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陆羽所撰《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茶经》成书于8世纪中期，分上中下三卷共十篇。上卷《一之源》介绍茶之本源、植物性状，名字称谓，种茶方式等；《二之具》叙述采茶制茶的用具尺寸、质地与用法；《三之造》论说采制茶叶的适宜季节、时间、天气情况，以及对原料茶叶的选择、制茶的工序、成品茶叶的品鉴。卷中《四之器》记录煮茶、饮茶的二十四组、三十种器具。卷下《五之煮》介绍煮茶程式和注意事项；《六之饮》强调茶饮的历史意义和奥妙；《七之事》详列历史人物茶事，以及茶相关文献记载；《八之出》列举当时全国各地茶叶产地和品质高下；《九之略》列举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省略的制茶、饮茶用具；《十之图》主张要把《茶经》用绢素书写张挂，以便烂熟于心。《茶经校注》是著名茶文化研究专家沈冬梅教授对《茶经》进行系统校勘、考证和注释的古籍整理作品，是茶文化研究的基础文献。

《两汉纪》，系《汉纪》与《后汉纪》的合稱。后人为了便於区别此二书，如同别前汉、后汉两個朝代一样，有时又称《汉纪》为〈前汉纪》。《汉纪》，东汉人荀悦撰。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但《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可比。《后汉纪》，东晋人袁宏撰。《后汉纪》的撰写，历经十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炼狱并非折磨，是救赎和希望的所在
【编辑推荐】
《炼狱的诞生》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心态史领域的代表作品。
彼岸世界是各宗教与社会的一个重要境域。当信徒认为并非在死去之后便没有转圜余地，他的人生便发生了改变。作为空间和时间上的中间地带，炼狱信仰给将死者以救赎的希望，亦给生者为亡者祈祷襄助的可能和寄托。
炼狱信仰首先包含对不休和复活的信仰，还依赖于对死者进行审判，甚至二重审判的概念，也关联着对个人责任、人的自由意志的认识。“炼狱”信仰的诞生过程是西方的精神与社会史的重要一环。
【内容简介】
早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人们就模糊地相信在人死后赎偿某些罪孽的可能。但是，在天堂与地狱构成的彼岸世界二元体系中，不存在完成这些炼罪刑罚的处所。要等到12世纪末，“炼狱”这个词才出现，炼狱成为彼岸地理中的第三个处所。对彼岸的这种新的想象，与社会的改变有着怎样的关系，其意识形态功能是什么？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的《炼狱的诞生》从概念史入手，探讨“炼狱”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神学脉络，及其对天主教世界的深刻影响。
炼狱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既是空间上的中间地带，也是时间上的中间地带。炼狱信仰的兴起和漫长建构，预示和引发了信仰者想象世界中时空框架的本质性改变。这些时间和空间的精神结构是一个社会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骨架。
勒高夫在本书中自述：“我的目标是从古代犹太基督教开始追踪这第三个处所的漫长的形成过程，揭示在12世纪后半叶中世纪西欧的鼎盛期里的炼狱的诞生及其在下一个世纪中的迅速成功。最后，我将尝试解释为何炼狱与这个基督教史上的重要时期紧密相关，它如何以决定性的方式在经历了公元千年后两个半世纪的飞速发展的这个新社会中得到接受（或者说它如何在那些异端中遭到拒绝）。”

《急就篇》是汉代产生的一部小学著作，传为西汉时史游所撰。该书是为了教授蒙童识字而撰，是一部汉代的蒙学读物，内容涉及姓名、典章、器物、地理等多个方面。由于学术环境和用字习惯的改变，及至后来，其内容已渐显晦涩，不易理解，唐代颜师古曾为之作注，宋代王应麟又对颜注做了订补，由此，《急就篇》的学术研究价值彰显出来，成为一部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典籍。此次推出的《急就篇校理》，将颜注、王注全部吸收，利用多种传世本和出土材料，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注释成果，内容丰富，体例严谨，对研读《急就篇》极有助益。

