一本叙述十七世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通俗历史著作。本书从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第一批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流城开始，一直写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17世纪，欧洲人在北美大湖区与印第安人相遇，欧洲人的新世界与印第安人所拥有的旧世界相互交叠，他们彼此将对方看作外人和他者，几乎是非人类。本书讲述的就是1650—1815年间，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相互占领、征服、接纳、融合与文化坚持的故事，他们共同创造出一套具有崭新意义的交换体系。
在这套体系中，人们行动的理由不能被简化为普世的经济法则，他们的联盟并非唯利是图，互赠的礼物不只是金钱和财产，谋杀犯也不是为了获利去杀人，生活不是生意，它既不符合欧洲模式，也不契合印第安模式。它跳出了以往著作中将两种文明的冲突简化为征服与被征服的线性叙事，而是将其整合为一种更为丰富的、非线性的框架。通过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详细了解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如何相遇，如何将对方视为异己，又是如何共同营造一个共有的、可以相互理解的世界。在这里，古老的旧世界与各种各样的欧洲人的世界重叠，他们的混合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流系统和价值认同系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本书是20周年纪念版，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双料经典，一经出版便获得广泛赞誉，不仅包揽美国史研究的多项大奖，更提名当年的普利策奖。它跨越学科边界，影响到文学批评、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领域；不仅影响了北美其他地区的研究，还影响到在非洲、亚洲、澳洲和欧洲的研究，传播到了全世界。此外，它还进行了“时间旅行”，在有些案例中被应用在了古代。“中间地带”（The Middle Ground）从此成为学界内外的一个经典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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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译丛（见识城邦出品）：
01：全球史是什么
[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著
02：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
[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英]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著
03：19世纪大转型
[德]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
[美]罗伯特·A. 德内马克（Robert A. Denemark）编
04：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美]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 著
05：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
[英]亚当•克卢洛（Adam Clulow）著
06：近代早期世界的全球互动（1400—1800年）
[美]查尔斯•帕克（Charles Parker）著
07：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年）
[美]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著
08：蚊子帝国：1620—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生态战争
[美]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著
09：美国宪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
[美]乔治•A．比利亚斯（George A. Billias）著
10：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
[英]C. A. 贝利（C. A. Bayly）著
11：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
[美]柯浩德（Harold J. Cook）著
12：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
[美]格里高利•T. 库什曼（Gregory T. Cushman）著
13：气候变化与全球史
[美]约翰•L. 布鲁克（John L. Brooke）著
14：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与社会
[英]布鲁斯•M. S. 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著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本书根据香港奥达斯制作有限公司1990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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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 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⑨ 是该校医学院国际健康兼职教授（体质人类学）以及“西藏研究中心” 教授兼系主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1938年2月8日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获密芝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戈尔斯坦以《西藏的僧兵（ldab-ldod）研究》（A Study of the Ldab Ldod）论文，获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戈尔斯坦以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System)，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长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68－1971年，戈尔斯坦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助教授。1971-1977年，任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副教授。1975年至今，戈尔斯坦先后担任的主要学术职务有：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5年至今），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78－1990年），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西藏研究中心” 主任（1987年至今），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 西藏事实调查代表团成员、国家科学院立项的“华北草原科学课题组”成员（1991年）。“喜马拉雅山两国自然保护项目”（尼泊尔和中国）“森林山地研究所”高级顾问委员会成员（1991年至今），IREX（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蒙古项目（蒙古牧民的生活方式跟踪研究）的负责人、“人类学和人种科学国际联盟委员会” （IUAES）国际老龄化委员会委员（1992-1993年），“西藏扶贫基金会” 理事、“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今），《亚洲腹地》（Inner Asia）杂志编委（1998年至今）。
自1961年至2000年，戈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助，其中与藏学有关的项目达25项。
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其研究领域主要在西藏。戈尔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域外藏区（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族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藏族的论著。
戈尔斯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戈尔斯坦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书收集资料。1986年6月3日，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家辛迪娅·比尔（Cynthia M. Beall）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一项关于对西藏西部牧民进行为期17个月的联合实地考察的协议，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昂仁县帕拉牧区的55个家庭、253口人的恰则区。实际考察时间为18个月(1986－1988年)，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Nomads of Western Tibet: 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西藏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1988年，由戈尔斯坦牵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制订为期10年（1986-1996）的合作研究计划。在这10年当中，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的考察和研究。1997-199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又与该校合作进行为期3年的“西藏农区家庭、老年人与人口生育状况调查”的项目，试图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农区家庭和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供科学依据。1998年11月，受美国前总统卡特所主持的“卡特中心”的委派，戈尔斯坦与凯普斯坦等人到中国的藏族聚集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考察，对藏区尤其是西藏的宗教信仰现状、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现行政策以及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重点考察。后经“卡特中心”的两名美国学者总结分析，写成题为《中国、美国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见解》（Reflections on Tibet,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the Dalai Lama）的报告。
戈尔斯坦在藏学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三个方面。其藏语文研究作品主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Modern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合著）、《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Grammar and Reader)、《现代藏语藏英词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藏语入门》(Tibetan for Beginners and Travelers),《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现代藏文精粹》(Essentials of Modern Literary Tibetan: A reading course and reference grammar)、《现代藏语藏英新辞典》（The New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等。其中，《现代藏语藏英词典》自1975年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面世之后，曾5次再版，不仅冲破了印度学者达斯的《藏英词典》长期垄断国际藏学界的局面，而且弥补了达斯词典在现代藏语文词汇方面的不足。戈尔斯坦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段”，即近现代西藏研究和当代西藏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可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界标，重点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其主要作品为《僧兵研究》（硕士论文，已有汉译本）,《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和关于农奴制的一组文章。代表作则是《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实际上是由其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 1989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约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提名）。当代西藏研究著作主要有：《西藏西部牧民――一种幸存的生活方式》（与辛迪娅·比尔合著）、《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The Struggle for a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与扎西泽仁等合著）、《美国、中国、西藏与西藏问题》(Tibe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Tibet Question)、《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National Identity)（与凯普斯坦等合著）。

