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诗话总龟(共2册)》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种。阮阅字宏休，自号散翁，亦号松菊道人，舒城人。元丰八年（一0八五）中进士，榜名美成。做过钱塘幕官，后来以户部郎官出为巢县知县。宣和中做郴州知州（依诗总序及郴江百咏序，始官为宣和二年，郴州志秩官表「知军」作政和七年「由朝散大夫任」），曾用七绝作郴江百咏（四库著录，实存九十二首）。因为擅长绝句，所以有阮绝句之称。南宋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以中奉大夫作袁州知州，致仕后定居宜春。明抄本「绍兴辛巳（一一六一）长至日散翁序」说「戊辰（一一四八）春余宦游闽川」，就阮阅生平、仕历观察，序文显系伪托。阮阅的著作有松菊集五卷（今佚），郴江百咏，诗总十卷（即诗话总龟之前身），巢令君阮户部词一卷（见皕宋楼藏书志），全宋词存词六首。正德本袁州志有重修郡城记无讼堂诗序及宣风道上题春波亭两首七绝。诗话总龟后集的阮户部诗，疑即阮阅，所引仅七绝一首。

李贺的诗歌虽然数量不多，却比较难读。为此，自宋迄清，李贺诗注本就有十余种之多，清人王琦的李长吉歌诗解，是这些注本中比较详明的一种，对以前的各家之说，颇能博观慎择，折衷是非。同时又加了两种附录：一种是姚文燮的昌谷集注，以为李贺与杜甫，貌异心同，李贺诗歌实在是贞元、元和时代的诗史，钩稽两唐书，以史证诗，虽不无穿凿附会，但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另一种是方扶南的李长吉的诗集批注。这部注本除清人陈本礼协律钩玄引用了几十条之外，没有见过刻本，也未见藏书家著录。评笺虽嫌简略，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可供读李贺诗者参考。

李商隐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诗以七律成就为最高，其他五言、绝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他的诗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寄托极深，秾艳绮丽，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于利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通过想象、联想和象征，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他的“比兴”取法《诗经》，“美人香草”效仿《离骚》，深厚沉浑得杜甫诗神髓，绮丽的想象、用语则直接得益于李贺。如果说李贺的诗偏于想象，则李商隐的诗重于象征。
李商隐的诗于宋初十分流行，“西昆体”仿效义山诗的用典，后成为西昆诗派，但只是机械地学到了堆砌辞藻，而不能得义山诗的神髓。
李商隐的诗固然是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林中路》为20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已被视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作品，是进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必读之作。本书汇集了作者30、40年代创作的六篇重要文章，几乎包含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所有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围绕“存在之真理”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本质的沉思，以及海德格尔独特的“存在历史”观，也即对西方形而上学以及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经典之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作者论述了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新成果、新方法、新术语与新概念（包括社会学家研究使用的术语与概念），评述了史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师们的富有开创性的观点与理论，对中外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均有重要影响。

对每个关心中古医学史的研究者而言，孙思邈都是“房间中的大象”，他的传记和著作构成了理解这个时代医学知识和医者身分的基本要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古医学史几乎就是“孙思邈的时代”。虽然孙思邈大医和隐逸的双重面孔使得他和关于他的医学史叙述总是与这个时代保持着距离。近二十年的研究中，中古医学史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既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墓志中呈现的医学家族、出土文书中保留的医学文本，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同时代的其他医者和医学著作；也是因为新方法的推动：当研究者尝试将宗教、性别、代际、地域、城市、中外文化的互动等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纳入到中国医学史的叙述的同时，这些因素也在改变着中国医学史对研究对象的身分认定。医学史中不再只有重要的医者和医书的作者，与医学相关的历史人物身分复杂起来，他/她们是医生或病人、男性或女性、长者或孩童、作者或读者，他们有不同的甚至是杂糅的宗教信仰。从表面上，孙思邈在这些“新”的历史叙事中引退，但是他的传记和著作却依然被不断征引，即使只是作为新的历史叙事的对照或者脚注。这种叙事的改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身分问题”，它既是对历史中知识身分的判断，也是医学史写作者的身分与写作对象的关系。
本书试图回到“孙思邈的时代”，观察他和同时代与医学相关的人们，并追问医学何以成为身分，这意味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史中的知识如何构成了一种身分叙事的基础；二是，有关身分的社会文化结构又如何成为一种认知表象，并在知识表述的每个层面中展开。而这个追问的过程，会遭遇医学史写作的“错位”，以及现代学术对中国古代知识理解所产生和可能产生的种种概念和范畴“错位”。本书试图在叙事的语境之中，尝试找到一种叙事的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这种努力并非试图修正所有的“错位”或者重建整体性的解释，而是试图在种种的裂隙和德性的争论之间找到一种重现身分叙事连续性的可能。于是，本书穿行于“孙思邈的时代”的身分叙事、文本运作和感官之知之间，尝试理解孙思邈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面对生命史中的变动与危机时，医学知识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应的方式当然是个体性的，但是当他们尝试以医学知识应对和理解生活中面对的种种权力和危机时（这种应对可能是凭借自身的书写、阅读方式，也可以是身体），也就是他们将自身的叙事与知识相融合或者冲突的时候，这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将对知识的历史性理解转化成为解读他们叙事的一个路径，而这意味着，一种用知识讲故事的可能性。不过，书名并不是《孙思邈的时代》，因为故事并不全都是关于他的。

