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布鲁斯·卡明斯在20世纪结束前对东亚地区历史和现状，以及美国与东亚关系所作的解读，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书中既从东亚一方，也从美国一方探寻双方复杂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对美国进行自我反思：不仅反思其对外政策，更反思其行为、假设，同时也反思跌宕起伏的情节赖以发生的美式舞台布景。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发现自己处身于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它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同时紧紧操纵着德国和日本。这绝非偶然，因为冷战包含着两套系统：一是遏制计划，既遏制敌人，也遏制盟友，以确保安全；一是霸权计划，以确保美国对主要工业竞争对手所必需的资源的操控。无论霸权计划，还是既结盟又遏制的系统，今天都不仅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根深叶茂。

本书是作者再所写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先后赴苏联及英、法、荷、比、瑞士等西欧国家进一步搜集合适资料并从事调查研究，用八年时间写成的。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家世、经历和全部活动，他一生中从改良主义到民粹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及其社会背景。
书后所附注释的内容详尽，旁征博引，夹叙夹议，别具特色。

緬甸，一個我們不那麼熟悉，卻必須認識的國家
一個多元族群的佛教國度，
在脫離殖民地的命運以及軍政府的統治之後，
步履蹣跚地走向現代民主之路。
她的身世可以給予臺灣什麼樣的啟示？
本書以緬甸的政治史為主軸，
參考大量中英文書籍、期刊及網路資料，
訴說緬甸如何從傳統的佛教國家，
漸次擺脫殖民地的命運，
逐步走向現代化之路的故事。
緬甸地處中南半島和印度之間，為早期印度和中國之間交通必經之路，故其種族和文化深受到印度之影響。
本書從該地緣環境論述其族群和文化起源、早期王朝的演變、下緬甸勃固王朝和貢榜王朝之爭戰。緬甸境內有百多個少數民族，最大的緬族和撣族、孟族是主要的控制族群，其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衝突，以及緬族和泰國的泰族之間的長年戰爭，亦是本書討論的內容。
由於緬甸地位孤立，中國救援無力，遂在十九世紀遭英國滅國，淪為英屬印度的一個省分。英國如何治理緬甸及緬甸人慢慢發展出民族主義起來抗英，二戰爆發後，緬甸又淪為日本之殖民地。
戰後緬甸脫離英國獨立，因經濟困難及內部動亂，尼溫發動政變控制政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緬甸處於軍政府狀態。1988年發生民變，翁山蘇姬趁勢成為新的民主勢力領導人，儘管選舉獲勝，軍政府不願放權，而將她軟禁。在國際壓力下，緬甸在2008年制訂憲法，開始民主化。

本书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教授的对谈为主，附录罗艳春、周鑫对刘志伟教授做的访谈一篇。对谈双方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教授及华南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意在使华南研究的成果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等等。
在访谈中，刘志伟教授畅谈他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他积淀数十年的治学经验。访谈很好地反映了刘志伟教授的学术关怀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和展开逻辑，以及他与华南学派中的外籍和外地人员的长久的合作经历，等等。
本书涉及的内容在历史观或认识论的层面，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是对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学者30年来所做华南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华南学派提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为现今的史学研究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精华，从人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出发重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哈佛大学现任女校长关于美国内战史领域的重要专著
美国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获奖图书
《纽约时报》2008年度十大好书
著名美国史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专文导读推荐
死亡常常给人以一种压倒性的浩渺和虚无感，一切过去之事，没有延续只有终点。然而，过去不在，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死者彻底从幸存者的世界中消失。常常，死者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生者的记忆之中，这种“生”与“死”的对话不仅是一种个人或家庭的体验，也往往会被塑造成一个国家的集体体验，尤其是当公民为了国家的存亡曾做出大规模的集体牺牲之后。
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教授的著作《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正是探讨了美国南北战争背景下这一“生”与“死”对话的产生、形成极其后续影响。福斯特借用19世纪改革人物奥穆斯塔特的名言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作为书名，寓意了“内战死亡”所具有的穿透性影响力。全书以“死亡”为主线，以“种族”、“性别”为支线，通过遍览并收集包括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布道词、广告词、绘画、照片、墓碑碑文以及小说和诗歌等在内的丰富史料，生动展现了美国内战期间的死亡是如何塑造了一个“受难的国度”，并由此得出结论：死亡——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
面对内战这样众所周知的研究主题，福斯特独辟蹊径，将研究视角聚焦到内战中的死难者，并且采用突破传统的立体叙事方法，将战争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视野。极富想象力的问题意识、创意迭出的研究构思、炉火纯青的史料运用都展现了福斯特之于历史学家的训练有素，而作为一位女性学者，其饱含人文关怀的细腻笔触更是令人动容。全书讨论“死亡”但不囿于“死亡”，而是将生命与死亡、个人与国家、宗教与世俗、战争与民主等宏大主题串联起来，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悲悯。
如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死亡所带来的“生”与“死”的对话时刻都在发生着，国家和个人时刻都在被拷问着对死亡的承受、理解、记忆和思考。而这本记载着罹难者的死亡、杀戮与埋葬，镌刻着生还者的焦虑、痛苦与困惑的史学著作，以死亡描述了国家的新生，也给我们带来了深远的启发。
埃里克•方纳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引人入胜，新颖……福斯特回归了将战争同残存的浪漫主义、崇高品格与社会目的彻底剥离的工作。
戴维•W.布莱特 （耶鲁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公开课：美国内战与重建”主讲人）
惠特曼错了；书籍确实能够呈现真实的内战。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旁征博引的书。这是部杰作。它用大量研究、现实主义与真知灼见，粉碎了关于内战的感伤主义。
《新闻周刊》
《这受难的国度》是一部开创性的历史著作。在其中，一段先前被忽略或被误解的关键历史，突然之间成为了焦点。

