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笑话本身就是出色的哲学。在这本结构紧凑的笑话集中，齐泽克拿出他最擅长的语言装配形式，举重若轻地将读者引入他的哲学空间：他反复玩味着那些又猥琐又好笑的段子，分析它们背后的逻辑，用笑话的荒谬去对冲某些常识结构或理性情境。通过笑话，人们将了解到这些情境的可笑，它们不再必然合理，甚至是可以抛诸脑后的东西。“笑声，在这种意义上，就是革命。”

-编辑推荐-
★知识越进步，怪异的剩余物越多，我们便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无法认识的概念和知识，也在日常生活中制造越来越多的无法享用的快感。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后现代状况。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本书视为阿甘本对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的一篇声讨檄文。
★在《品味》中，阿甘本考究了 科学与快感、真与美、享受的知识与认识的快感是如何分裂的。在这番考古学式的追踪之后，阿甘本重新发明了“品味”的概念，从而将科学与快乐的一分为二成功地衔接起来。
-内容简介-
《品味》是一本关于审美和经济的书。阿甘本说，品味问题是美学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许多经典的美学著作中，品味（英文：taste；德文：Geschmack）关于我们对美的认知，关乎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感受。不过，阿甘本对品味的关心并不是纯美学的。他认为，从古代以来，西方的主体概念就陷入一个无法修复的分裂，一边是以审美和情趣为主的审美人（homo æstheticus），另一边是功利和世俗化的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
在阿甘本看来，唯一可以破除这个魔咒的，是恢复柏拉图时代真正的品味，而不是作为一种无法认识的抽象的普世性的品味。这种品味正是爱-智慧，即哲学。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死亡关系的论述召唤阿甘本走向语言之途，探讨声音与静默之于“有死者”的意义，窥探那尘封于埃琉西斯秘仪中的远古秘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普里西安到本维尼斯特，从《俄底浦斯》的悲剧到利奥波第的田园诗，阿甘本游走于哲学、神学和诗歌之间，在否定性的深渊中追问声音与意义、语言与死亡之间的迷题。
《语言与死亡》是初版于1982年的一本阿甘本早期著作。他想破解的，是潜藏在人性的寓所之深处的秘密，那构成西方哲学本体论传统之根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关于语言、死亡和时间性的纽结是什么？那言必称逻各斯的生物，他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无根性”状态？那神圣与暴力、那政治与神学、那声音与伦理、那话语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到底处于怎样的一种交织和互文性之中？声音是什么？否定性到底寓居于何处？
阅读此书，如同一次精神上的奥德赛之旅，从古希腊悲剧到当代语言学，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从悲怆的俄狄浦斯王到利奥波第的田园诗，到处有思想的惊喜，同时也会时刻受到语言的引诱。阿甘本将以上这些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乃至语言学的文本融为一炉，带给读者丰富而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阅读体验。

作为哲学家中的翘楚，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思想史的影响无人能及。在本书中，乔纳森·巴恩斯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及个人理解，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有别于传统印象的亚里士多德。作者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还原到历史背景中，探究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研究、逻辑学发现、形而上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与诗的思想。

本书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著的一篇对话式的作品，是以对话或者演讲的形式写成的，其背景是古希腊的一群男子在一场酒宴之中的谈话，所讨论的主题是爱的本质。
本书表达了柏拉图的内心信念，即不可见的事物是永久的。本书也讲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爱，在本书中，这群男子认为最高贵的爱是男人之间的爱，他们认为男子应该去爱另一个男子，但是他们反对古希腊风俗中男子对少年的爱，这是他们讨论的前提。

