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讲述改革开放后，民族优惠政策实施中依靠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不存在，无论城乡青年还是大学毕业生都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才能就业和获得发展空间，这使民族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农村青年在就业市场上遇到极大困难。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中，当地政府和民众在与中央国企和沿海大企业的互动中居于劣势。随着“西部开发”的项目投入，大量东部汉族人口涌进西部民族地区，这些新形势的发展使我们必须对我国民族关系和矛盾协调机制进行反思和调整。努力探讨在21世纪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应当如何思考我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我们必须努力探讨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以实践为标准，进一步探讨中国在民族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创新。

A distinguished economist traces the history of nine American ethnic groups--the Irish, the Germans, the Jews, the Italians, the Chinese, the Japanese, the Blacks, the Puerto Ricans, and the Mexicans--in order to explain their varied experiences in adapting to American society.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即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地。
本书希望通过 “羌” 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即“羌” 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 “羌人” 概念的转变，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海外客家研究译丛》以与香港新界客家人接触而产生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在文献资料阅读和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以一种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与现实，对华南汉族内外展开的族群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可读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家族群论”开始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而濑川昌久拓展了该研究领域。《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海外客家研究译丛》作为濑川昌久的代表著作之一，使他在1995年获得了涩泽奖，这是日本文化人类学界颁发给年轻研究者的唯一奖项。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热拉尔·诺瓦里埃尔最早于2001年出版的研究力作，在法国和国际学界均产生了很大影响，于2005年得到再版。书中，作者从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视角不仅对民族，国家等概念进行了理论思考，而且对法国移民历史进行了现实考查。

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渤海历史、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己任，以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国研究之中。一时形成了由国内外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带头，大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连续奋战了七八年的时间，向国内外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关于渤海的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著、论文和考古学报告等。这批成果的数量之多、学术水平之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标志着中国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关于渤海的国外研究状况，尤其是苏联远东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由于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比较缺乏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等客观情况，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的渤海研究相对有所减少，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渤海研究的未来和发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说渤海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关键。当然，这首先是将希望寄托在本国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同时，对周邻国家，尤其是与渤海当时的领土疆域有关的国家，对那里的渤海考古学研究，也寄于厚望，俄罗期远东地区则是备受关注的地方。
工994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几位俄罗斯学者访问了我所。在俄罗斯学者带来的学术成果中，《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格外引入注目，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由多位从事渤海考古学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集体撰写的著作。写作这部书的目的，用书中的引言的话说：“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面临的任务．”作者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多年来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了整理，著作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如何将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及时、科学、准确地翻译过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译者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理论，并有较丰富的考古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尤其是要对渤海考古的各种遗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还要对原著作者所从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加上过硬的外语功夫和勤奋才能完成一部出色的译作。
本书的译者宋玉彬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考古学者，该同志在大学受过严格良好的考古学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参加我所工作后，积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对我省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朝鲜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遗存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90年代初起，便立下决心要承担起翻译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务．为此，该同志刻苦钻研俄语，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将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他曾到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下游参加由俄罗斯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还到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具备了一定的俄语语言汉译的能力，在此期间，该同志还不断地将篇幅不长的俄罗斯学者的论文翻译过来，使自己受到锻炼，翻译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于宋玉彬同志具备了翻译专著的条件，因此，1994年所里决定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他，希望他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文版的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一是祝贺宋玉彬同志在翻译作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会对我国的渤海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余，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说几句，那就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工8个年头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相当好的社会环境下，多读些书，钻研自己的业务，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搞昏了头，变得浮躁。一句话，坐不住冷板凳。学问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并得以发展的，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精神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从宋玉彬同志几年来的成长和翻译本书过程所尝到的各种滋味，从中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王 侠 1997年7月25日于长春

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别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字史、契丹研究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
本书收录了刘浦江先生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方面的17篇论文，记录了其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体现了其着力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研究取向，为其于辽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对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清代旅蒙商述略》的主角“清代旅蒙商”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最著名的商帮集团——晋商。谈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之道和商人集团，晋商都是绕不开的重头戏。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下商业模式和商业体系达到最成熟的时代，也是晋商从事经营活动最广泛，获取商业成就最辉煌的时代。
作者秋原是一位编剧，因自己的血统和职业的敏感，又凭兴趣阅读历史，留意搜集相关资料，写就此书。他说，历史其实是鲜亮且细致的，历史中的人和事也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把这些联系尽可能多地找出来，才能品味出其中的乐趣。所以他用三十余万字钩沉商贸往事，追溯家国痛史，从前期依附清廷的家族式皇商范氏，讲到后期采取外聘职业经理人经营模式的“大盛魁”，在史料爬梳中揭开了晋商异军突起的奥秘；复盘晚清晋商新贵乔致庸的“复盛公”与百年老字号“大盛魁”长达半个世纪的商战，重现了一代巨贾的辉煌与落寞；探讨商号之兴衰演变史与清朝国运节奏的关系……视野宏大，细节丰富，努力还原晋商的真实面目，将晋商群体置于当时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清帝国的扩张与收缩的大历史之中，试图揭示那段历史中的感时伤怀之思与刻骨锥心之痛。