读史的智慧(修订本)》为初版的修订本。与初版相比，《读史的智慧(修订本)》在面貌上改变较大，主要删去了原书中的四篇长文，补入作者最近五年来新写成的一些书评和学术评论文章，抽换文字逾十万数，而在文章的编排体例上全书则趋一致。就像作者所一贯主张和践行的那样，收入书中的这五十篇文章一方面具有高专业水准，另一方面又有者很强的可读性和新鲜感，书里不时闪现出来的许多锐利见解和生动流畅的议论，不但给读者的思想观念造成一定冲击，而且在对历史的照察和体悟方面最是予人智慧的启迪。

這是一本新清史的經典之作，開創了清帝國邊疆研究的先河。清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國家，本書聚焦於十九世紀的嘉峪關，以及嘉峪關西邊更廣袤的新征服之地─「新疆」，這塊土地佔了今日中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通過考察清政府在新疆實行的財政和民族政策，尤其是其對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南疆的商業活動以及不同民族出身的商人所採取的管理和控制，作者試圖回答一個更深遠的問題，即清帝國如何向中國民族國家過渡這一歷史難題。 對任何從事新疆歷史研究或是對新疆歷史感興趣的人而言，米華健基於清廷宮中檔案撰就的《嘉峪關外》是必讀的最重要著述之一。此書不僅改變了西方世界長期缺乏清代新疆歷史研究專著的情形，而且也是迄今為止在該領域內非常有價值的一部專著。──馬大正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這是一部關於新疆的傑出研究，它通過族群和經濟的視角，紮實地呈現了清帝國如何在這片新的疆土上建立並維持統治。從沒有哪個王朝能夠像清朝這樣將新疆併入其疆域並進行深度有效的經略，米華健的書則對清朝這一曠古未有的功績作了最全面的展示。我衷心將此書推薦給所有對中國邊疆史感興趣的讀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
此書在問世之際就允稱美國漢學界對清代新疆歷史長途越度關津的鑿空之作，迄今的流播更彰顯出鐵板銅琵高唱大江東去的健銳。作為這本書寫作的見證者、中譯本的審校者以及相關領域研究的同道，我非常樂見中文版的問世。──張世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莱布尼茨奖（2010）、格尔达•汉高奖（2012）、汤因比奖（2017）获得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作品。许倬云、杨照撰文推荐。
启蒙时期的世界观与求知欲促使欧洲人接触陌生的亚洲，欧洲不断和同时代的亚洲互相比较，借以寻得自己的定位，从而逐渐从亚洲的优势中解放出来。
《亚洲的去魔化》呈现的正是在18世纪这段知识系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
欧洲在这个世纪深入认识亚洲，原本神秘奇幻的国度现在成了清晰的客体，这种知识上的去魔化令欧洲获得了一种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优越与自大感。奥斯特哈默的研究呈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难题，对今日的世界来说，这段历史为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及冲突沟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亚洲的去魔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到18世纪欧洲知识世界里。……可以回头借此对亚洲自我历史认知与欧洲的想象建构，对这段西方逐步凌驾东方的过程，有更深入更细腻的把握。
——杨照
《亚洲的去魔化》一书概念清晰、风格典雅。……这部作品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亚洲文化与一个已经变得陌生的18世纪欧洲。
——斯特凡•布拉肯西克（Stefan Brakensiek）