本书是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第三部分。作者在讨论完卢梭、莎士比亚之后，回溯到柏拉图。柏拉图的《会饮》致力于探究爱欲。这位爱的古代哲人，他不但与莎士比亚一样忠于自然，而且还通过一个比戏剧更宽的光谱来表述爱欲，并对其意义作了一番更为贴切的理性论述。他不但把爱欲呈现为一个表明我们自身不完满的痛苦而贫乏的信号，他还把它呈现为是一个给予的、创造性的信号。他探索了“爱自己”与“爱美好事物”间的张力，“爱欲对家庭的从属”与“爱欲所暗示的自由”间的张力。在爱欲里，他看到了同时达成个体幸福与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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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现代人不屑于想象”，马拉美如是说。诗人、画家、戏剧家或工程师们都想用形式与行为的统一去取代现实与图像的古老二元性。生活本该因此而得到革新。
我们当代人不再相信革命，即使在过去，也没有重新赞美图像的崇拜：画布上的卓越闪光，摄影或平面图像的刺点。图像成为他者的感性在场：变成血肉之躯的语言或不可再现的上帝的印记。
针对上述观点，雅克•朗西埃将复合而又异质的自然与我们称之为图像的东西对立起来。图像既非纯粹的复制，又非原生的在场，而是一些独特的操作，它会重新分配可见物、可说物和可想物之间的关系。借助戈达尔的图像句子，对它进行研究，分析它叠加灰暗的电影镜头、灭绝犹太人的图像和哲学家的话语的情况，本书剖析了那些不为人知的纽带，它们连接着诗学象征和工业设计，也连接着19世纪的虚构想象以及关于集中营的见证或是当代艺术的装置。
同一个计划推动着这种交叉的过程：将图像从神学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把它归还给诗学的创新和政治的赌注。

《恋人絮语》是罗兰·巴特于1975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开设了一门讨论课。这门课以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为分析对象，和青年学子们探讨恋爱百态。浪漫的爱情故事在这本书里被罗兰·巴特拆解成各种情境：嫉妒、疯狂、困惑、焦灼、无解、绝望、相思难耐、旧病复发、轻生之念…
这门谈情说爱的讨论课，聚焦点不是文学名著本身，而是其中恋人的倾诉方式和喃喃自语。两年后，巴特将自己的情感轨迹和心路历程融入到这种分析里，发展成一种新的文体，1977年付梓成书随即风靡西方，被译成近三十种语言，并搬上舞台演出，成为一代思想家罗兰·巴特流传最广、最为人所知的著作。
本书作者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融思辨与直接演示为一体，显示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他撷取了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哲人思辨的反光镜折射下构成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以对应的文体形式揭示出恋人絮语只不过是诸般感受，几多思绪，剪不断，理还乱。而以往关于爱情、恋语的条分缕析、洋洋洒洒的“反思”却显得迂腐、浅陋，这正是结构主义要证实的。

本书以列维纳斯对传统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为视角、以“多元论”和“无端学”为其前后期不同的解构路径，对列维纳斯哲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重构。
本书即是对列维纳斯两条解构路径的展示与探讨。本书以列维纳斯对传统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为视角深入研究列维纳斯哲学。本书认为，列维纳斯哲学的主旨是要消解各种总体以拯救作为外在性或无限的他人。而由于各种总体又都是建立在“一元开端论”的基础上，所以对总体的解构最终又深化或具体化为对“一元开端论”的解构。本书认为列维纳斯对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以《总体与无限》为核心的前期思想中，列维纳斯是通过“多元论”来解构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一元开端论”及其造成的各种“总体”。其具体策略是：确立每一个存在者的独一性，认为每一个自我的内在性都是不可还原的（不可还原到任何一种总体上，无论是国家、人类、还是历史），进而把每一个自我、内在性、心灵、主体性都展现为新的起源或绝对的开端，这样便建立起真正的多元性（多重开端），从而消解一元性，最终使总体破裂。而以《别于存在或去在之外》为核心的后期哲学则代表着列维纳斯解构“一元开端论”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不再是通过解构开端的“仅有性”或“一元性”、不再是通过确立“多元性”与“多元论”来解构“一元总体”，而是通过对“开端”本身的解构、通过展示出在任何开端之前早已就有的“无端”之维，来解构“一元开端论”以及各种总体。这一“无端”之维就是伦理，就是善良，就是自我对他人的替代……所有这些，从存在论和自我学上看都是“无端的”，没有根据和理由的。它别于存在、先于自我，它处在自我的“前史”之中，来自“不可记忆的过去”。这一解构策略被列维纳斯称为“无端学”(an-archéologie)。所以，列维纳斯对传统西方哲学中“一元开端论”的解构策略就从前期的“多元论”走向后期的“无端学”。
【名人推荐】
列维纳斯的哲学文本以晦涩艰深著称，这是因其思考的形而上学和元伦理学的风格所决定的。朱刚的研究、分析和阐述能够把握其细微之精髓，并且在不失本意的情况下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做出重述与再构，深入而清晰地提供了一幅列维纳斯的思想图像。它与朱刚在商务印书馆《现象学文库》中出版的德里达研究专著《开端与未来——从现象学到解构》恰好构成姊妹篇。
此外，朱刚在该书中十分清晰地梳理出列维纳斯如何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基础上做出突破性尝试的思想途径，这个梳理对于重审现象学从德国到法国的承接与转变的思想脉络有重要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这部著作代表了汉语领域的列维纳斯研究的最新成果。
——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所长、外国哲学学科负责人倪梁康

