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奥地利，反犹太人的潜流已悄悄逼近。犹太小男孩布鲁诺敏感地觉察到和睦的家庭正渐渐被压抑的气氛笼罩。布鲁诺的父亲是功成名就的作家，由于犹太身份遭到报刊舆论的恶意攻击，这使一直白视甚高的父亲性情大变，最终逃避现实，抛弃妻儿，投奔到位尊权重的男爵夫人裙下。
布鲁诺伴随坚忍的母亲尽力帮助身边的同族人，直至在犹太会堂集会时被出卖送往集中营。二十年后，布鲁诺从耶路撒冷重返奥地利故居，他期待的故友旧邻对他似有若无的回避使他深受震撼，那段特殊历史在人们心中烙下的创伤和悔恨并未随时间消逝……
全篇小说没有正面描写纳粹的迫害，而是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人性在沉重历史背景下的种种表现：坚忍、背叛和逃避；在平静舒缓的描述中，能时时触碰到作家内心炽热而深沉的爱憎。

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有的时候，看电影，为的是报仇；有的时候，看电影，是接受馈赠。
随书赠送电影索引小手册：“与韩松落一起看电影”，收录了为了报仇看电影1和2中提到的所有电影与电视剧，约八百部电影。
本书是畅销书《为了报仇看电影》的续集，却比前传的内容更丰富更有质地。本书分为六辑，共93篇文章：“红粉与黑水潭”、“回不到水的水”、“漾开”、“又冷，又暖，又洁净”、“黄色黑条练功服”、“桥上的爱情”。
王佳芝放跑了易先生，坐在人力车上，望着车头的风车出了神，那一刹那，我懂了；黑色大丽花案发，中年妇女跑到警局去，热情地承认自己是凶手，那一刹那，我懂了；漆黑的电影院里，众人之间，我仿佛看到剧中人突然转向我，定定地望着我，单只为我说出那一句台词。
有时候，看电影，是接受馈赠。因为懂得，所以成为一种馈赠，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隐秘的馈赠。或许它同时赠给许多人，但那一刻，那馈赠仿佛只属于我。
我把我收到的馈赠晒在这里，分为六辑。
所谓馈赠，也不过是若干玻璃球、几对蝴蝶翅，我把它深藏在我的花园里，邀你同来翻检，共享喜悦。花园，在僻静小路尽头，钥匙，在你我汗湿的手中，走过去，打开。暮色里，雀鸟惊飞，红果坠地。
电影，你我的秘密花园。

★二战结束前夜，一个日本外交官的生死挣扎。
★为您一刀刀剖析日本人看待二战的真实心态：矛盾、冲突、纠结与反思。
★读松本，懂日本。
★卖扫帚的日本悬疑小说宗师松本清张，出身底层，小学学历，二战老兵，40岁以前一直以沿街叫卖为生；正因为如此，他洞察到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秘密。
★松本的小说以情节紧张、高潮迭起、结局意外而闻名，但真正让他成为一代巨匠的，则是他的小说对日本社会入木三分的剖析与批判；笔下的每一个悬疑故事，都像是在撕开日本社会层层包裹的和服，让您窥见真实日本的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
1945年春，二战末期，败局已定的日本军政府制定了疯狂的“一亿玉碎本土决战计划”，准备牺牲一亿国民来保卫天皇，将同盟国拖入两败俱伤的混局；在整个日本为此陷入狂乱之际，一等外交官野上显一郎被悄悄推上了决定历史走向的转折点。
爱国家还是爱和平？爱天皇还是爱人民？野上显一郎用自己的死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一举扭转战局。
多年以后，日本朝野关于二战的斗争并未停息，甚至愈演愈烈，神秘的袭击与杀人事件接连发生，人们仍在为早已过去的战争流血、丧命；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记者添田彰一发现了历史真相的踪迹，好奇心与正义感促使他冒着生命危险不断挖掘，随着一个个小人物、大人物戏剧性地浮出水面，日本国民性中的险恶与善良、卑鄙与崇高、武士精神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在他面前缓缓展开……
翻开本书，让日本悬疑宗师松本清张，用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精彩故事，带您进入日本民族的灵魂深处，真正了解日本人看待二战的矛盾、冲突、纠结与反思。