谶”精神的预言，“纬”为依附孔子和儒家经典的学说，谶纬是汉代神化孔子及经学而产生的。本书则探讨谶纬的起源和形成，研究其发展兴替、流变、内容及影响

秦都咸阳，汉都长安，是我国古代的名都。三辅黄图专记秦、汉都城的建设，而以汉都长安为主。所载长安城及其周围的布局、宫殿、馆阁、苑囿、池沼、台榭、府库、仓库、桥梁、文化设施、礼制建设等，条分缕析，最为详备。它是研究古代都城，特别是研究汉都长安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三辅黄图，又名西京黄图，简称黄图，不著作者姓名。初本成书的时间，孙星衍序断为“汉末人撰”；苗昌言题词定为“汉、魏间人所作”；晁公武郡齐读书志定为“梁、陈间人作”；陈直认为“原书应成于东汉末曹魏初斯”。各说虽有不同，但都以如淳、晋灼、刘昭注书已引内图为据。这个根据当然是很难确凿的，三位注家既已引此书作注，足证在他们的时代此书已问世了。

刘炫《孝经述议》国内早已失传，仅保存在日本古代经学世家清原氏留下的一批资料中，残卷目前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学者林秀一自1935年开始调查研究，广搜博采，辑录各种典籍中的轶文，于1953年出版《孝经述议复原研究》。全书分为四个部分：1.影印卷一、卷四残卷。2.辑录轶文。3.校勘记。4.说明论述。林氏此书基本还原了《孝经述议》的本来面貌，是关于《孝经述议》最早、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该书在日本出版时只印了三百部，虽然迄今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国内对该资料的利用和研究还非常少。因此，影印出版林氏这一重要成果对推动国内《孝经》研究以及经学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本书后附有《古文孝经孔传》的完整整理本。

本书为2014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文字编》的修订版。在全面收集已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贰）、（叁）的图版基础上，由清华大学贾连翔副教授使用“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出土简帛字形图像的提取方法”（国家专利申请号：201210414370.0）进行编辑处理，相较于扫描粘贴的编纂方式，大大改进了字形图片质量。
本文字编按《说文》部首次第排列，凡隶定字形与《说文》字头部位稍有差异的字，在《说文》该字上标注方括号[ ]。为提高读者研究和使用的便利性，本文字编表上端附有《说文》部首字头序号，更附有拼音、笔画索引，方便检索。
本次修订，完善了前一版的细节，并根据近年来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修正了部分字形的隶定，使本书更符合当前读者使用的需求。

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职业外交人员，马丁在书中运用大量外交档案和权威文献资料，论述了英美两国对新中国的不同反应与态度，涉及华德事件、外交理念、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及英美的反应、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史实，还原了英美外交机构的复杂的决策与协调过程，可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外界的反应，以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适过程。
利用大量的原始的一手档案资料，还原英美复杂的外交决策与协调过程，再现六十多年前的外交风云。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中国外交也有重要价值。
一部结构紧凑、思路清晰，而又容易引发争论的著作。该著作完全建立在对英美一手档案和二手文献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它对美国和英国面对1948~1951年发生在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美国历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前言
對古代典籍注釋的研究是古代經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也是古典文獻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漢書》顏師古注在《漢書》的流傳和研究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在繼承前代典籍注釋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顏注取得了嶄新的成就，其注釋體例規範，內容詳贍，考辨精審，對後世史注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顏注在史注範例的形成過程中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它集前代史注成就之大成，後世史注正是以顏注為典範發展和完善的。同時，作為初唐史注的代表，顏注也同樣是唐代典籍注釋發展高峰中的傑出之作，在史學史和典籍注釋發展史上都占據著重要地位。
本書首先探討顏注產生的學術背景。從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在顏注誕生之前，魏晉以來史學和典籍注釋實踐的發展是最關鍵的兩條線索，這兩條脈絡匯合激蕩，在隋唐之際形成了“漢書學”的高潮，也直接催生了顏注；同時顏師古之前《漢書》的舊注和研習情況也是研究顏注的重要參考座標。從個人方面考察，顏師古的學術背景既深深銘刻著家學的烙印，同時又呈現出一種獨有的博通格局，這當然是對顏注撰作最直接、有力的支持。
對於顏注本身的研究大致可分四個部份。
第一部份，通過對顏注細緻的考察揭示顏注的內容以及具體的注釋方法，這部份既是研究顏注學術成就的基礎，又同時體現了顏注成為史注範例的方方面面。根據史注的特點，本書將顏注的內容分為異文、語言和知識三個方面分別考察。具體的注釋方法實際上與所注內容是緊密相關的，在典籍注釋的具體運用中，注釋方法的重要體現乃是注釋的術語。
第二部份考察顏注的體例，注釋體例實際上也是注釋方法的一部份，但它與具體注釋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於注釋體例對所注內容的依賴性不強，它是一種總體的注釋技巧。顏注創造性的在史注中使用敘例體，並且全面的繼承和發展了前人注釋體例方面的成就。
第三部份討論顏注對文獻的運用，為典籍作注，注釋者既需要本身具有高深的學養，又需要借助於豐富的文獻材料。顏注作為一部傑出的典籍注釋，大量引用了四部典籍，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其保存文獻的突出價值，也可以揭示出其學術的背景。
第四部份考察顏注歷史地位的確立。顏注最終在眾多《漢書》注釋中脫穎而出，成為《漢書》的權威注釋，在歷史發展中這種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原因又是如何？只有考察清楚顏注的流傳和影響，才能解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本書從唐代《漢書》注釋的流傳和消長中考察顏注地位的形成，尤其是關注到唐代科舉制度中的史學因素對顏注發展的關鍵性影響。另外，本書還向上考察了《漢書》在先唐時期的流傳，將其作為顏師古注在唐代以後發展的背景和先導。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收录了负有盛名的法国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关于中世纪的研究文章，论及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等概念，通过这些研究来审视中世纪社会的历史。作者结集展现这些文章是想对后工业时代西方的历史人类学的建构有所贡献，为中世纪历史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元素。