•自古希腊以降，人们一直在找寻一种通向过去、激活记忆的方式。这正是阿甘本在《宁芙》一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对时间与影像之关系的探索。
•过去与当下，记忆与影像，影像与宁芙。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记忆技术，去穿透过去与当下之间的隔膜，去把握那个业已逝去的过去。在阿甘本看来，真正的记忆技术就是宁芙化的技术，只有与作为影像的宁芙结合，一种通向过去的可能性才能真正降临。
•阿甘本是少有的其思想和写作在多个领域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宁芙》探讨了一系列关于美学理论的广泛研究课题，包括意大利舞蹈大师多梅尼科•达•皮亚琴察的“魅像”概念，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堡著名的《谟涅摩绪涅图谱》，瓦尔特•本雅明的“辩证影像”概念，以及芝加哥著名摄影师内森•勒纳在1972年的离奇发现。对于艺术理论和艺术史领域的读者，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文献。
内容简介
在探索打开过去之门的方式上，古希腊人用一种神秘的仪式，召唤出可以为我们带来过去叙事和幻像的谟涅摩绪涅女神。然而，现代思想家们却将我们通往过去的命运交付给一个影像。德里达的得意门生伯纳德•斯蒂格勒将我们面对影像的技术，理解为影像的自动化过程。
不过，从一开始，阿甘本就将他的影像哲学附着在德勒兹的重复的基面上，他所关心的并不是纯粹回到过去的可能，他认为我们必须在影像的碎片中，恢复一个潜在的过去，而不是仅仅恪守一个空洞的客观性原则。
在此意义上，阿甘本将影像比作宁芙。宁芙是古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中的仙子，她们并不是诸神，并不能享受永生，因此在阿甘本看来，她们是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门槛上的存在。宁芙就是影像的隐喻，影像是一种介于真正鲜活的生命与死气沉沉的物之间的门槛上的存在物。阿甘本通过追溯图像学研究的谱系，提出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封存在影像之中，我们唯有在与影像（宁芙）的结合中，才能去开启通向记忆、通向过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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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神圣人”系列的前奏曲，读罢“神圣人”系列的回味品
★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陨落，生命来到暮年的意大利画家詹多梅尼科·蒂耶波洛决定画一部以喜剧角色普尔奇内拉为主角的画集，题为“献给孩童的嬉游曲”。
★该画集共展示了一百零四个场景，这些场景连串起来便是普尔奇内拉的一生，也是詹多梅尼科的一生。正是回顾着自己的一生，七十岁高龄的画家才意识到他已活过，并且想要像普尔奇内拉一样活过，不问其意义，不问其结果，不问其成败。
★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镜像呢？但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自然生命的对位解读。而这恰是阿甘本想要为我们呈现的一个进入自己生命的视角：生命的喜剧里，没有什么秘密，而只有一条出路，无时不在。
★生命形式，本然地人性的生命，事实上，是这样的生命：通过让生存的特殊工作（opere）和功能（funzioni）变得无作（inoperose），它，可以说，使这些工作和功能转向了空虚，并因此向可能性敞开。
★本书图文结合，彩色印刷，文笔是作为散文短章行家的阿甘本所一贯使用的，可读性强又不乏学理深度。
- 内容简介 -
普尔奇内拉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地方戏剧中的一个喜剧角色。18世纪意大利画家詹多梅尼科·蒂耶波洛曾以其为主角画过一部题为“献给孩童的嬉游曲”的画集。本书即是阿甘本对这些画作的研究。在本书中，阿甘本不仅从艺术史的角度进入，更从古典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了该喜剧角色的演变历程，以及这个角色在西方文化中所赋生的重要意涵。但阿甘本的落脚点却在哲学上，他将普尔奇内拉的生命历程视为人之生命形态的象征，并融入了他自己的“赤裸生命”等观念。很大程度上，此书是其“神圣人”系列研究的一次具体展演，可作为进入“神圣人”系列的前奏曲，也可作为读罢“神圣人”系列的回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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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爱欲和奇遇亲密地融为一体，这不是因为爱情把意义和合理性赋予了奇遇，而是相反，因为只有一种具备了奇遇之形式的生活才能真正地遇见爱情。
★爱情总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也只有在爱情中，希望才会浮现。这就是潘多拉神话的终极意义。希望， 最后的礼物，仍被关在魔盒里，这意味着，它并不等待它在世界中的真正实现。
★每个人都身陷于一场奇遇，每个人都因此不得不和代蒙、厄洛斯、阿南刻、厄尔庇斯打交道。它们正是奇遇——堤喀——每每向他呈现的面孔——或面具。
★由此出发，我们遭遇奇遇的五个神奇瞬间：命运、语言、影像、存在、政治。
★在这本洗练的小书里，我们既可读到本雅明式隐秘激情的回响，也可读到海德格尔式深层思索的振荡。
- 内容简介 -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一部精彩的生命哲思著作，在其中，古典学、诗学和哲学的变奏被他巧妙地织为一体。本书共分五章：魔神（Demone）、奇遇（Aventure）、爱欲（Eros）、事件（Evento）、希望（Elpis）。阿甘本从古典诗文和现代哲学中采撷材料，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五者之间的关系。尤为精彩的是，阿甘本将其还原为代蒙（魔神）、堤喀（时运之神）、厄洛斯（爱神）、阿南刻（定数之神）、厄尔庇斯（希望之神）这五位神灵，并对它们进行了生命哲学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分析。而这一研究，生动又深切地观照了生命的运动形态，特别是爱的历险。本书以阿甘本擅长的散文短章写就，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单士宏曾以学生身份与晚年的列维纳斯进行了一系列交谈。这番对话充满了温情、钦慕与期待。他们谈到列维纳斯思想里的面容与神圣性、走向相异性的超越，谈到柏格森和保罗·利科哲学中的时间概念，也谈到“历史的终结”等问题。在访谈录之外，在一组思想随笔里，作者继续思考列维纳斯思想中的面容现象学和解构与断裂的问题，重新诠释列维纳斯对犹太传统经典《塔木德》的注释。为此，单士宏亦参照萨特、利科、马尔罗的思想，也论及康德、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的著作。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于本书的对话视野之中。