E•B•怀特的《人各有异》，是他在缅因州农场五年时间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总结。一九三八年冬，怀特正当在《纽约客》事业顺遂之际，突然转身（不够华丽，但很坚决），跑到缅因州去当农民，由春到夏，由秋入冬，亲手操持了一个农场。这里的原因，或许与梭罗有很大关系，我们从怀特的文字中，也时时可以看到二人一前一后的关联。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怀特与梭罗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警惕以国家、政府、集体等等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侵犯。甚至《纽约客》要求编者始终以“我们”的面目发声，也让他感觉不自在。正是在缅因的乡下，“他找到了他的主题（就是他自己），还有和缓但真诚的语调。”他将“我们”如何，改换为“我”如何，成就了知识分子作为个人的独立存在。
我们因此得见这一本书，是一本慢书，不妨慢慢去读。书中没有微言大义，但凡讲到社会，仍然还是常识。他写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心境。他要建立的，是一种简朴的，审美的生活，虽然这种简朴的生活有时也需要惨淡经营，忙个焦头烂额。
《人各有异》是E•B•怀特最著名的随笔集，自一九四二年初版以来从未绝版。

四个发生在“平行世界的英国”的有趣谜题。在这个世界里，约翰•列侬没有被暗杀，柯南•道尔爵士写出了第五部福尔摩斯长篇故事……另外，还有一身朋克族打扮、热爱摇滚乐的刑警。
打扮新潮、作风诡异的朋克刑警基德和他的助手苹可这次要面对的难题是：五十年没出过家门一步的女演员被毒死在家中；动物园园长和一只河马一起死在办公室里；两只“扭曲猫”之死和知名艺术商“扭曲男”之死不知有何关系；以及发生在海边的雷鬼乐手连续死亡事件背后有何隐情。
更诡异的是，这四起凶杀案都分别贯穿着一首“鹅妈妈童谣”……

《窗边的男孩》讲述12岁的男孩山姆因患有脑性麻痹症而注定一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他热爱篮球，却只能在窗边遥望篮球场上健康少年的身影。好在他的保姆珀金斯经常为他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使他不断从丘吉尔的经历中获得鼓励和力量。
在多方努力下，山姆得以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他克服了很多困难，获得同学们的认可，被邀请成为球队的教练。最终，山姆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并成为一名成功的体育专栏作家。

为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为什么你至今都没有获得你梦想的成功？我曾拿这个问题问我的一些朋友。我的朋友有的茫然，有的思索一会儿，迟疑地说出几点理由。显然他们在这之前都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然后，我给他们讲了本书中的一些故事。他们的反应不出我的所料：有的表情凝重，陷入了沉思；有的情绪激动，眼含热泪…… 为什么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你为什么还不是赢家？或许，对这个问题，第一重要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提问本身。 不做有才华的穷人，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没有你的位置。

《力量》内容简介：《秘密》让全世界数千万人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生命，而《力量》则集结了自《秘密》上市之后，作者朗达‧拜恩所领悟到的全部精华。想要马上改变生命，改变人际关系、财务状况、健康、工作和快乐指数，你需要的就是这股“力量”。《力量》中说了许多人运用“力量”心想事成的故事，并提供拥有梦想人生的详细指引，把你自然且喜悦地掌控自身命运所需的一切讯息都整合在一起。你需要知道的每件事，都已经包含《力量》这本书里。作者朗达•拜恩从一个债务缠身、公司频临倒闭的人，通过运用书中的这股“力量”，最终变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过上了幸福喜乐的生活。你也可以驾驭这股“力量”，改变自己的人生，获得想要的一切。
点击链接进入 ：
魔力
秘密(随书赠送“心想事成”精美插图卡片)
海报：

