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套文献由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藏族世代私藏至今，内容涉及藏族本教祈祷经文、本教历史沿革、本教法师传记、本教医药文书和远古藏族打卦问卜、治病禳灾、婚丧嫁娶、庆典节日等，几乎涵盖藏族远古本教文化的方方面面，迄今已历千余年，是研究古代藏族本教信仰及社会生活的资料宝库。
全套文献多采用传统的梵箧装保存，内容主要涉及远古时期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藏族苯教信仰、天文、历算、医学、习俗等，迄今已历千余年，是研究古代藏族苯教信仰及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内外藏学界一致好评，国内外高等学院、研究机构、苯教寺院等纷纷购藏该书，认为全书是藏经洞式的重大发现，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开掘弘扬藏族远古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外藏族苯教文献整理研究的空白，将为推动藏学研究、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发挥重要的作用。

孤竹、东胡、令支、屠何四个古民族，商周秦汉时期生活于东北地区西部及西北部，处于中原与东北地区交通的要津之地。他们既是东北地区西部及西北部古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同时，也为中原文明向东北地区的传播以及东北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书以传世文献记载为主，并参证考古资料等，系统地论述了这四个民族的历史，全面地总结了其在中国民族史、中国文明史及东北史中所占之地位和影响。

《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阐述了纳西族传统东巴文化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传统技术及生存方式；分析了传统文明在与现代文明相遇的过程中，在形而上的解释世界的层面和形而下的联系世界的层面被现代科学和技术取代的过程；分析了传统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得失；讨论了传统文明融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并对传统文明的未来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通过对东巴神话的分析，对传统纳西族的宇宙论和独特的署自然观进行描述和建构，对其建立在传统形而上体系和传统技术之上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分析它们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变迁。
《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不失为难得的民族史、科学史、技术史方面研究人员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借重当代建构论民族研究的理论成果，从华夏边缘叙述的角度对“寻根”文学思潮、“文化中国”想象（包括“传统文化热”和“上海怀旧潮”）和大众文化的“东北风”等重要的新时期文化脉络进行了重构性的描述和分析，在为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新的解释的同时，集中探讨了不平衡的历史地理想象与连续、同质的社会时间感觉的关系。

历史话语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只有当底层造反时，主子们才意识到仆从们也有意识。
——帕尔塔·查特吉
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活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菲利普·霍尔登
前 言
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传》的最后一幕，引用了伽利略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由于经典力学假定两点之间在理论上是无阻碍的，因而这个论断有反讽的意味。可在秩序混乱的政治领域中，这却可以被看作真理。
很明显政治理论家们并不重视这个事实，即政治必然在一个话语意义不甚确切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在政治家那里，概念是不明确的，这样概念就有了政治价值，因为不明确所以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在那里目的自相矛盾，而结果则不可预料；行动变幻莫测；选择都是战略性的，相对的而不是单义和绝对的。然而，这个充斥着模糊和虚假、操纵和欺骗、梦幻的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在这里，明确了目的，建立了规则，确立了价值，完成了革命并建立了国家。
这本书是有关政治革命的，但其过程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即从历史中选取起因和高潮两点，两点之间以一条直线贯穿。有论点指出，革命从根本上说并不只是革命。在转变、动摇、中断以及无法预测的变化中，被支持的和受到压制的东西一样多，从中你会意识到在这一复杂运动的进程中历史的合理性要多于那些偶然的或干扰性的因素。通过研究形式不一的转折点，我们可以找到线索，理解民族主义思想史在今天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我本想将这本书命名为《曲线》，但比我精通出版业务的朋友劝我说，这不是一个挖掘潜在读者的好办法，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于1981—1982年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期间动笔写作本书，我非常感谢Nuffield基金会给我的出国奖学金。1982—1983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期间，继续写作本书，回到加尔各答时已完稿。对于牛津大学Bodlian图书馆，堪培拉ANU图书馆，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图书馆，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职员的帮助，我万分感激。
曾看过及评论过本书初稿的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 沙希德·阿明， 贾苏特罗·伯格奇， 迪拜什·哲格罗伯蒂， 约翰·达恩， 欧姆卡罗·古斯瓦米，拉那吉特·古哈，德伯蒂·古哈·塔古达， 苏迪伯达·卡维拉吉，鲁德罗·穆凯吉，哥耶·班代，阿毗吉特·森，阿肖克·森。对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谨此致谢。
我在阿尔及尔、牛津、堪培拉、巴罗达、巴黎和加尔各答的研讨会上发表并讨论过本书的不同章节，在此向所有与会者致以谢意。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学的金海德·穆会古吉，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Zed Books的罗伯特·摩太诺和安娜·格沃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拉维·达耶勒，鲁古·俄德弗尼，在本书出版方面给予的帮助。同时谢谢梅·迈肯思和玛格丽特·豪准备打印稿。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卡马丽的支持和理解。
帕尔塔·查特吉
1985年12月于加尔各答
译 后 记
本书由范慕尤和杨曦合作翻译，范慕尤负责前三章的正文，杨曦承担了后三章、全书尾注和索引的翻译。北大英语系的张琪校对了全文。在此过程中，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毕业的周陈校对了后三章的正文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北大印地语专业的王静老师帮助译出了一些印地专名，此外印度语言文化专业的张幸帮忙解决了大部分的孟加拉语专名翻译。北大东语系段晴教授也不时给予点拨，对他们的大力帮助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证。
范慕尤 杨曦
2007年4月20日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

