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

丧葬仪式或被当作是人生结束之际的告别典礼，丧服和丧葬礼制体现人际关系和某些人生观的根本理念，可以认为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之一，此项研究的意义早已超过了其本身，而与国家政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在前人研究和已复原唐朝《丧葬令》基础上，对丧葬礼制本身展开探讨。考虑到唐朝社会以皇帝和官僚为中心的特点，全书以讨论皇帝和官僚丧礼为主而更多围绕中晚唐制度进行，并力求对制度的渊源和发展脉络进行追踪。上编为皇帝（附后、太子）葬礼制度或言《国恤》的沿革以及丧葬礼的举办，分为上、下两个单元；下编一是丧葬礼令关系、与官员丧葬法式的探讨，二是官员葬礼和相关待遇的专题研究，分为上、中、下三个单元，内容所及主要是与《天圣令》和唐令有关的一些发现。

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共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其余两卷在1918年出版，马士(1855-1933)是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他到中国后长期在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服务，作为赫德的亲信，参预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他写的这部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的最主要的参考物。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所说，许多新的研究都只是在马士的基础之上，做了局部的补充。当然如上所述，作者虽然也企图给读者以不偏不倚的印象，但其立场是极其鲜明的，是为殖民主义者张目的。

《唐研究(第15卷•长安学研究专号)》由美国罗杰伟先生创办的唐研究基金会资助，每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卷，论文和书评以中文为主，也将包括英文论文和书评。《唐研究(第15卷长安学研究专号)》以唐代及相关时代的研究为主，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美术、考古、语言、文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传统学术问题，其特色是论文之外，发表新史料、书评和学术信息。

1938年，高齡65歲的本因坊秀哉名人準備告別棋壇，展開與木谷實七段（29歲）的比賽。由於名人後來才發現自己罹患極為嚴重的慢性心臟病，比賽後來數次中斷，從1938年的6月26日，一直下到了12月4日；最後，「五十年不敗」的秀哉名人敗給了棋壇新星木谷實，一年多後便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七歲。
這場日本圍棋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極為重要的名人告別賽，由吳清源擔任解說，作家川端康成本人則應《東京日日新聞》之邀，以特約記者的身分，負責撰寫觀戰記，並於報上連載——寫下了長達64回、大獲成功的報導。
川端康成熱愛圍棋。不僅自己的日記中大量提及圍棋，更與眾多圍棋高手交情深厚，自己還是位厲害的業餘棋手（曾經讓6子戰勝了當時日本／世界第一的國手阪田榮男名人本因坊），而在創作高峰期，他也曾有很長一段時間以記者的身分觀看重大的圍棋賽事，留下許多的觀戰側記，為秀哉、吳清源（兩人後結為莫逆之交）、木谷實都寫過文章。
1940年1月，川端康成探望了住在麟屋旅館的秀哉名人，並同他下了兩盤將棋；不料兩天後，名人便猝死，川端則應家屬之託、拍下了名人的遺容。1942年的4到5月，川端康成為了寫《名人》以及其他作品去了京都，而最終完成《名人》是在棋賽結束後十三年：1951年動筆、1954年發表。
川端的業餘愛好與寫作事業最燦爛的交集，就是這部依秀哉名人告別賽觀戰記為基礎、改寫的紀實小說《名人》。他本人非常滿意這部作品，曾自道：
「《名人》是一本前所未見的作品，對文壇也是如此。」
它不僅是棋迷或文學愛好者必讀之佳作，更能一窺川端康成在心中是如何看待這充滿日本人文氣質的圍棋運動及其精神世界。
在所有的日本棋譜中，幾乎都會收入這名人告別賽這局，它象徵著日本圍棋的一個時代的終結——川端康成從新的對局規則、規定，一再表示過去那曾經充滿對對手、前輩的信任與尊敬的世界不再復返——而本因坊秀哉名人，這位日本傳統圍棋的最後一位棋手、本因坊末代掌門人、最後一位終身制的名人，如何以意志力與堅強的鬥志，堅持完成這前後長達6個月的一盤棋，都在川端康成的筆下展開；無論是對於秀哉名人個人的細微描寫，還是對圍棋藝術鞭辟入裡的評論，都展現了作者強烈投注的熱情。
吳清源就曾經讚美過川端康的小說風格，「像流水一樣，透露著日本文學特有的美。」「就像一枝菊花，散發淡淡、幽長的香氣」。

本书是一本采用比较眼光和全球视角的史学史著作，将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史学的发展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讨论，不仅研究西方的史学流变，也考察亚洲、中东，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发展，并提供了关于全球化时代历史书写现状的最新叙述。第二版更新了有关拉丁美洲史学、非洲史学、全球史、环境史、性别史，以及俄罗斯史学的内容。

