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通过研究宋代瘟疫的流行情况，探讨了宋代不同社会阶级对疫病的认识、态度及采取的防治措施，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瘟疫的流行和防治问题。本书由宋代瘟疫的流行、种类、分布及其社会影响，宋代官府对瘟疫的认识与防疫机制的建立，宋代官府防治诸路州县瘟疫的措施，宋代官府防治军中瘟疫的措施，宋代官府防治牲畜疫病的措施，宋代医学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与防治，以及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特点、作用与历史借鉴等部分组成。
本书改变了过去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中医传染病学和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以宋代发生的293次疫病为研究对象，首次系统研究、科学揭示了宋代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情况及其规律，解决了宋代传染病防治的重大医学问题和技术难关。本书史料丰富，论述精致，对于认识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官府、医学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宋代社会的反应机制、防治措施的发展脉络、历史经验和教训等，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投辖录》，宋王明清撰，朱菊如校点。此书多记奇闻异事，偶亦涉及历史人物及其活动。作者家学渊博，耳濡目染，考其实而笔录之，内容多正史所未见。《玉照新志》，宋王明清撰，汪新森、朱菊如校点。

We call it domestic violence. We call it private violence. Sometimes we call it intimate terrorism. But whatever we call it, we generally do not believe it has anything at all to do with us, despit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eming it a “global epidemic.” In America, domestic violence accounts for 15 percent of all violent crime, and yet it remains locked in silence, even as its tendrils reach unseen into so many of our most pressing national issues, from our economy to our education system, from mass shootings to mass incarceration to #MeToo. We still have not taken the true measure of this problem.
In No Visible Bruises, journalist Rachel Louise Snyder gives context for what we don't know we're seeing. She frames this urgent and immersive account of the scale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around key stories that explode the common myths-that if things were bad enough, victims would just leave; that a violent person cannot become nonviolent; that shelter is an adequate response; and most insidiously that violence inside the home is a private matter, sealed from the public sphere and disconnected from other forms of violence. Through the stories of victims, perpetrators, law enforcement, and reform movement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Snyder explores the real roots of private violence, it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 and what it will take to truly address it.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是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中重要的铨选制度——九品官人法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本书曾获1958年日本最高学术奖——学术院奖。

《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在剖析以往宗族制形成理论的基础上，尝试突破藩篱，另辟蹊泾，主要探讨了三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宋元明宗族形成的关键问题入手，论述朱熹《家礼·祠堂》与宋代的祠庙祭祖的关系，元代墓祠祭祖、族谱与宗族的关系，明代风俗变迁与宗族普及的关系，揭示了宗族普及的历史过程；二是着眼于山西洪洞县与安徽徽州南北方不同地域宗族形成问题，提供比较分析的个案研究事例，归纳出华北宗族在商业、科举、教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洪洞宗族模式，并反思以往国际学术界提出的徽州生态型宗族模式，强调习俗与教化在徽州宗族组织化中的重要性；三是提出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概念，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代福建的族正制度。本书多角度、多层次揭示的宗族形态，对于认识宋以后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如法〉への回帰がもたらした歴史的展開とは何か―
鎌倉時代初期、戒と律が衰退する日本仏教社会の刷新を企図し、我禅房俊芿により京洛東山に開かれた泉涌寺。
宋代仏教との交渉のなかで、僧侶本来のあり方への回帰を目途し、同寺にもたらされ、実践された宋式の僧制・規則・儀礼は、それに関わる文物の移動や受容を伴いつつ、寺院間のネットワークのなかで広く伝播していった。
寺院社会における僧の生活規範を示す「清規」書や儀礼次第書、そして儀礼の場で用いられた仏像や仏画などの文物に着目し、東アジア世界とのかかわりの中で展開した鎌倉仏教の宗教史的・美術史的・文化史的意義を総合的な視点から解明する。