凌空捕捉的传说、寓言、道德故事，这本《东方故事集》在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犹如一座宏伟宫殿中的一间精巧的小礼拜堂。现实在其中变幻，梦想与神话每一次说着新的语言。故事里的欲望和激情往往出人意表，狂暴而炽热地燃烧，或许因为在这些短小叙事令人赞叹的结构中，这些情感找到了必要的完美反差，瞬间闪耀。
——马蒂厄·加莱（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东方故事集》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借用东方之壳叙事的经典短篇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欧（欧洲人古典概念中“东方世界”）的神话、历史和传说，并从中挖掘出深刻的哲理意义。
尤瑟纳尔的笔下有一种特殊的仁慈，蕴含着令人在艰难的生活中寻求希望的力量。她的语言轻逸，节奏不徐不疾，文本富有想象与诗意。
全书插图均由法国著名插画师乔治·勒穆瓦纳根据文本创作，梦幻而空灵，极具东方韵味与艺术价值。

《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许逸民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
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②。
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③。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④。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
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B82A〗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
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
《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钞》和《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又见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D037〗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那么，《文选集注》所称《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此说如能成立，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谓“《文选钞》六十九”，实乃“六十”之误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钞》与《音决》的作者非同一人，《音决》为公孙罗撰“殆无可疑”，而《钞》则当出于李善弟子之手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钞》也许要早于李善”⑦。不管怎么说，几乎近于失传的公孙罗等早期注家的《音决》和《钞》，能够藉助《文选集注》这个唯一的载体传诸今世，丰富了我们对“《选》学”初始期的认识，拓展了我们今天进行“《选》学”研究的根基，这的确是《文选集注》的一大贡献。
与《钞》和《音决》相类似，陆善经注也是依赖《文选集注》才得以流传。关于陆善经其人注《文选》事，史志鲜见记载，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谈及“明年(指唐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成”。然而《文选集注》各卷屡引陆说，故当今研究者多以为陆氏有成书⑧。陆善经注与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文选集注》去研究，但他的书到底什么样子，看来只能窥其一斑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的，而据唐人记载，李善注本身却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选集注》所采用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过极细致的比较研究，以为《文选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10。另一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则持相反的意见，以为《文选集注》“拥有最多的旧李善注”的说法欠妥，应该说“《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参差不齐，显得非常不均衡，可见其与现存版本的系统不相同，它是将原来的李善注特别增补改订而作成，可说是后出的李善注”11。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傅刚认为：“其实，《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也比较了数卷，发现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来，士子竟以《文选》为学习的主要典籍，抄写甚多，讹误自然难免。又由于各抄写者情况不同，嫌李善注烦琐者，可能有所删减；而嫌李善注简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然时代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变过了善注。”12学者们各持一说，恰好说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认的版本校勘价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及其流变历史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上面已谈了很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就是《文选集注》的编纂者及其成书时代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佐证资料，概不涉及具体撰人，而其写本出自何时何地，则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各有其说。早期的说法，无论中外均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说：“《集注》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3在我国，董康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罗振玉则谓书中“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选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倾向于唐写本的判断。