本书是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的未刊讲稿系列之一，内容有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研究简史和参考书介绍、早期佛教遗迹与石窟寺遗迹的分布、云冈石窟的分期、云冈及河西地区以外的早期石窟寺、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初步探索、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初步探索、中国佛教石窟寺的尾声共七部分。

以往的敦煌医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对医学文献的整理和校注，陈明著的《敦煌的医疗与社会》旨在从断纸残片中，重构晋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的医疗史实，探讨敦煌地区的医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其与宗教、外来文化的关系，把医疗史的问题放在社会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脉络来考察，以落实历史的研究——“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了解敦煌社会如何处理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或许能解释敦煌医疗的特色与意义，增加对中古生命礼俗史和中国医学史的深度认识。

本書主要研究出土的遺策(物疏)、告地書、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冥途路引等，也調查當代民間尚存的買地券，考察文本背後的信仰、儀式和習俗。這類文書格式差異很大，但都奠定於大致相同的陰間想象，總稱為“宗教性隨葬文書”。
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主要討論宗教性隨葬文書的一般理論問題，如基本概念、相關宗教觀念、冥間神衹、文本類型、研究意義等。共分六個部分: 對宗教性隨葬文書做文化溯源，討論宗教性隨葬文書的文本類型，梳理宗教性隨葬文書的相關宗教觀念，討論宗教性隨葬文書中經常出現的神衹，申述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三個方面的意義，討論買地券的“辨偽”“辨非”問題。
下編在歷史軸線上，討論宗教性隨葬文書的發生、發展、演變及當代葬禮中的裂作使用情況，包括戰國秦漢時期的遺策(物疏)、告地書，東漢買地券、鎮墓文，魏晋時期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的演變，南北朝時期買地券、高昌衣物疏，唐五代買地券、五方镇墓真文、敕告文，宋元買地券、镇墓文，明代買地券、鎮墓文及衣物疏、冥途路引，清代、民國時期的買地券和當代買地券。

《语石》十卷，以叶昌炽原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参校其他各本详见本书整理说明。
《语石》一书，既是古代石刻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近代石刻学的开山之作。该书结构严谨，布局精巧，从内容详略到卷次篇幅都经过了作者的细致安排。杜泽逊教授在《文献学概要》一书中评价《语石》“之于石刻学犹叶 德辉《书林清话》之于古书版本学,而精谨或过之”。
作为我国石刻研究领域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时至今日，《语石》确定的研究范畴和构建的理论体系仍为石刻学者所沿用。
《语石》的撰写始于光绪庚子年(1900),次年完成初稿,其后不断进行修改,直至最终定版印行。
全书分十卷，四百八十四则，近二十万字。卷一以朝代为序，概述历代石刻；卷二以地域为别，分述各省石刻，兼及域外；卷三至卷五分论石刻的形制与类型；卷六介绍石刻的义例；卷七至卷八列述石刻的书人与书体；卷九条析碑文的范式；卷十讨论石刻的传播与鉴藏。
在本书出版之前，《语石》的点校本有三个：一是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陈公柔、张明善点校本《语石 语石异同评》；二是1995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韩锐《语石校注》；三是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其祎点校本《语石》(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以上三书俱已绝版多年。