老县城被称为“西安的香格里拉”，地处中国龙脉——秦岭的腹地，镶嵌在群山之中，享有“秦岭翡翠”的美誉。
傥骆道 老百姓向我说起华阳的阴阳石，说那是很值得一看的景观，男根在余家院下面，女阴在黄泥梁上面，两物遥遥相对，很是神奇。逢到交媾时，周围便雾气沉沉，淫声阵阵。后来有人嫌不雅，将那男根砍了，于是“石□流血三月，石□叹息半年”。现在华阳人将男根修补起来，高大而勃发，比原先雄伟壮观，……
老县城 在傥骆道上，北来周至，南去汉中，老县城居中间，是人员往复的必经之处。可以这么说，这座城自建成以来，便和这里的山水人群血肉相连，人们世世代代的情感、思想、希望和悲伤，都在这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铭记在每块城砖里。
土匪们 青木川过去有个大土匪叫魏辅唐，在外头坏极了，在乡里却是尽干好事，建小学，建中学，修桥铺路，是个善人。这个魏辅唐非常向往山外的文明，在山外买了汽车，拆成零件，让背工背到深山再组装起来，在镇子里嘟嘟地开。那个镇子至今古色古香，保持着清末民初的风貌，土匪的压寨夫人还在老屋里住着，是个大美人……
老百姓 他们对城里来的人感到新奇，这新奇包括了我那台到了这儿就瘫痪了的电脑和我包里的巧克力。巧克力的味道是山里没有的味道，他们知道糖，知道甜，知道药，知道苦，巧克力并不完全是甜，也不完全是苦，那是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味道。
动物们 熊猫具有一种魔力，它吸引着你，让你喜欢它，爱它，惦记它，可怜它，它能打动所有看见过它的人，这是一个尤物。阴阳是道教哲学的轴心，黑与白的反差是事物的两个极端，是平衡，是统一，这些特点我们在熊猫的外表都可以看到。
树木们 人说“秦岭无闲草”，却是如此。山道上，他顺便摘下的两棵草，回来后扔到食堂炖鸡的锅里，那汤竟溢出了一种我从未嗅过的奇香。喝上一口，浑身通泰，永不能忘怀。我问党高第扔进去的是什么草，他说是“细辛”，可以开窍通滞，散风止痛，放于炖肉中能芳香去腻，除膻祛腥。

在《面包大王》中，彼得和大家分享了最近的成果，这是他从很多法国著名面包店所吸取的精华，是他在烹饪学府的厨房中和学生们在一起研究时迸发的火花。透过彼得的肩膀，我们看到了包括莱昂内尔?普瓦拉纳以及菲利普?戈瑟兰在内的巴黎最为著名的烘焙师，他们都曾经是彼得的老师，菲利普?戈瑟兰的《老式面包》掀起了法棍烘焙的艺术革命。彼得随后又在厨房和学生们肩并肩，教授了经典的面包烘焙十二步，他的讲解清晰，还附有100多张逐步分解的照片。在动手制作书中50个全新的经典面包的超级配方以后，你会在知识上获得全新的收获，这些经典的面包包括纯朴的夏巴达（一种带脆皮的意大利面包）、亲切的法式乡村面包、传统的纽约面包圈，还有本书的圣杯——彼得版知名的老式面包。彼得一直在不断地提炼科学，吸取先进的技术，了解食品的历史，将它们溶为一种大家都可以获得的资源，使它如同你烘焙的面包那样，饱满而富有层次。本书采用了最原始的食品描述方式，展现出了最大的魅力，用全部的热情教授充满热情的人——你的回报就是那些在阳光下最美味的面包。