在古代欧洲历史上，匈人王阿提拉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仿佛野火一般从东方匆匆而来，四处劫掠屠杀，散布恐慌，在欧洲留下一片片焦土与废墟，严重威胁了彼时内忧外患的罗马帝国。但在短暂的强盛之后，阿提拉在高卢和意大利接连受挫，最终死在了新娘的婚床上，迎来了戏剧化的结局。在他死后，他一手建成的匈人帝国分崩离析，匈人这个神秘民族也随之迅速消失在了历史迷雾之中。
匈人是谁？他们从何而来？他们的领袖阿提拉又是怎样的人物？千年以来众说纷纭，本书借助阿米尼乌斯·马尔切利努斯、普罗科庇乌斯及普利斯库斯等罗马史家的史料，加以详尽可信的分析解读，叙述了自4世纪匈人西迁至5世纪中叶匈人帝国崩溃的历史，从多角度为读者还原时人眼中的阿提拉与他的匈人帝国。

本书中的资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云南三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中所见所闻之记录，是研究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云南彝族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学术价值被我国民族学学术界公认，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被视为经典之作。鉴于此，我们请有关专家翻译、整理该书，并请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专家对译文进行审读，现予以出版。

《佛家經論導讀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於西元1992年。其時羅時憲居士往返於香港及加拿大弘法，筆者則住夏威夷。羅公有意出版一套能引導學人上進，令其能自行研讀佛家經論的叢書，於是跟筆者洽商，釐定經論二十種，由是計劃開始。
1993年筆者返港，而羅公則已患惡疾，故於時間極為匆迫的情況下，趕出《異部宗輪論》、《心經》、《四法寶鬘》三冊，分攝小乘、大乘、密乘，羅公見後，極為歡喜，不久旋即往生。
叢書出版後極受歡迎，故於1998年，旋即由台灣全佛出版社再版，此中若干冊曾經修訂，但未全面。今則諸冊均經嚴格修訂，除訂正誤刊錯字外，並補充資料內容，令其更能引導讀者，於叢書中諸經論能融匯貫通，及能旁及其餘經論。
一
讀佛家經論，困難的地方不在於名相，而實在於領略其旨趣。若得其旨，開卷便覺終身受用；若不得其旨，則雖誦經終身，開卷終覺茫然。
經論有不同的旨趣，衍生成不同的宗派，實由於行者根器不同、修持不同之故。印度晚期，將此歸納為四宗部，而修持次第則分為九乘，這已成為藏密甯瑪派的傅統。若根據這傅統來讀經論，在領略經論意旨方面，會容易一些，也能深入一些。
本叢書的編輯，實亦根據此傳統。且依古代論師的善巧方便，先依唯識抉擇部派佛教的經論，再依中觀應成派抉擇唯識，最後，則依了義大中觀（如來藏）抉擇應成派。
所以本叢書可視為橋梁，由此即能過渡至《甯瑪派叢書》，領略甯瑪派九乘次第的基、道、果意趣。亦即由小乘的止觀修習，依次第而至「大圓滿」的修習，皆須知其基、道、果，然後始可修持。
二
依甯瑪派的觀點，一切經論實為了修持而建立，或說體性，此即為基；或說觀修，此即為道；或說現證，此即為果。依龍樹中觀，以般若波羅蜜多體性為基、修觀中道為道、其果即為現證般若；若依彌勒瑜伽行，則以法相為基、修觀唯識為道，其果即是如來藏。前者為二轉法輪的教法；後者則為三轉法輪的教法。
因此，本叢書所收的經論，實為各修持次第的基。其重要性，亦即在於此。
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近代佛教學者接受了西方的治學方法，喜歡用「發展」這一觀點來處理一個系統的學術，因此便將佛家經論視為一系列的「思想發展」。然而這樣做，卻實在非常不恰當。
釋尊當日教導弟子，依次第而教，因此開示的理論便亦依次第。但我們卻不能說釋尊於教導「四諦」時不識「十二因緣」；於教導「十二因緣」時不識「中觀」；於教導「中觀」時不識「唯識」；於教導「唯識」時不識「如來藏」。因此，我們不能說這種種學說，實由「發展」而來，而非釋尊的次第說法。
是故各種不同的佛家見地，只有傳播的先後差別，而非由一個思想，發展成另一個思想。也可以這樣說，只能有「佛家思想傳播」的歷史，絕對不可能有「佛家思想發展」的歷史。若說「發展」，有墮為謗佛的危險。至於在傳播方面，由於傳法者的根器與修持各各有別，是故對法義可有不同的演繹，但這亦並非「發展」。
