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永嘉(307～313)年间，五胡乱华，中原民众为躲避这场灾难性的战乱，以大族为核心，波浪般地涌向南方，从而拉开了流民南渡的序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间，除小规模的南迁始终络绎不绝地进行着之外，相继出现了数次流民南迁的高潮。永嘉之乱后的流民迁徙，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南渡人口占北方总人口的1／8强，而在流民最多的南徐州，侨口已过全州人口的半数。其迁徙范围则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四川、湖北、陕西、河南、江西、湖南诸省，甚至远及福建。流民迁徙时间不同，经历各异，从而造成际遇有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大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都先后走上了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治舞台。文化士族始终把持中央高位，次等士族即本文所论的边境豪族构成南朝武装力量的主干是四朝政权的共同特色。许多学者将东晋南朝政权称为侨人政权，不无道理。不过，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侨人政权不仅指南迁的王、谢等文化高门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包含了南迁的次等士族这一武力集团成为南方政权的军事支柱这一重要内容。从南北政权的对立及南方政权的频繁更替及内部斗争分析，拥有一定军事力量的次等士族比文化士族显得尤其重要。正是由于他们的竭力支持，南方政权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与北方政权对峙达两个半世纪之久；随着这些豪族的衰颓或北归，南方政权也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走向穷途末路。至于南方政权的内部斗争，也莫不与次等士族密切相关。每一个新政权都是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即使宫廷政变也不例外。从某个角度说，南朝历史实际就是以次等士族为主体的历史。至于北归的次等土族，在北方政权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次等士族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这种重要作用，对这一特殊阶层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遂成为必要，这也是理解南北政权互动性的必要条件。
最早对次等士族进行研究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以勇武善战见长的“次等士族”这一概念，对这一武力集团做出了概括性论述，指出此集团南迁后分别居于长江下游的京口与上游的襄阳这一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陈先生对次等士族与东晋、宋、齐、梁四朝政权的关系虽没有做出具体论证，但其高屋建瓴的史学眼光和境界对以后研究次等士族的学者不无深刻的启发作用，这篇论文也因此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之后，田余庆先生的《北府兵始末》一文，对居于京口的武力集团出现的时代背景、兴衰过程及其在东晋、刘宋早期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而又详尽细致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北府兵的发展脉络。唐长孺先生的《北魏的青齐土民》一文，则对徙自河北居于青齐的地方流民集团进行研究，翔实地论证了青齐豪族随南燕政权南下，以后又成为刘宋臣民，扎根青齐，及北魏献文帝时沦为平齐民，迁徙平城，并在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例得还乡”，重新在青齐得到发展的历史事实。罗新先生的《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一文，对徙自河北居于青齐的豪族集团续有探讨，论述了青齐二州沦陷后迁徙郁洲(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的青齐豪族在宋齐禅代之际所起的重要作用。田余庆、滕昭宗二先生合著的《南北对峙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则另辟新径，将彭城丛亭里刘氏这一地方豪族放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讨论了刘氏凭借其可南可北的地理条件，反复于南北之间，以求保护和发展其宗族势力的历史事实，揭示了不同于王、谢高门的另一类型士族的特殊发展历程。本书对边境豪族的研究是在上述诸学者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上述文章均有所借鉴。而书中所讨论的边境豪族也大都有自北人南、复自南人北的历史，情况与彭城丛亭里刘氏有些类似，所以本书也尽量将边境豪族放在南北对立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这里有必要对本书边境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做一解释。从历史上看，南北政权的对立多以江淮地区为缓冲地带。刘宋何承天在谈到三国对峙的情况时说：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涣，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可见，辽阔的江淮地区基本上是作为边境线而存在的。但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对立却比较特殊，南北政权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条较为固定的边境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石赵、苻秦固然可以做到胡马临江，东晋政权也曾数次收复旧都洛阳。而且南北政权在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倏忽来去，其所占领的地区也因此很难巩固，这就使得南北政权之间的边境线变得更加难以确定。由于江淮地区经常遭到军事威胁，边境豪族很难在这一地区立足并发展起来，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边境豪族此时并不存在。而且其时胡汉矛盾尖锐，即使有豪族存在，南北政权也不会允许其反复于南北之间，因此，东晋十六国对立时期的边境情况基本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东晋末年，刘裕灭南燕，亡后秦，收复青齐和关中地区，但关中旋复即失，南北政权东以三齐为界，由此往西，则以淮北、沔北地区作为缓冲地带。此时，北方已统一在北魏政权之下，而南方东晋政权则由刘宋代替。宋魏对峙时期，南北力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双方均无力向前推进。崔浩所说的刘宋不能守河南，北魏无力定江东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这为强宗豪族在这一地区扎根并发展起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本书所指的边境地区就是处于这种均衡状态下的缓冲地带，包括了刘宋泰始以前的青、冀、徐、兖、豫、雍等州。所论述的豪族强宗则是自宋魏对峙开始，在这一缓冲地带发展起来的地方家族，包括了清河崔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等北方旧族。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0)末年以后，北魏政权力量有所增强，遂采取逐渐南进的蚕食政策，将本来是缓冲地带的地区逐步纳入自己的疆域范围。献文帝皇兴(467～470)年间，北魏攻克淮北四州及淮西七郡；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北魏占领沔北五郡；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北魏又将豫州纳为已有。南方政权的防线则步步退缩，由防河退而防淮，由防淮退而防江。北魏向南推进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北方疆域的扩大和南方疆域的缩小，更深层的影响在于，随着北方政权的南进，许多居于缓冲地带的边境豪族人北，成为北方政权的臣民。即使仍旧效命南朝的豪族，由于家乡沦陷，也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不得不四处漂泊。因此，北方政权向南推进的过程，实际就是逐渐消灭南朝有生力量的过程。当隋政权南下灭陈之际，在江淮及襄阳一带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边境豪族已不复存在。这样，以边境豪族为支柱的南朝政权随着边境豪族的衰落，在难以寻找到也不可能寻找到新的支撑点的情况下，其灭亡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了。
本书自东到西选取了在南北对立时期较有代表意义的三个地区，即青冀二州、豫州、雍州。居于这些地方的边境豪族势力较为强大，他们在不同时期分别支撑过南朝不同政权。以后，这些豪族相继人北。而且崔、裴、柳等家族在北方又上升为名门大族，不像王、谢等侨姓高门那样，人北后便寂而无闻。这些边境豪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这是本书将这些豪族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本书共分六章，前五章对青齐、豫、雍等豪族武力集团做个案研究：一、三、四章分别把这三个地区的豪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论证，探讨他们在南北政权尤其在南方政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二、五章则抽取这些豪族集团中较有代表性的家族清河崔氏和河东柳氏进行个案研究，以进一步加深对边境豪族的理解。第六章作为后论，对边境豪族进行综合论述，讨论他们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所具有的独特性及其在南北方的门第，并对其在南北政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