心之形
《怒河春醒》序
韩松落
从新疆回到内地两年后，陆天明的小说《桑拿高地的太阳》刊登在了一本文学杂志上，母亲读过这部小说后，向许多人推荐，从新疆回来的，没去过新疆的，喜欢读小说的，不喜欢读的。或许，她是急切地想让周围人知道她的感受，从新疆那座有白杨树和花园的小院，落到这个荒山下的小镇后的感受。
在许多人手里传阅过后，那本杂志到了我手里。我十二岁，但我怀疑我读懂了。前半段，知青在新疆的生活，后半段，他们回到上海后，油然而生的失落。更磨人的，是经历过那种天高地阔、折根柴棍当筷子的生活后，重新回到人际半径很小的上海，在种种琐碎计较中陡生的怅然，那是一种被逐出乐园的怅然。
二十四年之后，把1995年到2009年写作的散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本来像碎片一样的文章，一旦放在一起，也显出这么一种怅然，从丰盈走向溃败后的怅然。这些碎片，分散的时候，像不那么明显的病症，拼接在一起，却隐隐呈现出一个始终如一的精神形象，甚至可以提供给精神科医生，作为家庭创伤、童年阴影的案例进行分析。
但是……“但这都不是我的心的形状……”斯汀在《心之形》里唱。
二十四年里，我常常会想起农场的春天。石蒜兰、蒲公英、火绒草一起开花，云低低地垂在空中，像是银子的制品，走在旷野里，隐隐听见什么地方有轰轰的声音，水声，或者雷声。还有秋天，一种红紫的矮草覆盖满山坡，根须苍劲结实，叶子蜷曲着，开着小花，或者小小的穗子。许多许多，几千几万几亿棵，充满柔情地覆盖在柔缓的山坡上。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想起它们的形状，从叶脊到叶子边缘的颜色变化，叶子的纹路在手里的感觉，还有那种被红紫的细草覆盖的山峦在落日里的那种苍茫和神秘。但一种“我怎么可能经历过这一切”的怀疑瞬间到来。这些景象，或许经过了我的篡改、修饰，或许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时间，让过去成为异域。一个没有可能经历过的异域。
所以我一直用小说化的方式来写散文，固然是我的小说力比多没个地方发散，也是因为这种隔膜，这种对异域的隔膜。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存在过，就只有把它变得陌生，把自己变成被叙述的人，以说明我的不确定，以确保我的诚实。
但这还不是我的心的形状。
甚至后来的经历也不是。
2005年、2006年（后来是2007年、2008年），我彻夜没睡，但早上还是醒来了，凌晨六点，天有种昨夜暗暗修补过的、稚嫩的、多汁的蓝，附近的KTV，唱了一夜的人们还在唱，带着包厢里的那种混响。心脏紧扭着，像是一股橡皮筋搅在一起。
但这还不是我的心的形状。
甚至这些文字也不是。2000年开始，它们陆续发表在《散文》、《人民文学》、《天涯》、《大家》、《母语》以及《文学界》、《江南》，还有颜峻主编的《书》上。它们有别于我写的那些娱乐、电影、音乐类的文章，它们是我的黑桃，我的红心，我的方块，我的梅花，但还不是我的心的形状。
有的时候，写得越多，隐藏得也越多。即便是自以为最诚实或者最无耻的袒露，也还是一种隐藏。袒露是最大的隐藏。
“这只是几个音符，几笔颜色。一个#F，bB，一道稍纵即逝的金黄色。或者，是那已经脱离了地球，向着黑暗的宇宙折射而去的光柱里，翻滚的形象中，扑朔迷离的一个。”
但还不是我的心的形状。
要特别感谢与这本书有关的朋友和老师们，颜峻和乔颖，《散文》杂志的刘雁老师，李敬泽老师，还有老友张海龙，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能够落实到纸上，是因为他们。而它最终能成为一本书，要特别感谢三联的黄韬先生和彭毅文，他们接受了这部在写作取向上多少有点古怪的稿子，毅文无数个短信和电话的催促和讨论，则让它渐渐面目清晰起来。最后要感谢的，是阿涩（多西）——他用一周时间，专门为这本书画了一幅画作为封面，还有沈遇（江湖），他先后设计了二十个封面供我们选择，那棵泡桐树、白色的花串、树下的少年，玫红色的书名，非常妖娆阴郁，显然，他们比我更懂得属于我的颜色和形状是什么。
2011 年4月11日