由是讀者須知，佛家經論實為由上向下的建立，而非由下向上的發展。
由上向下建立理論，是為了實修的需要。我們喜歡說證空性，但如何去證空性呢？那就非依次第修持不可，那就需要由上向下建立各次第的基。蓋至最上時，實無「空性」可證，唯現證「樂空無二」，這才是行人的「最後一著」。但若一開始即不唯說空性而說「樂空」，行人亦必無入手處。是故由「樂空」境界向下建立，如是於中觀始有「四重緣起」的觀修；於瑜伽行始有「離相四加行」的觀修。
指出各次第的基，其旨趣何在，即是編輯這套叢書的基本觀點。
三
理解佛家經論，必須由實際修持著眼。若離修持去理解，則必生疑惑。
以《入楞伽經》為例。倘離實修，則會覺得其不純，既非純說「唯識」如《解深密經》等，亦非純說「如來藏」如《如來藏經》等。筆者當年即持此疑，向敦珠法王無畏智金剛尊者（Dudjom Rinpoche）請開示。法王只答一句：「《楞伽》說菩薩的心識，但菩薩亦由凡夫起修，是故便亦說凡夫的心識。」筆者即因法王這一句開示，才得叩開「如來藏」的大門，建立「了義大中觀」見，亦即「智境唯藉識境而成顯現」的「如來藏藏識」境界。
蓋佛家一切法門，無非只是心理改造，由凡夫改造為聖者，即是法門建立的目的。是故釋迦說「四諦」時，亦說「四諦十六行相」。所謂「行相」，便即是心的行相，也即是心理狀態。凡夫若不知自己在修持時的心理狀態如何變化，實不能稱為修持。
《楞伽》說「如來藏藏識」，即是「聖凡心理狀態」的分析。那實在是為實修作指導，而非建立一種思想。如是理解，即知《楞伽》並非不純。同時亦可明白，當年達摩尊者何以只傳「四卷楞伽」以印心。「印心」者，即是洞悉自己的心理狀態變化，而與修持的見地相印，那就是修持。
舉此一例，即知經論不是純理論的建立。本叢書的編輯，即以實際修持為著眼點，期望能因此而令讀者知道經論並非知識。若視之為知識，則釋尊已說之為「說食不飽」。
四
西元一九九二年，唯識大師羅時憲教授在香港，筆者在夏威夷，遙隔萬里，志趣一如，因有編纂本叢書之意念。經論多由羅公選定，導讀者亦由羅公圈定，羅公並委筆者為主編。於西元一九九三年中筆者返香港，籌集資金，編輯出版，終能於羅公往生前，完成叢書三冊，而整套叢書則於一九九七年中殺青。前後經營五年，總算未負羅公之所託。
於一九九八年，本叢書又經修訂，交台北全佛出版。今出簡體字本，各導讀者又作第二次修訂，編者亦更突出編輯意趣，力求此叢書能令學佛的人不墮入虛無，亦不偏執於宗義。雖非盡善，或可庶幾。
乃為之頌曰──
文字原非障 實為修道基
所修亦不執 次第斷毒塵
是故佛因位 喻為金剛心
頂禮諸聖眾 灑我以甘霖
談錫永
公元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八月初版序
公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台灣版序
公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三月修訂版序

本书是由文日焕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根据多年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所著的教材。

乌古斯是包含有24个部落的突厥语部族，公元前2世纪形成于东部天山地区。此后由于汉朝与匈奴对该地区的争夺以及自6世纪中叶开始突厥的西向扩张而散布于东起蒙古高原，南达河西走廊，西至锡尔河东岸及费尔干纳盆地东缘的广大地区（后又进而扩散至黑海以南地区）。《乌古斯和回鹘研究》利用汉语、突厥语和波斯语史料，相互比勘、印证，首次从乌古斯部族的形成、发展史角度切入，对匈奴帝国、柔然汗国、前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关系，乌古斯部族和胡人部落的关系以及“十姓回纥”和“九姓乌护”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在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的构成、分布，喀喇汗王朝汗室所属部落，乌古斯部族与诸多现代民族的关系以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在民族史学理论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