✧炼狱并非折磨，是救赎和希望的所在
【编辑推荐】
《炼狱的诞生》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心态史领域的代表作品。
彼岸世界是各宗教与社会的一个重要境域。当信徒认为并非在死去之后便没有转圜余地，他的人生便发生了改变。作为空间和时间上的中间地带，炼狱信仰给将死者以救赎的希望，亦给生者为亡者祈祷襄助的可能和寄托。
炼狱信仰首先包含对不休和复活的信仰，还依赖于对死者进行审判，甚至二重审判的概念，也关联着对个人责任、人的自由意志的认识。“炼狱”信仰的诞生过程是西方的精神与社会史的重要一环。
【内容简介】
早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人们就模糊地相信在人死后赎偿某些罪孽的可能。但是，在天堂与地狱构成的彼岸世界二元体系中，不存在完成这些炼罪刑罚的处所。要等到12世纪末，“炼狱”这个词才出现，炼狱成为彼岸地理中的第三个处所。对彼岸的这种新的想象，与社会的改变有着怎样的关系，其意识形态功能是什么？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的《炼狱的诞生》从概念史入手，探讨“炼狱”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神学脉络，及其对天主教世界的深刻影响。
炼狱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既是空间上的中间地带，也是时间上的中间地带。炼狱信仰的兴起和漫长建构，预示和引发了信仰者想象世界中时空框架的本质性改变。这些时间和空间的精神结构是一个社会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骨架。
勒高夫在本书中自述：“我的目标是从古代犹太基督教开始追踪这第三个处所的漫长的形成过程，揭示在12世纪后半叶中世纪西欧的鼎盛期里的炼狱的诞生及其在下一个世纪中的迅速成功。最后，我将尝试解释为何炼狱与这个基督教史上的重要时期紧密相关，它如何以决定性的方式在经历了公元千年后两个半世纪的飞速发展的这个新社会中得到接受（或者说它如何在那些异端中遭到拒绝）。”

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何在？奠定于何时？
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以社会学的方法切入中国历史研究，从五百年的东周纷乱历史中，提炼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模式，试图回答：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本书堪称当代历史研究中罕见的具有大历史视野的著作，拣选的虽是春秋战国的历史，注目的却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性格和社会结构，并由此推断儒法国家产生的渊源与性质及对后世社会的影响。
作者以形塑中国历史模型的关键时期——东周至西汉前叶为研究对象，分析此一时期诸侯国之间频繁爆发的战争如何驱动国家集权化进程，此后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郡县制、科层制、强国家等特征，皆起源于这个关键时期。
在东周的尽头，一个儒法帝国冉冉升起，至今仍然笼罩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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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历史观的回归
中国为何是所谓的儒法国家而不是简单的儒学国家？
两千年的中国帝制史中，为何基本历史模式始终稳固不变？
本书堪称当代历史研究中罕见的具有大历史视野的著作
从五百年的东周纷乱历史中，提炼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模式，从起源出剖析中国帝制的政治基因。
2、开辟中国历史转型的动力机制
为何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
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究竟如何形成？
以社会学家的视角切入历史，将战争作为推动中国历史转型的基本动力。
3、建立透视东周历史的新框架
打破传统的春秋—战国二分法，首次提出将东周政治进程分解为三段：霸主期，转型期，全民战争期。
霸主时期（前770—前546年）
转型期（前546—前419年）
全民战争期（前419—前211年）

本书是一部旨在对中国历史型态作出解释的社会学著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与理论”，提出了一个历史变迁理论；第二部分“东周历史的背景”，分析了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即西周时代的政治、社会、思想与经济背景，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有所讨论；第三部分“东周时期战争驱动的历史发展”，涵盖了自春秋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的历史，重点研究那些激发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市场关系与官僚制帝国的兴起或至少是使这些历史现象得以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因素与历史动力，同时探讨了秦的统一与“儒法国家”在西汉的肇始。第四部分“儒法国家和中国历史的基本型态”，基于之前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儒法国家如何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
在本书中，赵鼎新教授对公元前11世纪至清朝灭亡的中华帝制的历史进行了一项全新的讨论。这项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些可以解释“中国如何以及为何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一统下发展出官僚制帝国”的因素。随后，本书考察了在西汉时期出现的，一种吸收了儒家和法家两种哲学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宗教、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但是儒法体制却延存了两千多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韧性体制的存在，尽管中国从北宋时期开始就经济繁荣、技术先进，但是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在考察这一政治体制的本质时，赵鼎新教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中国历史，即强调结构性力量与社会机制在塑造历史动力方面的重要性。