奇风镇是一座宁静的南方小镇。十二岁的科里最亲的兄弟是一只叫“叛徒”的小狗。而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是一辆叫“火箭”的脚踏车。每到夏季开始的那一天，他总是骑着“火箭”，载着“叛徒”，带着那群朋友，飞到最高的天际。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天还没亮，科里陪爸爸挨家挨户送牛奶，忽然看见一辆汽车冲进湖里。爸爸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救人，没想到，当他奋力游到车旁，眼前竟是一幕令他魂飞魄散的景象：那个人已经死了，双手被铐在方向盘上，体无完肤，显然遭受过酷刑，脖子上还缠着一条铁丝。无法解释的谜团随着车子渐渐往下沉，仿佛被深不可测的黝黑湖水吞没。那天以后，科里和爸爸开始尝试追查真相。精心设计的谋杀出现漏洞，凶手被迫要收拾残局。
而湖底的一幕如恶灵般纠缠著单纯善良的爸爸，他精神濒临崩溃。科里必须找出真相，才能唤回他挚爱的爸爸。
一根绿色的羽毛，带著科里一路追查凶手，探索神秘的奇风世界，探索生命的真相，探索人性中交织的善良与邪恶，探索生与死的意义……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译 后 记
“弱者的武器”:研究农民政治的底层视角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并且不同意将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农民反抗与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介绍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本书的翻译历经一年半而成。前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由郑广怀翻译,第五章后半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附录由张敏翻译,何江穗校对复译了第四、五章;郭于华、郇建立分别校对第六至八章和第一至五章,后又分别通校全书;索引由郇建立翻译。本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课程中列为必读书目,两位主要译者由研究兴趣所致也都曾反复阅读,但由于译者是第一次翻译学术著作,经验和翻译水平都尚欠缺;整个译、校过程其实也是艰难的学习过程,虽不敢言呕心沥血,却也是殚精竭虑,尽管如此,错误疏漏仍在所难免。加之斯科特教授这部著作堪称博大、精彩而深刻,以人类学细致入微的田野实证材料与关于支配与反抗的宏大理论紧密结合,论述方式铺陈细密,纵横捭阖,我们的阅读和理解也自然有不逮之处。所有缺撼不足,还望读者多予指正为盼。
在翻译过程中,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李利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史云桐帮助译校了部分内容。特别需提及的是本译丛主编刘东先生从选定书目、联系作者到译、校的各种细节问题都给予了不厌其烦的帮助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郭于华
2006年5月于北京

《笨蛋联盟》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小说主要刻画了一位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黑人--赖利，他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都与常人不一样，被称之为疯子中的极品，傻瓜中的天才。但是，他并非真正的傻子，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人，他要领导黑人工人闹革命，要组织一群"乌合之众"政党，虽然这些行为在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可笑至极。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依然和他那群被称之为傻瓜的黑人朋友们在白人的笑声中进行着他们所谓的革命事业， 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观察体验，以及对变革的真诚信仰。整部小说语言幽默、诙谐，主人公的可爱的形象和对社会变革的精神在美国家喻户晓，深得美国读者喜爱。

全球畅销千万册 感动全欧洲的经典故事
西语版《夏洛的网》 爱猫童心人士必读
时尚插画师布兔温馨配画 随书附赠可爱书签
海鸥妈妈因为人类破坏海洋的行为而死，临终前她将刚产下的蛋托付给港口的黑猫索尔巴斯，小猫答应了她的三个要求：不吃海鸥蛋、照顾小海鸥、教会小海鸥飞翔。
在港口，一只猫的事情就是所有港口猫的事情。因此，索尔巴斯和他的猫朋友们“秘书”、“上校”、“万事通”和“逆风而上”共同承担起了照顾和教育小海鸥“幸运儿”的责任，他们与无赖猫搏斗、与老鼠谈判、与猴子争理、与人类斗智。为了教会小海鸥飞翔，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翻遍了百科全书，甚至不惜破戒与人类开口交谈。最后，在一位诗人的帮助下，在一个风雨之夜，小海鸥终于敞开心灵，飞向了天空。

《无命运的人生》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代表作，是他根据自己在集中营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1944年春，布达佩斯的十四岁少年克韦什·哲尔吉在上班途中被抓到集中营。从奥斯威辛到布痕瓦尔德，再到蔡茨，老实、乐观的哲尔吉和大多数犯人一样自然地适应着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直到后来身体严重衰竭，丧失求生的意志。
小说采用的同步叙述方式隔绝了后来的认识水平。在主人公天真、平静的讲述中很少有对当时情景的解释、评判。在他的眼里，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都很自然，尽管环境恶劣，但也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正是这一类题材通常所需要的道德愤慨和形而上之抗议的缺席，反而使作品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感。