以台湾学者邱〖C97D〗〖EE6B〗为例，他的研究结论是：“考《集注》既早佚于五代，而流散于东瀛，今独此一种，当是我国唐写之本也。”14他的论据是：“《集注》或于刘〖BB63〗国史馆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于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点《后汉书》古钞本(日本天历二年批点本今存)，旁注引《文选集注·甘泉赋》‘伏钩陈使当兵’注‘当主也《音决》多浪□’一条，与日本九条本古钞《文选》旁注‘当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条本旁注系引《文选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论及。则彼时《文选集注》已传于日本，据日人道长《御堂关日记》载公元1004年(长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元白集》持来是有闻书也’云，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宫。据此，则《集注》早佚于中土而传于东邦，亦可知也。复次，《集注》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虽入于日宫，而后乃散佚于僧寺，迨清末于金泽称名寺所见，仅三十二卷而已。则后来《集注》一度不甚见重，或竟弃若敝屣，故未尝见有影钞本(罗振玉东渡始抄得一种)，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页)周勋初教授辑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名径题“唐钞”，显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论点。
总之，《文选集注》虽然现在只剩了不多的残卷，但它却是当今“《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笔巨大宝藏。即使只从学术史这个小的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考察“《选》学”之滥觞，那么《文选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选》学”堂奥的一个明晰路标，只不过探索路途中布满了迷宫，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当前，“新《选》学”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亟待拓宽视野、亟待深化的紧要关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时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必将大大改善“《选》学”乃至整个唐前文学史的研究条件。因此，每当检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之际，我们都不会忘记周勋初教授、陈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奉献的诸多辛劳。
注：
①《经籍访古录》卷六《总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沉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
②董康《书舶庸谭》卷八：“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记)
③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序》说，“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语，转引自《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选导读》的《导言》里说：“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钞》六十九卷，并公孙罗撰。今日本所传《文选集注》的残本，采入《钞》和《音决》：古抄三十卷本的旁注、标记，也时时引之。向宗鲁先生认为，《钞》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志》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钞》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⑥如台湾学者邱〖C97D〗〖EE6B〗的专题论文《〈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钞》与《音决》的互异之处后，认为“上表所见《钞》与《音决》注之有无、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证两者原非一秩，盖其原本各自为卷帙，且其为注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7页)，“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决》为公孙罗无疑，则愚见以为《集注》《钞》当不可能同为公孙罗”(同上，第718页)，“此《钞》之撰作，自非扬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业于当代‘选学’大师之李善弟子辈，不能也”(同上，第721页)。
⑦详见傅刚《文选学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⑧如向宗鲁《书陆善经事》说：“《集贤注记》称‘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说，则陆氏固有成书，岂善经初受命与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旋中辍，善经卒发愤独成之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74页)傅刚教授也说：“《文选集注》不仅引陆善经说，而且注明陆善经本与诸本的异同，这说明陆善经是有一个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页)
⑨［唐］李匡FDA5《资暇集》：“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释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10�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953页。
�11�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2�同注⑦，第140页。
�13�同注10，第935页。
�14�《唐写本〈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48页。