本书是美国宪法的缔造者麦迪逊记录的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由著名翻译家尹宣先生翻译整理，有很高之学术价值。本书记载了1787年美国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全过程，记录了代表们在每天会议上的发言。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历史原貌。麦迪逊的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记下了历史人物（代表们）在特定场景（每天不断深入的辩论）上的台词（发言）。

权力仅仅是一个关于统治与反抗的问题吗？或者，一种统治力量会是易受攻击的吗；从属阶级会发现他们的反抗变得无效吗；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葛兰西的工作将意识形态的统治重塑为领导权，引导人民超越简单化的对立关系：统治力量的价值能够存在于底层的思想与生活中，自发地成为他们自身利益的表达。针对初次与葛兰西相遇的读者，斯蒂夫·琼斯通过有关下列话题的详细讨论囊括了葛兰西思想的关键要素：
• 文化
• 领导权
• 知识分子
• 危机
• 美国化
与此同时，《导读葛兰西》研究了理论家思想的历史背景，给出了在对当代文化的分析中，将葛兰西思想诉诸实践的范例，并且对他的工作进行了评估。

本书是为非专业的读者和大学生们编写的一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性质的著作。面对科学的叙事与理解的二难问题，本书的新意在于采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穿插进行的方式，清晰地解读了欧洲近代科学革命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一直到牛顿科学体系建立的思想进程，论证了科学革命其实是自然哲学的转变：第一篇破除了科学史对于“事实”的误解；第二篇论述了亚里士多德与哥白尼之争在于自然哲学的根本不同；第三篇批判了科学方法之谜；第四篇详细解读了第谷、开普勒和伽利略在维护哥白尼学说中的不同路径；第五篇对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进行了合理重建；第六篇分析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第七篇表达了作者试图整合内史论和外史论的新探索。

"From the cry of a tiny insect, one can hear the sound of a vast world. . . ."
So begins Zhang Daye's preface to The World of a Tiny Insect, his haunting memoir of war and its aftermath. In 1861, when China's devastating Taiping rebellion began, Zhang was seven years old. The Taiping rebel army occupied Shaoxing, his hometown, and for the next two years, he hid from Taiping soldiers, local bandits, and imperial troops and witnessed gruesome scenes of violence and death. He lost friends and family and nearly died himself from starvation, illness, and encounters with soldiers on a rampage.
Written thirty years later, The World of a Tiny Insect gives voice to this history. A rare premodern Chinese literary work depicting a child's perspective, Zhang's sophisticated text captures the macabre images, paranoia, and emotional excess that defined his wartime experience and echoed through his adult life. The structure, content, and imagery of The World of a Tiny Insect offer a carefully constructed, fragmented narrative that skips in time and prob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uma and memory, revealing both history and its psychic impact. Xiaofei Tian's annotated translation includes an introduction that situates The World of a Tiny Insec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explores the relevance of the book to the workings of traumatic memory.

1949—1972年间美国不承认中国，并且不承认中国独立于苏联之外，与苏联的政策也不同。以往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中国与苏联没有不同。这种观点一直蒙蔽美国政府。张少书教授利用多国文献（包括中国材料）证明：尽管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开始到约翰逊时期在公开场合没有承认中苏的分歧，但是大量文献表明，这几任总统不但认识到中苏的不同，而且还利用这种不同和分歧。本书重点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复杂问题并对以往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全书的结构和写作清晰，出色地使用大量原始和多国档案，结论令人信服。
——斯图尔特•L.伯纳斯图书奖（The Stuart L. Bernath Book Prize）获奖评语