这本以《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命名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安妮・普鲁创作的11篇作品。所有故事均以怀俄名州为背景，讲述了在蛮荒严酷、狂暴无常的自然环境中，农场人生活的艰辛、凶险、孤寂与奋争。作者用锐利的笔法剖开牛仔粗野狂放的生活方式背后的生活激情与渴望，用诗一般的语言在残酷、粗砺的题材中表现出美和希望。
目录
感谢
半剥皮的阉牛
脚下泥巴
工作史
血红棕马
身居地狱但求杯水
荒草天涯尽头
一对马刺
孤寂海岸
怀俄明历届州长
加油站距此五十五英里
断背山

The only thing wrong with this readable, funny memoir of a magazine writer's yearlong travels across the world in search of pleasure and balance is that it seems so much like a Jennifer Aniston movie. Like Jen, Liz is a plucky blond American woman in her thirties with no children and no major money worries. As the book opens, she is going through a really bad divorce and subsequent stormy rebound love affair. Awash in tear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on the floor of the bathroom, she begins to pray for guidance, “you know —— like, to God.” God answers. He tells her to go back to bed. I started seeing the Star headlines： “Jen's New Faith！”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the Ashram！” “Jen's Brazilian Sugar Daddy —— Exclusive Photos！” Please understand that Gilbert, whose earlier nonfiction book, The Last American Man, portrayed a contemporary frontiersman, is serious about her quest. But because she never leaves her self-deprecating humor at home, her journey out of depression and toward belief lacks a certain gravitas. The book is composed of 108 short chapters (based on the beads in a traditional Indian japa mala prayer necklace) that often come across as scenes in a movie. And however sad she feels or however deeply she experiences something, she can't seem to avoid dressing up her feelings in prose that can get too cute and too trite. On the other hand, she convinced me that she acquired more wisdom than most young American seekers —— and did it without peyote buttons or other classic hippie medicines. When Gilbert determines that she requires a year of healing, her first stop is Italy, because she feels she needs to immerse herself in a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t worships pleasure and beauty. This sets the stage for a “Jen's Romp in Rome,” where she studies Italian and, with newfound friends, searches for the best pizza in the world......

霍默和兰利是一对兄弟，父母双亡。两人住在纽约第五大道高尚地段的一套豪宅中。
弟弟霍默十多岁起双眼逐渐失明；哥哥兰利则在一战中为神经毒气所伤，回家后举止、思想异于常人。兰利怀有远大理想：总结人类生活所有经验，办一张可以永远阅读、准确叙述任何一天生活的终极报纸。为此他收集各种报纸，并进而扩展至各种物件：汽车，打字机，防毒面具，电视机，蜡烛……
佣人们或走，或死。在繁华喧嚣的曼哈顿心脏地带，霍默和兰利成了自闭于世界的隐士。然而，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依然通过出入这个封闭空间的各色人等，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二战中来此避难又被抓走的日裔美国人，敲诈勒索的警察，被仇敌追杀的黑帮老大，男女嬉皮士，还有藏在兄弟内心深处的那个女孩。
故事的结尾令人心碎：“杰奎琳，我有多少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好像听到过一声巨响，整栋房子都震了震。兰利在哪儿？我哥哥在哪儿？”

纯情少女久坂优希，坚信如果登上灵峰之顶便能“被神清洗罪孽拯救自我”。她和另外两个少年在登顶之后下山途中，好像被附体似的杀害了优希的父亲。三人把这个杀人事件密藏心中，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17年以后他们在命运之手的安排下重逢。后来优希的弟弟追究优希闭口不谈的“过去”，以及警方对优希身边发生的杀人事件的侦察，打破了优希平静的生活。然而，这只不过是最后的审判的序曲而已。
优希当了护士，那两个少年一个当了律师，一个当了刑警。围绕着优希的悲惨事件接踵而至。先是家中失火，灰烬里发现了优希的母亲。优希怀疑是弟弟放的火，惊恐万状；弟弟从词失踪。作为优希的精神支柱的长濑一郎和有泽梁平，对优希的感情纠葛也是扯不断，理还乱，互相猜疑，复杂纷纭。17年前的事件，被浓雾包裹着的深藏于灵峰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