唐长孺先生（1911－1994）是著名历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是继陈寅恪之后公认的祭酒。唐先生生于江苏苏州吴江平望镇，祖母和母亲都是今浙江湖州南浔人，从舅乃近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刘承干，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回忆录记叙了南浔顾、朱、刘、张、庞、邢（南浔四象）、邱、梅、蒋，以及吴江殷氏、凌氏，嘉兴王氏等望族的兴衰史，涉及刘承干、张石铭、张静江、庞元济、蒋汝藻、殷兆镛、王欣夫等众多政治文化名人，并记叙了南浔与平望的园林、寺庙、学校、方言、风俗、米业、戏曲电影等，尤致意于人物、文化等随家国命运的沉浮。
唐先生1942年从上海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1944年从蓝田赴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回忆录详细记述了入湘、入蜀的一路经历、见闻，以及与诸多学者的交往，如吕思勉、钱基博、马宗霍、吴其昌、钟泰、李剑农、彭铎、蒋礼鸿、朱东润、王仲荦、黄焯，等等。另如治魏晋南朝隋唐经济，乃受李剑农的启迪，在重庆初次与王仲荦相识，钱钟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等，均在回忆录中述及。
唐先生晚年右眼失明，左眼视力经矫正亦仅0.2度，在学生的协助下完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后，开始奋笔独力撰写回忆录，虽仅至入蜀而止，但内容生动丰富，文笔简净，以史家的眼光，呈现了近代江南大族随家国命运沉浮和江南人文民俗变迁的一幅长卷，同时也是抗战时期学人辗转播迁、孜孜不懈为文化存亡继绝的社会缩影。
唐先生由于视力所限，手稿极其难识，王素先生做了细致的整理和简注，使这份珍贵文献得以粲然可读。此次出版，并将唐先生全文手稿影印，以与天下读者共参酌。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本书是一部精炼可读的当代西方史学入门读物，重点介绍了当代西方特别是20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的变化，讨论了当代史学关心的七个重要问题，即历史学中的时间、材料与考证、研究尺度与范畴、历史与书写、历史与记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作者力图在探讨历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考察历史的观念、历史学家的实践和工作方式的演变，勾勒出一幅当代西方史学的素描图。本书将帮助读者了解西方史学的新进展，尤其是当代史学革新的重要发源地——法语学界的史学革新。

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的农民，几乎就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拥有马丁·盖尔的身份、财产和妻子。当马丁·盖尔现身，一切都改变了。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娜塔莉·戴维斯在担任同名法国电影的历史顾问之后，又进一步去探求历史真相，凭借她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写下了这本新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简称史实。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时间有密切的联系，时间不停留，转瞬即过，所以历史的最大特点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因而史实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持，是为史料。研究历史必须考察史实，而考察史实必须依据史料。史料一般的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现象，而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情况，尤其是实质的部分，所以史料与史实不能划等号。史料的形式有多种，主要的是文字记载，此外有古人遗留的实物，图画雕像，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等。整理这些资料，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通过可靠的史料，对于史实作科学的考察分析，宣明其发展的规律，方为史学研究主要工作。
“史”字在我国由来已久，“历史”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所以我们用“史学史”一词，而不称“历史学史”，不仅因其简明，更因其符合我国的本义。
本书是中华历史丛书中的一册，主要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特点、分期进行了探讨，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不同时期史学的修订及主要史书的内容，对于概略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纲要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为知识分子写传记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有太多被称为事件的东西其实只发生在头脑中或书页上——但只有那些才是重点所在。艾兰与詹宁斯细致梳理了本雅明的主要作品，即便在文本尤为晦涩之处，他们的阐释也异常清晰。因此，这部传记并非简单的生平编年，更是指引我们探索本雅明思想迷宫的 可靠地图。——Peter E. Gordon，《新共和》
本书是对有关本雅明一生的所有现存资料——信件、日记、朋友的回忆——及其所有主要论著的集大成之作，填补了当前本雅明研究的空白……本书清晰地向我们表明，本雅明是如何被他身处的欧洲历史所塑造。——Adam kirsch，《纽约书评》
一部杰出的、里程碑式的本雅明传记。艾兰和詹宁斯两位作者对本雅明一生巨细靡遗的描摹，对其哲学思想敏锐、精妙的分析，使我们得以领略本雅明伟大的思想成就。——Anthony Phelan，《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有可能读到的本雅明最为全面的传记……两位作者穷尽了近乎一生的时间从事本雅明研究……他们对本雅明思想的阐述堪称典范，对其个人生活的探究令人惊叹。——Modris Eksteins，《华尔街日报》

哈布斯堡王朝，曾是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曾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西班牙帝国、奥匈帝国等。家族成员更曾是皇帝、国王、大公、公爵等。这个王朝前后绵延1000多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对千万百人具有极其重要和长远的意义，甚至到现在欧洲和世界仍受其影响。
哈布斯堡史学家彼得·贾德森，讲述了从18 世纪至“一战”，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帝国的种种努力，侧重梳理了将境内不同语言风俗的诸多民族整合为多民族共同体的不懈尝试。
这本书拒绝了碎片化的历史场景描写，而是将整个帝国和人民放在讨论的中心，深入当时的社会思想，从意识层面调查了这个辽阔的帝国中，弥合各地差异，缩短地域距离，为整个帝国带来稳定和意义的制度，这才是帝国之所以成为帝国的根源。
这个帝国用来统治其广阔的领土与众多的人民的创造性手段，以及它存在期间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都给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遗产的中欧国家留下了长久且难以磨灭的烙印。而哈布斯堡王朝带给我们的启示，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我们如何理解哈布斯堡王朝，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

《中国思想史（套装共3卷）》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