本书由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国良撰写，分章别目，从生育礼俗、成人礼俗、结婚礼俗、庆生礼俗、丧葬礼俗、祭祀礼俗六大主题，对中国传统生命礼俗的起源、古今礼节流变及其存续意义作细致独到的介绍与分析。引经据典、论证充分，同时不忘结合现当代社会状况与人际关系，对传统生命礼俗加以评说，提出改良。语言严谨而富于亲和力，在传承中国传统礼仪习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是一本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大众性的历史文化普及读物。

《东坡志林》可以说是苏轼的“滑稽文学”。作者不但记载了许多的朝野大事，也融铸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涉笔成趣。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明代小品文的风格。

《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焉辉煌的两个王朝，汉唐历史也是中外史学工作者最为倾注心力进行研究的两个断代王朝史。但《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所说的汉唐，并不仅仅限于这两个王朝，实际意义应该是漠唐之际，也就是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历史时期。我们知道：汉唐之际，包括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华民族由大动荡走向大融合的时期，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制度，包括社会形态甚至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虽然斑驳陆离，错综复杂，问题很多，难度亦大，但越是如此，越是能激发史学工作者的探究欲。
出土文献指通过考古或其它方式从墓葬和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献，包括甲骨、钟鼎、简帛、文书、碑志等等。20世纪初所谓中国古代文献四大发现——殷墟甲骨、甘（肃）新（疆）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清官（大内）档案，前三大发现都属于出土文献。近年以来，地不爱宝，各类文献纷纷出土，数量之多，质量之佳，较之20世纪初的四大发现毫不逊色。其中不仅有很多失传已久的古籍，还有很多传世文献不曾记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材料。虽然新材料必然会带来新问题，但越是如此，越是能激发出土文献研究者的求索心。

《海日楼札丛(繁体竖排版)》分为《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两大部分，其中《海日楼札丛》共分为八卷，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主要内容是作者的读书笔记，重点放在史、地和音训之学。《札丛》的第一部分是经学，主要讲述了鼎革、纳甲主月、夏道遵命、格人、六行、调人、边见等。第二部分讲的是历史和舆地，主要讲述了太史公、余吾水、军自当、大秦国、讹言、乌丸、六朝论治近古、回纥、新李、五卫等。第三部分是哲学、宗教和医学书中关于儒学的阐释内容虽然不多，但是都非常有见地。在佛学方面作者开始考证密宗萌芽在龙树之前等，都是前人在佛学研究领域中没有触及的问题，关于禅宗的部分，更是有着非常多的创见。《札丛》的最后一部分是书法。《海日楼题跋》共分三卷：第一部分是书籍板本，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具有自己的见解，订正前人的误说，探索某些本子的本来面目。第二部分是碑帖，在这一部分中，融会各篇，可以系统地成为沈氏研究碑帖的一家之笔。第三部分是书画真迹，在这一部分中颇见作者对古典艺术的欣赏。《海日楼札丛(繁体竖排版)》充分的再现了沈曾植先生的学问的全貌以及传统学术历久弥新的美丽，是广大文化史感爱好者的理想选择。

《启颜录》是我国古代的笑话集，著录作者为[隋]侯白。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笑话四十则，整理自敦煌写本《启颜录》；下编收录笑话六十四则，分别辑录自《太平广记》和《类说》。作者以历代类书、笑话集及其他文献为参校本对辑录的笑话进行了校勘，并用现代标点符号加以标点。每则笑话下以“题记”交代辑录底本及参校本，有的说明原始出处；以“笺注”说明时代背景、人物关系，说解句义、词义及各类修辞方式，并对其中出现的中古特有语言文字现象做了比较详细的注释。书稿对于汉语史及古代文学的研究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套装上中下册)》135卷，除《诗经》、《楚辞》外，凡先秦魏晋南北朝各代的诗歌谣谚概予收录，详注出处及版本异文，每位诗作者前均列小传，是研究中国诗歌史的重要参考书。裒集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的总集,明代有冯惟讷的《诗纪》，近代有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前者失之芜杂，真伪不辨；后者虽然力纠前失，但匡谬未尽，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二书均不标注引录出处。