對一般香港人來說，「醮」是一個通過道士、和尚的媒介與鬼神溝通的大規模祭祀活動。醮祭的種類繁多。在香港，除了吉澳、高流灣及塔門等地稱為「安龍清醮」外，大部分的醮都稱為「太平清醮」。「太平清醮」或「安龍清醮」都是一種保平安的「祈安醮」，統稱為「打醮」。香港的打醮一般是定期舉行的。最短的周期如在長洲，每年舉行一次。最長的是上水和大網仔，每六十年舉行一次。
本書作者蔡志祥教授從1979 年開始考察香港各地的清醮活動，在這將近四十年間，他既是清醮的民族志記錄者，同時是社會文化的思考者。本書是對其四十年研究歷程的一個記錄。
本書分上下兩卷。上卷「香港傳統中國節日的歷史人類學視野」，以香港不同地區舉辦的清醮儀式為切入點，說明民間宗教和傳統宗教節日與地方社群的關係，探討中國民間宗教的普同性、差異性和變動性，並嘗試探討宗教儀禮的功能和象徵意義，如何因地域社區內的移民和都市化過程而產生變化。
下卷「1980 年代香港新界清醮的影像民族志」，主要以1980 年代作者在香港新界地方觀察的四個太平清醮為切入點，探索在攝影器材多元化、照片數碼化以前，影像可以怎樣輔助在田野中的研究，並討論研究者可以怎樣通過影像，從比較的角度，理解周期性的儀式節日的延續、調整和變化。

英国费顿出版社“设计经典”系列之一
联合 50 位业内知名专家共同撰写
500 篇图鉴浓缩 400 年来产品设计史精华
可随身携带的设计博物馆
◎ 编辑推荐
☆《设计之书》精选了过去近 400 年以来产品设计历史上最富有创意、美感和影响力的 500 件产品， 向读者介 绍了每件产品的创意诞生、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以及制造厂商生产改进的历史。从最初满足功能的设计，到追求美感与功能兼得，这些产品的不断更新提升了我们的家居、办公和公共环境。
☆ 这本书不仅囊括了那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的经典之作，比如查尔斯·伊姆斯和雷·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柳宗理（Yanagi）和卡斯蒂廖尼（Castiglioni）等人的作品，也包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比如晾衣夹、甲板椅、开瓶器。这些产品在设计和功能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经典到你每天都在使用却浑然不觉。读过才知，小物件背后大有来头。
☆ 本书适合设计爱好者作为入门读物，可以启发灵感；也适合普通读者在生活之余品读，每件产品背后的故事都是一个传奇；或是作为一本实用的消费者购物指南，按图索骥你会领略到经典产品的魅力；热爱发明创造的创意人，也可以从中寻找到心思巧妙的细节与美好。值得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设计的人们收藏和品读。
◎ 内容简介
这本书从产自中国的“张小泉”剪刀开始，到风靡市场的戴森无叶风扇结束，选择了近 400 年设计史上的 500 件经典产品，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一页一图一简介的图鉴式体例介绍。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每件产品诞生的历史语境、从设计到生产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信息，并解释了这些设计包含有哪些重要特性和突破性创举。全书由英国费顿出版社集合50多位专家和学者集体编撰完成。32开轻巧尺寸适合随身携带，轻松阅读。
◎ 媒体推荐
费顿似乎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少见的图书形式，它的内容既平易近人、涉猎广泛，又真正有趣、信息量大。
—— 设计周 （Design Week），英国权威设计网站

China was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n Huizong ascended the throne in 1100 CE. In his eventful twenty-six year reign, the artistically-gifted emperor guided the Song Dynasty toward cultural greatness. Yet Huizong would be known to posterity as a political failure who lost the throne to Jurchen invaders and died their prisoner.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English-language biography of this important monarch, Emperor Huizong is a nuanced portrait that corrects the prevailing view of Huizong as decadent and negligent. Patricia Ebrey recasts him as a ruler genuinely ambitious—if too much so—in pursuing glory for his flourishing realm.
After a rocky start trying to overcome political animosities at court, Huizong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good he could do. He greatly expanded the court’s charitable ventures, founding schools, hospitals, orphanages, and paupers’ cemeteries. An accomplished artist, he surrounded himself with outstanding poets, painters, and musicians and built palaces, temples, and gardens of unsurpassed splendor. What is often overlooked, Ebrey points out, is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Daoism in Huizong’s understanding of his role. He treated Daoist spiritual masters with great deference, wrote scriptural commentaries, and urged his subjects to adopt his beliefs and practices. This devotion to the Daoist vision of sacred kingship eventually alienated the Confucian mainstream and compromised his ability to govern.
Readers will welcome this lively biography, which adds new dimension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a passionate and paradoxical ruler who, so many centuries later, continues to inspire both admiration and disapproval.