作者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的最新著作，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本书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孙文是基督徒，这个街知巷闻；但若说《圣经》启发了孙文革命，则可谓千古奇闻。世人津津乐道孙文是“番书仔”，肚内的中国墨水不多；但若说《易经》启发了孙文革命，更是“恕老夫孤陋寡闻”。本书证明两说皆货真价实的今日要闻。
本书所云的《圣经》，泛指西方文化，具体则指《圣经》所传达 的高尚精神──“侍人”。本书所言之《易经》，泛指华夏文化，具体则指《易经》原旨所传达的、“天地革而四时成”的不断自我更新精神，而“革”之目的是“应乎人”。
本书通过客观的实证史学研究方法，试图追寻如下的历史真相：
孙文的革命念头与行动决心，跟《圣经》和《易经》有何关系？
孙文的三位信奉基督宗教的师友：王煜初、区凤墀及杨襄甫，是如何从熟读《易经》到走向信奉《圣经》，并冒着性命危险在乙未广州起义中保卫孙文脱离险境？
在孙文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为何大批华人基督徒甘愿用人海战术掩护孙文撤退？洋教徒康德黎及达尼思为何也乐意“护送”孙文到安全的地方？
孙文熟读圣贤书，却为何迷信会党，以致多次受骗？孙文后来竟然加入会党，甚至成为“洪棍”（秘密会社“元帅”的代号），为什么？
孙文身边先后三位女性：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如何先后受到《圣经》原旨“忘我奉献”的“侍人”精神的影响，对孙文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孙文逝世前，对《圣经》和《易经》做出了怎样的最后反思？并由此而对“两经”的解释做出哪些崭新贡献?

简介：
本书原为以赛亚·伯林1952年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讨论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根据伯林的看法,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导读：
伯林最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最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
编 者 前 言：
50年前,本书收录的这些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在没有现成讲稿的情况下,可以发表这么长时间的演讲,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是首开这个冒险先例的正确人选。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虽说有些人因此很难听懂他的话)、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林本人也躬与其事。
这些演讲巩固了伯林节节上升的名气: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东西讲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而且,在伯林看来,这些演讲也为他五年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及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让伯林一直忧心忡忡的是:他担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对待,被认为善于做秀,给当成杂耍演员。第二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讲座的首场演讲,(据说)迈克尔·奥克肖特向听众介绍,他是“讲坛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惧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他已经成了语速迅疾的高深演说的代称——“惟一能以一个音节说出‘认识论’的人”。不过,他这方面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对他造成永久性损害,他庞观博采的思想资源,他以独特的风格、明晰性和说服力调动这些思想资源的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要认可。
只有一次演讲(讲卢梭的那次)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录音里有一些噼噼啪啪的杂音,这段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听到。今天要再现该讲座在1952年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伯林原意的东西了。不过,这六次演讲的录音(文字)记录还在(虽说有的地方差强人意),经过编辑整理,还可以重新见证伯林非凡的阐述能力,感受到这些较早体现伯林自由观的论述所造成的冲击力;这些自由观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1958年就任齐切利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不过《自由及其背叛》绝非他后来进一步锤炼的思想的粗糙先导。贯穿于这些早年演讲中的自由观,其基本要义已经全面形成,这种清晰易懂的论述,特别因为它是对具体思想家的口头论述,而不是一部抽象专著,而且还包含那篇就职演说所没有的许多内容,是对他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脑海中曾闪现过一个比较轻薄的念头: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署为“并非里斯演讲”。安娜·卡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的制作人,曾经制作过伯林的许多访谈节目。她知道伯林一直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州布莱恩·莫尔学院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发表系列演讲(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讲),便邀请他在广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说服他不易,因为他经常拒绝上镜,她已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不过,让她高兴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她听了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录音(现已亡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派给他一个声望很高的角色:里斯讲座演讲人,他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得知后,却裁定伯林不适合,这让卡琳十分尴尬。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得出这种看法的,对此我还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能只是因为,当时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确立,而当年选择里斯讲座演讲人的标准比现在保守得多。不管怎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从中作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那些要员的决定是不容变更的,卡琳只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伯林。好在他没有生气,这让她很宽慰。
应当说一说伯林对待出版这些录音记录的态度。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接近于他对出版自己的梅隆讲座的看法,那个系列讲座13年后发表于华盛顿特区,1999年出版,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知道,如果这些录音记录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书,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还得扩充内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给卡琳的信中所说:“你不难看出,很多东西向听众泛泛而谈是一回事,把它们付诸冷冰冰的文字则是另一回事。”他当然想以布莱恩·莫尔系列演讲为蓝本出一本书,在演讲发表后一两年之内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样,他从未试图尽力完成这一必要工作,这两个系列演讲依据的长篇录音记录草稿给放到一边,忘掉了,虽说他已经进行了彻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迹清晰的复印件,其中包括他对手稿的全部改动以及他后来写的一篇导言,不过我相信,他没有再去看它。这部演讲录的标题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原标题),全文接近11万词,我想今后它会在适当时候出版。
我将本书收入的BBC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把最初的草稿交给他,但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审查。我想,几乎可以确定,他再也不会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过这一想法,还表示了一番遗憾。或许是出于好意,他对我说,我不该那么肯定将来什么都不会发生:“谁知道呢?没准儿12年之后,我会一下子把它拿起来,狠劲修订一番。” (或类似的话)可说这话时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活儿可不是九十多岁的人干的。
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边上镶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莱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 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Sir Seymour”]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1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不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凑巧有效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1年5月