大唐新语，唐刘肃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刘肃为“元和中江都主簿”。而本书今本有元和丁亥公元八○七年）作者自序，结衔题“登仕郎前守江州�阳县主簿　”。全唐文卷六九五一云“肃元和中历江都县、�阳县主簿”，大约是兼此二者而言。他无可考。本书记载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起自唐初，下迄大�（公元七六六七七九年），多取材于唐代国史旧闻。模仿世说新语的体例，分“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三十个门类，十三卷，主要收有关政治和道德教化内容的史料。书后有“总论”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图：要用前事作为鉴戒。本书始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宋史艺文志列入别史类，作“唐新语。”明人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并列入小说家类。

20年前，作者曾写作出版过同题专著；20年间，关于唐前小说的研究有大量新成果问世，因此，作者以20年研究之心血重写《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修正了不少既有论点，同时更对学界未曾予以充分注意的一些作品做了深度发掘和探究；花大力气对《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等作品进行考据论证；对一些作品的产生时代重新作了认定；将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尽数纳入；确定是伪书的删掉，新发现的作品及资料补上。从原书到修订本的20年间，修订中作者就其所见尽量吸收进来，又补充修改了注释、核对引文、补充了参考引用书目。

刘餗隋唐嘉话，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着录。南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在小说家类里着录了隋唐嘉话一卷，刘餗撰。宋史艺文志也有隋唐嘉话一卷，列在刘餗的传记和小说之间。现存的顾氏文房小说本，据宋版重雕，书中贞字、构字等选缺笔，分上中下三卷。又有稽古堂丛刻本，与顾氏本基本相同，似出一源。还在历代小史本和唐人说荟等本，不分卷，条目较少。
刘餗，字鼎卿，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附见雨唐书刘字玄傅。传中说他有国朝传记，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杂传记类曾着录，三卷，丙部小说家类又着录传记三卷，应该就是国朝传记的简称。此书邵博河南邵氏见闻后录卷三十曾引及，可见北宋诗已有此名称。此外，马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曾采用了刘餗的小说，不仅在考查中引述了小说的原文，而且通鉴正文里有一些唐代史实，最早就是见于今本隋唐嘉话的。本书卷上宇文士及割肉一条和卷中苏澄处方一条，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都引刘餗传记。又如卷中傅奕破佛齿一条，类说本嘉话、传记并见，广记一九七则引作国史共纂。卷下徐陵马魏公藏拙一条，类说五四作嘉话，御览五九九引作国朝传记、类说六、绀珠集十也作传记，说郛六七则作国史共纂。类此互见重出的情况，不胜枚举，详见本书校记。
朝野佥载 六卷
作者张鷟，字文成，生卒年不详，当于武后到玄宗朝前期，以词章知名，下笔神速，今存著述除此书外，尚有《龙筋凤髓判》和《游仙窟》。 《朝野佥载》为作者耳闻目睹的社会札记，内容十分广泛，记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遗事轶闻，尤以武后朝事迹为主。书中反映了当时有关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会风尚、传闻逸事，也站在反对派的角度对武后朝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酷吏横暴、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贿货纵横，赃物狼藉"的现实世相。因属时人记时事，所载内容，多为第一手资料，所以颇有参考价值，为《太平广记》、《资治通鉴》以及后世治唐史者广为引用。但因作者纪事好追求谐噱，致使书中所载失之荒怪、琐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献价值，为后人所诟病，如洪迈《容斋续笔》卷12就曾说："《佥载》记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
此书《新唐书》、《宋史》均著录为20卷，另有《补遗》3卷。尤袤《遂初堂书目》疑《补遗》乃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推测《佥载》亡于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辑本。此书明代以后流行有1卷本和6卷本，《说郛》、《历代小史》、《古今说海》、《畿辅丛书》等本为1卷本系统；《宝颜堂秘笈》、《丛书集成》等本为6卷本系统。1979年中华书局赵守俨校点本，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又从《太平广记》、《通鉴考异》等书中辑出近百条遗文，作为"补辑"附印，较胜于旧本。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