近现代中国及周边地区，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派宗教（道门、教门）运动，并被刻印上“封建”“秘密”“迷信”等神话化的记忆。具有典型“家族相似性”的教派宗教之持续存在的动力结构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教派宗教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文明基因？教派宗教为什么有持续的合法性危机和传播的限度？作为一种本土的济度（救劫）宗教运动，“道（教）门”基本上未脱离一个共通的创世神话类型及其“应世救劫”母题所引动的“漩涡效应”，一直主动谋求“近代化”的信仰转型，并最终形成了具有连续性文明特色的新宗教谱系。济度何在，谁之宗教？以济度宗教为方法，是重建一个关于“中国宗教谱系”的历史论述的渠道。而作为态度的济度宗教，同样是构建“批评的宗教学”的媒介。重思济度宗教，也是重思历史中国，重思中国文明。

叶舒宪编选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是一部旨在介绍西方神话结构主义
理论与方法的译文集，主要介绍了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主导思想与研究范式
，同时展示了国内外学者对该理论的批评与反思。此外，编者还收录了中
国学者本土化方面的应用实践成果，提供了运用外来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及
文学现象的范例。本书采用理论介绍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较为全面
地展示了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演变的轨迹，同时以详实的案例展现了该理
论在中国的接受和变化现状。
《结构主义神话学》提供了一种通过神话发掘其背后思维运作规律的
研究模式，为从事人文学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方法论指
导与实践操作示范。

The Chan (Zen in Japanese) school of Chinese Buddhism began when,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 small religious community gathered around a Buddhist monk named Hongren. Over the centuries, Chan Buddhism grew from an obscure movement to an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eventually dominant form of Buddhism in China and throughout East Asia. In this book Albert Welter presen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comprehensive fashion in a Western work, the story of the rise of Chan, a story which has been obscured by myths about Zen. Zen apologis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lter argues, sold the world on the story of Zen as a transcendental spiritualism untainted by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volvements. In fact, Welter shows that the opposite is tru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n monks and political rulers were crucial to Chan's success. The book concentrates on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period of Chan history,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when monks and rulers created the so-called Chan "golden age" and the classic principles of Chan identity.