《爱的多重奏》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与《世界报》记者尼古拉•特吕翁以 “爱”为主题的公开谈话录。巴迪欧批判西方流行的“爱”的观念，坚持某种理想主义，而这背后映现的也是他所主张的哲学观与关于更美好的理想社会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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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在21世纪的“思辨转向”催生了当今哲学界炙手可热的思潮——思辨实在论。这一思潮针对20世纪欧陆哲学的反实在论的哲学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格拉汉姆·哈曼——思辨实在论思潮的核心成员之一——早年怀着阐释海德格尔哲学的初衷，从《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论”出发，发展出了思辨实在论的其中一条理论进路——对象引导哲学。
★作者哈曼作序为不甚熟悉这一学说的中国读者介绍了其理论背景和历史渊源。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格拉汉姆·哈曼于2010—2013年所作的16篇博文、采访与演讲。这些文章按时间顺序编排，每篇独立成章，这些章节虽不能构成一部结构完整著作的有机部分，但其中会反复论及以下内容：
• 胡塞尔的现象学
• 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论
• 麦克卢汉的“冷媒介”与“热媒介”学说
•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在本书中，哈曼用一种亲切的笔触和诙谐的文风，介绍了当今哲学界风头正盛的思潮——思辨实在论，及其亚种——对象引导本体论，这是他从1992年便投身其中的学术志业，那时，他第一次试图开创一种对海德格尔的新的解读方式。

《梦的解析》全面地体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包含许多对文学、神话、教育等领域有启示性的观点，引导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文明。弗洛伊德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人们为什么会做梦，为什么会做奇奇怪怪的梦，梦意味着什么，梦传达着什么，梦将我们引向何方。