台湾宗教现象功利化的发展，在一方面说来固然有其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初期推动力量，但是功利化现象的极端扩展，最终却又导致种种宗教诈财纠纷事件不断，以至于正信教派也跟随着发生教徒地盘之争的暗流，因而影响社会风气至巨。
作者以人类学的理论检视近30年来台湾宗教的变迁，并探讨了信仰与文化、宗教与迷信、仪式与皈依等课题；对于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及民间寺庙的转型与蜕变，作者亦有兼具田野调查及学术研究的严谨立论。其中，神话篇则以李维斯陀的结构主义架构分析中国神话内在的和谐均衡观，读者可借作者详实的考据与清晰的说理来了解中国神话的内在精神。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职业外交人员，马丁在书中运用大量外交档案和权威文献资料，论述了英美两国对新中国的不同反应与态度，涉及华德事件、外交理念、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及英美的反应、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史实，还原了英美外交机构的复杂的决策与协调过程，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外界的反应，以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适过程。
利用大量的原始的一手档案资料，还原英美复杂的外交决策与协调过程，再现六十多年前的外交风云。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中国外交也有重要价值。
一部结构紧凑、思路清晰，而又容易引发争论的著作。该著作完全建立在对英美一手档案和二手文献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它对美国和英国面对1948~1951年发生在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美国历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一部开辟极少被开发主题的先驱作品。它的主题有很深的人情味……一部非常令人满意的作品。作品以宽阔的社会学的视野写就，并持续给读者带来各种观点。作品深受人性的启发，并表现出对谦卑的人们的深厚同情。”
——克里斯托弗•希尔，《今日历史》
“对一个广阔主题的学术性介绍。它将不仅仅引起深思，也会启发更多细致的调查研究。”
——阿萨•布里格斯，《听众》周刊
“霍布斯鲍姆先生写得非常客观，并且文字深富理解和同情，由此他让那些从根本上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们会因为作者所述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旁观者》，英国政治周刊
“这本深思熟虑写就的书中所涵盖的内容远比一些被遗忘的起义的鲜活案例要多得多。读者会理解到：现在的中东地区首都的“暴民”是如何发展成现代政治运动的；原始的卫理公会派和宗教仪式在我们现代的劳工运动中如何起到了奠基作用；充满激情和渴望地了解，无名之士是如何成为伟人的。”
——《新政治家》，英国时事政治杂志
“如此内容丰富的一本书在展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值得所有读者认真关注的答案。它是有启发性、睿智且有理有据的。而且，它投射了很长的影子；今天的原始的叛乱并不在安达卢西亚，而是在非洲中部。”
——英国《观察家报》

揭密百年来操控亚太格局的幕后之手
《纽约时报》百万级畅销书作者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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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太平洋西岸的局势波诡云谲
东亚的隔阂、南海的纷争
这层层危机与矛盾
早在百年前的巡游中已埋下伏笔
看美国如何在遥远的大洋彼端拨动亚太地区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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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一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代表团，出使西太平洋沿岸国家。这支使团由战争部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率领，以罗斯福总统长女爱丽丝·罗斯福为形象大使，巡游夏威夷、日本、菲律宾、中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名义上传播雅利安文明，实际却是罗斯福建立美国太平洋霸权、走上海权崛起之路的开端。在长达数月的巡游中，塔夫脱在罗斯福的授权下，与日本密谋瓜分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太平洋殖民势力范围。
作者认为，1905年的巡游是“二战”太平洋战争的隐源，是塑造当今亚太地区格局的伏笔，对20世纪的美国乃至当代国际关系格局都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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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我们的未来，将更多取决于面对中国的太平洋地区，而不是面对欧洲的大西洋地区。
——西奥多·罗斯福，1905
西奥多·罗斯福一直以卓越的国内改革家和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形象示人，而詹姆斯·布拉德利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罗斯福的外交扩张政策、种族理论以及所谓的民族阳刚气概进行评判。本书立意鲜明，独具新意，是对历史的一次完美修正。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