禅宗发展到北宋中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文字禅”时代。佛经律论的疏解、语录灯录的编纂、颂古拈古的制作、诗词文赋的吟诵，一时空前繁荣。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的禅宗，玄言妙语、绮文丽句都成了禅的体现，中国禅宗史上出现了独特的富有诗意的宗教文化景观。
与“文字禅”的兴盛相对应，北宋中叶以后的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所谓“以文字为诗”的时代。唐诗中的兴象意境，一变而为宋诗的诗眼句法。无论是王安石的工整、苏轼的新颖，还是黄庭坚的奇崛，都致力于语言的选择与安排。宋诗学中的许多命题，如“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句中有眼”等等，都着眼于文字的讨论。
宋代禅学与诗学这种同步的“语言学转向”并非偶合，而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借用佛教术语来说，即二者缔结了文字因缘。无论是禅学立场的“以诗语禅”，还是诗学立场的“以禅喻诗”，都可见出这一点。事实上，尽管诗与禅相互渗透的过程开始于唐代，但二者真正的融合却完成于北宋中叶以后。可以说，“文字”是诗与禅最终融合的唯一中介。换言之，诗与禅其他相似的内在机制，如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等，只提供诗禅融合的可能性，而二者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才将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提供了诗禅相融的最佳范本。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禅宗研究领域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字”都是一个具有“形式主义”嫌疑的名声不佳的字眼。“文字禅”自然是遭到忽略或贬斥的现象，一般学者认为，禅宗发展到宋代，已失去思想史的意义，“越来越从无字禅走向有字禅，从讲哲理走向讲机锋，从直截清晰走向神秘主义，从严肃走向荒诞”①。而“以文字为诗”也同样是遭人白眼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作为宋人不懂形象思维的活靶子屡受攻击；宋诗研究勃兴之后，仍然处在相对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在探讨宋代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时，学者的兴趣也集中在讨论禅宗思想对士大夫人生观的影响，以及禅宗悟入方式对诗歌思维的启发，而相对忽略禅宗语言艺术在唐宋诗学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文字禅”在宋诗变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宋诗在变无字禅为有字禅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尚未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禅宗语言和诗歌语言的问题已受到语言学者的普遍关注，而研究禅宗和诗歌的学者仍对“文字”的意义不屑一顾，相信“直指人心，教外别传”，或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样，尽管禅宗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禅宗语言问题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二者却一直处于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状态。最近，语言学界已出现主动打通禅宗研究与语言研究门墙的倾向①，而作为禅学界和文学界的回应，首先便应把“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即所谓“以文字为禅”，是包容了佛经文句、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师偈颂、诗僧艺文等等形式各异、门风不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但其中贯穿着共同的精神，即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承认甚至肯定。这与“以文字为诗”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宋代以文献典籍的印行为基础的封建文化全面繁荣的结果，都是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曲折反映。“文字禅”中的确有神秘荒诞的一面，但有些表面荒诞的言句，其实包含着对语言本质的深刻理解。因而，通过对“文字”的解读破译，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禅宗的智慧和哲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禅”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儒学化和文学化的必然归宿，对于宗教学、哲学、文献学、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宋代禅僧和居士们对“文字”的肯定和理解，中国禅宗研究将不可避免地留下巨大的空白，因为现存的禅宗典籍，十之八九都是宋代“文字禅”兴起之后的产物。
狭义的“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晶，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禅的生命哲学与诗的艺术语言联手，既促进哲学的诗化，也推动诗的哲学化。诗化的文字是宋人存在的家园。宋诗的研炼句法与反向内心相一致，宋禅的参究话头和妙悟自性相一致，说明宋人已将现实内容、外在实践抽象为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文字具有了形而上的准宗教的意义。禅宗和诗家共同津津乐道的“句中有眼”，正是这种语言观的集中体现。明白这一点，不仅可重新评估“文字禅”的价值，而且有利于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宋诗的精神。
由于“文字禅”与宋诗学的关系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有必要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结合。
首先，“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表明了宋人对语言本质的更深刻的认识，魏晋以来的“言意之辨”在宋人那里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佛教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使得宋代禅宗对言意关系有更辩证的看法。在宋人眼中，指与月、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语言与存在，往往有同一性。语言文字并不仅仅是运载思想的工具，而其本身就可成为参禅的对象，“一切语言文字皆解脱相”，宗杲倡导的“看话禅”，正基于这种观念。同样，诗歌的句法格律也不是外在于内容的东西，而正是诗歌的格致韵味之所在。因此，必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禅的文字化和诗的形式化现象。
其次，“文字禅”和“以文字为诗”不是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禅宗和诗歌的发展史中分别逐渐形成的两种倾向。尽管在晚唐五代就已出现宗门机锋和苦吟诗派这些有文字化嫌疑的苗头，但直到北宋中叶后，文字化才发展为大规模的席卷禅宗各派（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和诗歌各派（荆公体、元祐体、江西体）的普遍现象。事实上，“文字禅”和宋诗与晚唐五代的机锋和苦吟已有本质的不同，这还不仅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纵向发展的结果，而更主要是宋代文化横向影响的产物。在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之后，宋王朝开始着手文化的重建，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几朝的积累，北宋中叶文化出现全面繁荣，复古思想盛行，学术空气浓厚，禅宗文献作为一种人文资源、古典精神传统，像儒家经典一样得到人们的重视。“文字禅”的出现正是禅宗顺应文化重建任务的表征，而“以文字为诗”则正是时代学术风潮在诗中的折光。因此，必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字禅的勃兴与宋诗面貌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再次，文字禅的流布与宋代士大夫的热情参与分不开，也与宋代禅僧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分不开。但宋代士大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规模上与禅宗发生关系，宋代禅僧究竟具有多高的文化素养和撰述水平，必须通过具体事实来考察。还有，文字禅与宋诗学的文字因缘究竟有多密切，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就需要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检阅宋代居士和诗僧的基本队伍，以及宋代文人与禅僧交往、学佛参禅的具体情况，了解宋代语录、灯录、拈古、颂古、禅偈、僧诗的编纂情况以及佛经在宋代的疏解流行情况，查证禅家典籍与诗家文集在“文字”上相互交往的实例。
最后，对待文字禅，本书并不想站在纯粹宗教的立场上指责它，而试图从阐释学的立场对其意义重新说明。近一千年前的那些宗教纷争已成为过去，我们需要的是从历史的遗址中去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同样，唐宋诗优劣之争对我们也没有多少意义，我们需要的是描述、阐释、发现，而不仅是裁判。当然，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完全重建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做到描述的客观、阐释的合理，则应是我们学术研究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作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之说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王水照《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In Religious Affects Donovan O. Schaefer challenges the notion that religion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language and belief, proposing instead that it is primarily driven by affects. Drawing on affect theory,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Schaefer builds on the recent materialist shift in religious studies to relocate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he affective realm—an insight that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how religion is lived in conjunction with systems of power. To demonstrate religion's animality and how it works affectively, Schaefer turns to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including the documentary Jesus Camp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Islamophobia. Placing affect theory in conversation with post-Darwinian evolutionary theory, Schaefer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nonhuman animals have the capacity to practice religion, linking human forms of religion and power through a new analysis of the chimpanzee waterfall dance as observed by Jane Goodall. In this compelling case for the use of affect theory in religious studies, Schaefer provides a new model for mapping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 politics, species, globalization, secularism, race, and ethics.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重写初唐名臣狄仁杰传奇
兼具中国古典文学雅韵与西方侦探小说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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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无删减译本
□高罗佩手绘插图
□创作背景全解析
□译者研究高罗佩多年，独自担纲翻译，保证文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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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成功地造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中国与世 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译文版“大唐狄公案”计划出版十五种，由研究高罗佩多年的 张凌担纲翻译并撰写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注释和译后记，但因为是市面上仅见的一人独立翻译的版本，耗时耗力，故先推出五种（《黄金案》《铁钉案》《湖滨案》《铜钟案》《迷宫案》）以飨读者。每卷配有高罗佩本人创作的插图，古韵盎然，令人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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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案》讲述公元666年，狄公调任汉源县令，路遇江湖骗子陶干并收服，破获歌伎杏花被害一案，张家新娘失踪一案，白莲教谋反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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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系列是高罗佩在世界侦探小说领域内开创的极其珍贵的一个支脉。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高罗佩的生花妙笔让古老的中国再一次充满活力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纽约时报书评》