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日本古典文学至高瑰宝
开启东瀛物哀文学时代 丰子恺先生经典绝美译本
与《平家物语》并称日本古典双壁
38幅日本国宝级彩色插图
53幅《源氏物语画帖》篇章页插图
形象展现光源氏公子红楼一梦倜傥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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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是日本不朽的“国民文学”，开启了“物哀”的时代，对后世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日本文学的灵感之源和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作品成书于大约公元1001年至1008年间。小说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以源氏家族为中心，前两部描写了光源氏与众女子种种或凄婉或美好的爱情生活，第三部以光源氏之子薰君为主人公，铺陈了复杂纷繁的男女爱情纠葛事件。全书原文近百万字，400字稿纸用了约2400张，共五十四回，涉及三代人的生活，历经四代天皇，历时七十余载，出场人物近五百位。表现出平安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北宋时期）宫廷生活的百态，为平安盛世的贵族生活留下了翔实而丰富的剪影。故事秀逸出众，心理描写巧妙入微，结构精巧细致，行文之美和美学意识之前卫均堪称“古典中的古典”，是日本文学史上最高杰作。
《源氏物语》素有日本“红楼梦”的美誉，与《红楼梦》《唐诗选》等并列为亚洲文学十大理想藏书。
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史以《源氏物语》为界，划分为“前期物语”和“后期物语”，另有唯独《源氏物语》是与之并称的“中期物语”的说法。后续的王朝物语大部分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
从体裁看，《源氏物语》类似于我国唐代的传奇或宋代的话本。全书行文典雅，颇具散文韵味，书中引用白居易的诗句90余处以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并巧妙地隐伏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之中，使该书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故而深受我国读者的欢迎。

《古今和歌集》是继《万叶集》之后的第二部和歌集，成书于公元905年，是日本第一部“敕撰（天皇敕命编选）”的和歌集，与我国的《诗经》一样，反映了当时的人文风貌。显示了和歌在艺术上的高度成熟，形成了与浑朴的“万叶风”所迥然不同的纤细、婉约、浪漫、唯美的“古今风”，奠定了后来陆续编纂付梓的多种“敕撰和歌集”的基础，《古今和歌集》序，则标志着所谓“歌道”（和歌之道）即和歌理论的形成，《古今集》与《万叶集》、《新古今集》一道，是日本文学史上公认的最重要的三部古典和歌集，对此后的日本民族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日本古典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古今和歌集》是一部巨大的文学宝库，其文之流畅与优美奠定了其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

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陈寅恪曾评此书，以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骄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紫阳之学，宜其所系统而多新解”。
这部哲学史的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其中的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等，均为前人所未发，后人所不能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故此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全著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篇，子学时代介绍了孔子、墨子、孟子、战国、老子、公孙及儒家的哲学文化，经学时代介绍了董仲舒、朱子及清代的哲学文化。

此书是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两面性的集中体现，书中的内容也是贯穿巴特菲尔德史学生涯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历史进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片迷宫，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和行动都卷入其中，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换言之，历史转变的发生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关于史家技艺和道德判断，巴特菲尔德一方面赞扬了自吉本以来的“为过去而研究过去” 的研究态度，并揭示了历史概说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批判了历史学家急于对历史人物定罪的心态。

《经方医学(第2卷)》内容包括：太阴病小结、太阴病与阳明病的寒证、小建中汤、关于手足烦热、关于梦、失精、关于里急、黄芪建中汤、当归建中汤、当归、川芎、关于活血、行血药物、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炙甘草汤、关于“脉结代”、“脉结悸”……

汉灵帝立石经于太学，《后汉书》叙述甚详，以其创始于熹平四年，故后世即以熹平石经名之。宋时第一次出土，计有《诗》、《书》、《礼》、《公羊》、《论语》五经。至民国十一年第二次出土，先出魏三字石经尚书无逸君奭，春秋僖公文公残碑。其后出土残石渐多，悉为一字之汉石经，有《易》《诗》《书》《礼》《春秋》《论语》等经。被郭沫若先生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精于金石篆刻碑帖的研究，将所收集之汉石经的拓片（或残石），依据文献记载，整理石经次序，并用石经文字考订文献，编撰成此《汉石经集存》。该书是马衡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也是我国金石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及收藏价值。
《汉石经集存(精)》搜集宋代及近代出土於洛阳 的束汉熹平石经的残石，加 以缀合，考释文字，并与汉以後传下来的经本互相校 勘：出土汉 石经残石大备於此，而且第一次依拓本刊印。一千八 百年以前最 古的官定经本，於此见其原来部目。在经学上版本学 上是极重要 的材料，而马衡先生积三十多年的精力，始克完成此 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