此书系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名著之一。前一部分论述了匈奴的兴起之前先秦时期北方的狄诸部，后一部分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北方强大的匈奴兴衰的历史，包括其语言、文化和经济形态（奴隶制）。

本书主要叙述了乌桓与鲜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特点和作用；乌桓与匈奴、鲜卑以及汉朝的关系；北魏初期在畜牧和农耕业上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等。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玛纳斯(第1部)(套装共4卷)》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也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史诗以玛纳斯等八个英雄的故事为线索，描述了古代柯尔克孜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古代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

《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是一个剧本，试图演述的是近代科学史上一件不大不小的“悬案”。“不大”是因为直接涉及的只有两个人，“不小”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20世纪的伟大科学家，而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则可能大大地影响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剧本的结构也很特殊。剧中只有三个角色，他们是三个已逝世的人的“灵魂”——丹麦大学者尼耳斯·玻尔、他的夫人马格丽特·玻尔和德国物理学家沃尔纳·海森伯。这三人虽已死去，平生的是非恩怨都已和他们无关，但作者让他们重新聚拢来，探讨当年在世时的一次会晤。作品自问世以来，引起了相当大的学术反响。

本书主要采用语言“活化石”证据和人文史料相互印证的方法论证东南亚相关民族的族源和迁徙情况。认为这些民族在远古时代是我国蒙古利亚人种南支的发展，属于马来人种。周以前史书称其为“东夷”，主要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周以后称为“百越”。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马来人从海路迁徙，留居台湾的成了台湾的原住民， 留居海南的成了黎族；迁徙至南洋群岛的成了印度尼西亚系土著。他们的语言保留了原始马来语多音节黏着型的特征，语言学界将之归入马耒．波利尼西亚语系。后来又有一部分马来人从陆路出发，经过贵州r留居下来的成了布依族等、云南r留居下来的成了臻族，直至东南亚的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地。由于这些族群的先民和华夏、氐羌接触较深，语言发生了质变，成了无形态的单音节分析型语言。多数语言学家将之归入汉一藏语系，但是语言中还保留有不少原始马来语的痕迹。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如此，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還對東亞、中亞，甚至歐洲的歷史均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因此，中外學者均十分重視對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為國際學界研究的熱點或專門學科，如所謂的匈奴學、鮮卑學、突厥學、西夏學等。中國傳統史學對周邊的民族，特別是北方民族的記述和研究歷來十分重視，有浩如煙海的文獻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成果。

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是否曾想过，何以我们称为“中国人”？“华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来？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困扰许多居于中国认同边缘的人，本书即尝试解答此一问题。作者认为，由线性的历史溯源，以及对所谓“典型中国人”的研究，都难以解答 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来了解中国人的本质。本书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中国人）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
以中国人为例，作者借着历史、考古与人类学资料，探讨与人类族群认同相关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社会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过程，典范与边缘观点争论中的社会本质，以及历史的现实意义等问题。作者希望本书能帮助我们思考自身的认同问题（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思考当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王明珂提出一个讲法，他认为我们要探讨什么叫作中华民族，或者什么叫作中国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地、正面地，去对“中国人”的内容或者内涵下一个定义，而是想办法去透过“中国人”这个族群的边界，来找它大概的意思。——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专栏作家 梁文道
这是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罗 新
基于对华夏形成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质疑，作者利用多种工具，提出并论证“边缘理论”在华夏形成、变迁中的重大意义。“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是支撑此一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作者对此所做的历史、逻辑叙述，令人信服。我更想指出的是作者学思的根本立脚点和志向，即学问与生命的关系——在学术职业化、工具化的今天，这一学术立场尤为可贵可敬。本书为华夏一族通向自我认知的道路打开了一扇大门，远非就事论事者所能比拟。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中国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
王明珂对华夏的界定，采以绘画“烘云托月”的手法，有别于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他被称为学界的“毒药猫”，在打通历史、人类学、人文地理的扞格，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开阔视野。——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者 岱 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