Across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 wide range of common people forged government documents or pretended to be officials or other agents of the state. This examination of case records and law codes traces the legal meaning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of small-time swindles that were punished as grave political transgressions.

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 remarkable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took place, centered on the ascendance of philology. Its practitioners were preoccupied with the reliability of sources as evidence for restoring ancient texts and meanings and with the centrality of facts and truth to their scholarship and identity. With the power to construct the textual past, phil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shape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and its rise to prominence consequently deeply affected contemporaneous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agendas.
Ori Sela foregrounds the polymath Qian Daxin (1728–1804),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ell this story. China’s Philological Turn traces scholar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considering the texts they studied along with their reading practices and the assumptions about knowledge, facts, and truth that came with them. The book considers fundamental issues of eighteenth-century intellectual life: the tension between antiquity’s elevated status and the question of what antiquity actually was;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specially astronomy, mathematics, and calendrical stud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d debates and cultural anxieties, especially scholars’ self-characteriza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Sela brings to light manuscripts, biographies, letters, handwritten notes, epitaphs, and more to highlight the creativity and openness of his subjects. A pioneering book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a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China’s Philological Turn r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learning and its long-lasting consequences.

本书是我社推出的大型系列丛书——《亲历中国丛书》中的一种。叙述作者自1928至1931年在内蒙古和北满洲度过的三年中的一年的经历。在这一年中，作者看到了一般考察之旅看不到的东西：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在平淡无奇、灰色单调的日常生活后面，一个宗教的衰亡和一个曾经横行天下的强悍民族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