Bhabha, in his preface, writes 'Nations, like narratives, lose their origins in the myths of time and only fully encounter their horizons in the mind's eye'. From this seemingly impossibly metaphorical beginning, this volume confronts the realities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hood as it is lived and the profound ambivalence of language as it is written. From Gillian Beer's reading of Virginia Woolf, Rachel Bowlby's cultural history of Uncle Tom's Cabin and Francis Mulhern's study of Leaviste's 'English ethics'; to Doris Sommer's study of the 'magical realism' of Latin American fiction and Sneja Gunew's analysis of Australian writing, Nation and Narration is a celebration of the fact that English is no longer an Englis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not nationalist, bu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give us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历史上的帝国”丛书共计十二册，分别对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帝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每一册概述一个帝国或文明，探究其兴起与衰落的究竟、对后世的影响、其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影子，叙述脉络清晰，语言浅显易懂，是了解这些帝国或文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入门读物。书中大量的知识栏展示了它们与今日社会的关联、至关重要的文献以及有趣的知识；全彩图片和地图、年表、词汇表、参考书目、拓展资料等内容又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玛雅文明是南美三个古文明之一，是古代印第安文明的代表，是中美洲印第安人在亚、非、欧古文明相互隔绝的条件下，独自创造出的伟大文明。本书该书了玛雅文明的历史，探索了这一文明从起源到鼎盛，直至西班牙人征服的历程。通过对玛雅日内日常生活状况的揭示，本书还展现了玛雅文明在数学、星相学、技术、政治结构、商贸、建筑及艺术等方面的诸多成就。全书叙述脉络清晰，语言浅显易懂，是了解玛雅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入门读物。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由张宝成著。“认同”是建立在区分“我”和“他”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区分的边界总是变动的、多元的，所以就会生产出多种多样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是其中两个格外引人关注的概念。具有跨国属性的巴尔虎人是蒙古族最为古老的部落之一。从区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呼伦贝尔、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和蒙古国的东方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从探讨巴尔虎蒙古人的身份认同，折射出个体或个体民族如何看待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更深层次的是，笔者试图从一个特定跨国民族的身份认同探寻多民族国家的个体民族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以及如何实现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从而构建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实现从“民族国家”向“国家民族”的转型，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

北庭是唐代边疆的重要军政建置。本书以唐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为背景，对北庭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涉及北庭建置前的历史渊源、北庭建置的历史进程和兴废沿革、中央政权对北庭的有效治理及其周边关系、北庭的多元民族、宗教与文化、艺术的兴盛等，并附关于北庭历史的7篇考论及北庭各期的重要人物传略。本书以北庭历史文化为中心，兼及西域史的诸多重大专题，广泛涉猎，广征博引，深入开掘，时有新论。著者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证和训诂，更成为全书论证的一大特点。全书考证精详，图文并茂、自成体系，是至今为止关于北庭专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卷 北庭故城历史溯源
第二卷 唐安西都護府治下的庭州
第三卷 金山都護府置廢
第四卷 武周朝建立前後的庭州
第五卷 北庭都護府创立
第六卷 唐朝复辟与北庭大都護府

塔米姆·安萨里记录了伊斯兰世界对于世界历史的丰富描述——从先知默罕默德时代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其他的内容。他厘清文明是如何在相互砥砺中显著成长以及伊斯兰世界是如何逐渐受到在他们眼里曾经是原始、无序的欧洲的影响，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改变命运的。

“概念史”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思想和历史的新学问。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由孙江和陈力卫编著。

柳芭是世代生活在兴安岭山林中的鄂温克人，这个民族自古有饲养驯鹿的习俗，其中的神鹿更是象征了鄂温克民族的起落与兴衰。她的外婆是一位萨满法师，这位充满悲剧色彩的老人每救一条性命，便要相应失去家族内一位男性亲人的性命。某天，爱跳爱唱的柳芭终于走出森林，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成为呼和浩特某出版社的编辑。然而都市生活让从小生长在灵性之地柳芭倍感压抑，失去青梅竹马的伤痛更令其难以承受。最终，柳芭逃回了森林，但她很快便痛苦地发现，经过城市钢筋水泥的磨蚀，她已经无法适应家乡的生活。她就如同一个无根的灵魂，哀伤痛苦，四处漂泊……
后续：2003年，结婚生子的柳芭溺死在家边的河中，42岁。本片荣获1998年德国柏林人类学电影节评委会奖、1998年第七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评委会特别奖、1998年中国纪录片学会一等奖。

《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主要通过对我国西北地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和甘肃玉门火烧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古代人类骨骼进行体质测量学和形态学研究，重点分析和讨论了这两个墓地人口的性别年龄分布结构、人骨的形态变异量度、种族形态特征及与周邻地区古代和现代居民之间的形态学关系等问题。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有较早期的青铜时代卡约文化（距今约3300－3000年）和较晚期的汉代（距今约2000年）两个时期的人类学材料。研究结果表明相隔千年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代居民无论是卡约文化人群还是汉代人群具有强烈的同源性。

《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是斯特凡·贝格尔教授主编的“书写民族”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论文集。该书收录了来自四洲八国的著名历史学家的论文，集中讨论了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在各地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角色，用全球比较的视野呈现了历史书写在不同时空中的异同分合，进而把“书写民族”这样的举动内嵌到全球性知识生产与流播的过程里。

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
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这一弱小民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自述，向我们娓娓道来——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以小见大，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歌，写出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种悲哀，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